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有个坑，我跟隔壁老王都掉进去摔断腿了。我好吃好喝歇三个月好了，他把地卖给我了。他还感激得不得了，我不买他的地让他有钱治病他全家都要饿死。

但凡婚丧嫁娶需要钱，人有病牛有病，我都比他们能抗，他们都得乖乖卖地给我。借钱隔壁利滚利九出十三归，我就收3分利息，他们感激涕零跪地磕头。你以为他还得起吗？

更不用说灾荒年了。我是好地主，我开仓施粥立筷子不倒那种。他不卖地？他种子呢？他牛呢？

我营养好，我健康。他营养差，经常有病。

我有钱修水利，我收成好。他没钱，他收成差。

我社会交游广，抵抗力强。他不识字，处处被坑。

我有钱娶媳妇生儿子，他绝后。

看到没？哪怕我是一个道德上的完人，彻头彻尾的传说中的好地主。兼并都会自然而然地发生。

有一天穷鬼们冲进大院里把我扬了，我冤枉不？

我能不能指着穷鬼们说，不作安安饿殍，尤效奋臂螳螂？

马太效应是一个简单的底层逻辑。

你有一块钱，再赚一百千难万难。你有一百万，再赚一万轻轻松松。

现代的资本家们比地主更狠，他们2%的人占据了200%的财富，剩下98%的人背着200%的债务。

这一切都是在合法合理的条件下完成的。

同样都是人，为啥人家能去贷款买下工厂，你就只能下岗？

咱不考虑啥权力啥腐败之类，1000个人里头，就是有人能机缘巧合，他同学在银行里，他亲朋好友知道消息，他老爹比较有经济头脑建议他买股份，他不抽烟不喝酒有点闲钱。。。。。而剩下的900多个人注定贷不来款，买不了原始股。

你做题18年从小镇跑到北上广了，人家一个不识字的拆迁户租给你房子，把你大学生女朋友轻松搂到怀里。人家是个大好人，免了你押金还给你优惠，一点都不使坏，人家就是靠自然而然的吸引力和魅力。你不服？

分化就是这样“公平合理”的出现了。

人类的历史就是这样，不断的让多的更多，少的更少，最终结果必然是一次次重启。

农业社会物质少，重启快。工业社会物质多，还能往亚非拉转移矛盾，重启慢。但是无论如何重启是注定的。

滚雪球合法合理，重启挂路灯也是天经地义。喊冤枉是没用的。

所以我为啥要给“公平合理”四个字打引号？

这有助于让你认识到为什么说（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万恶之源。

以及认识到“法理”“法治”的阶级性和虚伪性。

最后认识到革命的正义性跟地主和资本家的好坏没有半毛钱关系。

时，牵扯到了我之前的

把其相关内容迁移过来，探讨一下：以莫言小说中描述的民国时代背景，一个“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大好人”，一个“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的“好地主”，一个不抢劫不乘人之危的“好地主”，能否合情合理合法地置田买地，吞并农民的土地？

在《生死疲劳》中，读过私塾、识字解文、堂堂的乡绅西门闹大喊：

冤枉！想我西门闹，在人世间三十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高密东北乡的每座庙里，都有我捐钱重塑的神像；高密东北乡的每个穷人，都吃过我施舍的善粮。我家粮囤里的每粒粮食上，都沾着我的汗水；我家钱柜里的每个铜板上，都浸透了我的心血。我是靠劳动致富，用智慧发家。我自信平生没有干过亏心事。可是——我尖厉地嘶叫着——像我这样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大好人，竟被他们五花大绑着，推到桥头上，枪毙了！……
……
三月扶犁，四月播种，五月割麦，六月栽瓜，七月锄豆，八月杀麻，九月掐谷，十月翻地，寒冬腊月里我也不恋热炕头，天麻麻亮就撅着个粪筐子去捡狗屎……靠着聪明靠着勤奋也靠着运气积攒了万贯家财……一妻两妾、良田二百亩、骡马成群……
不仅是西门闹自认为“冤”，作为仲裁者的阎王也认同西门闹“冤”，“只是出于某些我不知道的原因”而以“六世不为人”来逼迫要求西门闹放下因“冤”而生的仇恨：
……在我连珠炮般的话语中，我看到阎王那张油汪汪的大脸不断地扭曲着。阎王身边那些判官们，目光躲躲闪闪，不敢与我对视。我知道他们全都清楚我的冤枉，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个冤鬼，只是出于某些我不知道的原因，他们才装聋作哑。……“好了，西门闹，知道你是冤枉的。……”
……
……我是一个本不该死却被枪杀了的好人啊，连阎王也不得不承认我是被枪杀了的好人，但这错误难以挽回。阎王冷淡地问我：“是的，错了，你自己说，想怎么办?我没有权力让你作为西门闹重生，你已轮回两遭，应该清楚，西门闹的时代早已结束，西门闹的子女都已长大成人，西门闹的尸骨已经腐烂成泥，西门闹的案卷，早已焚化成灰，陈年旧账，早已一笔勾销。你为什么不能忘记这些不愉快的往事，去享受幸福的生活呢?”
“大王殿下，”我跪在阎罗大殿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痛苦地说，“殿下，我也想忘记过去，但我忘不了。那些沉痛的记忆像附骨之疽，如顽固病毒，死死地缠绕着我，使我当了驴，犹念西门闹之仇；做了牛，难忘西门闹之冤。这些陈年的记忆，折磨得我好苦啊，殿下。”
“难道那比蒙汗药还要峻烈千倍的孟婆忘魂汤，竟然对你没有作用吗?”阎王不解地问，“你是不是没喝那汤就冲下了望乡台?”……

这个鸣冤叫屈贯彻了小说始终，直到最后也只是放下因“冤”而生的仇恨，仇恨淡了忘了；却从未说过西门闹不冤。

小说中buff叠满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极清白、极无辜、极冤枉的地主。

但是，这样的地主可能存在吗？

……在华北，每当田间收获之后，即会出现大批的拾禾者，以致“作物根杆，搜括净尽，一次不足，且有继续数次者”，“有几处地方甚而至于收割小麦，不用刀割，而用手拔，罄其所有而去，所送还于土壤中的不过一点草木灰而已”（卜凯：《中国农家经济》1937年）。连收小麦都是用手拔了，“天麻麻亮就撅着个粪筐子去捡狗屎”并不为奇。但是，如此辛劳“勤俭持家”的成效是：30年代（民国工农业生产最高时期）山东的单产水平“民国《馆陶县志》载：包谷，上等地亩产130斤”。《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载“邑中地土膏腴”“山东省最富裕的县之一”的桓台县小麦“水浇地每亩收量，至少一百六七十斤，有收至四百斤者……非水浇地每亩收量百余斤”。

和平时期，兵头们多少忌惮人脉关系盘根错节的地主缙绅。但战乱时，在杨白劳眼中，黄世仁无疑是主宰生死的存在；在军阀土匪日寇面前，黄世仁也就是个屁。在某些地方，农税杂捐居然“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2012年）以后！当然，地主们都是提高地租把这些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华北和山东地区许多地方的地主豪绅，把实际地租已经收到了七成，还在荒年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利用高利贷来盘剥农民……但是，土地上的出产就只有这么多，哪怕不给农民留下一粒谷子，能够搜刮到的粮食也是有极限的。

西门闹“接手家业时虽逢乱世，既要应付游击队，又要应付黄皮子，但我的家业还是在几年内翻番增值，良田新置一百亩，大牲口由四匹变成八匹，新拴了一辆胶皮轱辘大车，长工由两人变成四人，丫环由一个变成两个，还新添了两个置办饭食的老妈子。……靠着聪明靠着勤奋也靠着运气积攒了万贯家财……一妻两妾、良田二百亩、骡马成群……”……。

做个简单的四则混合运算：以200亩全是最好的水浇地在最好的年景一年每亩收获200公斤计（当时山东平均亩产为约100公斤），地租5成为100公斤/年.亩（毕竟是“好地主”就不应高于通常水平，但也没搞三七五减租），西门闹总收入为100公斤/年.亩×200亩×30年=60万公斤粮食。（注：西门闹的良田是从80亩增至200亩，为便于分析以始终200亩计算）

战乱灾荒年的粮食和金银同样是硬货，价格除极特殊情况外基本是同步涨跌，大致为黄金一两≈粮食1000±300公斤。

而西门闹的藏宝有“墙里藏着五十两重的银元宝四十个，一两重的金锞子二十个，还有白氏的所有首饰……缸里有一千块大洋……”，1两黄金≈10两白银≈10块大洋≈1000公斤粮食，首饰不计，其余金银就已经相当于320两黄金≈32万公斤粮食。

西门闹购置了120亩良田，以20年总产作为地价计算，每亩购价≈200公斤/年.亩×20年=4000公斤/亩，120亩良田就是48万公斤粮食。当然，“好地主”会不会灾年乘火打劫，压价买地就不知道了。

还有，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27-1937）》：1912年各省旱地平均田赋占地价的百分率为1.8%；1931年为2.33%，1932年为2.48%，1933年为2.74%，1934年为3.26%，1935年则高达3.49%……假设西门闹魅力非凡，县太爷从没涨过他的田赋，也从来没有什么杂捐摊派和“预征”，每亩地价为4000公斤粮食，每年田赋就是4000公斤/亩×200亩×1.8%=1.44万公斤粮食，30年就是43.2万公斤粮食。当然，作为税基的地价在实际征收时往往会视人情而被低算，但就是只按一半算也有20万公斤。

此外，田赋在法律上是明确规定由地主缴纳，而作为“好地主”的西门闹会不会随大流将其转嫁给佃农就不知道了。

西门闹新置的大牲口、大车、农具……衣食住行、修桥补路、乐善好施……等等耗费就都不计算了，仅这三项相加就已有：32+48+20=100万公斤粮食，远远超过了总收入！

即使不计入西门闹的藏宝，其余两项之和就已经超过了总收入。

就算那位“极清白、极无辜、极冤枉的乡绅西门闹”真的“靠着运气”有大神保祐隐于桃花源中，一直太太平平，年年风调雨顺，无病无灾无匪无贼无日寇，和一妻两妾四仆四长工一齐不吃不喝，也不可能攒下“墙里藏着五十两重的银元宝四十个，一两重的金锞子二十个，还有白氏的所有首饰……缸里有一千块大洋……”。

那么，“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大好人”，一个“我家粮囤里的每粒粮食上，都沾着我的汗水；我家钱柜里的每个铜板上，都浸透了我的心血”的人——他的藏宝是怎么来的？

更何况，“桃花源”是不存在的，现实是西门闹亲口所说的“乱世”，是苛捐杂税、兵荒马乱、日寇肆虐的“乱世”。在现实中，真有人能如此“魅力非凡”，真的能“等等耗费就都不计算”吗？

所以，如果只靠地里刨食，没有办法当汉奸或以祸害乡里来转移逃避捐税的话，200亩良田也只有风调雨顺之年才可能顿顿都吃白面馍馍，逢年过节吃一顿肉；至于积蓄、买地……想都别想。更何况，基本上每年都有流民和土匪前来串门，地主土豪们也时常拉起团练（联庄会、红枪会、铁板会等等）彼此攻打，你不花钱拉团练就是帮别人屯粮食留积蓄。那年头每一个能够保住家业的地主几乎都是打出来的“胜利者”，《红高粱》中余占鳌的原型曹克明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西门闹的藏宝是怎么来的？

所以

西门闹这种“极清白、极无辜、极冤枉的地主”是不真实，是不可能存在的。

即使是莫言小说，即使在这种为“好地主”鸣冤叫屈的小说背景下，“好地主”也无法合情合理合法地购田置业，吞并农民的土地。

所以

问题：地主能有什么办法吞并农民的土地？

答：至少在民国，没有非农资金还能购田置业的地主，其吞并农民土地的办法肯定不可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春过雪消：工业化之前的全国平均粮食亩产最高能有多少？

春过雪消：地主阶级是怎样阻碍生产力发展的？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人民公社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历史作用？

春过雪消：小农经济（包产到户）是否已到最后的末路？

春过雪消：为什么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立了农民的主体地位？

春过雪消：我国农业改革的逻辑以及进一步改革的思路？

春过雪消：农村的乡村振兴的根本怎么建设，农村的根本出路到底是什么?

春过雪消：为什么连续13年中央一号文件都是三农问题，但是农业却没明显的发展？

春过雪消：1949年，中国（大陆）的工业水平和规模在世界上能排到什么等级？

春过雪消：如何评价建国后、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工业体系？（近现代史之核心：国家工业化——不能理解工业化的重要和困难的人，没有资格评论中国近现代史）

春过雪消：就中国而言，近代到今最伟大的人是谁？

春过雪消：平常都说印度的缺点，有没有人普及一下印度的优点及优势？

春过雪消：为什么那么多中国人讨厌日本？单纯因为历史？

春过雪消：为什么一些人觉得美国是中国的敌人而不是朋友？

春过雪消：如果你可以改变你的国家一个政策或者法律，你会改变什么？

春过雪消：有哪些农业上的事实，没有一定农学知识的人不会相信？

春过雪消：中国整体的潜力有多大，尽头在哪里？

春过雪消：中美博弈的最终结局是什么？……

当然，笔者依旧会继续反驳。

自耕农沉重的摊派到底来源于谁呢？

菜头大湿在他的回答里面说：

普通没有功名的中小地主以此把土地挂靠在某有功名的官户名下，躲避地方无穷无尽的摊派。

他的逻辑是，”地方官府摊派给小地主，小地主不堪重负，于是把土地挂靠在有功名的官户名下“。

而他不说的地方是，这些不均的摊派本身就是”有功名的官绅地主“自己一手导演的。

宋代的官僚地主与自耕农

南宋的朱熹就曾观察到一个现象：

“漳州。契勘本县日前经界，未及均税遽行住罢。后来一向不复举行，是以豪家大姓有力之家包并民田而不受产，则其产虚桩在无业之家，冒占官地而纽租，则其租俵寄于不佃之户。奸胥猾吏夤縁作弊，走弄出入，不可稽考，贫民下户枉被追呼，监系棰楚，无所告诉。至于官司财计，因此失陷。……乃者圣明灼知其弊，深加怜悯，特诏守臣相度经界利害，盖欲仰遵绍兴已行之故典，加惠此邦重困之痍民，务使田税均平，贫富得实，免致贫民下户困于兼并豪猾之手。 ”（这段话出自《晓示经界差甲头榜》）

这段话的意思是：

漳州。经勘查，本县前些日子经界时，没来得及进行均匀赋税就突然停止了。后来一直没有再执行，因此豪门大姓等有势力的人家将民田并入自己名下并不接受田税，而没有土地的民户却承担了他们的赋税。这些人冒领官地却将田税分摊给自耕的农户。奸诈的官吏乘机舞弊，随意操纵，无法查考，使贫苦百姓被追逼拷问，无处申诉。至于官府的财政收入，也因此而损失。……如今圣明的皇帝已经察觉到这种弊端，深表怜悯，特下诏让臣僚们讨论经界利弊，打算沿袭绍兴年间已经实行的旧制度，给这个困苦的百姓群体以恩惠，务必使田税平均，贫富得当，避免使贫苦百姓受豪门大姓与狡猾势力的盘剥。

南宋的官田是国家特地划分的产业，只允许在大灾之年，给百姓开放，平时都是当地政府官员的薪水来源、地方生产建设的花销预算来源，比一般土地肥沃，会遭到地主觊觎。

不佃之户，其实就是自耕农。

但是乡绅地主会把他们的土地兼并掉，变相让他们当佃农。

然后，让他们以自耕农的身份，说自己受灾了，没有粮食收获，用这个理由去报官。

官府通常会走流程，把一县之内的“官田”划分几块，给这些自耕农，规定在丰收年份，还了租借官田的钱就行。

但是，因为这些自耕农已经是变相的佃户了，他们还不起钱，实际上就成了地主抢夺官田的中间人。

大规模兼并的结果，就是地主不用按人头数量缴纳田租了，也就是“不受产”。

佃农更惨，再加一个地租，给地主的。连土地都没有了，还能有人身自由吗？（感谢

此外，在明清，大多数民间土地交易并不去衙门登记，而是自己写个文书就完事了。所以朝廷基本不掌握土地的实际所有/占有情况，收税相当依赖于了解当地情况的书差小吏，这些书差小吏实质上就成了包税人，上缴一个定额，剩下挣多挣少就是自己的本事。法定的税额本身是长期不变的，于是土地的实际流转情况就和赋税情况分离了。（感谢

在这种情况下，掌控了”书差小吏“的官僚地主阶层，还不是说啥就是啥吗？

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这种情况下官绅地主阶层，可谓是赢两次一直赢啊。

因此，菜头会飞说“自耕农被官府压榨”，问题是大地主恰恰是这种官僚地主和高利贷商人合一的呀，自耕农被压榨的来源恰恰是这些官僚大地主呀。

这和“是美国政府打压华为而不是拜登打压华为”一样搞笑。

官绅地主在微观层面是如何兼并土地的：以陆子遹和史弥远为例

对于官绅地主在微观层面是如何兼并土地的，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具体的案例来看看，那就是南宋的陆子遹和史弥远的例子。

溧阳宰陆子遹，放翁子也，窘无所措，乃以福贤乡围田六千余亩献时相史卫王。王以十千一亩酬之。子通追田主索田契，约以一千一亩。民众相率投词相府。诉既不行，子通会合巡尉，持兵追捕，焚其室庐。众遂群起抵拒，杀伤数十人……遂各就擒，悉置囹圄，灌以尿粪，逼写献契，而一金不酬。——《吹剑录外集》

这段话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可以看看百家号作者汉周读书先生的注解：

《吹剑录》记载：陆游去世不久，陆子遹被朝廷任命为溧阳县县令，为了能迅速升迁，他不遗余力到处钻营。

有人对陆子遹说：“宰相史弥远有意在临安城郊区建造别墅，倘若陆大人能把这件事给办妥喽，升官发财岂不是指日可待？”

陆子遹大喜，于是入京拜谒史弥远，史弥远原本对一个七品芝麻官没啥兴趣，陆子遹向门人透露，说自己老爹就是前朝的名臣陆游，史弥远这才勉强答应见他一面。

两人闲聊几句，陆子遹几次提到买地的事情，史弥远故意转移话题，无奈之下，陆子遹告辞后找到史府的管家商谈。

管家承认宰相曾路过溧阳县福贤乡，觉得福贤乡山清水秀，景色宜人，打算将来在此地颐养天年。

管家说：“宰相大人不会亏待百姓，愿意以一亩地十贯钱的价格，在福贤乡购置土地六千亩，希望陆大人帮助促成此事。”

陆子遹喜出望外，虽然事情难办，但只要宰相大人有求于我，将来升迁就有了指望。

杭州城距离溧阳县福贤乡约三百里，算得上黄金地带，史弥远的出价远远低于市价，陆子遹索性下令，称朝廷有旨意，官府要征用土地六千亩，体恤百姓不易，特以每亩五百钱（半贯）作为补偿，限期完成交割。

百姓当然不同意，纷纷到官府控诉，陆子遹把百姓告状视为“刁民闹事”，和县尉率衙役到福贤乡强制执行，抓捕拒交地契的百姓数百人。

这伙人形同强盗，砸毁百姓家中器物，焚烧房屋。

有的人被强灌屎尿，被逼无奈交出地契。陆子遹再次下令，被动上交地契的农户，没有补偿。

这件事儿后来闹大了，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很多官员得知幕后指使竟然是当朝宰相史弥远，无人敢出面伸张正义。

富农比大地主和官僚地主的盘剥更严重吗？

在菜头大湿的回答里，还有一个论调，即：

富农与小地主则意味着他们都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本身抗风险能力很弱，稍不留神就会“返贫”，所以他们在资本原始积累阶段是没有大地主和官僚地主那么温情脉脉，那么能够让利的。

这个观点同样很奇葩。

就拿上面的陆子遹和史弥远的例子说吧。

这明明是史弥远想借陆子遹这个白手套来强行兼并掉福贤乡老百姓的土地，史弥远作为丞相，难道就”温情脉脉“？难道就”让利于民“？

这是哪个位面的历史呀？

合着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就不贪污了？

合着宋子文和孔祥熙给老百姓，给自耕农和佃农”让利“了？

合着国民党在抗日战争以后到处搜刮，大官们各个”五子登科“的嘴脸就很好看？

那些”五子登科“的，难道是富农吗？

蒋经国在上海都打不倒的老虎，那是孔家人啊，孔家人难道是富农？

菜头大湿在发表这通谬论之前，真是连丝毫的历史都不看啊。

接着引用

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在接收日伪资产过程中，采取抢、占、偷、漏等手段，借接收之名，行贪污之实。在汉口发生的有：第六战区司令部副司令长官郭忏以40亿元接收物资作“赠品”案；国民党第14军军长邹平凡劫夺物资40—50亿元案；湖北省政府主席王东原在接收中贪污数十亿元等大案。因此，通过接收日伪财产，官僚垄断资本迅速膨胀起来，日益垄断湖北经济命脉。

具体到工业生产领域，官僚资产阶级与权贵家族通过接收日伪工矿企业，到1946年上半年，占全部产业资本的比重已达80％。如既济水电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被宋子文控制，华富卷烟厂则为孔祥熙所有。湖北官绅何成浚，巧取豪夺，当上汉口第一纱厂董事长。

由此，不少群众甚至直接蔑称接收为“劫收”，接收人员为“五子登科”。

同一时期地方官僚也以权相挟持，致使湖北很多县的民生工厂、手纺工厂的厂长，由银行行长或要员兼任。譬如湖北省参议长何成浚，凭其握有的一纱厂的股票，于1947年6月占据该厂董事长职位。

在过往的回答里，菜头大湿一边吹嘘安史叛军是河北人民子弟兵，另一方面却对一个事实故意装作看不见，即：

安史叛军那些头目，在叛变前，其社会地位远远高于后来被他们屠戮的河北老百姓。

安禄山是三镇节度使，手下的史思明田承嗣是大将，这些人的社会地位绝对算是大唐99%的人都难以望其项背了。

明清的四川和江南真的“很稳定”吗？

另外，菜头大湿又说：

这也是为什么明清两朝佃户最多的四川和江南地区反而是帝国最稳定地区的原因。
真正地主与农民关系紧张的都是自耕农与富农小地主占绝对多数的地区。

诶，难道江南奴变是不存在的吗？

倪明近在《明末的“奴变”风潮》中认为，明末地主阶级依靠封建特权垄断了大批土地，土地兼并十分严重，随着封建统治的更加腐朽，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深化，社会恶习愈演愈烈，蓄养奴仆风气盛行，世家大族动辄几千甚至上万的奴仆，主奴地位悬殊，奴仆在科举、婚配等方面都受到极为严格的限制，断绝了奴仆改变命运的所有可能，只能世代依附于人，对人生的绝望和长期残酷的压榨积累了不可平息的仇恨。

同时，明末极其繁重的租税等各种苛捐杂税也导致像佃农一类的雇佣人群，在明末的动乱中，积极参与到奴变的浪潮里，形成合流，从而造成了更大的冲击，对江南地区带来了长久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似乎也启发了后来雍正朝直至光绪朝对于开除贱籍等一系列解放贱民的改革尝试。

旧西藏并没有成功的农民起义，所以旧西藏的农奴制压迫很轻很人道吗？非也。

另外，晚清以来的一个总体趋势就是地主的劣绅化。地主和土匪甚至互相勾结在一起摧毁自耕农的财富，使得自耕农沦为自己的奴仆。

这同样是宋以来官绅地主自导自演加重自耕农摊派破产沦为佃户的操作的延续。

这也是晚唐五代的藩镇作风的延续。藩镇军头把当地有组织能力的好人骨干杀光，然后强征农民充军，组建牙兵，然后反而把这些人用来反过来对付朝廷。

而且越是这样越不好对付，因为农民群体被分割，成为了一个个土豪劣绅藩镇军头手下的兵。

民国时期的地主与佃农的剧烈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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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情况下，对于农民来说，没有了土地就没有了一切，所以不到万般无奈的时候，农民一般不会出卖他们的土地。然而，在民国特殊的环境下，本来就境况严峻的农民甚至会陷入告贷无门的窘境。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奔走于高利贷者之门，以土地为抵押换来需要的款项；有时如果抵押借款无门，他们也被迫忍痛割爱，把土地典当出去。

河南土地抵押的手续十分简单，只要找中间人和债主说合，订立借契，将田单交给债主就算完事。每亩土地能够抵押的价格，因各地的地价而异，但值得注意的是，河南的田价下跌速度极快，这意味着土地市场长期处于买方市场，拥有更多财力、物力乃至武力的地主阶级拥有着更大选择权。

在这种农村经济“天崩地陷的崩坏”的大背景下，田价的下滑，与地主的压价，都促使农民“连地也卖不出去”的窘境一再出现。

农村经济完全是天崩地陷的崩坏，普遍的发生“没吃的”恐慌，富农都把种在地里的麦撇了到外去逃荒，小地主也把枪和牲口卖了来买粮食，贫农自不待说。—这种情形，在临东，郾北，鄢南，扶南一带特别利害，有许多屋子简直没人了。农民已经没饭吃了，捐税仍是毫不放松，农民要“卖地”“来出捐”可是连地也卖不出去。

而实际上这种农民的土匪化并不会冲击到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这些匪队“大多数是在豪绅地主的领导之下”。

农民土匪化的普遍现象确是很严重的问题，这使党在农民中的任务特别增大。豫西、河北的乡村可以说遍地是匪，他们大多数是在豪绅地主的领导之下，或成为军阀的工具，这会增加了农村工作的困难，妨碍革命的农民斗爭的发展。

地主一面经营寨墙，一面同匪勾结，欺压百姓，甚至匪队都只是地主的“外队”，土匪劫掠要给地主分成。

从晚清到民国，为了应对社会动荡、兵匪横行的局面，许多地方上的富户豪绅办团练(晚清)、编民团(民国)，在这一过程中，原先的“防匪”“抗匪”很容易转变为“联匪”“济匪”。如同当时兵匪角色经常互换一样，“绅”与“匪”的身份也不时转换的。

如豫西南匪患的猖獗离不开地主豪绅的支持。大地主为自保计，往往暗中支持匪首，窝藏匪众，而土匪为生存安全计，也愿意与其发生联系。豫西南地区匪股横行，与富户豪绅暗中资助、勾结有关，后者目的是为了自保，同时也可以在与他人的竞争中获得匪股帮助。在匪股方面来说，完全是为了生存、发展，至少可以随时窝赃、逃避追捕。

在鄂豫边界打游击的周骏鸣曾做过“匪运”工作，他了解豪绅与土匪间的关系，并表示:

“到处闹土匪，国民党到处抓壮丁，老百姓种地也不能安生，很多地方打起了土围子，以后发展成建碉堡。土豪劣绅利用打围子修寨墙进行勒索，派款买枪，他当寨主。很多寨主还通土匪，把枪交给人家，这叫放外队，他坐地分赃。” 1937 年，他在给CCP的报告里说，在桐柏山地区，“多数绅士通匪，骚扰地方”。

而另一面伴随着，绅匪两家的沆瀣一气，地方的豪绅们在战乱年代拥有了更肆无忌惮的人身和土地控制能力。

土匪滋盛的豫西临汝、伊阳、宜阳一带 ，土匪盘踞之地 ，人民外逃 ，田地荒芜，荒地日久往往落入少数豪绅手中，学者们认为 “这是促成豫西南一带田权高度集中的主要契机 ”。同时，土匪活动也使富户不敢再购置土地扩大产业;绑票勒索 ，又使很多人为回赎不得不卖掉地产，土地价格呈下 降趋势 。调查显示，民十七年到民二十二年，被调查的地方 “汲县第一区的地价 ，五年中就跌落 了1 / 6; 修武六区、新乡四区、滑县九区，跌落得更多，几在50 % 左右 。”“豫南地价跌落更 比北部及西南部显著。信阳近城五年前每斗 (注: “斗”信阳土地单位，究竟多大说法不一，约略一亩 。) 五十元的地 ，近年来三十五元无人过 问。”那些掌握民团武装的武人 、地主，有能力保卫财产 ，有条件购买土地 ，土地迅速向他们手中集中 。

故而在豫西和豫南,土地集中程度较高，农民贫困程度较深，生活可谓是举步维艰。 在豫西，洛宁、新安、渑池等县,几百顷几十顷的地主比比皆是。 洛宁河底张家占有土地 500 余顷,“形成富愈千顷,贫无立锥的贫富悬殊的现象。 在地主周围居住的人民群众,什九为贫雇佃农。 这些劳动人民，经常处在地主的奴役剥削之下,生活异常痛苦,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而这也是产生土匪的主要原因”。

据1933年南京农村复兴委员会在河南的调查，河南西部和南部大地主较多，北部次之，中部最少。 南阳内乡罗姓家族的几个地主，竟然拥有良田六万亩；信阳罗山的刘楷堂原有稻田几万亩，后来虽然因为分家和出让的原因，田地逐年减少，但其所有的田地，仍在一万二千亩以上。 豫南其他各县田权集中的程度与之不相上下，甚至更加显著。 因此,“豫南各县农村中近年来的‘动乱’,在这里不难找到客观的根源”。

而未脱离豪绅统治农民，也不得不更加依附于豪绅的控制。

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豫西南社会秩序崩溃，面临土匪蜂起的局势，乡间地主修筑寨墙，组织武装防匪自卫。普通乡民无以自保，被迫依附于居乡地主或村寨首领。

此外，

看《寻乌调查》就知道，双半社会的富农很多都是依靠商品经济、高利贷剥削乃至直接暴力发家的人。如果能生存下来，不被土豪劣绅消灭，这些人大多数很快就转型为依靠封建地租剥削的中小地主，而中等地主就是土豪的主要来源。

然后，“抵御土匪和土豪劣绅”的军事活动是需要庞大的经费开支的。即便是根据地，在前期都需要不断地对内、对外打土豪来维持财政。那么“相对良性的富农阶层”组织的自卫武装（其实很多，比如各种会党武装最初都是自卫性质）如果只是坚持自卫、单方面“抵御土匪和土豪劣绅”的话，很快就会破产掉的。

所以，他们中大多数人走上了简单的道路：带领共同体内的农民去抢劫其他共同体，来维持本共同体的生存、获得自卫经费。又因为“相对良性的富农阶层”本质上还是一群半封建性质的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不被消灭，就会转变为封建势力：采用军事手法暴力支配共同体内部的农民，同时转型为地主。也就是说，成功的自卫组织领导人就会变成土豪劣绅。

去翻翻民国时期很多土豪的历史，有不少就是中农、富农领导地方自卫组织起家的，但是很快就蜕变为抢劫别人、压迫村民的土豪了。

对于交租子的问题，答主同样有相关的论述：

“不平等条约”有例子吗？

菜头大湿又说：

根据清代史料显示，清朝宗室亲王们在关外的庄园往往都以极便宜的价格把土地经营权卖给了当地佃户，甚至王府还签署了不能随意涨租，不能随意撤佃的“不平等条约”。

首先，史料名称和内容是什么？

其次，这个“不平等条约”，有范本吗？有没有相关的案例？

然后如果涨租了，怎么举报，怎么惩罚涨租者？执行是怎么个流程？有相关判罚案件吗。

如果菜头大湿对这几个问题闭口不谈，那只能说它又在拿子虚乌有的东西来胡编乱造了。

（本文首发于笔者知识星球【苍离的博弈与成长】）

儒林外史虽然不能当做正史来看，但是里面写的很多讽刺的案例也都来源于生活。

关于霸占田地的故事，也有好几个。

除了严贡生，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案例，跟范进有关。

就是范进中举后，周边地主乡绅各种送礼，张乡绅就送了房子。

这范进的老母还比不过范进，看着满屋子好东西，还以为是借来的，当得知都是自己家的东西，嗷的一下就高兴晕死过去。

范进要办理丧事，过二七，让屠夫岳父去庙里请和尚。

在庙里遇见了僧官慧敏和尚，慧敏还是个地主，田就在寺庙附近，就经常来这坐坐。

而且这和尚和张乡绅也有田地矛盾，张乡绅看上了和尚一块田，想低价买，和尚不肯，就被张乡绅惦记着。

慧敏接了约僧众的事，拿了屠夫的钱就去忙。

路上遇见佃户，那佃户名字还挺好听，叫何美之，请僧管进家里坐坐，还让老婆陪酒。

这和尚荤素不忌，脱了衣服就坐人家家里吃肉喝酒。

突然就有七八个壮汉冲进来，说和尚通奸，用一根棍子把慧敏和尚与何美之老婆串在一起，绑到关帝庙前，到县衙里去了。

因为和尚是要给范老爷办事，就托人跟知县说了，范老爷面子肯定要给，就把慧敏和尚给放了。

但是那七八个混混却被关了起来，于是张乡绅来赎人。

这个小故事，你就是小地主，要是没点人脉关系，都能随便被人拿捏，更何况是普通农民呢？

后面有一段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严贡生和邻居猪的问题。

对了，还有一小段是范进虚伪的一面。张乡绅带着范进去打秋风，吃饭的时候，看到好杯子好筷子不用，张乡绅说范老爷家里办丧事，遵制丁忧不用银杯筷，汤知县换了象牙的，也不用，换了普通的，这家伙就用筷子夹了一块最大的虾吃。

真是虚伪至极，讽刺至极。

严贡生的故事，也很讽刺。

王小二是严贡生的邻居。

最初是严贡生家的小猪跑到王小二家，王小二送回去了。

严家说，猪跑到你家又送回来不吉利，就让王小二花钱把猪买了下来。

当王小二把猪养到百来斤的时候，又不小心走到严家。

于是严贡生一家就把猪关起来。

王小二一家去要猪，严贡生说猪本来就是我家的，你想要回去，按市场价买回去。

王小二和严贡生一家吵了起来，被严贡生儿子用门闩打断腿。

于是王小二就去县衙告状，巧了，还有一人也状告严贡生。

当下就把严贡生吓得卷铺盖跑路了。

这里严监生就出场了，严监生家里有钱，十万多银子。

是严监生花了银子把官司摆平。

这两个小故事，就把压榨农民的事写得淋漓尽致。

野史就有更多的例子了。

例如地主富田截断水源。

强买强卖，用差田换好田。

栽赃陷害啥的，都做得出来。

实际上，地主啥事不干，都能吞并农民土地。

因为很多地主不用交税，地又多。

农民要交税。

地主家的余粮只会越来越多，到了灾荒，农民只能卖田卖地成为流民，甚至卖身为奴。

这里有一点，是正经农民，良民，一般情况下不会卖身为奴，不会变更自己的户籍。

毕竟士农工商，农户身份在古代还是有一定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