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讨论石刻的真假。只用这个事件来把中国考古和西方考古的标准做个对比。
秦始皇是中国古代重要君主，他主要用法家的思想治国，武功赫赫。西方考古里也有一个很著名的君主，叫汉谟拉比。他的统治思想，和法家的思想有类似之处。毕竟他就是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石碑”的制作者。很巧的是，这次发现的石刻，和汉谟拉比法典石碑一样，都是刻在玄武岩上。
我们就把这块“采药昆仑石刻”和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做对比。看看两边的考古舆论场的差异。
首先来看目前对“采药昆仑石刻”的主要质疑点：
- 发现的位置不寻常，风化侵蚀痕迹不寻常。
- 刻字方式和风格不寻常。
- 使用“廿六年三月己卯车到”，有人认为和已知历法相悖。
- 使用“皇帝”，有人认为和史书记载秦始皇称号转变的时间相悖。
我在回答汉谟拉比法典石碑的相关问题时提到了很多汉谟拉比法典的背景知识：
其中有几个疑点和“采药昆仑石刻”很像：
- 汉谟拉比是古巴比伦国王，但石碑发掘地址不在古巴比伦王国地区，反而在埃兰王国的苏萨。
- 据说石碑经历了5到6个世纪的露天摆放，但没有多少风化侵蚀痕迹。
- 古巴比伦地区不产玄武岩（反而苏萨所在的山区产玄武岩）。如此大块平整的玄武岩如何寻找、如何从外输入。
- 《汉谟拉比法典》内容和犹太教希伯来圣经的《圣约法典》多有相似，但和同时期以及稍后时期发现的古巴比伦法律内容和实践相比，并不相同。汉谟拉比时期的各类文献也没有提及《法典》的颁布和实施情况。学术界普遍认同《法典》并没有实际被引用来指导判决的记录。
- 书写风格和同时期的古巴比伦文化有差异。同时期的楔形文字已经大大简化，并且从左到右书写，但《法典》仍然“复古”地从上到下书写。
- 汉谟拉比时期的巴比伦崇拜太阳神。《法典》的雕刻和内容说说明《法典》是汉谟拉比接受太阳神恩赐的结果。但这件事在汉谟拉比的王室铭文里没有记载。
- 目前发现汉谟拉比的书信通讯记录了大量指导臣子审判的内容，但从未提过应用《法典》内条文的情况。汉谟拉比时期的纪年使用上一年的重大事件来命名年份，但纪年表里也没有用《法典》相关的事件命名的年份。
- 汉谟拉比的儿子继位后，推行的政策和法令和汉谟拉比大相径庭，显然没有延续汉谟拉比的法治理念。《法典》作为太阳神恩赐，并没有对继位者的统治理念产生显著影响。
- 埃兰王国国土在高原和山区，盛产石料，为何雕刻工艺不如位于冲积平原的巴比伦？为何埃兰王国会把自己国家盛产的玄武岩做的巨大石碑不远千里带回国内供奉？
- 巴比伦境内没有发现类似的记载汉莫拉比法典的玄武岩石碑，只有一些片段内容的泥板出土。反而是1901年同一个考察队在苏萨又发现了另一块“汉谟拉比法典石碑”的残片。这残片之后一直保存在卢浮宫，没有人研究过。
显然，围绕“汉谟拉比法典石碑”的疑点比“采药昆仑石刻”的更多、更有力。但西方考古学者认为这些疑点并不足以动摇汉谟拉比法典石碑的真实性。对于这些疑点，西方主流史学界都给出了“非常合理”的解释。比如汉谟拉比石碑是汉谟拉比在位的最后一年完成的，所以没有用它来命名下一年。石碑是作为战利品带到埃兰王国的。石碑本身只是一个类似学术作品的道德倡议，而不是真正要实施的法律。汉谟拉比儿子继位后国内外形势危急，所以没时间大规模推行法典。埃兰国王太喜欢法典石碑，连另一块法典石碑的残片也要带回苏萨供奉。等等。
你可以在这种解释里看到一种治史的态度。你仿佛能看到漫漫长夜里，几个僧侣在炉火边聊古代的故事，不断猜想，不断补完，就和玩“龙与地下城”一样。这种态度、这种方法论，我认为影响了西方的古典史学。他们的治史方法论更多是一种“解释学”乃至“圆话学”，大家一起编织一个很宏大很美好的古代世界。你必须首先承认某些事物是真的，然后解释这些事物为什么是真的，给他们赋予一种合理性。更多的分析可以看我的文章：
用这种方法论来解释“采药昆仑石刻”的相关质疑，我们也可以“圆”得很好。比如：
- 发现的位置不寻常，风化侵蚀痕迹不寻常。这是因为方士本身就喜欢搞奇怪的东西，脑子本来就不正常。所以选一个奇怪的地方刻字。
- 刻字方式和风格不寻常。秦代刚刚兴起刻石，还没有形成稳定的风格。当时五大夫翳也没有带很多专业工匠。
- 使用“廿六年三月己卯车到”：这也许就是方士和秦始皇约定的某种密码，故意用另一种历法纪日。然后秦始皇要派人另行查验，证明你真的去到某某地寻访过，而不是随便到外面兜一圈就回来说没找到长生不老药，来骗秦始皇的钱。
- 使用“皇帝”：这也许恰好证明，早在公开使用“皇帝”称呼之前，这个称呼已经在秦国权力圈内部某些地方流行了一阵子。说不定“皇帝”这个称呼就是这群方士想出来的。
用西方史学的方法论和治史态度，我们可以轻松回应关于“采药昆仑石刻”的质疑。只要先入为主地相信“采药昆仑石刻”的真实性，“解释学”考古，考古学可以很轻松。但我们不应该双标。该用什么标准对待古文物，就用这个标准要求一切的古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