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在探讨
时，牵扯到了我之前的
把其相关内容迁移过来，探讨一下：以莫言小说中描述的民国时代背景，一个“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大好人”，一个“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的“好地主”，一个不抢劫不乘人之危的“好地主”，能否合情合理合法地置田买地，吞并农民的土地？
在《生死疲劳》中，读过私塾、识字解文、堂堂的乡绅西门闹大喊：
冤枉！想我西门闹，在人世间三十年，热爱劳动，勤俭持家，修桥补路，乐善好施。高密东北乡的每座庙里，都有我捐钱重塑的神像；高密东北乡的每个穷人，都吃过我施舍的善粮。我家粮囤里的每粒粮食上，都沾着我的汗水；我家钱柜里的每个铜板上，都浸透了我的心血。我是靠劳动致富，用智慧发家。我自信平生没有干过亏心事。可是——我尖厉地嘶叫着——像我这样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大好人，竟被他们五花大绑着，推到桥头上，枪毙了！……
……
三月扶犁，四月播种，五月割麦，六月栽瓜，七月锄豆，八月杀麻，九月掐谷，十月翻地，寒冬腊月里我也不恋热炕头，天麻麻亮就撅着个粪筐子去捡狗屎……靠着聪明靠着勤奋也靠着运气积攒了万贯家财……一妻两妾、良田二百亩、骡马成群……
不仅是西门闹自认为“冤”，作为仲裁者的阎王也认同西门闹“冤”，“只是出于某些我不知道的原因”而以“六世不为人”来逼迫要求西门闹放下因“冤”而生的仇恨：
……在我连珠炮般的话语中，我看到阎王那张油汪汪的大脸不断地扭曲着。阎王身边那些判官们，目光躲躲闪闪，不敢与我对视。我知道他们全都清楚我的冤枉，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我是个冤鬼，只是出于某些我不知道的原因，他们才装聋作哑。……“好了，西门闹，知道你是冤枉的。……”
……
……我是一个本不该死却被枪杀了的好人啊，连阎王也不得不承认我是被枪杀了的好人，但这错误难以挽回。阎王冷淡地问我：“是的，错了，你自己说，想怎么办?我没有权力让你作为西门闹重生，你已轮回两遭，应该清楚，西门闹的时代早已结束，西门闹的子女都已长大成人，西门闹的尸骨已经腐烂成泥，西门闹的案卷，早已焚化成灰，陈年旧账，早已一笔勾销。你为什么不能忘记这些不愉快的往事，去享受幸福的生活呢?”
“大王殿下，”我跪在阎罗大殿冰冷的大理石地面上，痛苦地说，“殿下，我也想忘记过去，但我忘不了。那些沉痛的记忆像附骨之疽，如顽固病毒，死死地缠绕着我，使我当了驴，犹念西门闹之仇；做了牛，难忘西门闹之冤。这些陈年的记忆，折磨得我好苦啊，殿下。”
“难道那比蒙汗药还要峻烈千倍的孟婆忘魂汤，竟然对你没有作用吗?”阎王不解地问，“你是不是没喝那汤就冲下了望乡台?”……
这个鸣冤叫屈贯彻了小说始终，直到最后也只是放下因“冤”而生的仇恨，仇恨淡了忘了；却从未说过西门闹不冤。
小说中buff叠满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极清白、极无辜、极冤枉的地主。
但是，这样的地主可能存在吗？
……在华北，每当田间收获之后，即会出现大批的拾禾者，以致“作物根杆，搜括净尽，一次不足，且有继续数次者”，“有几处地方甚而至于收割小麦，不用刀割，而用手拔，罄其所有而去，所送还于土壤中的不过一点草木灰而已”（卜凯：《中国农家经济》1937年）。连收小麦都是用手拔了，“天麻麻亮就撅着个粪筐子去捡狗屎”并不为奇。但是，如此辛劳“勤俭持家”的成效是：30年代（民国工农业生产最高时期）山东的单产水平“民国《馆陶县志》载：包谷，上等地亩产130斤”。《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载“邑中地土膏腴”“山东省最富裕的县之一”的桓台县小麦“水浇地每亩收量，至少一百六七十斤，有收至四百斤者……非水浇地每亩收量百余斤”。
和平时期，兵头们多少忌惮人脉关系盘根错节的地主缙绅。但战乱时，在杨白劳眼中，黄世仁无疑是主宰生死的存在；在军阀土匪日寇面前，黄世仁也就是个屁。在某些地方，农税杂捐居然“预征”到了民国一百年（2012年）以后！当然，地主们都是提高地租把这些负担转嫁到农民头上；华北和山东地区许多地方的地主豪绅，把实际地租已经收到了七成，还在荒年乘人之危，落井下石，利用高利贷来盘剥农民……但是，土地上的出产就只有这么多，哪怕不给农民留下一粒谷子，能够搜刮到的粮食也是有极限的。
西门闹“接手家业时虽逢乱世，既要应付游击队，又要应付黄皮子，但我的家业还是在几年内翻番增值，良田新置一百亩，大牲口由四匹变成八匹，新拴了一辆胶皮轱辘大车，长工由两人变成四人，丫环由一个变成两个，还新添了两个置办饭食的老妈子。……靠着聪明靠着勤奋也靠着运气积攒了万贯家财……一妻两妾、良田二百亩、骡马成群……”……。
做个简单的四则混合运算：以200亩全是最好的水浇地在最好的年景一年每亩收获200公斤计（当时山东平均亩产为约100公斤），地租5成为100公斤/年.亩（毕竟是“好地主”就不应高于通常水平，但也没搞三七五减租），西门闹总收入为100公斤/年.亩×200亩×30年=60万公斤粮食。（注：西门闹的良田是从80亩增至200亩，为便于分析以始终200亩计算）
战乱灾荒年的粮食和金银同样是硬货，价格除极特殊情况外基本是同步涨跌，大致为黄金一两≈粮食1000±300公斤。
而西门闹的藏宝有“墙里藏着五十两重的银元宝四十个，一两重的金锞子二十个，还有白氏的所有首饰……缸里有一千块大洋……”，1两黄金≈10两白银≈10块大洋≈1000公斤粮食，首饰不计，其余金银就已经相当于320两黄金≈32万公斤粮食。
西门闹购置了120亩良田，以20年总产作为地价计算，每亩购价≈200公斤/年.亩×20年=4000公斤/亩，120亩良田就是48万公斤粮食。当然，“好地主”会不会灾年乘火打劫，压价买地就不知道了。
还有，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1927-1937）》：1912年各省旱地平均田赋占地价的百分率为1.8%；1931年为2.33%，1932年为2.48%，1933年为2.74%，1934年为3.26%，1935年则高达3.49%……假设西门闹魅力非凡，县太爷从没涨过他的田赋，也从来没有什么杂捐摊派和“预征”，每亩地价为4000公斤粮食，每年田赋就是4000公斤/亩×200亩×1.8%=1.44万公斤粮食，30年就是43.2万公斤粮食。当然，作为税基的地价在实际征收时往往会视人情而被低算，但就是只按一半算也有20万公斤。
此外，田赋在法律上是明确规定由地主缴纳，而作为“好地主”的西门闹会不会随大流将其转嫁给佃农就不知道了。
西门闹新置的大牲口、大车、农具……衣食住行、修桥补路、乐善好施……等等耗费就都不计算了，仅这三项相加就已有：32+48+20=100万公斤粮食，远远超过了总收入！
即使不计入西门闹的藏宝，其余两项之和就已经超过了总收入。
就算那位“极清白、极无辜、极冤枉的乡绅西门闹”真的“靠着运气”有大神保祐隐于桃花源中，一直太太平平，年年风调雨顺，无病无灾无匪无贼无日寇，和一妻两妾四仆四长工一齐不吃不喝，也不可能攒下“墙里藏着五十两重的银元宝四十个，一两重的金锞子二十个，还有白氏的所有首饰……缸里有一千块大洋……”。
那么，“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大好人”，一个“我家粮囤里的每粒粮食上，都沾着我的汗水；我家钱柜里的每个铜板上，都浸透了我的心血”的人——他的藏宝是怎么来的？
更何况，“桃花源”是不存在的，现实是西门闹亲口所说的“乱世”，是苛捐杂税、兵荒马乱、日寇肆虐的“乱世”。在现实中，真有人能如此“魅力非凡”，真的能“等等耗费就都不计算”吗？
所以，如果只靠地里刨食，没有办法当汉奸或以祸害乡里来转移逃避捐税的话，200亩良田也只有风调雨顺之年才可能顿顿都吃白面馍馍，逢年过节吃一顿肉；至于积蓄、买地……想都别想。更何况，基本上每年都有流民和土匪前来串门，地主土豪们也时常拉起团练（联庄会、红枪会、铁板会等等）彼此攻打，你不花钱拉团练就是帮别人屯粮食留积蓄。那年头每一个能够保住家业的地主几乎都是打出来的“胜利者”，《红高粱》中余占鳌的原型曹克明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西门闹的藏宝是怎么来的？
所以
西门闹这种“极清白、极无辜、极冤枉的地主”是不真实，是不可能存在的。
即使是莫言小说，即使在这种为“好地主”鸣冤叫屈的小说背景下，“好地主”也无法合情合理合法地购田置业，吞并农民的土地。
所以
问题：地主能有什么办法吞并农民的土地？
答：至少在民国，没有非农资金还能购田置业的地主，其吞并农民土地的办法肯定不可能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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