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所说“秦制”的明确定义是什么？

我很好奇，不认同秦制这种提法的人

@虚无即一

@叶隐闻书

@云洛

@月明星稀

，对于“百代都行秦政法”这句话怎么看？是屁话吗？“批孔扬秦”，批的是什么，扬的又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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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制的核心就是高度的集权和维稳，因为打掉了封建金字塔结构的中间阶层，必然会带来统治的不稳定，所以要尽可能地压制底下的反抗能力。所以要愚民疲民辱民弱民贫民，所以要编户齐民，所以要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

然而秦二世而亡，说明这一套高压统治管理统一前的秦国可能问题不大，但是管理不了统一后的大帝国，因为技术条件达不到，首先通信和交通的限制就使得中央没办法对地方如臂使指。所以汉武大一统之后，董仲舒搞出了一套所谓外儒内法的玩法，给法家暴政披上一层儒家温情脉脉的皮，从思想上维稳。明明是吃人不吐骨头的暴君，却要自称君父，明明是灭门的县令，却要自称父母官。国家国家，搞得好像大家真的是一家人一样，这就是所谓大共同体。

你当然可以举出很多反例，说存在各种小共同体。然而这些小共同体不是制度设计里本来应该出现的东西，只是制度实施过程中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做出的妥协。秦以后也存在各种分封，然而如果说封建是合作博弈的话，秦制就是典型的零和博弈，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所以要杀功臣，所以要削藩，什么永镇xx，什么与国同休，都是鬼话，只是因为暂时奈何不了你，或者你还有利用价值而已。一旦老子回过气来，马上干掉你。因为权力这个东西啊，一旦掌握了就不想放手，就想要更多。反而“五十年不变”这种直白的话稍微可信一点，可事实证明连五十年都坚持不了啊。。。

整个秦制的历史叙事就挺魔幻的。存在大量疑点，而秦晖的论述可以说是其中学术性最差，政治意图最明确的之一。

目前常见疑点梳理如下：

一、秦自立国到秦朝灭亡经历500年时间，严格来说属于封建时代政治实体存续过程中很长的。并不是一个快速衰落的王朝，所谓秦律导致了秦朝快速灭亡说法并不严谨。甚至可以说从王朝角度来说秦始皇是朱元璋，而从秦国角度来说秦始皇是朱由检。

二、商鞅变法开始于公元前356年，秦始皇统一全国于前221年，间隔一百多年，传统叙事中商鞅变法=灭六国这一说法并不严谨，甚至秦在长平之战后（前260年-前221年）出现了严重的溃败和战略空窗期，秦军在长平战后数十年没有战略性的军事行动，直到秦始皇才重新启动，学界的论述很少集中在秦始皇的作用上可以说是个严重的问题。

三、对所谓秦制思想脉络的梳理可以说非常拉跨，不知道为啥徒子徒孙整天碰瓷。以下这个就非常典型，现在睡虎地和里耶秦简这么明确的原始法典和量刑以及讨论记录都出现了，秦律引用和思想发展脉络也多从简牍角度出发，拿着诸子百家流传典籍进行梳理这种清朝就用烂了的研究手段怎么好意思拿上桌的？

粗看下来问题在于：

1.目前已经出土秦律十八种详细内容，其源流已经有明确分析，这种拿百家论述概括性分析的方式已经过时，甚至这篇回答的概括方式也是偏颇的，如果以同样方式对比秦律与司马法进行对比就可以发现秦律内容是非常典型的军事法律民事化过程。

2.董仲舒的儒学改革本质是非常明显的对儒学进行宗教化改革并与汉朝特色谶纬政治结合，所谓建立儒皮法骨并不是主干，更多是秦晖式的选择性引用和针对细节的由果推因。

3.汉代语境中的民，尤其是社会议论中的民很多时候是地方利益集团，比如盐铁经营，铸币，一看最大产业都控制在地方政治势力庇护下的地方豪族手中，普通平民根本不具备建立类似暴利产业并保障其安全的能力（规模化的手工制铁制盐铸币作坊可比自己买显卡挖币困难多了）这个问题也不止一个人提过了，最近我们还在1980-1990年阶段获得了一张此类政治环境的体验卡，其对社会发展和民众生计的效果大家可以结合前后历史事实自行了解。

四、汉初法律和秦律有非常明确的继承关系，从现存十八种律与九章律文本对比和历史法律记载角度都可以找到大量证据，但是为什么汉初法律没有像秦律一样引起全国性的不满和动乱，甚至其历史形象还是以宽松为名的？目前没有见到系统性的论述。

五、秦晖本人学术不端问题知乎早就有人扒拉过，根本不是如上所述回答中的所谓引用错漏四个字可以一笔带过的，其实质问题是带有明确倾向性的选择性使用资料和剪裁原始文献。

出于此原因，我不建议任何人阅读秦晖的玩意，除非你如上文作者一般有毅力能力以及耐心去查证分析其所有论述的原始记录。否则必然会被其体系化且有明确倾向的断章取义所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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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现场进行秦晖把戏的表演也是够欢乐的

这位为了论证查举制度下官员选拔的平民属性抬出了如下高论：

对此我只能再强调一下秦汉历史常识，察举制下官员推举普遍由地方官吏完成，这些地方政治势力与豪强结合形成的利益共同体是汉代官员的最主要来源。

而此公是这样的

那我们来看看他的论述依据：

其实这段来自：

原文截图：

原文明确指出了特举的基层执行仍然是由地方官吏完成举荐，中央层面只是对被举荐人选进行考核，实际上察举制度那一套围绕着地方势力的同心圆进行选拔的问题没有实质性变化。

直接把下面一段话给去了然后断章取义拿着上面一段话出来论证察举制下官员选拔能代表底层民众利益，

我是真没想到有现场表演秦晖把戏这一出操作的，确实非常有节目效果。这下我不得不认输了。

秦晖将国家抽象成了三个部分，大共同体、小共同体和个人，大共同体的力量完全压倒小共同体和个人的制度，便是秦晖定义的秦制。

严格来说，秦朝算不上秦制，只是秦晖借古讽今的由头，秦朝对于基层，尤其是关东六个故地的控制是非常薄弱的，基本上可以说是皇权不下郡：

张良在博浪沙刺杀秦始皇，砸中了秦始皇的副车，结果事后什么事都没有；

项梁作为秦国的头号通缉犯，在关东地区到处活动，最后还成为了会稽太守的座上宾；

刘邦、英布在秦始皇时期就领着骊山徒落草，全县的人都知道刘邦躲在哪里，但是郡守、县令根本不肯费心去抓他们；

东郡有陨石落地，百姓在陨石上刻字诅咒秦始皇，秦朝的御史查了半天也没结果，最后只能搞了次大屠杀来交差。

秦朝时期，朝廷的力量根本压不倒地方上小共同体，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晚清民国时期，这就是所谓的皇权不下县，我再之前的回答中已经讲过了，这里不重复了：

建国之后，国家进行了强制性的资源再分配，由此彻底压倒了地方上的小共同体，旧的基层精英被打倒了，新产生的基层精英除了国家给予他们的土地、财富和政治地位外，没有掌握任何稀缺的资源，自然丧失了所有与国家讨价还价的资本，只能依附于上级的权力，成为国家意志在地方的代言人和执行者。

这不是一两个人的独创，而是8、90年代三农问题研究者的普遍看法，用以解释为什么前三十年的基层组织经常会脱离农村的实际情况，一味地讨好上级，无视本社区的利益。

至于某些答主提到的英国等现代秦制国家，这是小共同体压倒了大共同体的典型案例，13世纪的英国贵族就逼着国王签署了《大宪章》，逼着国王设立了议会，通过了《大抗议书》、《权利法案》等一些列文件，用以限制国王的权力：

最典型的代表就是最近的中国驻英大使馆搬迁一事，英国政府同意了，伦敦市政府也同意了，但是哈姆雷特塔地方议会不同意，结驻英使馆一直搬迁不了，英国政府也无可奈何，因为在英国大共同体与小共同体是平等的，政府不能干涉应由地方议会自决的事务。

下面是我和

讨论的结果：

从“秦制”本身的出处（秦晖）来说，秦晖本人从他成名作《田园诗与狂想曲》就强调，秦代以后的中国是“大共同体本位、小共同体缺位”的状态，也因此出现了很多“二相性”的情况（例如“一盘散沙”和“团结一致”共存）。秦晖虽然在全书中大量地引用马克思和苏联学者的内容，但是实际上对苏联式马克思主义进行批判。实际上，作为学农民学和东欧研究出身的秦晖，最大的兴趣就是将苏俄和中国进行对比，因为二者具有不少相似的地方。“秦制”实际上可以被视为高度中央集权、小共同体无法存在的政治形态，作为苏俄的类比就是秦晖妻子金雁在《倒转红轮》中叙述的尼康改革后的沙俄，在中国则很容易让人想起商鞅变法、《商君书》和秦始皇的集权统治，因此也无怪“秦制”成了一个政治模因。

“秦制”为什么会有市场？这实际上是中国人对“为什么中国在近代落后”这个问题上所发泄的情绪：中国集权统治长期存在，在大多数时候都呈现皇权独尊、世家大族和贵族无力制约皇权的状况，这和辉格史观下西方现代化的进程并不相同——后者的故事中，王权在分封制下不够集中，贵族对王权制约（例如大宪章），建立议会，王权弱势推动商业发展和资产阶级兴起，最终推动欧洲现代化；《商君书》中提到极端的“弱民”和“强国”理念对于苦于批判文化保守主义和犬儒主义的网友来说是一个很好的靶子，和商鞅的秦朝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秦制”。这些叙述中，中国在近现代落后于西方，关键是“秦制”扼杀了资产阶级发展和文化繁荣，导致中国长期处于“超稳定结构”下，最终被列强坚船利炮打开了大门，开启了现代化的过程。

这种追溯历史上“秦制”的行为实际上缺少学术上的严谨性。唐不闻已经指出，作为“秦制”指导的《商君书》实际上是一种高度极端化的空谈，真实世界中的“暴君”秦始皇都做不到《商君书》的程度。而《秦制两千年》等书也被人指出很多问题，至于“秦制”和“秦政”被混淆的问题，也是“秦制”容易被滥用的原因。

“秦制”实际上没有明确的定义，“秦制”或者“封建”（政治意义上的，可以认为是贵族政治或者封臣政治）都不必然导致现代化或者阻碍现代化。诺曼征服后的英国也大大加强了中央集权，可以认为是“秦制”化，“大宪章”对资产阶级的兴起有被高估的可能，英国最后也自发发生了现代化。贵族政治或者封臣政治比较发达的波兰和西班牙在近代国际上实际上大部分时候都不是一流甚至被各大国欺负，例如佩里·安德森就说：“当绝对主义在欧洲其他地方大步挺进之时，波兰君主的权力却被贵族大幅度地和明确地削弱了。”分裂的贵族政治也可能阻碍现代化，从这个角度来说“封建”和现代化的亲和力并没有那么强。因为中国本身具有很强的绩效合法性传统，所以在讨论秦制的时候，看起来是在讨论“小共同体是否能存在”，实际上经常转换成“人民被控制和盘剥多少”，最终变成了生活水平的比较，所以知乎在秦制讨论下面经常涉及到中世纪欧洲和中国古代的农民生活对比，支持者试图通过证明分封制下农民生活更好来证明秦制无限度汲取资源，给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但是这种讨论是没有意义的，反秦制者所希望的现代化本身就是强化国家对民间汲取能力的过程。尤其是对农村来说，农业国家如果想快速实现现代化，就必然会加重经济负担，杜赞奇的“国家政权内卷化”就是谈论国家机器现代化对农民负担的加重。我们比较光荣革命后的英国和同期的清朝就会注意到这一点：1753年，清代所有财政收入按照王业键估算为7379.2万两白银，而当年GDP根据刘逖和管汉晖分别估算为166400万两白银到164300万两白银之间，岁入占GDP总数为4.4%左右；同期逐渐转向现代财政国家的英国财政收入占总GDP的8%左右；1840年户部计算岁入3904万两白银，刘逖估算当年GDP为448400万两白银，就算算上附加税，清朝岁入恐怕也不到GDP的2%，同期英国为10%。从比例上英国国民负担比中国重。Peter Mathias和Patrick K.O'Brien指出英国是18世纪负担最重的欧洲国家之一，岂不是英国比同期清朝更秦制？

而且中国历史上是否历朝历代都是“秦制”呢？常常有人认为中国帝制晚期的官僚在诸如税收等方面的平庸表现是由其规模过小所造成的。正如施坚雅所指出的，18世纪20年代中国的县级行政单位甚至比汉代还要 少，而后者的人口规模和疆域都要小得多。如果以汉朝一个县5万人来作为最底层的官僚治理能力范围，清朝至少需要8500个县，而清朝实际仅有1000多个县，官僚对基层的管理能力确实鞭长莫及。假设我们接受了刘光临离谱的对宋朝GDP的过度估算，北宋巅峰期岁入占GDP也有9.3%（如果刘光临估算GDP过高而实征赋税比刘光临的数据更高，则实际占比会更高），而到清朝巅峰期和末年却只有3%-5%（太平天国时期除外）。前现代中国对基层控制力到底有多强是一个值得存疑的问题，而且不同朝代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以“秦制国家”盖之似乎显得没有说服力。

说到底，所谓“秦制”的出现，其实和现代化的出现是类似的——蒂利等人对战争促进现代化和国家权力强化的强调，以及约翰·布鲁尔提出的“财政—军事国家”的理论，启发了赵鼎新等人类比东周战争（春秋战国）对国家集权化的作用，赵鼎新随之认为，中国没有自发走向资本主义，是因为国家集权化太早，导致中国没有形成独立于国家势力之外的自治型经济城市，这被认为是工业资本主义得以在欧洲形成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资产阶级没有机会像欧洲那样随着战争地位不断上升。看起来这支持了“秦制”的观点，但是必须指出，对于历史的假设不能简单的因果关系，不能认为只要没有秦制，一切都会好起来，独立城市、商业繁荣、文化繁荣，工业资本主义就形成了。实际上，如佩里安德森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都对欧洲各国现代化过程进行了分析，实际上基本符合英国式现代化的过程的国家有且仅有英国，其他每个国家的现代化或多或少受到外界的影响，而且大部分的自身努力都遭遇失败。没有“秦制”的国家也不一定发展出了资本主义，而有“秦制”的国家（例如秦晖喜欢说的东欧）也并非发展不尽如人意。

法国和西班牙创造了弱的专制主义，但没有建立议会负责制的原则。两个国家分割出卖自己的功能给众多精英，精英以特权和免税保护自己——但不包括其余社会群体——避开国家的任意权力。俄罗斯建立了更为彻底的中国式专制主义，其君主政体将精英征入国家服务，予以掌控。在匈牙利，强大凝聚的精英在君主权力上实施宪政制衡，从而建立起负责制的原则。但这制衡太过强大，以致阻碍了国家的有效运作。最后，只有在英国，强大的议会将负责制原则强加于国王，但并没有破坏强大和统一的主权政府。
福山《政治秩序的起源》
欧洲这两种绝对主义的变体，即西欧绝对主义和东欧绝对主义，各有不同的特点和时间性......因为在东欧，贵族的社会权力没有像在市场化的西欧那样受到任何新兴城市资产阶级的妨碍：领主的统治是为所欲为的。因此，东欧绝对主义比西欧绝对主义更公开、更明确地显示了自己的阶级构成和职能。这种建立在农奴制基础上的国家的封建性质十分鲜明，毫无掩饰；下层被奴役的农民是其强制机器所维持的压迫和剥削方式的固定残余物。但是，与此同时，东欧绝对主义的起源同西欧绝对主义的起源迥然不同。因为确切地说，不是商品生产和交换的成长直接造就了它：资本主义还远在易北河以西的地区。导致绝对主义在东欧提前形成这一诡谲现象的是两种交错的力量：一种是封建化的未完成的进程——在时间上开始得较晚，没有受益于古代的遗产，而地理和人口条件又较差；另一种是来自更先进的西欧的越来越大的军事压力。随着绝对主义体制在东欧的确立，界定整个大陆的国际国家体系完全建立起来了。这种多边的政治秩序——各国竞争和冲突的统一场所——的诞生本身，既是绝对主义在欧洲普及的原因，也是其结果。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起，这种国际体系的建构当然并没有使大陆的这两部分变成同一种构造。相反，西欧和东欧的绝对主义国家从一开始就分属不同的历史系谱，它们继续沿着不同的轨迹发展，直至达到各自不同的结局。命运的全部结局是众所周知的。在西欧，西班牙、英国和法国君主国被自下而上的资产阶级革命所击败或推翻；意大利和德意志的诸公国则被姗姗来迟的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革命所消灭。在东欧，俄罗斯帝国最终被无产阶级革命所摧毁。由这些先后发生的但性质相反的大变动所体现的大陆分裂的后果，至今还影响着我们。
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

所以，与其纠结于“秦制导致我们没法进入资本主义”，不如接受赵鼎新的结论：现代化本身是一个偶然出现的事情，是欧洲特殊的环境产生的事物，不是任何一个单一因素（无论是“秦制”还是加州学派认同的露天煤炭等，亦或者刘光临厌恶的“指令经济”）可以解释的必然过程，而且就算有相似的因素，也需要很多偶然性才会发展起来：

从下述意义上讲，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只是西方特有的一种现象：它极大地受益于希腊—罗马的政治和文化传统，并且在下面两种平行的历史发展进程中逐渐成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发展态势—战争驱动型工具理性文化的兴起，以及国家、自治城市、教会、军事力量在冲突与合作过程中所形成的均势格局。工业资本主义起源于欧洲只是一个偶然的历史事件，因为，在欧洲工业资本主义发生过程中发挥过关键性作用的那些条件，世界其他地方都不具备。工业资本主义在今天只是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事实而已，而不是一个值得为之欢呼雀跃的现象。
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从秦晖论证大小共同体的角度来谈论“秦制”，我们会发现这固然是一个很有洞见的想法，但是终究是一个无法被证伪的概念。大小共同体并不直观，你无法直接感知其的存在，所以建立在这之上的秦制也无法直接触摸。赵鼎新曾经批评过政治机会结构理论，指出任何把社会结构彻底主观化的理论（比如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符号资本等各类资本理论）都存在无法证伪的问题，秦制同理。如果这类理论范式的权威性得以确立，那么不同的政治结构因子都可以被界定为不同的秦制结构，我们能证伪的，最多也只能是确定和证明某种政治结构因素（秦制的结构）对一个具体的经验事物产生影响，而不是这些理论本身。把这种秦制理论推到一个极端，不要说政治学，就连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都会变为“秦制学”，而无法证伪的秦制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这样讨论的价值和意义都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