作为少数亲自到过扎陵湖沿岸的人，替古人申个冤：现场很难找到裸岩啊，虽然有山有丘陵，但都覆盖着厚厚的冻土草甸，裸露的岩石极为罕见。在现场最高的牛心山上，也只有很少数花岗岩和其他火成岩露头。

如图：

牛头山半山腰看鄂陵湖

冻土草甸滑蠕现象，山顶为牛头碑，看不见明显高大裸岩。

只有少量石块，会因为冻土滑蠕暴露出来。

换个角度，层层叠叠的冻土草甸，会以缓慢的速度移动，缺少高大裸岩。

向北远眺，左侧为扎陵湖。

以我在扎陵湖东岸和南岸现场考察的经验来看，这个石刻所在的岩面，已经是扎陵湖边不多见的、很突出的岩石露头了。

当然扎陵湖北岸我没去过，我只去过鄂陵湖北岸，环境是类似的。

这个小平面是一个天然形成的错断面，或者较大的节理面，没有经过人工磨平。从颜色和质地来看，比较接近基性岩浆岩，质地坚硬耐物理风化不耐化学风化——现场主要就是冰劈作用和热胀冷缩这样的物理风化。

考古报告里定为玄武岩，简单查阅当地的地质资料里也确实有不少玄武岩，姑且认为考古队没认错。

所以从岩石露头的状态来看，没有什么疑点。

还有答案质疑风化侵蚀的状态，其实两千多年的时间对于“风化”这种地质事件来说，没有明显变化才是常态。

首先影响风化侵蚀的第一因素，是岩石成分和质地。花岗岩比石灰岩更耐侵蚀，变质石英岩比陆相长石砂岩更耐风化。不要随便拿个石碑就来说事，你起码要考察一下岩性吧？

这次石刻是玄武岩，一种坚硬的基性岩浆岩，对抗风化侵蚀的能力与花岗岩是一个梯队的，比砂岩石灰岩泥岩板岩高的多。

影响风化侵蚀的第二因素，是气候。多雨炎热潮湿的环境，与干燥寒冷多雪的环境，产生的风化侵蚀能力完全是两码事。

扎陵湖的环境，恰好是干燥寒冷多雪，主要发生冻融作用，冰劈作用，太阳晒的热胀冷缩作用，这些主要是物理风化，化学风化很弱——恰好，玄武岩对物理风化的耐受性更高。

所以这个石刻的侵蚀现象也没有可疑的地方。有一些雨雪冲刷的痕迹，更多是岩石内部应力释放引起的崩落，这可能与扎陵湖鄂陵湖周边地震多发有关。

一些朋友可能比较纠结它“看起来一个坎一个坎的形态”，认为不是一个平面，或者这个结构很奇怪。

其实只要你学一门叫做“构造地质学”的地质佬大二的课程，就能一眼认出——这不就是阶步和断层面吗，太典型了，妥妥的一个天然成因的平面（或曲面）啊！

这是典型的发育小型阶步构造的断层面。如图所示，上图为正阶步，下图为反阶步。

你当然可以细抠说，这每个阶都是一个独立的小平面，但实际上，它就像搓衣板一样，每一个小坎有一个独立的小平面没错，但搓衣板本身也是一个大平面嘛。

这样的一个平面（或曲面）能不能刻字？我看也没啥不可以嘛

小一点可以是这样——

也可以比较大——

或者更大——

总之，恰恰因为这里可能存在一个小型的断裂带，产生了一个小型的错断面，才让人们能够在裸岩极少的扎陵湖畔找到一个小平面刻个到此一游。

挺有趣的。

所以，作为在现场考察过若干次的地质工作者，我的结论是，该岩石露头的状态很自然，没有什么疑点，甚至可能是附近特别突出的地貌，难得出露地表的小型错断面，所以被人刻字了。

历法和文本我不就懂了，不做评价。

秦始皇是中国古代重要君主，他主要用法家的思想治国，武功赫赫。西方考古里也有一个很著名的君主，叫汉谟拉比。他的统治思想，和法家的思想有类似之处。毕竟他就是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石碑”的制作者。很巧的是，这次发现的石刻，和汉谟拉比法典石碑一样，都是刻在玄武岩上。

我们就把这块“采药昆仑石刻”和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做对比。看看两边的考古舆论场的差异。

首先来看目前对“采药昆仑石刻”的主要质疑点：

1. 发现的位置不寻常，风化侵蚀痕迹不寻常。
2. 刻字方式和风格不寻常。
3. 使用“廿六年三月己卯车到”，有人认为和已知历法相悖。
4. 使用“皇帝”，有人认为和史书记载秦始皇称号转变的时间相悖。

我在回答汉谟拉比法典石碑的相关问题时提到了很多汉谟拉比法典的背景知识：

其中有几个疑点和“采药昆仑石刻”很像：

1. 汉谟拉比是古巴比伦国王，但石碑发掘地址不在古巴比伦王国地区，反而在埃兰王国的苏萨。
2. 据说石碑经历了5到6个世纪的露天摆放，但没有多少风化侵蚀痕迹。
3. 古巴比伦地区不产玄武岩（反而苏萨所在的山区产玄武岩）。如此大块平整的玄武岩如何寻找、如何从外输入。
4. 《汉谟拉比法典》内容和犹太教希伯来圣经的《圣约法典》多有相似，但和同时期以及稍后时期发现的古巴比伦法律内容和实践相比，并不相同。汉谟拉比时期的各类文献也没有提及《法典》的颁布和实施情况。学术界普遍认同《法典》并没有实际被引用来指导判决的记录。
5. 书写风格和同时期的古巴比伦文化有差异。同时期的楔形文字已经大大简化，并且从左到右书写，但《法典》仍然“复古”地从上到下书写。
6. 汉谟拉比时期的巴比伦崇拜太阳神。《法典》的雕刻和内容说说明《法典》是汉谟拉比接受太阳神恩赐的结果。但这件事在汉谟拉比的王室铭文里没有记载。
7. 目前发现汉谟拉比的书信通讯记录了大量指导臣子审判的内容，但从未提过应用《法典》内条文的情况。汉谟拉比时期的纪年使用上一年的重大事件来命名年份，但纪年表里也没有用《法典》相关的事件命名的年份。
8. 汉谟拉比的儿子继位后，推行的政策和法令和汉谟拉比大相径庭，显然没有延续汉谟拉比的法治理念。《法典》作为太阳神恩赐，并没有对继位者的统治理念产生显著影响。
9. 埃兰王国国土在高原和山区，盛产石料，为何雕刻工艺不如位于冲积平原的巴比伦？为何埃兰王国会把自己国家盛产的玄武岩做的巨大石碑不远千里带回国内供奉？
10. 巴比伦境内没有发现类似的记载汉莫拉比法典的玄武岩石碑，只有一些片段内容的泥板出土。反而是1901年同一个考察队在苏萨又发现了另一块“汉谟拉比法典石碑”的残片。这残片之后一直保存在卢浮宫，没有人研究过。

显然，围绕“汉谟拉比法典石碑”的疑点比“采药昆仑石刻”的更多、更有力。但西方考古学者认为这些疑点并不足以动摇汉谟拉比法典石碑的真实性。对于这些疑点，西方主流史学界都给出了“非常合理”的解释。比如汉谟拉比石碑是汉谟拉比在位的最后一年完成的，所以没有用它来命名下一年。石碑是作为战利品带到埃兰王国的。石碑本身只是一个类似学术作品的道德倡议，而不是真正要实施的法律。汉谟拉比儿子继位后国内外形势危急，所以没时间大规模推行法典。埃兰国王太喜欢法典石碑，连另一块法典石碑的残片也要带回苏萨供奉。等等。

你可以在这种解释里看到一种治史的态度。你仿佛能看到漫漫长夜里，几个僧侣在炉火边聊古代的故事，不断猜想，不断补完，就和玩“龙与地下城”一样。这种态度、这种方法论，我认为影响了西方的古典史学。他们的治史方法论更多是一种“解释学”乃至“圆话学”，大家一起编织一个很宏大很美好的古代世界。你必须首先承认某些事物是真的，然后解释这些事物为什么是真的，给他们赋予一种合理性。更多的分析可以看我的文章：

用这种方法论来解释“采药昆仑石刻”的相关质疑，我们也可以“圆”得很好。比如：

1. 发现的位置不寻常，风化侵蚀痕迹不寻常。这是因为方士本身就喜欢搞奇怪的东西，脑子本来就不正常。所以选一个奇怪的地方刻字。
2. 刻字方式和风格不寻常。秦代刚刚兴起刻石，还没有形成稳定的风格。当时五大夫翳也没有带很多专业工匠。
3. 使用“廿六年三月己卯车到”：这也许就是方士和秦始皇约定的某种密码，故意用另一种历法纪日。然后秦始皇要派人另行查验，证明你真的去到某某地寻访过，而不是随便到外面兜一圈就回来说没找到长生不老药，来骗秦始皇的钱。
4. 使用“皇帝”：这也许恰好证明，早在公开使用“皇帝”称呼之前，这个称呼已经在秦国权力圈内部某些地方流行了一阵子。说不定“皇帝”这个称呼就是这群方士想出来的。

用西方史学的方法论和治史态度，我们可以轻松回应关于“采药昆仑石刻”的质疑。只要先入为主地相信“采药昆仑石刻”的真实性，“解释学”考古，考古学可以很轻松。但我们不应该双标。该用什么标准对待古文物，就用这个标准要求一切的古文物。

根据张培瑜《根据新出历日简牍试论秦和汉初的历法》、孔祥军《试析里耶古城1号井第五、六、八层的年代分布——以《里耶秦简(壹)》所见朔日简为中心》等文考证可知：

秦始皇二十六年三月的朔日，为壬午。

按照干支推算，三月无己卯日，否则就是‘三月五十七日了”（笑）

《光明日报》将这一日期言之凿凿的定为：

据秦历当指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的三月二十九日。

我是百思不得其解的。

顺便一提，二十七年三月丙午朔、二十八年三月庚子朔，都没有己卯这一天。

二、叙述诡异

石刻不大，文字不多，但从内容来看，过于完美了：

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将方士采药昆仑，翳以廿六年三月己卯车到此，翳□前□可一百五十里。

短短一句话，完整交代了新闻五要素：何时（when）、何地（where ）、何事（what）、何因（why ）、何人（who ）。

何时？秦始皇廿六年三月己卯。

何地？昆仑。

何事？采药。

何因？皇帝派遣。

何人？秦始皇，五大夫翳，方士。

这已经不是石刻了，而是一篇用词精当的“新华社简讯”。

在历史上，有很多石刻造假都有这种特性，为了急于表现珍贵性，反而弄巧成拙。

正如赵超老师在《中国古代石刻概论》中所说：

第二类是后人纯粹的伪造。伪造者套用古代石刻的文体、形制或妄加杜撰编造成文，刻写上石以牟利。这种伪刻毫无根据，也没有任何价值。
它们多出于古董商人雇佣工匠之手，而且多被编造出出土时间与地点，似乎言之凿凿。

以上只是一孔之见、胡思乱想，期待有真正的学术研究。

另：顺便一说，“大伪史观”辛德勇，在甘肃讲简牍的空隙，匆匆发声：

这样，辛神下一本书的名字我都替他想好了《制造昆仑：……》（二笑）

石刻为真，有证据！现在之所以产生争议，是因为断句有误。目前残留的石刻原文为“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将方士采药昆仑翳以廿六年三月己卯车到此翳前可一百五十里”。

石刻原文：

对上面这段话，新闻报道中的断句是：

皇帝使五大夫臣翳，将方士采药昆仑。翳以廿六年三月己卯车到，此翳前可一百五十里。

这里面将“廿六年三月己卯车到”连起来了，所以就产生了此事中最大的两个争议——按历法，秦始皇二十六年三月没有己卯日。其次，以咸阳到青海玛多县距离和秦始皇灭齐称帝时间计算，五大夫翳不可能在二十六年三月抵达此处（刻石中使用了“皇帝”二字，表明翳知道嬴政要称帝）。

鉴于上述两个客观存在的疑点，我一开始也有疑虑，直到昨晚认真比对每个字对应的位置后，这才改变了想法。

如图所示，下面为“廿六年三月己卯车到”这句话的实景放大图。

从图上可清晰看出，在“月”字的正下方，有一处明显的岩石脱落痕迹，且脱落面积刚好为一个字大小，那么这片掉落的石面，上面是否正好写有另外一字呢？

其实这个可能性是很大的，因为这里正好是“廿六年三月”此句的末尾，因蚀刻风化导致某字的缺失很正常。

所以“廿六年三月/己卯车到”的断句才是正常的，因为在“月”字下方，很可能还存有另外一个字。

如此问题来了，如果这个“缺失的字”真的存在，那它会是什么字呢？

结合上下文意思理解，缺失的这个字不外乎“发、出、起”等表示出发的字而已。

若按此复原，那“廿六年三月己卯车到”这句话就变成了“翳以廿六年三月发，己卯车到”，如此一来，前文提到的两大争议顿时不复存在。

因为翳若是二十六年三月出发，按“秦以十月为岁首”算，其出发时间已是二十六年的年中，此时灭齐战争就算没有完全结束，在军事上也是大局抵定了，在此情况下，嬴政加皇帝号亦属正常。

其次，就算翳出发时嬴政尚未正式上皇帝尊号，也不影响他打着皇帝的旗号出行。

因为此次队伍是往神仙居住的昆仑山寻访仙药，而作为讨要仙药的嬴政一方，自然是希望己方的地位越高越好，所以在翳出发前，嬴政提前告知翳要以“统一六国始皇帝”的名号与仙人打交道，也算是题中应有之义。

不过就算上述推论成立，石刻也仅有六七成把握为真，毕竟“月字下面的缺失字”仅是一种合理猜测，并不能有效证明石刻真伪，但另一项关键证据的出现，却坐实了石刻的真实性。

2002年，湖南龙山县《里耶秦简》出土，2017年，部分解读内容公布，其中有“都乡黔首毋良药芳草”、“琅邪献昆陯五杏药”两句。

解谜的关键，就在“琅邪献昆陯五杏药”这句话上。

记得该破译结果公布时，一些当地媒体还称“泰山就是昆仑”，现在看来，此结论完全就是妄谈。

琅邪，即《史记》中记载的秦始皇东巡之地，今日的山东沿海一带，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山东沿海乃是极东之地，而“五杏药”则采自极西之地的昆仑，二者一东一西，远隔万里，就这两个地理位置天差地远的地方，为何会发生联系？

再有，昆仑乃传说中的仙山，然后琅琊郡献上“五杏仙药”，秦始皇凭啥就相信了呢？

要知始皇帝雄才大略，智商必然是不低的，而献药之人空口白话，就让秦始皇信了他，并且还将此事传旨天下，连数千里之外的秦迁陵县（里耶秦简出土地）都有所记载，这未免太过匪夷所思。

这其中一定存在某个我们尚不知晓的秘密。

其实分析这里，“青海石刻”和“琅琊献昆仑药”两件事的真相已呼之欲出，只是还隔着一层纱窗模糊不明，不过没关系，我们直接把它捅破就是。

秦始皇二十六年，灭齐战争已近尾声或齐已灭亡，眼见天下甫定，始皇帝决定做一件他一直想做的事——寻访仙人求取长生不老药。

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穆天子传》、《左传》等书中均言，周穆王往昆仑瑶池会见仙人西王母，秦始皇阅览群书，自是信了昆仑山上有神仙，而这，很可能就是他想要寻访长生不老药的诱因。

因此统一之后，他派出五大夫翳往昆仑山寻仙访药。

不过这里却有个技术性的问题，即传说中的昆仑山究竟在哪里？

查阅典籍，《山海经》、《尚书.禹贡》中讲“河出昆仑”“昆仑之丘……河水出焉”，即沿着黄河往上游溯源，就可找到昆仑山。

寻找昆仑的路径至此明确。因此秦始皇二十六年三月，五大夫翳奉秦始皇旨意，领方士和护卫由咸阳（也可能是其他城市）出发，沿黄河干流往上，寻访昆仑。

历经千辛万苦，翳所带领的寻访队伍在某月己卯日这天，抵达今青海玛多县黄河源头处，为工作留痕，特意留下石刻，以便将来朝廷派人回看。

当然，现实中的黄河源是没有仙人的，眼见黄河路尽、前路茫茫，翳及其团队只能打道回府，期间众人又采摘了一些果品草药，以备回去后给秦始皇一个交代。

秦始皇二十八年，翳和寻访队伍历尽艰险返回咸阳，谁知此时秦始皇已起驾东巡琅琊郡，众人只得往山东方向追赶，好在从陕西到山东可沿乘船沿黄河而下，因此未过多久，一行人终于赶到琅琊。

《史记.秦始皇本纪六》原文：二十八年，始皇东行郡……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

到琅琊后，众人献上采摘自昆仑的“五杏药”和其他“仙药”，秦始皇传令嘉奖，颁旨明发天下，迁陵县由此专门予以了记载。

未找到仙人和长生药，秦始皇心中自是不甘，加之翳所带领的方士未完成任务，未免心中惴惴，于是众人商量由方士徐福（徐福很可能也是昆仑方士团队中的一员）领衔上书，称海中有三仙山蓬莱、方丈、瀛洲，山上住有仙人，表示愿为皇帝到海上寻访仙人仙药，由此触发了徐福领童男童女东渡的重大历史事件。

《史记.秦始皇本纪六》原文：（二十八年）齐人徐巿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巿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

所以秦始皇“青海访药石刻”和里耶秦简“琅邪献昆陯五杏药”的记载，事实上是一个互证的关系。琅邪献药侧面证实了石刻的真实性，而石刻又反过来解释了琅邪献药事件的前因，二者间是存在一个不可分割的逻辑关系的，这也是本文称琅邪献药是辨别石刻真伪重要证据的根本原因。

以上论述，盐选就不写了，就当作长期以来支持在下历史盐选专栏读者的福利吧。

这块石刻造假基本没有可能，因为发现脉络很清晰，也没有造假的动机，真造假直接说是三江源探源石刻就行了，没必要搞成现在秦始皇采药。

那些说造假的根本不了解前因后果，以为这东西才发现的。

以色列发现2000年前的羊皮卷，它说：没有问题；

地中海海底发现3000年前一尘不染的石碑，它说：没有问题；

中国发现2000年前的石刻，它说：假的！[大笑]

但是我看了这个现场图以后当时就有一种诡异的感觉，我仔细琢磨了以后提出来供大家一起讨论研究。

这是这次发现秦代石刻的现场照片。

以下是近些年来发现重要摩崖石刻的一些现场照片（新疆那个发现比较早）。

这是蒙古杭爱山发现《燕然山铭》的现场照片

这是连云港牛首山发现东汉石刻的现场照片

这是西藏昌都发现吐蕃石刻的现场照片

新疆阿克苏地区发现刘平国治关城诵石刻的现场照片

西藏日喀则地区发现《大唐天竺使之铭》现场照片

通过对比有没有发现问题：

一、其他的这些石刻无一例外都是刊刻在巨大的山体之上。而这次发现的秦代石刻却是在一块相对比较小的独立岩体上。这种体量我都怀疑能不能叫摩崖石刻了。按说勒石记事不该找这么块石头啊，而且看上去也不是很坚固的那种（从风化程度来看）。

二、其他的这些石刻距地面位置都比较高（西藏日喀则的由于修建水渠，现地平面非原地平面）。而这次发现的秦代石刻却是在接近地平面的地方。当然我不能排除是历代土层积累，地平面逐渐上升到这个位置，但也太巧了一点吧？

三、仔细看这次发现的秦代石刻，这些字似乎也不是刊刻在同一平面之上，最左侧的字至少要比中间的字高两层（根据山体破损的程度分的层位）。通常情况下，要在岩体上刊刻，通常都要整理一下工作面吧？而且看整块岩石的风化程度，刻字的这面保存得又似乎过于好了一些。

以上只是些个人的疑问，静待更多信息披露吧。但说实话，辛教授这次下判断又太着急了一些。

石刻开篇以“皇帝”提头，其中言及“廿六年三月己卯”，据秦历当指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公元前221年的三月二十九日。

问题来了，二十六年三月壬午朔，二十七年三月丙午朔，二十八年三月庚子朔，二十九年三月乙未朔。秦王政（秦始皇）二十六年三月根本没有己卯。

根据史书记载，嬴政是（秦王政）二十六年灭六国后才始议帝号，称“皇帝”。这块石刻，称使者于二十六年三月到达河源，那么根据元代都实四月从临夏出发经四个月方到达河源的时间推算，使者至少得从秋冬天才出发，但是此时的嬴政还没有称皇帝号。

而且青海一带气候寒冷，即使是都实也是挑了个春夏季节才出发，石刻中的秦使者却选择秋冬出发，这不是找死吗？

二、侵蚀问题

相较于此前已知的七块秦代刻石，黄河源石刻不但是唯一现存于原址的秦代刻石，同时也是保存最为完整的一处。

问题就在这“保存最为完整”，这并不科学：石刻的痕迹也太新了……同样是石刻，经过上千年风吹雨打侵蚀的丝绸之路石刻是这样的（见下图）。

但是这次秦始皇石刻看上去仅仅是在石头上刻了几个字，虽然是刻意挑的凹凸不平的石头，但是文字却并没有明显的侵蚀痕迹。

有人认为这是残碑，那问题又来了，怎么残的位置不偏不倚，正好是每个字的正上方呢？我国现存的残碑中，从字中间残的比比皆是，这次残在字上面也太巧了吧？

1，大家要知道这不是碑，这是刻石，且是摩崖刻石。刻石和碑有代差，秦无碑，碑是汉代才有的事物，东汉成熟，燕然山铭是碑化的刻石，所以很规矩。摩崖刻石本就是随形就势，字距行距并不强迫，字形大小错落也很正常。再说，即便如诏版这种庙堂级物件，也可以大小错落笔画参差，何况摩崖刻石。

3，黄河源刻石，和泰山刻石、琅琊台刻石不能比，后者是纪功性，始皇帝东巡亲至，上不封顶的狗腿颂辞，加上二世诏书，无论书丹刻工还是石基标准，严肃性是天花板级，而黄河源刻石只是小分队的纪事性，没有找块高处的大石头打磨光滑不是否定人家的理由。(经地质专业的答主确证，该刻石在当地已属高貌)

4，我仔细看了每一个字的结体，可以负责任的说，无一字不秦。像「翳」、「卯」等小篆在《说文》中都是错的，而该刻石的篆法完全合古。峄山、会稽这种是后世摹刻伪托者，我们能一笔一划驳斥的它体无完肤。但黄河源刻石，我们很难从文字角度说这是后人作伪。

后记：刚看到有人民大学某教授说是元清皇帝所为，这个淡扯大了。这么说吧，仅就「卯」字，东汉至晚清，传抄篆法统统都是从《说文》之讹，直到近代才根据甲骨文矫正，该刻石的「卯」字完全经得住甲骨文和商周金文的矫验。再说「翳」，也是直到近代才弄明白了所从是「彗」而非「羽」，该刻石的篆法完全正确。

4，昆仑之仑，刻石作「陯」，从阜，山、阜义近，唐韵书《刊谬补缺》：「陯，山名。」黄河源刻石证明「陯」即昆仑之本仑，是「崘」的古字，唐韵书所记不虚。这里的「陯」是金石之仅见，能与放马滩古地图上的墨迹互证为秦系文字结体。寻常作伪者能扒出这个生僻字来可能性不大，对作伪来说也是不稳妥的。「陯」在《说文》中亦有收，但是作为沦陷之「沦」的异体存在的，与我们今天谈的「陯」是同形字关系。

有答主说刻石中「陯」之「侖」下是四竖，而《说文》中「陯」是五竖，其实不必纠结，古文字没那么严谨，不同时代或相同时代出现三、四、五笔都是正常，「冊」本是「册」，今册字不也是四竖么。

补充：放马滩秦墓发掘于1986年，在此之前，「陯」仅见字书，还是被当沦陷讲，无法给作伪者提供参照。另据湖南考古文物研究所张春龙在2017年向媒体披露，里耶秦简新整理一批简文有「琅邪献昆陯五杏药」字样，我暂没找到简文原图，我们加上里耶简文，「陯」见于金石简帛也就三例耳，且都是秦文。而2020年黄河源刻石即已发现。黄河源刻石复证了「陯」的正字身份，昆仑之本仑至此无疑。至于昆仑只有西昆仑，还是有东西两昆仑，我们此处不议。

5，释文可商。比如方字下面释为「士」，我们不知道整理者的理据是什么。按说士字本是斧钺象形，和「王」字同出，无论商周秦汉文字横画都是平直的，刻石中该处笔画不似士而似「矢」。当然，方矢不成词句，也不大可能是方士的假借，若无定释，还是应当老老实实画个「囗」。

后记：有答主说廿六可能是廿七或卅七，如此便能对上己卯日。然「七」的篆法和「十」相似，就像是横长竖短的十，横画是平直的，刻石中明显是弧形笔画，释为六没错。

如何看待部分人认为“没有铁器就无法雕刻汉谟拉比法典”的论点?108 赞同 · 15 评论 回答

很多笃定为真的人先是木工绳钻+解玉砂钻出来的，后面发现不实际以后，又开始用青铜刀+解玉砂的雕出来的，最后又改成是燧石刻的。

反正就是任何关于汉谟拉比法典的检验结果都没有，所有的东西都是猜的。

在那个问题里，就有人提出过微痕检测可以看出法典是怎么刻的，因为不管是木工绳钻+解玉砂还是青铜刀+解玉砂，都可以在微痕检测的时候看出来，因为磨的和刻的痕迹是完全不同的。

只是，他们宁愿从中国的古籍中寻找相关的远古雕刻石头的方法，也不愿意去找一下微痕检测信息，就让人看的尴尬。

而这次「尕日塘秦刻石」算是给汉谟拉比法典的检验打了个样。

经高精度信息增强技术，刻石文字可见明显凿刻痕迹，采用平口工具刻制，符合时代特征。经矿物和元素分析，排除利用现代合金工具凿刻的可能。刻痕内部和刻石表面均含有风化次生矿物，经历了长期风化作用，排除了近期新刻可能。

用微痕检测和矿物分析来检测石刻的真假。

微痕检测可以测出石刻的工艺，到底是钻的，磨的，还是雕刻的，用的什么样的工具都可以推出来。

用矿物分析来检测雕刻工具的材质，是燧石，青铜，还是钢铁？也可以检测出是否经历过长时间的风化侵蚀。

而且微痕检测和矿物检测也不用破坏文物。现在中国用昆仑石刻定出了石刻的检测标准，现在轮到西方了。

西方出土了不少的石刻文物，要不要检测一下看看？如果你们自己的技术不行，送到中国来就可以了。

只要测了，就不用再接受质疑了，来吧。

但那种“造假是为了搞旅游开发”的大神们还是去打游戏吧。黄河源区这种地方，法律禁止闲人进入。想开发，请去人民大会堂门口击鼓。

完形填空，来吧。

大家都在纠结“廿六年三月己卯”，说那一年三月没有己卯。但是你们忽略一点，这是残碑

是“廿六年三月囗囗囗囗囗己卯”，而不是“廿六年三月己卯”，中间缺不缺字，缺多少字，不清楚啊！！

新闻报道里直接武断为“廿六年三月己卯”，而考古队给出的释读是“三月/己卯”，你信哪个？

所以大家包括辛德勇都在抓住廿六年三月没有己卯日不放，是跑偏了。

不是说不能证伪，咱们历来也提倡学术上的不同意见，但不能像辛德勇那样上下嘴皮一动就完事儿了，你得拿出更为充分证据啊。

最后多讲一点：

皇帝，采药，仑，廿六，己卯，五大夫，官员名，这些关键信息就够了，我倒觉得没必要纠结是不是直接指昆仑，毕竟昆仑的昆字只有⺜部分的左上角，你很难一定认为它就是昆字，对吧？

而且，只以上那些信息，价值就已经很高了。毕竟始皇帝，前221年，已经很能引动一个中国人的历史感情了。

我不怎么懂考古，但我一路滑下来特别想邀请几位洋洋洒洒几千字的大佬给我科普一下金字塔，莎草纸，死海古卷，汉谟拉比法典等等文物，并说明为什么它们是祥瑞

第二种可能，刻石为真，释读为了赶昆仑文化的卫星出了错 不排除“昆”字严重缺损的下释读错误的可能。

北京语言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宗迪，从事神话学、文化史、先秦文献与历史研究，他在微博上表示：“《史记》记载，秦始皇26年灭六国，始议帝号，称皇帝，这块刻石称五大夫26年3月到达河源，元代都实奉命探河源，4月从临夏出发，经四个月方到达河源，以此类推，秦人出发最晚当在始皇25年的冬天或者秋天，此时，嬴政还没有称皇帝号呢。远在黄河源的五大夫是如何提前预见到秦始皇称皇帝的。况且，河源地区气候寒冷，冬天冰天雪地，道路难行，沿途粮草供应更是问题，人马不被冻死也会饿死，所以元代的都实选了初夏四月出发，历经整个夏天，八月到达河源。秦代方士早不去晚不去，专门挑寒冬天气上路去河源采药，是去采冬虫夏草呢？还是去送死呢？”

“2017年，有媒体报道里耶秦简中出现“琅邪献昆陯五杏药”的简文，这个昆陯在琅琊，即今青岛、日照一代，正好跟《山海经》中的东南方昆仑相对应。这块刻石中出现‘采药昆陯’的说法，大概受到此简启发。这块刻石的时间，估计不会早于2017年里耶秦简见于报道之时。”

关于可能的造假动机其实不难解释

青海在搞昆仑文化“跃进”，把古代昆仑的解释权牢牢抓在青海人的手里

昆仑文化的源头是昆仑神话，而神话是一个民族或国家的文化渊薮，如欧洲文化的希腊神话， 中华文化的古典神话（包括昆仑神话），滋润着民族的文化。唐代吕温如很多文人那样，曾经歌咏：“河出昆仑，来润中夏。” 反映了昆仑河源与中华地理文化的紧密关系。 昆仑与黄河密不可分，黄河是中国人的母亲 河，昆仑山则是中国人赖以生存的大地母亲的“巨乳”，正是从昆仑山流出的乳汁黄河水孕育了源远 流长的华夏文明。中国人为了寻求“真正”的昆仑山，历经了两三千年的艰辛探索，而寻找昆仑山的地理标志就是河源，汉武帝钦定新疆和田南山为昆仑山，就是因为他把和田南山玉河当做了黄河源头 ；康熙帝之所以把西藏岗仁波钦定为昆仑山，就是因为他把雅鲁藏布江的源头当成了黄河源头 ；而唐代李道宗、侯君集、刘元鼎等人认定青海西南部有昆仑山，就是因为见到了河源星宿海。在古代，昆仑山虽然漂移不定，并从大地 中央变为神州西北，但作为文化源头的意象是不变的。正如清代康雍年间有位叫克明子的在其《金钟传》题诗说 ：“千流万派自纷纭，大意何人与细论。省识庐山真面目，源头滴滴漱昆仑。” 中华文化长繁荣，为有源头活水来。 “神州处处有昆仑”，“海外亦有昆仑”，其实皆源于昆仑山的神话传说，其深层意义在于神话中的昆仑山是中国人的原乡。民国年间编修的《张北县志》“山脉”一节就记载：“布满中国内部及满洲者， 曰昆仑山。我黄帝发祥于昆仑山，为中华国民之祖， 昆仑山为中国群山之祖，地理与人物，大有关系也。” 晚清丘逢甲在《以摄影心太平草庐图移写纸本》中写道 ：“天下万山祖，其名曰昆仑。昆仑有南支 , 万里趋越门。人生亦有祖 , 谁非黄炎孙 ? … …” 认定昆仑山和炎黄一样是中华民族之根脉。

——赵宗福，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教授、青海民族大学社会学学术带头人、中国民俗学会副会长、青海民俗学会会长

发表文章的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青藏工作队、印度河考古队的队长仝涛。

仝涛，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2006年获四川大学考古学博士学位，2008年获得德国蒂宾根大学考古学博士学位。近年主要从事青藏高原“前吐蕃时期和吐蕃时期”的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2012-2015年主持西藏阿里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的发掘，入选2014年度国家文物局“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六大考古新发现”。2018-2019年主持发掘青海乌兰泉沟吐蕃时期壁画墓，再次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六大考古新发现”。

以下内容引自仝涛队长2024年的发言材料：

【考古队长谈纪律】仝涛｜扎根高寒禁区，完善高原时空体系；探索青藏丝路，管窥汉藏民族交融

青藏工作队成立于1990年，当时称为“西藏工作队”，主要任务是在青藏高原从事田野考古发掘和研究工作。成立后先是展开了拉萨曲贡遗址的发掘，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后来又陆续进行了山南邦嘎遗址、昌果沟遗址、藏王陵遗址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

工作队联合西藏文物保护研究所展开了对噶尔县故如甲木墓地、札达县曲踏墓地以及“穹隆银城”卡尔东城址的考古发掘。

2012-2018年，在极端严酷的环境下，发掘了一大批“早期金属器时代”的墓葬，获取了前所未闻的文化遗物和全新的认识，包括来自中原汉地的最早的丝绸和茶叶、来自于印度河流域的“天珠”以及代表着西部喜马拉雅山地带典型葬俗的黄金面具。发掘成果入选了2014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六大考古发现”。

2018-2021年对青海乌兰泉沟墓地的两座大型墓葬进行了发掘，首次发现了吐蕃时期的壁画墓，在大墓的搬迁过程中发现了隐藏的暗格，出土了鎏金王冠和金杯。这一发现再次入选了“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和“中国六大考古发现”（2019年度）。

对川、滇、藏横断山区的考古调查，是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二次科考”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早期人类拓殖高原的东部通道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和论证依据。2022-2024年对青海黄河源区的考古调查又有重大发现，目前正报请国家文物局进行重大成果发布。

划重点：目前正报请国家文物局进行重大成果发布。

可见仝涛队长不是随随便便发表这篇文章的，是国家文物局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取得了一致共识后发布的。

我看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官网里仝涛队长的照片，各种吃苦，这次我站仝队长。

总比你汉谟拉比法典合理。

总之就是，目前证伪的证据没有很令我信服的，而这个刻铭又实在很真。如果是伪的，那这个作伪者的水平也还挺厉害的，而他却在一些其他回答所谓“一眼假”的地方翻车，就觉得反而离谱。我觉得一些所谓“一眼假”的部分，恐怕还是我们见的不够多，少见多怪。

我觉得应该分析一下这块石刻的用途。我们目前所见秦刻石大抵是秦始皇“颂秦德、明得意”的产物，所以铭刻务求整齐恢弘，很多回答以此标准去比较，所以觉得奇怪。

但这块刻石从铭文看来并无此意，仅是简洁明了的记事，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俱全。我猜测这块石刻就是采药的官员证明自己来过此地的记号，这样秦始皇就能他们的描述，再去派人去寻找石刻，验证他们是不是真完成了任务。汉武帝令方士栾大求仙，就曾派人随验，于是发现栾大是骗子而杀掉他。试想在没有照片和定位的古代，秦始皇如何验证官员是不是真去了昆仑山采药，而不是摘了路边的野花糊弄他呢？刻石标记再派人验证确是一种可行方案。所以这块石刻也本不必刻得规整如仪，只是一个验证码罢了。

另外再随便乱说一下，《史记》记载秦始皇的求仙，都是偏向于东方，没有向西方的，这可能恰是一个统计偏差。秦始皇的求仙在当时大概都是绝密，比如秦始皇封禅泰山，“其礼颇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秘之，世不得而记也”，具体经过世人是无从得知的，也没有档案，汉人也看不到。但在东方帮秦始皇求仙的卢生看秦始皇不爽，偷跑掉了，导致一部分求仙的事情向民间流传开来，这才有了《史记》对这部分事件的记载。卢生偷跑这件事也让秦始皇非常生气，因此有了“坑儒”一事。相反，秦始皇其他的求仙尝试，包括向西方的昆仑等等，但因为没有“卢生”捅出来，可能都没有被记录下来。

其实不止求仙，秦统一后的记载本身就很少，《史记》中基本只有巡游、求仙的事情和一些诏令，其中未知的东西还挺多的。

最后，秦始皇采个药，派人一路把黄河源头找到，想想也还挺强的，这种事像他能做出来的。

还是国外造假简单，咱们这天文历法、地理文献全要比对，太难了！

我并不是反对高赞，也并不在否认它没有伪造的可能。

我比较好奇的是，如果它是今人刻的，今人图什么？

而且今人为什么不算个更准确的日子呢？

如果它是后世某朝人刻的，又是图什么呢？

不过反正以现在的技术手段，确定它的准确年代应该很快就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刻的了。

那就等更权威的消息呗。

-------------------以下是从围脖上看完原文之后回来修正的分割线----------------------

首先补充一张从微 信 文章下评论区提供的拓片

不知道为什么，看文章提供的实物照片，字迹还算是清楚，以至于大多数质疑者都以字迹上不见腐蚀痕迹为由质疑它的真实年代。但看看这个拓片，哪位大神能来解释一下为什么拓片拓下来是这么一个效果？我就勉强看出来一个皇字。

为了对比，再上一下原文提供的这块带字的石头的实物照片。

其实我觉得还是可以解释这段文字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因为这和琅琊刻石，泰山刻石等刻石不一样。它并不是正经的石碑。只不过是使者本人，路经此处，突然脑子一热，随手刻下的一段纪念文字而已。其意义大概就和今天咱们在一些风景名胜看到的“XXXX到此一游”“XXX我喜欢你”相同。使者本人，路过此处，看到了这块石头，心有所感，就在这里，将自己的身份，来此的缘由都刻了下来。

另外，我好像也听到有人说，这块石头是20年发现的，直到今天才爆了出来。（假若这条 它早已在2020年就发现了的消息是真，那么它是真的可能性略微大一点，因为实在没有理由在5年的时间里都不去鉴定它的年代吧）

首先是熊长云老师指出，这一石刻是二十年前即已发现，无可质疑。（并指出刻文可能为“卅七年”，算是给历日疑点打上了补丁）

然而，韩建业老师则指出，这一石刻应该是侯光良老师于2020年发现的，且指出侯老师最初判定这一石刻应该是元或清代产物。

所以，我们也许应该先着重讨论一下，这一石刻，到底什么时候发现的。

另外，此次关于昆仑刻石真伪，各方学者都在第一时间下场讨论（感恩辛神以最有流量的打法引爆讨论，辛门!)这里也推荐大家前去看看。

首先知乎这边，

微信方面，仆所见，除辛神外，历史文献公众号发布了万里君老师的质疑文章。另外，史杰鹏老师在公众号则发文支持石刻真实性。

同时，某博应该是学者讨论之重地。仆所见，除前述熊长云、韩建业老师外，刘宗迪老师的质疑最为充分，且仍在更新，推荐大家关注。

另外，齐秋老师也从刻文残缺的角度提出了质疑。

以上，参与讨论指正的老师还有很多。这里我们姑且不讨论刻石真伪问题，仅仅从公共史角度而言，诸位大佬们第一时间下场讨论提出质疑，是非常值得赞叹的一次大讨论。

请大家以对中国石头考证的严谨性，好好考证地中海一圈那些石头的年代！

这个回答下面高赞的各位，你们可不能面对国内石刻，笔下生花；面对西方的石刻，闭口不言哦。

我这个人从来都是严以待人，宽以律己的。

国内的石头，先无条件相信是真的。

国外的石头，先无条件相信是伪造的。

做人要双标，但是不能胳膊肘往外拐！

看到没有，对中国的石刻，大家有多么严谨，从时间，到字体，到历史书，到风化程度，到天象历法，全都要细细考证。

但是呢？

古什么两河，埃及，希腊，罗马。

那么多的石头建筑，石头雕塑，有没有详细考证呀？

尤其是那个大金字塔，到底是石头的，还是混凝土，清楚了吗？

说不清楚，一律先按假的伪造的处理！

对了，请行家告诉我，这个石碑如何断代，上面的字体，复合哪个年代，风化程度等等呢？

要严谨呀！

释文的时间问题

在之前讨论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时间不靠谱。结合里耶秦简8-63提供的信息：「廿六年三月壬午朔癸卯」，秦始皇廿六年三月是没有已卯的。

如果“六”是“七”误释/误写，同样，里耶简提到「廿七年三月丙午朔己酉」,当月只有“乙卯”（3.10日）没有“己卯”，但摹版中“己”的写法确实不像“乙”。即便是，那么也意味着两种可能：

1.六国统一、更名、董等人出发全部需要卡在三月十日之前的点。（当然冬天爬青藏高原也很不合理）

2.这一石刻是后期追记，是几人获知更名皇帝之后再追刻的。

当然，我也看到有人怀疑“三月”“已卯”之间并没有连接，“已卯”上可能有缺字。我此前也怀疑过，或许本来应作“三月/某日发某月/已卯车至此”。但这意味着“已卯”上方至少存在五个阙字。结合其他行的释文可见，其他行的文字基本上均可连读，那么为什么独此行的文本要平阙其他行数字？这同样不合理。因此我后续否定了我的这种想法。（图呈蒙

刻石的写法问题

根据下图可见，刻石文本是以“皇帝”起头的。不管皇帝上方是否有缺字，至少皇帝位于这行文字的最下方。

刘钊先生曾讨论过秦代文书的平阙现象，他指出现有秦公文及琅琊台刻石中的“制”“诏”“始皇帝”都有平出，即文书中遇这些文字均顶格书写。（唯独秦权、诏版不做此写法，刘钊认为应当跟其性质改变有关。）

他同时指出，“皇帝”一词是否顶格缺乏确证，因为目前仅琅琊台刻石及阳陵虎符中的“皇帝”顶格书写，但虎符中碰巧出现“皇帝”的句子上一行正好写到底，因此不好判断是否是格式要求。仅能推测应该也是顶格。（其他刻石拓片中“皇帝”不遵此式，刘钊认为可能是翻刻挪行及及摹刻的原因）。考虑到“始皇帝”及”汉代对这些字眼平出的情况，此时“皇帝”一词平出的可能性应该很大。

从这一点考虑，如果制、诏一类词在嬴政时期就顶格书写，那么像“皇帝”之类的词大概率也一样，琅琊台刻石及阳陵虎符中“皇帝”平出的写法或许不是巧合。如此推看，作为用以申明承皇帝名义前往采药的刻石中，“皇帝”二字的书写格式反而处于文本最底端。即便刻石为真，这一写法应当也算是相当不规范的写法。

群中一兄台另从岩石构造的角度讨论一下这方新发现刻石，聊备一说 。此处为他引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