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西欧的自治，其政治基础是领主制度，而领主制度说到底其实是农奴制度。
也即，在农业社会里，形成自治的经济前提是劳动力普遍的被束缚了所有自由，作为农奴而存在，形成自治的政治基础是中央政权对地方贵族的无能为力，默许其自行其是。
中国古代当然也不允许小农随便流动，但是在隶属关系上，绝大部分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都是自由民，在生产关系上二者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和中世纪及之前的西欧是本质的区别。
你要清楚地知道一点，封建领主自治并非是一个先进的制度，它既不意味着农奴的民主，相对来说它对生产力的增益也落后于中国式的封建土地制度。
我们可以下一个这样的结论:古代中国的政体是一个早熟的政体，它过早地成熟，而在既定框架内一定程度地丧失了从内部自我变革的动力。而早熟的政体碰上早熟的土地制度，就共同促成了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中央集权。
而欧洲并不是一个铁板一块的概念，以欧洲两个主要国家法国和德国为例，直到18世纪末，德国仍然执行着农奴制度，连国家军队也是由农奴组成的。
当时，在德意志的大多数邦国中，农奴不得私自离开领主的庄园，如果离开，会被追捕，直至押回。在领地上，农奴受主日法庭的管束，私生活被严密监督，即使是纵酒偷懒，也会被严惩。农奴的地位不会提升，职业不得改变，领主若是不高兴了，农奴连结婚都不能指望。从年轻时开始，农奴就要在领主庄园中服多年劳役，这是一种定制，某些邦国甚至规定每周三天的役期。领主房屋的翻修维护，领地产品的运送与经营，乃至于捎带信件的小事，都要由农奴来担负。
一个农奴，他可以成为土地所有者，但他的所有权从来都不是完全的，他必须时刻看领主的脸色。领主说种什么，他就得在自己地里种什么，他不能随意转让或者抵押自己的土地。领主可以随心所欲地强迫他出售或者不得出售某些产品。对农奴来说，耕种土地永远带着强制性，他的产业即使是他的亲生子嗣，也无法完全继承，因为领主通常都要拿走一部分。
在这种背景下，德国达成了完善的“地方自治”，这种“地方自治”以德国为代表，但是广泛分布于整个欧洲。
而法国则不同，法国早早地在大部分地区都施行了封建地主经济，基本上废除了农奴制，这使得地方领主的权利名存实亡，法国中央政府得以掌握巨大的权力，于是地方自治就在18世纪末的法国实际上不存在了。
从历史发展上说，这一时刻是:落后懵懂的德意志，先进而寻求突破的法兰西。
这对法国中央政府来说并不是什么好消息。
掌握权力的阶层(皇帝、总督)和有名无实的阶层(领主、教会)，以及新兴的阶层(资产阶级、小市民、小地主)之间形成了一个奇特的结构。
新兴阶层对旧有秩序充满怨恨，有名无实的地方贵族虽然不能再控制农民的人身，但依然可以对农民行使不少经济权利，如市场税、年贡、地租、实物税等，城市里的新兴资产阶级和小市民也以同样的道理被束缚着。
所以法国人对着食利阶层发起了大革命，大革命的血腥恰恰是因为旧阶层的压迫太重，挡路太深，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压制了人的自由。
于是很多国内小资向往的“自治制度”就这样瓦解了。
德皇说法国大革命是怪物
法国保守派说它是恶魔
英国辉格党议员说它是人类的灾难
我说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历史车轮前进的方向与速度不以劳保意志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