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民国为时代背景的话，一般不需要用强，不是说没有直接强抢的事，只是农村的破产速度太快，往往只需要等着农民来找你卖就好。实际上，即便是地主压低价格收田，也不需要担心农民靠加入匪队来重新威胁你，因为很可能他加入的匪队，就是地主养的一支外队……
再次声明一点，不是说强抢的事没有，如汝南仅一地就有军阀头子赵倜、恶霸头子（三完乡长）温经五两桩典型案例
赵杰带领的宏卫军，军纪极坏，驻防那里骚扰到那里，勾结土匪，诬良为盗，抢民间妇女做姨太太，赵倜的其他兄弟在汝南（他的家乡）强买民田，武断乡里，擅自杀人，汝南民众至今恨之入骨。
以温经五为代表，直接统治着周围10余里的160多个村庄。温经五干过国民党的甲、保、乡、区长20多年，外号“三完乡长”，即“土地霸完”（强迫买占了500余亩土地，和老君庙集半道街的房产），“生意做完”（老君庙集上的生意，开有油行、粮行、花布行，除此外没有一家生意里没有他的股份），“女人奸淫完”（连强霸民女共有3个老婆，除霸占外，全老君庙的青年妇女多被他糟踏，有的因不从而被逼死）。
一般情况下，对于农民来说，没有了土地就没有了一切，所以不到万般无奈的时候，农民一般不会出卖他们的土地。然而，在民国特殊的环境下，本来就境况严峻的农民甚至会陷入告贷无门的窘境。为了活命，他们不得不奔走于高利贷者之门，以土地为抵押换来需要的款项；有时如果抵押借款无门，他们也被迫忍痛割爱，把土地典当出去。
河南土地抵押的手续十分简单，只要找中间人和债主说合，订立借契，将田单交给债主就算完事。每亩土地能够抵押的价格，因各地的地价而异，但值得注意的是，河南的田价下跌速度极快，这意味着土地市场长期处于买方市场，拥有更多财力、物力乃至武力的地主阶级拥有着更大选择权
民国20年以来，河南土地价格呈现出下降的趋势，如果民国20年的地价为100的话，则民国23年河南水田为86，平原旱地为95，山坡旱地为89；③民国25年水田为83，旱田为92，山坡旱地为87。④滑县的地价跌落得更加厉害，好地每亩20～30元，中等地每亩10～15元，下等地二三元也无人过问。⑤封丘县各种土地的平均价，也从民国20年的69元下跌到民国23年的37元。⑥总的来说，河南出现了普遍的地价下降的情况，正如巫宝三所说，“华北几省地价跌落的程度，比东中部更为剧烈。”⑦
在这种农村经济“天崩地陷的崩坏”的大背景下，田价的下滑，与地主的压价，都促使农民“连地也卖不出去”的窘境一再出现
农村经济完全是天崩地陷的崩坏，普遍的发生“没吃的”恐慌，富农都把种在地里的麦撇了到外去逃荒，小地主也把枪和牲口卖了来买粮食，贫农自不待说。—这种情形，在临东，郾北，鄢南，扶南一带特别利害，有许多屋子简直没人了。农民已经没饭吃了，捐税仍是毫不放松，农民要“卖地”“来出捐”可是连地也卖不出去。
这种每一天都活在死亡线上的恶劣生活，也为农民的土匪化提供了动力，在革命队伍1928年1月18日下发的《河南省委通告第二十九号—目前河南形势与我们的策略》里，就提到
很多农民已被逼买枪，成群加入土匪
这种现象在同年7月4日，《河南省委通告第七号—河南政治任务及工作方针决议案》，则更明确的依靠“土匪如毛，豫中黑杆蜂起”的现象分析“农民的愤怨与食粮的饥荒已到什么程度”
而实际上这种农民的土匪化并不会冲击到地主阶级的统治，因为这些匪队“大多数是在豪绅地主的领导之下”
农民土匪化的普遍现象确是很严重的问题，这使党在农民中的任务特别增大。豫西、河北的乡村可以说遍地是匪，他们大多数是在豪绅地主的领导之下，或成为军阀的工具，这会增加了农村工作的困难，妨碍革命的农民斗爭的发展。
而在土匪滋盛的豫西临汝、伊阳、宜阳一带 ，土匪盘踞之地 ，人民外逃 ，田地荒芜，荒地日久往往落入少数豪绅手中，学者们认为 “这是促成豫西南一带田权高度集中的主要契机 ”。同时，土匪活动也使富户不敢再购置土地扩大产业;绑票勒索 ，又使很多人为回赎不得不卖掉地产，土地价格呈下 降趋势 。调查显示，民十七年到民二十二年，被调查的地方 “汲县第一区的地价 ，五年中就跌落 了1 / 6; 修武六区、新乡四区、滑县九区，跌落得更多，几在50 % 左右 。”“豫南地价跌落更 比北部及西南部显著。信阳近城五年前每斗 (注: “斗”信阳土地单位，究竟多大说法不一，约略一亩 。) 五十元的地 ，近年来三十五元无人过问。”那些掌握民团武装的武人 、地主，有能力保卫财产 ，有条件购买土地 ，土地迅速向他们手中集中 。
故而在豫西和豫南,土地集中程度较高，农民贫困程度较深，生活可谓是举步维艰。 在豫西，洛宁、新安、渑池等县,几百顷几十顷的地主比比皆是。 洛宁河底张家占有土地 500 余顷,“形成富愈千顷,贫无立锥的贫富悬殊的现象。 在地主周围居住的人民群众,什九为贫雇佃农。 这些劳动人民，经常处在地主的奴役剥削之下,生活异常痛苦,阶级矛盾十分尖锐。 而这也是产生土匪的主要原因”。
据1933年南京农村复兴委员会在河南的调查，河南西部和南部大地主较多，北部次之，中部最少。 南阳内乡罗姓家族的几个地主，竟然拥有良田六万亩；信阳罗山的刘楷堂原有稻田几万亩，后来虽然因为分家和出让的原因，田地逐年减少，但其所有的田地，仍在一万二千亩以上。 豫南其他各县田权集中的程度与之不相上下，甚至更加显著。 因此,“豫南各县农村中近年来的‘动乱’,在这里不难找到客观的根源”
故此，我们可以基本建立一个很绝望的现实链：因为农村经济的崩溃--->农民破产卖田--->因为广泛的破产卖田行为--->田价每况愈下，土地市场完全出于买方市场--->因为，长期生存在死亡线上，农民的匪盗化积累了动力--->但是匪队“大多数是在豪绅地主的领导之下”--->匪盗化的农民在地主的领导下，不断袭击村落，致使田价进一步下滑和更多农民流离失所--->最后，在河南形成了一个典型封建领主统治下的畸形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