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得出自己的结论依据和逻辑极其不严谨，漏洞百出，臆想发明了一些历史。

沈捏造事实，歪曲抗美援朝史实，否定镁帝钦略行径和意图，从而发明历史“中国出兵其实也是朝鲜战争起源的一个组成部分”（《沈志华演讲录》 九州出版社 北京 2016年 第98页），并编造“中苏同盟的签订导致了朝鲜战争的爆发”（《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2013年 第30页）。

根据沈自己公开发表的文章、公开资料和严谨证明，指出沈的依据和逻辑重大漏洞：

沈志华说：“当时美军轰炸丹东是误炸。后来我访问丹东当时的市委书记高扬，问他到底美军是不是轰炸安东市？他说是误炸，就两颗炸弹。”（《沈志华演讲录》 九州出版社 北京 2019年 第121页）而高扬早在2009年已经去世，其他场合并无此言论，沈志华的观点经自己之口在高扬去世后讲出并无对证，也没有高扬本人的书面材料，是不是高扬说的无法证明，可见这是沈志华自己极有可能编造的一面之词，无法采信。

镁机对中国境内低空扫射、投弹，即不是一次也不是误投，事实具在，胜于诡辩。

1950年8月27日，美机侵入中国东北境内的辑安（今集安）、临江、安东（今丹东）地区轰炸扫射，造成中国居民死伤24人，炸坏车辆房屋。周恩来以中国外交部长名义致电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严重抗议。同日，周恩来还致电联合国，要求制裁美国空军侵入中国领空的挑衅和残暴行为。8月29日，美机又两次入侵中国丹东市宽甸县（属丹东管辖）上空进行侦察扫射，中国居民死伤11人。

1950年10月7日，美军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同时，美机对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安东、辑安等地进行轰炸和扫射，炸毁建筑、工厂及车辆，炸死炸伤中国平民，袭击正常行驶的商轮。从10月起，美国还派飞机轰炸、袭扰我青岛、烟台等地，美军飞机，低飞扫射安东市等地的史实，有照片，有当时的各种报道、抗议，后来美国也得不承认，只是辩解是飞行员误判。

1951年10月24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上说中国为什么出兵抗美援朝时有这样一段话：“从8月7日到昨天（志愿军是25日出国同美军交锋的）这两个月时间，美帝国主义的飞机已侵入我国12次。最近不仅在鸭绿江，而且已飞到宽甸来示威、侦查、扫射和轰炸……”

12次入侵！每次都是误入、误投、误炸？

这是志愿军出国前美军对中国主权的公然的侵犯，不能认为是“误炸”，作为分界的鸭绿江的标志性很明显，作为低空扫射，难道以飞行员的视力，还看不清一条浩浩明亮的大江?如果那个国家同墨西哥发生战争，把炸弹扔到美国，美国会置之不理么?

@托卡马克之冠

@奥雷里亚诺

@知乎666

@任他明月下西楼

@漫卷诗书

@狄达仁科大尉

附新闻：

此事，在“停战谈判”中，我方代表解方质问联合国军代表滕纳，滕纳回答说，没有，引起大家哄笑。解方接着告诉他：“联合国军飞机轰炸安东地区这一铁的事实，已被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汀于1950年在联合国大会上正式承认了，而你却说，‘没有’，作了武断的抵赖，这样难道不叫人好笑么?”（转引《板门店谈判见证录》郭维敬 著 大象出版社 2008年 郑州 第63页》）

在沈志华捏造地否认镁帝入侵干涉中国行径导致抗美援朝的前提下，他发明历史：“中国出兵其实也是朝鲜战争起源的一个组成部分”（《沈志华演讲录》 九州出版社 北京 2016年 第98页），并编造“中苏同盟的签订导致了朝鲜战争的爆发”（《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 广东人民出版社 广州 2013年 第30页）。

“所以我判断，斯大林是看到毛泽东的回电后有点下不了台，就给自己找个台阶，又发了一封……”（《沈志华演讲录》九州出版社 北京 2016年 第84页）

“所以我推断，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发动战争是为了苏联自己的利益，为了在远东建立战略基地，赢得出海口和不冻港。”（《沈志华演讲录》九州出版社 北京 2016年 第89页）

沈志华认为，1950年2月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斯大林很可能是出于对中苏有关东北权益的协定不满（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苏联将失去中长路好旅顺港），为了保证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是苏联在远东战略利益的支撑点，才同意朝鲜的进攻计划的”（《冷战在亚洲——朝鲜战争与中国出兵朝鲜》 九州出版社 北京 2012年 第217页）

【按：沈志华先生多次说，朝鲜战争爆发是由于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和苏联为了寻找出海口说，就是建立在这“很可能是”的基础上，所谓发现的新材料，不过就是毛泽东在苏联期间，金日成给斯大林的电报，申述南下的理由，斯大林在这个时候给金日成回电并让金日成到苏联面商，于是，这“新材料”就将朝鲜战争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联系起来，就轻轻地将朝鲜内战爆发的直接原因的“罪魁祸首”变成了斯大林因为是毛泽东逼迫斯大林签订的中苏友好互助条约，斯大林为了寻找出海口。这间接地说是中国的责任了。】

感谢张兴德同志提供相关文献。

但凡对国内人文社科研究现状有哪怕是常识性了解的人，都不会对沈志华有什么恶言恶语。

国内的人文社科研究现在是什么局面？是这种情况：

这篇论文前段时间可是出了大名了，甚至还是获奖文章，生了病不打针不吃药不看病，只要念经就行了，天降灾疫是对信仰的考验，信主虔诚者得永生。

而类似这种文字垃圾批量规模化生产，是国内人文社科研究的常态，各种“专项课题”“重大成果”不是车轱辘话来回念，就是吉祥话报菜名，而这些所谓的学术研究吞吃着巨量经费，养活着一堆尸位素餐的闲人，产不出任何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批量销毁着社会财富，这就是国内的人文社科现状。

在这种情况下，哪里来的脸去批评沈志华呢？

沈志华在苏联刚刚垮台，东欧刚刚剧变的时候，利用政局混乱带来的空窗期，自费前往这些国家收集了大量原始档案材料，并编译成册，且不谈这个嗅觉的敏锐程度和意识的超前程度，光是这个工作量就不是一般人能承担的。

这么多资料，不说去海外采购收集，你光搬都得搬几天，他愣是搬回来了，那么请问同一时期国内人文社科学界有何建树吗？不说考察问题，分析问题，研究问题，评估问题，搞出原创性成果了，就是单纯以翻译的身份照抄外国成果抄利索了吗？还是说忙着倒批条，贩油墨，卖杂志，说贯口，报菜名，写日记去了？

沈志华分析和运用材料的能力可以讨论，他的一些结论可以商榷，但有一条，他是真的在做学术，他是真的想要搞出点有用的东西来，他是真的尽了自己的全部能力，认真去搞研究了，他的学者头衔当之无愧，比那些除了人话什么都说专家强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研究的怎么样，是能力问题，有没有做研究，是态度问题，在国内人文社科学界普遍连做翻译都做不利索，甚至连研究的门都没入的情况下，居然有如此多的人对着一个抓住千载难逢的窗口期，自费去搬第一手材料的人指手画脚，伸胳膊抬腿。

这令我极为惊恐，我们已经沉沦至此了吗？

国内批判沈志华的人多，无非是因为他淘回来的第一手档案资料起了底，揭了秘，扒了皮，开了盖，把一些人不喜欢，不相信的事情以原始档案的方式落了实锤，坏了某些人的风水，砸了某些招牌，拆了某些牌坊，把遮羞布和屁股帘一把掀开，让有些人脸上挂不住了而已。

关键是这些人还没法反驳，毕竟原始档案摆在那里，基本事实铁证如山，事情根本没有辩解的空间，某些人以往能装神弄鬼，无非就靠模糊化和信息不对称，现在迷雾被扯破了，人人看的明白，原本能辩的也没得辩了，于是有些人急了，跳脚了。

事实判断无法反驳，只好诉诸于价值判断，讲道理讲不通就开始讲感情讲动机，上价值上强度，把观点分歧升格为路线分歧，凡事都往敌我矛盾上靠，大搞猎巫运动。

史学首先是史料学，史料的挖掘和积累是史学的产业基础和基本资源，中国就是太缺少在一线积累材料的人，好不容易有个沈志华这种在重大地缘变故到来时，以极其敏锐的嗅觉冲在第一线去搞材料的人，回来后一群人整天正事不干，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到头来又抱怨自己的学术界都是传声筒和翻译机，没有原创成果，那么请问，苏联完犊子的时候，他冲向了档案馆，你在干嘛？

做人可以不要面子，但不能不要脸。

没有档案只方便编故事，有了档案才方便唬人。赞扬沈志华基于档案研究的人，其实只是赞扬沈志华的观点，档案只是他们给自己、给沈志华观点撑腰打气的一个工具。研究原始档案=研究是基于史实的、客观的，这是一个笑话一样的糊裱逻辑。

就连西汉经学家都知道，孔子著春秋，是从鲁国历史档案里摘抄删节的成果。圣人摘抄了哪些，不摘抄哪些，用什么样的字句摘抄，都隐含着圣人的褒贬，所以春秋的最大意义不是史学，而是经学，是圣人垂教后人的微言大义。所以公羊传对春秋做了非常细致入微甚至夸张的解读，用来服务树立汉武帝乃至统治者无上至尊法统的目的，其阅读理解能力让当代所有高考语文单科状元自惭形秽。

除非像挖出清华简一样，幸运地挖出了鲁史春秋全本，孔子的春秋，就永远不是接近真实事实的春秋（因为鲁国史官也多有隐讳曲笔）；也无从知晓孔子删节哪些、其意如何，公羊传的阐释也只代表公羊传自己，不代表孔子。

对于沈志华也是一样。他使用、编辑原始档案，选用了哪些、没选用哪些，公开哪些，没公开哪些，怎么就不会蕴含他的“微言大义”呢？苏联档案在历任当权者手里筛选了一次，在沈志华买档案的时候筛选了一次（即使出于善意认为这次筛选是随机筛选），在他研究编辑的时候又筛选了一次，经过了至少两次、至多三次人为筛选的档案，其作为史料的完整性、客观性当然可以质疑，也值得质疑，怎么就会成为了某些人眼中不容怀疑的“绝对客观真相”了呢？

何况沈志华本人自己还把经学家的工作包揽了，从不吝于阐述自己对史料的解读。赞扬沈志华的答案普遍推崇他基于档案的严谨治学精神，却没一个人基于沈志华的论文原文评论他的研究质量和可信度，那我就在这里给你们举一例吧：

美国对苏贷款问题历史考察（1943-1946）——关于美苏经济冷战起源的研究（之一）

这篇2019年的论文里，沈志华对苏联没能在战后拿到美国大笔援建贷款的原因，提出了六点结论，其中评述苏联决策层得失的是第二、五点，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他对苏联决策层评述是不是合理（完整版论文网上能找到）：

第二，为实现战后经济重建的宏大目标，取得美国提供的长期大额信用贷款是苏联最重要的外部资源。对这一点，克里姆林宫和各级官员都有共识。但是，受到政治经济学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期待美国战后爆发经济危机，以此为自己创造最佳贷款条件，导致苏联不愿主动也未能及时正式提出合理的贷款要求。这也是雅尔塔会议未能讨论美苏贷款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罗斯福不愿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但如果斯大林主动提出，罗斯福也不太可能回避。

其中最重要评述是，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受到政治经济学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期待美国战后爆发经济危机，以此为自己创造最佳贷款条件”。

首先，沈志华分析苏联决策逻辑的依据，不是苏联档案，而是美国国务院公开的内部文件中，美国外交人员对苏联领导人讲话的解读，以及其他二手研究来源。不知为何，此时沈志华突然放弃了研究原始档案得出结论的原则，开始用美国人的“印象”来考据苏联领导人的决策逻辑了：

更主要的是在当时苏联人的理念中有一种盲目的自信：战后美国将进入经济危机，资本过剩和大量失业会迫使美国求助于苏联[脚注3]
脚注3：当时苏联领导人的讲话和政府的宣传给美国人留下的就是这种印象。见“Memorandum by Durbrow to Acheson, January 21, 1946”, FRUS, 1946, Vol.6, pp.820-821; Funijiello, American-Soviet Trade in the Cold War, p.19.
1944 年 12 月米高扬建议不接受 10 亿克朗（约 2.38 亿美元）的瑞典贷款，其理由就是条件不好（3.5%的利率、25%用现金支付等）。还有学者提出了其他可能的原因[脚注2]。
脚注2：如，等待美国发生生产过剩的危机，那时华盛顿就会给予更加慷慨的条件；在意识形态上苏联对自给自足和计划经济充满自信。Pollard, Economic Security, p.51.

其次，沈志华没有告诉读者，1945年战争刚结束，美国几乎立刻发生了经济危机，工人工资下降，物价飞涨（The Year of Indecision, 1946: A Tour Through the Crucible of Harry Truman's America），直接导致46年杜鲁门中选大败两院皆失，48年大选中苦战杜威（当然一个不经意的结果是开启了V4押宝错误的传奇历程）。因此，苏联领导人对美国经济短期内走势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们的错误在于低估美国发动冷战的政治决心。而沈志华却通过二手材料，把苏联领导人的正确经济预测描述为一种受“政治经济学教条”束缚的错误判断，显然是对史实的完全偏离，其“微言大义”无非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苏联领导人判断力的否定。

第五，苏联领导人最大的问题在于认知偏差，就是没有看到战后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大趋势，不愿承认美国的经济实力必然导致其主导未来世界经济的现实，更没有意识到苏联自身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而这种体制不经过逐渐的调整和改革就无法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事实上，加入国际货币组织和贸易组织后，解决贷款问题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这段话的问题在于：第一，把6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降低关税进程与苏联解体后全球化进程当成了二战结束后立即展现的历史大势。67年GATT肯尼迪回合谈判全面降低各国关税之前，世界上只有美欧、美日、经互会等以军事同盟为基础的经济集团，根本没有后冷战意义上的“全球经济一体化”，当然也就更不存在苏联必须自身改革以求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必要。如果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能在45-46年预言到这一趋势，可能沈志华就得去华盛顿买档案了。

第二，用苏联解体的马后炮的视角，把“没有意识到苏联自身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当成苏联决策的错误。然而，从二战后的视角，苏联体制是同时扛过了大危机和全欧陆工业化国家进攻的成功体制，在后来也确实带动了苏联没有外援情况下的快速复兴，甚至在西方都拥趸无数，斯大林等人当然不可能认识到“苏联自身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没有认识到也不是他们的错误。这种马后炮的视角堂而皇之的出现在历史论文评述里，可以说是相当业余。

第三，沈志华对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组织体系如何运行一无所知。把GATT说成当时不存在的WTO（这个错误在本论文的正文里也有），IMF也不负责提供发展贷款（那是世行的事）只提供危机贷款，而其结论“加入国际货币组织和贸易组织后，解决贷款问题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更是一厢情愿的暴论，美国对世行从股份一票否决权到任命行长的绝对控制力决定了，世行本身是美国的重要政治工具（想想最近几年马尔帕斯逼中国在世行毕业的言行），在美国铁了心拒绝给苏联援助贷款的情况下，凭什么苏联能在世行“顺理成章”的拿到贷款？所以，在这一点里，沈志华试图把苏联领导人描述成盲目短视、顽固封闭、不知好歹的形象，但完全没有考虑过历史人物所面临的信息环境。

综上，可以得出结论：

沈志华一没有研究历史学的专业素养，二没有对冷战历史的清晰宏观把握，他所谓的基于档案的研究，立场先行、六经注我的色彩极为浓重。对沈志华“档案研究法”的崇拜，本质上只是对沈志华历史观点崇拜的粉饰。

2015年5月1日的哈尔滨，经历过一场癌症手术的艾跃进教授进入到生命最后的一年，正带病继续为同志们主讲一场红色正能量讲座。

在这场讲座上，他说：

长期以来，学界和宣传似乎都是这样叙述的——“美国发动了朝鲜战争”“美国挑起了朝鲜战争”......

我曾经也是这样认为的。

后来看了沈志华教授基于大量中苏文献档案资料的研究成果写的书，看了他一些讲座的视频，对朝鲜战争的起因、经过、结果，各方力量的角力、妥协有了较以往更加详尽、深刻的认识。

如果按照部分肛肠科网友的“腚位论”观点看，艾教授的腚位显然是“无比坚定且正确”的，他至死不渝；沈志华教授则是“腚位多少有问题”的，他居心叵测。

可是艾跃进教授惜字如金，这一整场讲座关于朝鲜战争爆发原因的阐述真就只有这一句话9个字，讲座之外也难以寻觅他对朝鲜战争的学术研究。

我对艾教授这类学者的一点意见就是：讲起正能量的段子他们能够说得非常细致，比如声称年轻时候记性好能够背下《尼克松回忆录》的内容，并当着甘肃兰州交大师生的面儿背了一段“我云山雾罩般地听......在他面前我就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小学生站在严厉的先生面前那样，我不敢说半句假话......”甚能辅以艺术家般的表情和语调变化。

可一旦讲起严肃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往往却是笼统的、粗糙的、简略的。有时候甚至抛出个独树一帜的观点，却缺乏确凿、恰当的论据进行严谨、充分的论证。极少告诉我们谁说了什么，是在什么时候说的，具体出自哪处史料，还有什么材料可以交叉印证......

“愚者处处质疑，智者坚信不疑”

“xx教授是个好人，他不会骗我们的。”

“记住正确的结论毫不动摇就行了，想那么多干啥？”

这样的话我在过去的私信和评论区看过很多，我不觉得这实事求是的态度，这样做是很难满足对历史充满求知欲的人们的。

至少对我而言，听老师们讲完，经常是心中的问题尚未得到解答，反倒生出更多的疑惑来——老师，为什么您讲的那些，我在知网上搜不到，打开某度却搜出不少来？

我不敢笃定地说，沈志华教授这样的老师们是治学严谨的，而艾跃进教授这样的老师们在张口就来。或者反过来——艾跃进教授这样的老师们从来只说真话，而沈志华教授这样的老师们喜欢假话真话掺着说。

但是我发自内心觉得，在探讨历史这件事上，愿意同我们细说，并能援引大量史料来佐证观点的沈志华教授，是更显真诚和可爱的。

---

，

！

沈志华说，“说不好听的，过去就是（）给朝鲜惯坏了。”+他以1983年的一件事举例，当年朝鲜拿了一批米格飞机让中国修理。“中国就要钱，结果（朝鲜说）要什么钱啊，飞机都是毛主席白给的，修一下还要钱？中国说，我们现在改革开放了，我们这个工厂都是承包的，你不给钱怎么办？这体制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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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不是本人在航修系统还是有几个熟人，就让沈志华给骗了。如果是修米格的话，那么就是自然要去送军机厂。那时候的军机厂基本是军队建制的工厂，接受军队的固定飞机保修任务（经费基本都是死的，哪来的私人承包一说），如果外军飞机维修进入国家计划的话，这些航修厂是没有能力推掉的。事实上，我了解的长沙航修厂还多次参加了在国外生产线援建任务，应当是八十年代后期去朝鲜当地进行了歼六飞机的维修（花了六千万，我看了一下原文，应当是没有建立维修厂）我建议应当沈志华这样编故事：朝鲜同志护送一批飞机来到航修厂，飞行员要长期住在招待所。可是招待所居然管人家要住宿费，朝鲜大惊！！中方解释:"国家体制改革，招待所让私人承包了"

另提一句，八十年代的时候，军品企业由于任务减少还有能力落后（无法修造一些先进的设备），开始不景气了。如果有一批国家任务，只怕作梦都要笑醒。

SECTION 3

关于沈志华就“八十年代中国拒绝帮朝鲜修飞机”说谎的事情，我这里有现成的材料。希望有些人不要老说些“你刚才说饭店里的菜有屎，你知不知道厨师很努力，厨师没事就学习近代史和国际关系”这样的屁话，让本工科生看不起。

你可以不热爱他 但是请给他一点点尊重

更新

最近发生的事情

上帝爱谁不知道

但是他一定恨沈志华

贴一篇文章

沈志华忆齐世荣：哀悼恩师，追思先生

2015年12月3日早晨6点多钟，我正在伏案修改新作中朝关系史的书稿，突然接到齐世荣先生女儿卫华的短信：“我爸今天早上6点去世了。”我一时呆住了……，还没缓过神儿来，徐蓝又发来微信报丧，并附有痛哭的“表情”。

11月12日卫华短信：“老爷子脑出血、肝癌，送急诊了。目前还算稳定，就是一阵清楚一阵糊涂。”我当时正在上海给学生上课，立刻打电话问了情况，感觉是问题不大，并建议卫华采取保守治疗，先生毕竟已是90高龄，且情况稳定。我打算12月趁回京开会的机会去医院探望。11月20日在台湾辅仁大学开会遇到首都师大梁占军（他叫我大师兄），他告我齐先生的情况不太好。24日我赶回北京，并于第二天晚上与丹慧同去医院看望。卫华引领我们进入急诊室时，先生还在昏睡，我们在一旁静候。过了一会儿，卫华凑到先生耳边大声说，志华和丹慧来看你啦。先生睁眼看了一下，突然微笑起来，并向我们伸出手。我连忙赶上前，俯身握住他那干瘪纤瘦的手，叫了一声：齐先生，我和丹慧来看您啦！不知怎的，一时间竟热泪盈眶。先生微笑着说，你们来啦，好，好。再说了几句，声音还是很有底气，但有些含混，我没有听清楚。卫华说，老爷子发病前还在改他的一篇文章，看他即将出版的论文集的清样，入院后经常要他的书稿，但一时清醒一时糊涂，实际上什么也看不了。说着话，齐先生又闭上双眼，我就一直紧紧握着先生的手。过了一会，先生又睁开眼睛看着我，又看看丹慧，笑了，好像要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卫华说，他认出你们了。从先生的微笑和眼神中，我感觉他知道我们是谁，但一时叫不出名字来。我现在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看着很熟的人，就是叫不出名字。先生再次醒来时，我们告别，我说，您好好养病，12月5日我要回北京开会，那时再来看您。握手之后，先生又睡过去了。就在我们要出门时，先生突然睁开双眼，大声说，过几天再见。我又是一阵心酸。路上我们和卫华还说，看样子齐先生挺几个月没有问题。不想，那天见面竟是永别。我坐在书桌前，含着热泪回忆起与先生交往的一幕幕……

我是齐先生的第一个研究生。1979年我考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的研究生，那时社科院有资格带研究生的人不多，就在各高校聘请了一批老师。我报考的是世界现代史专业，先是让我做非洲史，导师是吴秉真。入学后不久，世界史研究所所长朱庭光先生找我谈话，为了配合当时要进行的经济改革，确定让我做苏联史，研究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于是指定齐先生做我的导师。齐先生是一位严师，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上课，一位同学好像在课堂上做了什么其他事，先生一声怒吼：你不想听就出去！其实先生在私下场合并不是那么威严，至少对我来说，不像很多同学那样对他敬而远之。我经常去先生家里谈话，除了学问，也谈政治，交流看法。他说的很多话，在我看来是不大会在公开场合讲的。

从做学问的角度看，齐先生对我教诲最多的是：作为历史研究者，首先要重视史料，特别是第一手史料。当时还谈不上看档案文献，别说出国了收集档案了，就是外文资料都很难找到。我做苏联史，齐先生推荐的必读书目中，最主要的不是苏联出版的通史著作（中译本），而是英国大家卡尔和戴维斯的英文多卷本《苏俄史》，因为书中大量使用了档案文献。那时我就知道，判断一本史学著作的价值，首先要看注释，看看作者是依据什么史料写的。

齐先生也特别重视理论，他说你要研究苏联史，必须认真读列宁和斯大林的著作，了解他们的思想。他给我留的作业中，很多是如何解读列宁的著作。后来我写出《新经济政策与苏联农业社会化的道路》一书，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仔细通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和《列宁选集》。齐先生确实是一位史学大家，可以说是学贯中西，通古博今，他精通俄语、英语，还会日语和德语，做的是世界现代史研究，讲起中国古代史也如数家珍。对此，我辈学人远不能及。我对先生钦佩不已，当时就立志要随他做一辈子学问。我入学时已29岁，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加倍努力，晓云的父亲廖沫沙先生也是这样鼓励我的。我去求教，他为我提写了一副字：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我的确很刻苦，在学期间发表了七八篇论文。

万没想到，就在我春风得意、踌躇满志的时候出了问题，1982年5月，还差十几天就要论文答辩了，我因卷入一个莫名其妙的涉外案件，突然被捕入狱。在黑暗的单身牢房中，我感到今生最对不起的就是我的父母、世界史所所长朱庭光和导师齐世荣，他们都对曾对我寄予很大期望，而我却让他们失望了。1984年出狱后，老朱为了让我重回中国社会科学院，想方设法，四处奔走，但终未如愿。那时，作为一个劳改释放人员在北京是很难找到工作的，就是我在狱中写就的那本关于苏联新经济政策的书，也没有一家出版社敢于接受。后来，我听说广东搞了一个特区，在那里“英雄不问出处”，可以各显身手，便决定去闯一闯。临走前我先去看过老朱，感谢他为我工作的事情费心，现在没有办法，只能先解决生计问题。然后到了齐先生家，记得徐蓝当时也在那里（她是我的师妹，但我得叫她大姐）。我很激动，对先生说的大意是：弟子不孝，辜负了您的期望，如今走投无路，只能外出求生。但只要我赚了钱，一定回来，重头跟您做学问。如果弟子无能，那就客死他乡，永不回头。出了先生的家门，我仰天长叹，眼角流下一行泪水。

90年代初，我回到了北京。那时有几十万元，已是不小的数字了，我想自己做学问没有任何问题，还可以资助别人呢！我再见到齐先生时，第一句话就是“弟子回来了！”我对历史学的资助第一笔钱就是给齐先生的，当时国家教育经费很少，齐先生作为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会会长，召开一次学术讨论会竟感到囊中羞涩。我资助他在河北师范大学开会，并亲自开车送他去保定。然而面对众多师生，我却是一个陌生的外人，一个商人，没有资格参加会议。43岁那年，我决心重新开始学术生涯，并恳请齐先生再次把我领入学界。先生介绍我认识了戴逸、王庆成、金冲及、刘家和、刘桂生等学术前辈，还专门带我拜访了他在清华大学历史系读书时的老师周一良先生。与周一良先生畅谈一番后，他赞赏我重归学术的选择，并欣然答应出任我所资助的东方历史学术文库评审委员会主席，其他几位老先生都是评委（周先生去世后，戴先生、金先生、齐先生先后担任主席）。后来，周一良先生送给我一本他的回忆录《毕竟是书生》，还用左手签了名。光是这个书名就令我感慨万分，我想，以后我要写回忆录，免不了取个类似的书名，比如《还是做书生》。同时，我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合作，到莫斯科收集俄国档案，组织整理翻译；利用这些解密档案研究朝鲜战争、中苏关系；在国内组织冷战国际史研究，每年自费召开学术讨论会……。在齐先生的帮助和引领下，我的后半生再次交给了学术研究。

这段时间，我与先生经常见面，但多是谈东方历史学会的工作，讨论学术问题不多。不过，有两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历史研究》1998年第5期发表了我的专题文章《俄国档案文献：保管、解密和利用》，那时我写了不少介绍俄国解密档案、强调历史研究必须利用档案文献的文章，但我也指出，研究者不能迷信档案。我在这篇文章中写到：“人们可以举出无数的案例说明俄国新档案文献的问世如何改变了历史学家对苏联历史以及相关历史事件的看法，与此同时，也不能忽视轻易使用这些档案文献可能给人们理解过去所造成的迷惑、困境和陷阱。”还说：“当研究者得到了他多年可望而不可及的印有‘机密’或‘绝密’字样的档案文件时，往往容易在他的研究著作中迫不及待地尽量利用这些文件，而忽略了追本穷源。其实他不应该忘记，档案文件中的白纸黑字未必就是历史的真实。确如卡尔所说，有些文件很可能是其拟定者‘希望别人想到他所想到的事情’。”齐先生看过这篇文章后给我打电话说，“你能这样写，说明你已经成熟了。”我理解先生的意思，研究历史当然应该重视第一手史料的收集，但更重要的是如何解读和利用这些史料。2003年我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一书终于被允许在大陆出版了，这是我的成名作，自然要请恩师作序。先生在短序中这样写道：“二十几年前，我已认识沈志华同志，那时就觉得他是一位好学深思的青年。现在，他在学问的大道上已走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著述丰富，日益成熟。明末清初大儒顾亭林说：‘昔日之得，不足以为矜；后日之成，不容以自限。’我希望沈志华同志谨记顾亭林的话，继续努力，攀登历史科学的高峰。”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帮助你、提携你，在你取得成就的时候，提醒你、鞭策你，师生关系莫过于此。

2004年，陈兼和杨奎松拉我去华东师范大学，与党委书记张济顺面谈，学校有意聘请我来主持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的工作。作为民间学者，我在学界游荡了十几年，取得了一些成果，也小有名气，但随着年龄增长，也想到了学问传承的问题。尽管那时我在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做兼职教授，也带了几个学生，不过总有些“名不正言不顺”的感觉。如今，华东师大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况且读研究生时，在朱庭光所长的领导下，我便熟识了上海叶书宗、王斯德、李巨廉几位老师，可我长期游离于体制之外，现在“出山”，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是否能够承担起这个重任，心里着实没有底。于是，我又去找齐先生请教。先生很赞同我回到体制内，说这样可以为历史学的发展发挥更大作用。他详细地向我讲述了中国学术界和教育界的情况，各种规章制度，各校的特点和短长，还推荐天津师大的侯建新教授、南京大学钱乘旦教授给我“上课”，甚至亲自带我走访一些学校。我到华东师大上班后不久，先生又专程来到上海讲学，为我“站脚助威”。这些年下来，我渐渐摸索出一套把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优势结合起来开展研究和教学的路数。可以说，在学术生涯中，是齐先生又把我带上了一个新台阶。

在上海教书、研究的这些年，事务繁多，除了开会相遇，我与齐先生私人会面的机会渐渐少了，但是每年春节前后，我和丹慧必定要请先生吃一次饭，常常还邀金冲及先生、张椿年先生、阮芳纪先生作陪。齐先生爱吃海参，所以每次我都为他点一道高档的小米煮海参。三年前一次相聚，我发现齐先生突然瘦了许多，但精神很好，说话底气十足，便没有在意。后来卫华告诉我，先生那时就发现患了癌症，但他不许家人对外说起。看着先生到处开会，讲话，还时常写文章（先生每次发表文章都会寄给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已经绝症缠身。用卫华的话说，老爷子就是一辈子好强。好几年前有一次聚会谈到写作，金先生问齐先生，你的学问那么大，写了很多文章，编了很多教材，为什么没有写一部专著？齐先生笑着摆了摆手，没有作答。后来金先生还让我去劝说齐先生，趁着体力还行，抓紧时间搞一部专著留下来。我犹豫再三，没有再提起这个问题。为什么？齐先生曾十分气愤地对我说起他在中南海讲课的事情：那年教育部请他为中共中央政治局讲世界史，并提供了舒适的环境，但是对他写出的讲稿却任意删改，并要求只能照着稿子讲。我想这大概就是先生不愿写书的原因，不是不能写，而是不愿写。历史学家留给后人的白纸黑字，应该是他自己满意的作品，是他认为可以留得住的作品。很多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已经成名的作家，后来没有再写出一部有影响的著作，大概也是这个原因。无论如何，先生这样走了，还是留下了遗憾，是他的，也是我们的。

那晚在中日友好医院急诊室的病榻前，我紧紧握着先生的手，头脑中翻滚着本来准备到春节聚会时要对他讲的话。我想告诉先生，今年4月，经全国社科基金规划领导小组批准，给我下达了一个国家特别委托项目——《中国周边国家对华关系档案收集及历史研究》，我正在组织这个庞大的工程，希望听取先生的意见和教诲。我想告诉先生，今年10月，我苦心研究了几年的《毛泽东、金日成与中朝关系（1945-1976）》已经完稿，尽管中文尚未出版，但美国、日本、韩国都在翻译，而且征求意见稿送出之后，也得到了一些好评，在大陆出版中文本不是没有可能。这是一个极为敏感也是前人几乎没有研究过的课题，希望先生对书稿提出修改意见。我还想告诉先生，我主持的上海市社科重大课题《中朝关系：俄国与东欧国家解密档案选编》已经基本编好，我正在做最后的统稿，今年年底便可结项。在离开医院回家的路上我还想，待12月见面先生精神好一些的时候，我再行汇报。学生有了一点成绩，第一个就想让老师知道，这大概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能为师门增光，就是尽了弟子的本分，我多么希望先生可以亲耳听到这些消息。然而，现在，今后，所有这些话，我只能到先生的灵前去倾诉了。我相信，先生在九泉之下听到这些消息也会高兴，也会微笑的……

恩师驾鹤仙逝，弟子悲痛万分，唯可告慰先生的是，学生定会继承您的事业，不辱师门，为中国的历史学发展奉献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