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大部分人的视野都有问题。

我们大部分人看待中国古代史的时候都犯了一个地理上的重大错误。就是常常以省、市、县的规模来看到中国的“地方”。然后对比世界其他地区，对比他们的“地方”。

这两者的“地方”是不等同的。

中国一个县，现代人口可以有百万、几十万，古代也是百万、十几万、数万不等，差别很大。我看有的资料说，古时候人口最少的县只有千余人，人口较多的县仅县城人口就有一两万。明代一个县平均有十几万人。

那么你知道中世纪的灯塔、威尼斯共和国是什么规模吗？1490年，威尼斯人口达到了18万！

达到了……

多么令人震惊的词汇啊，然而仅仅是明代平均水平。

什么意思呢？

你要研究和欧洲等区域同等级的、中国古代的地方自治，你应该看中国的乡镇、村，最高不能超过中等规模的县。

但是现实中大部分人最低能看到县就不错了，动不动就是州府，乃至一个省甚至几个省。

蠢萌的小哥哥呦，你这个范围放到欧洲都是大型帝国了。

而如果是以县为上限、以乡镇为主体、以里、村为基础，那么中国古代的地方自治还是很发达的。

比如说，中国古代的地方自治在唐代以后就没有世袭贵族参与了。这一条基本上就已经爆了欧洲的所谓地方自治了。虽然还是有一些名门望族，但是这些人和南北朝时代的士族已经截然不同了。南朝士族当然是可以认为接近于欧洲的贵族阶层的。说唐代已经算保守了。

比如说，明代的县级政务，县太爷是和各位举人老爷共商的。县太爷是流官，不是世袭贵族，也不是地方豪门。举人老爷也不是通过血统继承来的，而是通过全国统一考试考出来的，而且也没几个作弊的。流官对地方的侵扰降低很多，举人又可以代表地方贤才，这是全国统一协调公共事务的需求与地方建设自身公共事务的需求的磋商机制，应当说，是全国与地方合作的成熟机制，是很成熟的地方自治了。

这还是县。

乡里连县官都没有。

有人会说，乡村还是要向国家交税的。

麻烦你想想清楚，地方自治和地方独立是两回事。你要是分不清这两个概念，那你请先回去弄清楚再来。

县，乡，村，自治的工作是很充足和丰富的。

但是你不看这些，你上去就看中央对省对州郡对县的管理，你这是偏题了。

按照这个说法，欧洲的帝国们会往各地派遣总督，那也没有自治。你不能因为他们的管理体系无能，就将从相反的方面将无能论证为杰出。那只能证明你是在吹捧他们，你的客观性是要守到质疑的 。

中国古代不是没有成熟的自治，是很多人分不清自治与独立的关系。很多人理解不了个体与集体的关系 ，总认为要个体就没有集体，要集体就没有个体，思维极度简化，理解不了二者相互独立又相互合作的关系。

人和动物的区别是人擅长使用工具。

不要听他们念经，这个制度那个意识的，这群唯心主义沙雕们整天叨逼叨，就是不看一眼什么叫做“现实”。

实现是中国做不到地方自治，从唯物的立场看问题，做不到的原因叫做“地理决定论”。你不可能让海里的鱼儿学会在空气中呼吸，这是它的生存环境决定的。

东亚这片土地沿着降雨线被切割成两个民族，进化出不同的两种文明，一个叫做农耕文明，一个叫做游牧文明，不懂降雨线的看长城就行了，它就是沿着降雨线敲的。

太阳爸爸每隔几百年就要出幺蛾子事情，我们把他称为“小冰河期”，中国王朝更替和小冰河期气候变化几乎重叠在一起，也就是气温下降，粮食减产和王朝动乱正相关。

每一次气温下降，就是游牧民族南下求生存的时候，更是两大民族相亲相爱的时刻，牧民要活，他们渴望南方温暖的土地，南边的农耕民族肯定不愿意北方的游牧民族进来物理讨生活。

所以，农耕民族需要一个强大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王朝协调全国的资源抵抗游牧民族的入侵。

不是中国不能搞地方自治，而是中国不敢搞地方自治，历史选择了中央集权，说明只有这条路才能让华夏百族延续下去，其他方法早完犊子了。

类似的例子，近代救国，从神权救国到君主立宪，再到共和制，联省自治，法西斯独裁救国，什么办法都试了，走通了么，走不通，最后是现在这条路让中国摆脱了殖民时代，说明中国只有走这条路走得通。

还有一个原因，我们的母亲河黄河是自西向东流，横着来的，不像欧洲，是竖着流，国家之间可以按着河流天然分界就行了。

我们这种横着流的母亲，你搞地方自治，上游省一个心情不好把黄河给你一堵，下游省等着吃土吧，两个村争个水源可以把人脑子打成狗脑子，两个省争水源，那还不搞出百团大战出来？

种田民族天然的需要稳定的生存环境，如果没有一个大一统中央集权来协调各省的矛盾，一到种田季节大家一边种田一边还要防着隔壁省半夜跑你家拔秧子，这日子还过不过了？

我不是开玩笑，上面说的这些都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情，大缺大德秦经常在春天种完田就组织军队跑韩国拔秧子，当然，魏国称霸的时候也没少干这种缺德事。还有更扯的，宋国争霸的时候，一到收获季节就跑周天子家去偷割麦子，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懂什么叫白嫖。

诸侯争霸时代的各种骚操作就已经把地方自治这条路堵死了，这也是中国为什么地方会让渡大量权力给中央的原因，不这样做不得行啊，诸侯们春天拔秧子，秋天偷麦子，大家都不用种田了，天天玩隔壁屯粮我屯枪，隔壁就是我粮仓，这个民族还能不能繁衍生息呢？

中国不是没有分裂期，春秋战国时期，年年都在打，各种阴谋阳谋合纵横强，今天我堵你水源旱死你，明天我趴你河梯淹死你，老实巴交的种田民族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下，硬是进化成了战斗民族，属于进化叉皮了！？

我们这个民族的祖先们其实一点都不喜欢打架，《韩非子》记载，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乃行武，非道也”，于是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

自古以来中国人骨子里面就讲究一个“以德服人”，道理也很简单，有那破逼时间和精力，还不如把劳动力花费在种田上，种田不香么，秋收的时候多啃几亩田就能收获更多的粮食，养活更多的娃。

东亚这片土地艰难的生存环境重新塑造了华夏民族的性格，争水源爆发出来的战斗力简直毁天灭地，大家争的不是利，是命，向天争命，向地争命，向人争命。

上古先民们的“以德服人”最后演变成了现在的“东风41服人”，没得东风不行啊，没这玩意种个田都不安生。

中国唯一可能的自治是南北自治，长江黄河天然的可以把中国分裂成两个国家，自古以来中国最大的分裂就是南北分裂，分裂成南省和北省相互自治有可能么，这又要回到最开头的问题，北省要防止游牧入侵。

南省可以夜夜笙歌，北省为了防止游牧入侵征三饷征得卖儿卖女吃观音土，这样的自治公平么，不公平。

不要说自治，一旦中央权威下降后，想在南省征税搞财政支付转移，南省各种嗷嗷叫，你北省防止外敌入侵关我南省什么事？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北省一旦抗不住就投了，投了之后带着入主中原的融合政权一起霍霍南省，最后还是自治不起来。

我说的这些都不是凭空想象的，而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事情，东林抗税五人墓碑记是写进历史教科书的，北人征北响，辽人守辽土是东林党提出的抗金国策，被当时的江南士大夫们传为美谈，这些事情就发生在崇祯年间，这个王朝叫做大明王朝。

历史上中国版图内其实是有地方自治的城市的，另外地方自治不是什么好制度，面对游牧民族或者中原王朝那种有组织的暴力，地方自治毫无反抗能力。在古典帝国和游牧民族林立的亚洲和近东地区敢玩地方自治，结果就是像希腊人一样被马其顿人罗马人征服，被斯拉夫人换血，被土耳其民族征服同化。

其实历史上中国版图内其实也有完全是地方自治的城市，那就是西辽属下的布哈拉。今天布哈拉属于乌兹别克，但在历史上它是中国王朝之一以汉语为官方语言的西辽王朝的地盘。在西辽时代统治布哈拉的是一个阿訇组成的贵族共和国叫布尔罕王朝（西喀喇汗当时已经萎缩到只有撒马尔罕一隅）。这个布尔罕王朝被俄国历史学家认定为是一个城市自治的贵族共和国。

这个贵族共和国是一个据说有哈里发家族血统的阿訇家族执政，他们名义上接受西辽派遣的布哈拉太守，实际上选举一个被称为“萨德尔贾罕”（世界支柱）的君主代表布哈拉和自己的宗主国西辽交涉并实际管理布哈拉城市。而且布哈拉的阿訇们同时都有大商人的身份，他们都参与商业贸易获取巨大利益，并且控制大量土地。而且该共和国治下的布哈拉也有商人阿訇组织的市民军队。按任何标准，这个国家都是一个标准的自治城邦。

《喀喇汗王朝史稿》魏良弢

然而这个布尔罕王朝却一点也不成功，按自由主义者的幻想，只要市民自治就会战斗力爆棚，中央集权费拉不堪。然而因为市民军队人数和战斗力都有限，根本无力反抗中央集权拥有几万大军的西辽王朝。布尔罕王朝不得不对西辽称臣纳贡，每年缴纳大量金钱。

而西辽按照逼乎有些人幻想应该是一个弱的不得了的王朝。它不但是秦制中央集权，开国皇帝耶律大石还是一个小镇做题家，以前是辽国的进士。比起骑马射箭，他更熟悉孔子孟子。后来的皇帝（摄政王）耶律普速完还是一个女人，而且貌似她平常是说汉语的（因为她自称国王，史集记载她的丈夫叫富尔马（其实就是汉语驸马））然而现实却是不管是布哈拉的布尔罕王朝还是它旁边的游牧民族突厥人的花剌子模国都是被西辽无情碾压的对象。布尔罕王朝每年被迫给西辽纳贡并跪拜行礼，花剌子模更是曾经被西辽驸马派兵征服，国王被废黜，还被迫增加对西辽的赋税。

而且周围的游牧民族葛逻禄人也不断侵扰屠戮城邦百姓。布尔罕王朝为了缴纳西辽的赋税和对抗葛逻禄人，执政的商人阿訇又不得不增加人民的负担。结果商人阿訇选举出来的市长也就是萨德尔被老百姓骂成是“萨德尔贾汉纳姆”（地狱的支柱）。

到了1206年忍无可忍的布哈拉市民（主要是小手工业者）在桑贾尔领导下直接起义了，起义者驱逐了君主萨德尔。然而周围虎视眈眈的游牧民族集团不会放过布哈拉这块肥肉，周围的花剌子模国沙阿派兵征服混乱的布哈拉屠杀起义军。过了不久铁木真又征服花剌子模，往后是帖木儿，钦察部的乌兹别克人。

夹在西辽和花剌子模之间的弱小自治城邦布哈拉（即蒲华）

最后布哈拉的市民不但被完全剥夺了自治权，完全变成了一个可汗或者领主管理的城市。而且还被好几股外来民族征服，血统也混的杂七杂八。布哈拉的市民还被游牧民族鄙视辱骂是战五渣，是只会做点小生意的废物萨尔特人，根本抬不起头来。

如果再回头看希腊，所谓光荣的古希腊只是那短短的二三百年，世界古希腊城邦打败了波斯帝国。但最后还是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征服，成为帝国的耗材，胆敢反抗的底比斯城邦被完全夷为平地。然后是罗马人斯拉夫人土耳其人一群群征服者征服希腊，古希腊再也没有崛起过。甚至古希腊人的血统也早在六世纪就断绝，今天的希腊人血统上其实是斯拉夫人、服饰也早已被土耳其人剃发易服，穿土耳其服饰。语言上也不是纯古希腊语，是夹杂了很多土耳其语单词的小亚细亚希腊语。

城邦制度也许具有某种自由风气和创造力，但它毕竟是一个小国寡民的制度，没有强大政府和有力的军队。在古典帝国林立，中华波斯阿拉伯几大帝国先后并存。而且北方是大草原随时都有游牧民族兴起的亚洲和靠近亚洲的巴尔干半岛。实行这种制度就等于自取灭亡，就会像布哈拉人或者希腊人一样随时都有可能被其他具有强大组织民族征服消灭。根本不会像历史上的汉人一样，面对其他帝国和北方民族还有反抗能力，最后还能灭亡元清征服西域击败阿古柏。

因此秦制对于中国对于汉人已经是最优解了。而且古代中国王朝也不是完全的专制，国家也只是掌握县长市长的任命权。往下城市衙门的捕头,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师爷都是老百姓推举的，县官和太守收税也要考虑当地官绅的意见和官绅商量。这样符合现实又兼顾民意的制度又有什么不好呢？

其实我们古代的地方自治制度是很成熟的。

中国古代的基层管理，笼统来说，可以分为流官统治、土司统治、羁縻统治、蕃属统治四种。

大体来说，流官统治就是全面实行中央集权管理的地区，地方官吏、军政、司法，全部由中央直接管辖。

土司统治，即中央的官僚体系和当地自治的土著管理体系并行。军事上，当地可以拥有独立的军队，但归中央调配。财政上，行使包税制，官僚给地方土司一个标准，土司负责征税，交足国家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司法上，涉及汉人的，按朝廷法律论处，不涉及汉人的，又土司依照当地土著法律裁决。整体来说，土司制度的自治程度较高，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土司地区都完全属于中央朝廷管辖。

羁縻统治，地方自治程度更高。中央朝廷会安排派驻机构对当地进行管理，但也有可能干脆就任命当地的领袖为朝廷命官，直接对当地进行管理。在军事上，当地军队要听从中央朝廷调遣，但从流程上，属于“借兵”而不是“征兵”，因为朝廷不承担当地军队的维持费用，当地人口也一般不纳入户籍——除非朝廷赐予当地军队编制，如印度的军队就被唐朝赐予了“怀德军”的编制。在纳税上，一般以“贡”的形式上缴中央，而以“税”或其它形式，供养中央在当地的驻军和官吏的开支。

藩属统治，就是完全自治了。首先军队自治，以唐朝为例，征调藩属国的军队，不用皇帝玉玺（皇帝玉玺代表皇帝身份用于内政），而用天子玉玺（天子玉玺以皇帝天可汗的身份，代上天之名，对天下万国发出号令）。在政务管理上，中央王朝只册封，而不干涉政务。在税收上，藩属国纳贡即可。在司法上，中央王朝也不干涉。

以上四种情况，从法理上来说，都属于中国的版图。但是在实际上，羁縻统治地区和藩属国地区，并不完全被认为中国版图——这就涉及一些比较敏感的问题了，这里不讨论。

另外，即便是流官统治的地区，基层也是有一定的自治的。

以秦汉、隋唐为例，在乡、村一级，都有朝廷派驻的基层官员。

但是这些官员只管行政登记、司法裁决、税务汇总、治安维护、农业指导等工作。而民政工作、司法协调、税务征收、治安协助、农业帮扶则是由村一级的自治组织管理的。

在当时，村里有两套独立于朝廷的班子，一套是村里选举出来的长老们，类似于后世的族中长老，他们承担着大部分的村庄自治工作；另一套则是宗教、祭祀班子，但是从战国开始，这套班子就开始和长老班子融合，最后就成了一套体系了。

另外，后来随着古代王朝的人口越来越多，基层管理越来越复杂，朝廷基层组织能力的退化，慢慢的，朝廷把乡村的行政管理权也让渡给了基层自治组织、团体、宗族了，只在关键的行政、司法等问题上维持着存在——你也可以理解为后面几个王朝开始皇权不下乡了。

当然，中国古代的制度演变是非常复杂的，几千年来的情况也难以用一两句话形容，各种制度在各个地方的具体表现形式也会有所差异，所以我这篇文章只是笼统的概括一下古代基层自治的大体情况，不对细节和具体情况负责，仅供参考。

但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是有几套非常成熟的地方自治体系的。

古代西欧的自治，其政治基础是领主制度，而领主制度说到底其实是农奴制度。

也即，在农业社会里，形成自治的经济前提是劳动力普遍的被束缚了所有自由，作为农奴而存在，形成自治的政治基础是中央政权对地方贵族的无能为力，默许其自行其是。

中国古代当然也不允许小农随便流动，但是在隶属关系上，绝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都是自由民，在生产关系上二者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和中世纪及之前的西欧是本质的区别。

你要清楚地知道一点，封建领主自治并非是一个先进的制度，它既不意味着农奴的民主，相对来说它对生产力的增益也落后于中国式的封建土地制度。

我们可以下一个这样的结论:古代中国的政体是一个早熟的政体，它过早地成熟，而在既定框架内一定程度地丧失了从内部自我变革的动力。而早熟的政体碰上早熟的土地制度，就共同促成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中央集权。

而欧洲并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概念，以欧洲两个主要国家法国和德国为例，直到18世纪末，德国仍然执行着农奴制度，连国家军队也是由农奴组成的。

当时，在德意志的大多数邦国中，农奴不得私自离开领主的庄园，如果离开，会被追捕，直至押回。在领地上，农奴受主日法庭的管束，私生活被严密监督，即使是纵酒偷懒，也会被严惩。农奴的地位不会提升，职业不得改变，领主若是不高兴了，农奴连结婚都不能指望。从年轻时开始，农奴就要在领主庄园中服多年劳役，这是一种定制，某些邦国甚至规定每周三天的役期。领主房屋的翻修维护，领地产品的运送与经营，乃至于捎带信件的小事，都要由农奴来担负。
一个农奴，他可以成为土地所有者，但他的所有权从来都不是完全的，他必须时刻看领主的脸色。领主说种什么，他就得在自己地里种什么，他不能随意转让或者抵押自己的土地。领主可以随心所欲地强迫他出售或者不得出售某些产品。对农奴来说，耕种土地永远带着强制性，他的产业即使是他的亲生子嗣，也无法完全继承，因为领主通常都要拿走一部分。

在这种背景下，德国达成了完善的“地方自治”，这种“地方自治”以德国为代表，但是广泛分布于整个欧洲。

而法国则不同，法国早早地在大部分地区都施行了封建地主经济，基本上废除了农奴制，这使得地方领主的权利名存实亡，法国中央政府得以掌握巨大的权力，于是地方自治就在18世纪末的法国实际上不存在了。

从历史发展上说，这一时刻是:落后懵懂的德意志，先进而寻求突破的法兰西。

这对法国中央政府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掌握权力的阶层(皇帝、总督)和有名无实的阶层(领主、教会)，以及新兴的阶层(资产阶级、小市民、小地主)之间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结构。

新兴阶层对旧有秩序充满怨恨，有名无实的地方贵族虽然不能再控制农民的人身，但依然可以对农民行使不少经济权利，如市场税、年贡、地租、实物税等，城市里的新兴资产阶级和小市民也以同样的道理被束缚着。

所以法国人对着食利阶层发起了大革命，大革命的血腥恰恰是因为旧阶层的压迫太重，挡路太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压制了人的自由。

于是很多国内小资向往的“自治制度”就这样瓦解了。

德皇说法国大革命是怪物

法国保守派说它是恶魔

英国辉格党议员说它是人类的灾难

我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历史车轮前进的方向与速度不以劳保意志为转移。

黄河中下游平原区域必然需要整合起来，否则难以对抗北部游牧对农耕的压力。

整合的基本地理单元包括：山河四省捆在一起，再加上关中。就是这个古代世界上最强大的基于单一地缘的政治、文化、军事实体/整体，华夏文明也基本以此为基础展开逐渐扩散到整个东亚板块。

为什么说最强大？

渭河自西向东，黄河也基本如此，汾渭平原、大华北平原（包含黄河下游，海河平原、黄河南北摆动覆盖的皖北、苏北等），纬度接近，农业气候和知识、生活习惯基本接近，顶级农耕文明基础。

在古典世界上基本很难找到可以匹敌的。这也是中国分久必合的基本盘。

整合了这个单元，出西域、出关东、入川、跨江，才有可能，各个碎片单元才能抓住。这是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地缘基础。

如此，任何一个割据政权注定无法长期存在，要么主动去整合黄河中下游平原区域，要么被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