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南宋就有了活字印刷，明清还要抄书呢？

30年前，镇上出现了一个租售一体的书肆，由一个中专毕业生开设。他戴着厚厚的眼镜，留着些许胡子，眼里满是理想。

店里头有许多古典名著，花花绿绿的武侠和杂志，也有流行歌曲集。

我头一回见到这种书店，就赖在了店里。

店主也不是傻子，看久了，就催促归位，并建议道：“你可以租。”

租金倒是不贵，可以带走，记得是五毛钱，只是要交押金。

对我来说，五毛钱是一笔巨款，更别说还有和书价等同的押金。便拿了烟盒，把书上紧要的内容抄下来。

我写字很慢，歪歪扭扭地写了几行，我爸来了，见我埋头抄书，就说：“买下来吧！”

五块钱。

不要以现在的眼光，去体会那时候的“五块”。要用合理的缩放法，即，用现在底层普遍工资与那时候底层普遍工资的比例，去乘以“五块”。

是以150块的价格买下来的。

古代的图书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同等字数的书，只能更贵。

而且，由于地方上行业不景气，印刷不普及，很多经典书籍就连县城里也买不到，想要买，得去省城。

借书更是一件难事，能借来就是很大的面子。

只要能借来，抄书就简单多了，但得“计日以还”。

用纸，用墨，用功。

那么，这是否说明了“活字印刷”对社会发展根本没起到什么作用呢？

不是的。

活字印刷的出现，确实大大减少了文化流通的成本。

帛书时代，一部书的花费大体为工人一个多月的薪资，相当于现在的5000元左右。

唐朝雕版印刷出现后，一卷书（一万字）的价格大为降低。大略只用花掉普通人一天的工钱，一部书（十万多字）要用掉十日所得，大略相等于现在的1000元。

明清时，人们只用花费唐朝人几分之一的钱，就可以读到同样的经典。

现在，我们再去买这样一部书，只要十几元。

明清出版业发达，也只是相对发达。不变的是读书人都是穷措大，要读的却太多。尤其是一些只有他自己才想看的作品，市面上根本买不到。由于比较稀有，定价就很昂贵，只能从藏书家或者大儒那里借，借了就要归还。

不抄下来，又能怎么办呢？

刘震云的小说《塔铺》，描写开放高考后借地理教材的故事。地理教材本该都有，但确实都没有。小说主人公的父亲，跑去县里教书的亲戚家借来一本，得以让孩子考上北大。

假设故事中的“刘震云”拥有了这么一本“稀有书”，有个关系很好的朋友来借，他应当不会借出去，但可能会允许朋友在他家里抄。

我们就可以借此理解明清时期读书人的心理状态，省钱是一方面，有时候花钱也买不到。加上抄书本来就是熟悉文本的一个过程，士子们便都“抄”了起来。

我导师有一篇论文阐述过印刷术在中国的发展历程。

论文中一个反常识的结论是：活字印刷术并不好用。

正如中学课本上所说活字印刷术有很多优点，比如可以重复使用、泥活字和铜活字耐久性比木制雕版印刷要高、占用空间小等等等等优点。

但这些优点相对雕版印刷术来说，都算不上绝对性优势。

而雕版印刷术相比活字印刷术，反而有一个决定性的优势——那就是刻版的工匠可以完全不识字。

可能很多人不太清楚活字印刷术的一个操作流程。

在活字烧制完成后，按照王桢《农书》中的相关文献记载，排版时需要一人唱版（把字读出来），一人拣字（把对应活字挑出来），一人排版。

到这里，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这一整个操作流程，需要三个人都识字。但凡有一个人不识字，整个流程都没办法进行。

而古代的识字率可是很低的。

我导师在论文中考究过雕版印刷品，发现很多雕版印刷品中会出现一些仅此一例的异体字，比如字上多一横，少一横，多一撇少一撇。

其中有一些或许是母本原来的笔误，但更大的可能是因为刻版的工匠不识字，在雕刻的时候照猫画虎，刻错了版。（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在明代嘉靖仿宋体，也就是枯柴体出现之前，印刷品是没有统一字体的）

这也很符合中国古代识字率低的史实。

所以一直到明清，中国印刷业依然是以雕版印刷为主，活字印刷术并没有大规模流行开来。

再其次，《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曾经很精准的描述了活字印刷术的另一个特点。

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

也就是说活字印刷术必须要大规模印刷，才能体现出优势，如果我只需要一两本，那我为什么不直接手抄呢？

所以，活字印刷术和抄书这两件事并存，一点也不奇怪~

当年钱钟书回国的时候，带的东西里最宝贝的就是他在英国读书的时候做的几箱子读书卡片。

那钱钟书为什么做读书卡片？为什么要把几页书都抄下来，他就不能随身带一台活字印刷机进图书馆吗？

实在不行，他把书借出来，找一家印刷厂，让人用活字印刷再印出来也行嘛。

如果你觉得我这说法是犯傻，那你就知道了这其中最为关键的理由——不划算。

有查字符、排版的功夫，都够抄三遍书的了。

即便是在科技大进步的20世纪下半叶，这个问题也依然存在。我的老师当年读研、读博的时候，去过好几次国博，每次去都会复印一堆资料回来。

那他为什么不直接买那些书呢？因为专业内的很多书都很小众，有些只出过一版，印刷量只有几百本，市场上很难找到。而国博对于借出书的数量有限制，他人在外地，不可能来来回回还书，于是就只能赶紧找书，然后把需要的部分复印出来。

这就是拜复印机所赐，若是回到古代，他也就只能带着一堆纸在那儿抄了。

此外，在古代，出版也是一件大事。在明清时代，无论是雕版还是活字印刷，真正要“出版”一本书，价格都在几十两银子到数百两银子以上。很多读书人实际上并没有这个财力，他们的著作实际上是以“手卷”或者誊写本的形式存在的。那么，对于想看或者复制这些作品的人来说，唯一也是最好的选择也依然是誊抄。

在另一方面，很多人实际上也是低估了抄书的效率、高估了抄书的成本。实际上，即便是用毛笔抄书，一个熟练的抄书人一天也能轻松写到一两万字以上。而很多古籍，整本书下来也就是几万字而已。

《孔乙己》中写到孔乙己时曾说：

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抄抄书，换一碗饭吃。

也就是说，在晚清时代，抄书实际上是一门不怎么挣钱的营生，否则孔乙己也不至于在走投无路之后才去给人抄书。而鲁迅对抄书的酬劳，也只有“换一碗饭吃”的描述，也能看出来这的确不怎么挣钱。

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抄书或者雇人抄书，反而是一种极为省钱的办法。而如果对字是否好看没有要求，找个字写的一般的人来抄书，估计还能更省钱。

说到底，雕版印刷也好，活字印刷也好，解决的都是大规模复制图书的成本和效率问题，而不是复制图书的成本和效率问题。这就如同是，如果你只想给自己做一个小手办，花上几百块找个3D打印工作室做了即可，但如果你想把这个手办上市，虽然手办的价格可能只有几十块，可在这之前，你首先还得给厂家掏个几十万乃至几百万的开模费。

而这个“开模费”，也就是活字印刷的启动成本。

关于活字印刷术，听听就得了。

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自己制作几个泥活字，用最简单的油印，看能不能印出书来。

由于不能有效控制字体大小，所以排版对不齐。排版对不齐，就很容易溢出墨迹，整张纸都是脏的。

如此印刷出的成品，还不如手抄本。

一直到元代，朝鲜人发明了金属活字，这项技术才算有了一定实用价值。

但高昂的成本仍然让绝大多数人望而却步。

一般情况下，仅仅服务于皇室和朝廷。

明人清人并不傻，如果活字印刷术真能够普及，为啥还要热衷于雕版印刷术？

任何技术想要推广，必须同时满足实用和便宜两点。

看似简单，做起来却并不简单。

否则人力手抄本，不会一直延续到民国时代，仍然盛行于社会。

实际上，近代印刷术起源于文艺复兴，发明者是德国人古登堡。

西方不但独立发明了印刷机，还普及了印刷刊物。

古登堡印刷机的模型在百度百科可以查到，其复杂程度，和泥活字印刷完全不可同日而语。

甚至连基础原理都不一样。

古登堡印刷机中的字体，是五种金属混合而成的合金。

其原料配比和制作工艺，经过了几十年间反复之实验。

本质上，古登堡属于最早一批科技工作者。

科技革命，自然需要诞生科技的土壤。

明清时代的中国（特别是清），显然不具备这种条件。

有时候，应该读一读编年体的历史书，横向对比一下，同时代的东西方都在干什么。

也许，你会得出一个崭新的世界。

第一张图是活字印刷的书

第二张图是雕版印刷的书

你觉得那种书的页面美观好看

为什么网上明明有景区照片了，你还要自己拍呢

你忽略了人自己记录的需要

为什么20世纪50年代就有精度可以达到每2000万年才误差1秒的原子钟了

你还要戴手表，用手机看时间呢？

你真的可以不计算成本的吗？

活字印刷很贵的！

先来了解了解什么是刻本吧！

铜刻本是这样的

印刷出来的字迹相对更清晰一些，但是铜很贵的！常用汉字也有几千个，但那得多少顿饭钱？

木刻本好一点，材料没这么贵：

但木刻本每个字也要手刻

要花时间排版

还要校对

他才能量产

这些也要花费人力物力的

所以古籍善本为什么贵

因为古代校对，出版一本书成本很高，加之为了表示对先贤文人的尊敬，看到地上的纸都要捡起来。

古代人对书可以说相当爱护！

就和今天你很爱护你花了好多钱买的华为手机平板电脑一样！

那么印一本书，成本要多少呢？

我们来计算下：

根据记载，南宋的淳锡年间，苏州地区印刷《大易粹言》二十册，就耗费了1300多张纸，不光纸张，其他的材料棕墨糊药，印背匠工人的吃饭的钱就有1.5贯，赁本钱，1.2贯，成本总共是大约3,3贯，这样成本的书，标定的售价是8贯。有人估算过，一贯大概能买300多块的东西，也就是说，一本书的价值差不多2400了。

清朝有一个叫徐增的人有一段记载：一部《元气集》一共是40页，整部书共印了100首诗，这本书的成本价在16两白银。在清朝一两银子也相当于人民币150元到200元，这样算下来，这本书的价格也是差不多2400元。

曾国藩算是封疆大吏，早年家里虽不至于大富大贵，条件也不差。曾国藩出生时，家里有田地百余亩，人均十二亩左右，是晚清全国水平的七点三倍，具备小康家庭水平。然而就他这样的人，早年落地后在当时的金陵看中了一部《二十三史》。狠狠心咬咬牙，把自己的衣服都当了出去，又借了一部分钱，才买下了这部书。他的父亲知道这件事情以后，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特别的高兴。

买书究竟占官宦生活开支多大比重？曾帅自己有记载！

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在京安置妥当，生活工作日渐步入正轨，我们来看看这一年曾国藩的消费账单：
文化消费：买书、买文具约49两白银
交通消费：租马车，50两
人情往来：礼金、礼品、请客吃饭90两
服饰消费：清官要求繁缛铺张，头一年进京华销最大，这一年减半约33两
房屋租金：棉花六条胡同年租金66两（6年后徒增人口租更大屋租金约251两）
日常花销：以饭菜和杂役费用为主，约176两
孝敬老人：长子长孙到京后年年要寄钱贴补家用，约60两

由此算来，曾国藩在这一年约消费600多两，但他的法定收入只有130两。
当然，在清朝许多官员也有自己的办法，就是地方官馈赠，清朝有名的夏日“冰敬”、冬日“炭敬”、老乡“团拜钱”、临走“别敬”就是合理的地方官上敬京官的项目，以此为由，京官的业余生活，夜夜设宴、日日参加饭局，他们之间形成一张巨大的交际网络。这不是重点咱就此打住。

因此为什么古人抄书？

可以回顾下明朝宋濂的：送东阳马生序

虽然这篇文章不是课本里的内容，但我相信许多人做文言文阅读试题时肯定也都做过：

余幼时即嗜学。家贫，无从致书以观，每假借于藏书之家，手自笔录，计日以还。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录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以是人多以书假余，余因得遍观群书。

印刷成本非常高！

再补充一点：

古代抄书还有个原因就是文化上的封闭保守：

清代文字狱盛行，让整个社会沉浸在压抑的社会氛围之中，一片死气沉沉的社会风气。你不准说大清朝任何的不好，否则就会招来衙门的打击。

短平快传唱的诗歌受到了当局的喜欢，轻松，愉悦，小乐惠。当时许多歌功颂德的诗词，颇受嘉许。

长篇大论的书，具有蛊惑性，很有思想，读书人读点历史，也就知道当朝嘉庆道光都干了什么？自然市场对大清朝信心就更糟糕了！

更令大清王朝害怕的是揭露事实，反应百姓生活，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反应生活点点滴滴的小说。特别是世情小说，什么是世情小说呢？世情小说是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一种，又称为人情小说，世情书等。它是以“极摹人情世态之歧，备写悲欢离合之致”为主要特点的一类小说。宏观层面上的社会氛围与社会风气；所谓世情，指的是影响甚至决定人们如何处理各种矛盾，各种人际关系的微妙的情感、心理愿望和理想，也就是微观层面上处于特定环境中人们隐秘的精神世界。

为了管制书籍，当时还进行了一系列的打击，多种维度上进行，严重破坏了中华文明的创造力：

打压主要的方式就包括将这些收缴来的图书进行销毁，再或者就是篡改书籍当中的内容。

除此之外，大清王朝还在不断的出台法律政策，重拳出击，重剑出鞘，结合地方上的法律法规，让中央集权和地方共同发力，为书籍的查禁工作发挥最大的效力。

乾隆时期为了销毁那些对清政府利的言论或书籍，就达到了一万多卷，单本书的总册数也是十多万册，此前，雍正年间也对这些书籍进行大量销毁。

再就是有的书籍，虽然政府统治阶层非常想销毁，但是又不能销毁的图书就只能采取篡改的方式，例如像《四库全书》在这本书当中有的反应，民族矛盾以及阶级压迫这样的言语片段进行大量修改，所剩下的都是统治阶级良好的品德，有效的治理方式等等，这些都是对历史的重大篡改。

编纂重大的文化工程《四库全书》也是对文化的一种删减。

除此之外，大清王朝还在不断地颁布图书市场管理法令。出台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像《大清律》、《大清报律》、《著作权律》以及《大清印刷物专律》，似乎法制建设在不断完善！这些都是从各个维度，像对作者出版商出售者，以及对于那些专管查书的官吏都有着明确的规定。

这样就让图书的管理模式从源头到禁书的所有流程，都有着十分严格的规章制度。

同时，进口书也不是法外之地：

清朝实行的闭关锁国的外交政策，自然就不会自由的让外国书籍进入到中国市场。

特别是一些宗教类的书籍，容易挑起是非，让清朝的地方秩序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这些宗教类的书籍是严禁进口的。

但是，像西方《几何原本》以及其他社会学法学方面的书籍，都是能够在正常的流通范围内进行销售。

清朝政府对于那些外来的书籍是有着严格管控的，为的就是能够让中国图书市场不受外国书籍的影响，特别是在雍正乾隆年间，如果那些走私禁书到中国市场或者说管理不善的官员，都会受到严厉的处罚，甚至招来灭顶之灾。

这种情况下，手抄本意义就非常大

有的书是没有办法正式印刷出版的,它们便以手抄方式传播和保存。据说抄写最多的是《圣经》。

比如“中国古代十大手抄本”的明清小说，都是禁书，如果您还没有成年，这些书不可以看，如果您成年了，那博主就当发福利吧，可否帮忙点个赞：《海上花魅影》(清)袁枚抄本;《山水情》(明)高濂抄本;《双和欢》(清)吕天成抄本;《玉支肌》(明)沈德符抄本;《锦香亭》(清)李渔抄本;《雨花香》(清)纪晓岚抄本;《春消息》(明)文震亨抄本;《锦绣衣》(明)沈三白抄本;《人间乐》(明)田芝衡抄本;《归莲梦》(明)杨慎抄本。

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也是手抄本盛行的时候。

当然60年代、70年代主要的手抄原因是因为文化、知识上的匮乏。人们在下地劳作之余大量时间需要打发。因此有大把的时间手抄。

当时只能读语录，娱乐上也就是样板戏了。但是当时也有大量的语录是手抄的。

六七十年代的初高中生，都喜欢互抄一些文摘，电影故事等，在那个缺乏娱乐的年代，抄书就成了他们那代人的精神食粮。

其中有一部分手抄本是被明令禁止的，在书荒年代，许多读者因传抄手抄本而挨批斗,甚至被劳动教养。但是还是一批以惊悚、侦破和反特故事为主，以及爱情与性方面的题材的手抄本文学在地下和民间流传。流传最甚的时候，是1974年、1975年。当时，社会广为流传的手抄本有300多种。其中，张宝瑞的作品占到二十多种。他被誉为“东方007”。许多读者因传抄这些小说，而受到过批斗，乃至被以“流氓罪”劳动教养。当时下乡插队的知青晚上阅读最流行当属《一双绣花鞋》。据说当时，每读几页，总要四下张望一下，看看屋里有没有诡异人影，才敢继续读下去。

目前关于活字印刷术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古代大规模流行，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第一种：中国古代缺少如《圣经》一般印量巨大的书籍，使用活字印刷术并不划算

如邹振环在苏精先生的《铸以代刻》代序中所说的：

活字印书至少需要几万字的字范，从技术经济学角度来看，成本过高，对于印刷量不大的书籍，反不如用雕版印刷合算。这也是活字印刷从宋代印本文化形成以来，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取代雕版印刷的原因。

第二种：中国古代恰恰是由于不同的书太少了，导致使用活字印刷术不划算

如艾俊川所说：

我以为，研究传统活字印刷为何未能取代雕版，应重点关注两个综合因素，一是古代知识更新迟缓带来的“藏版”需求，二是活字版的便捷印刷地位给受众带来的心理影响。

以往我同意第一种观点，原因很简单，一说西方活字印刷术，就会想到古腾堡圣经，一说到圣经，就能联想到这是世界上有史以来印量最大的书籍。但其实古腾堡圣经的印刷量并不大，只有一百多本。

如今我同意第二种观点。因为目前留存非常多的清代、民国时期的家谱、族谱，都是采用活字印刷，这种家谱族谱印量都非常小，但是需要经常做一些调整，这个时候使用活字印刷就必每次都重新雕版便宜得多。

再例如，如今流传许多清代的《硃批谕旨》，采用的都是木活字印刷，《硃批谕旨》并不是海量印刷的，而是展示的一种每天更新的“聊天记录”，如果用雕版，一块板子最多可能就印几次就没用了，这个时候使用木活字显然更加划算。

再例如，中国古代最有名的铜活字，当属清代武英殿铜活字，曾印刷出《古今图书集成》等大型类书，《古今图书集成》印量并不大，但是包含书籍相当多，用雕版太贵，用活字正好。

所以，相比于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并不能让书的印量海量增加，只有到了近代，产生了知识大爆炸时，雕版印刷便不能适应飞速增加的图书种类，才有了以铅字印刷为代表的活字印刷大发展。当然，最后也被以石印为代表的影印所代替。

从雕版到活字再到影印，推动力从来都不是印量，而是图书种类，即知识大爆炸的程度。

①

对于字数不多，需求量最大而且长期被需要，基本上不需要换版的书籍，雕版印刷才是成本最低，最便宜的。

因为刻一副雕版，比做活字成本要低得多。而且印刷起来也更方便，成本更低。

教科书说，活字印刷取代雕版印刷，是因为雕版成本更高，雕错一个字就废了，得重雕，导致成本更低的活字取代雕版。这种说法是很片面的，因为雕版是先写上字，再雕，校对好了，就不出错字。可能出现的问题是雕刻时用力重了之类导致雕废了。但很难出现。雕石碑都不容易出现，更不要说雕木头了。就算雕错了，雕木头的成本那也远低于做活字。

所以，只要雕版空置率低，肯定是成本远低于活字的。

只有作品的需求量不大，如果刻雕版，会使用时间有限，空闲时间很多，空置浪费严重。才会雕版成本高于活字。

活字的优势是，用来印刷需求量小的。印完了可以再排版印别的，提高使用时长，降低空置浪费率。

所以，如果需要的书籍是主流的需求量很大的，那就雕版。这类雕版书是所有书中成本最低最便宜的。

只有非主流书籍需求量大了，价格更贵也有人买，才会对活字需求量更大。

明清时期，生产力提高，以及科举竞争越来越复杂，对非主流印刷品需求快速增长，才导致活字印刷需求后来居上，超越雕版。

而对于字数越多的作品，则雕版成本越高，活字成本越低。

所以，字数越少，越适合雕版，字数越多，越适合活字。但大部头不是古人所需的主流书籍。

②

穷人买不起书。

主流雕版书价格远低于活字书。

最有钱的人，才会愿意去买昂贵的活字印刷品。

穷一点的，就只买主流雕版品。没有雕版，只有活字版的书籍，就不买了，自己手动抄写。

最穷的，雕版都买不起，只能自己抄写。

活字印刷，拯救的不是穷人。拯救的是相对有钱，买得起非主流昂贵书籍的人。

③

非主流中的非主流，需求量低到活字印刷都不愿意印，那就再怎么有钱都只能手抄了。

④对精美度的要求。

手写是最精美的，雕版其次，活字最难看且缺乏图。

综合以上原因，导致手抄才是历史上书籍的主流，能找到的古籍中，手抄占比51％，其次是雕版。活字印刷书籍是占比最低的。

这么说吧，虽然宋代印刷技术已经相当普遍，但手抄书籍仍然是书籍传播的主要方式，明清同样如此。

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抄书工序简单

与书籍的印刷传播相比，手工抄写只需要人和笔墨纸砚即可，工序简单，操作起来也十分容易。而印刷传播，工序复杂，需要刻工、写工、印工、装订工、运输工、编辑校对人员等，而且是一系列的连续过程，中间任何一个环节都不可缺少。书籍的印刷传播在当时尽管属于新鲜事物，但作为新兴传播方式，在社会层面上普及和推广，以及被普通群众所接受，仍然需要一定时间。

抄书可以练字

宋代从皇帝到文人学士，几乎都有崇尚书法、练习书法的风气。宋太祖、宋太宗、宋真宗、宋仁宗、宋徽宗、宋高宗等皇帝，都喜欢书法。被称为“书法四大家”的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他们的书法各有千秋。正是在这样一种书法氛围下，宋人更喜欢抄书。同时，这些名家的抄本由于稀缺难求而显得弥足珍贵，往往被人奉为至宝而沉醉其中。宋代一些精美的抄本往往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和艺术价值。

抄书可以谋生

抄书者在古代是一种职业，特别是在印刷术还没有发明之前，书籍都靠人工抄写，很多士子用抄书来获取报酬。宝元初，宰相吕夷简任人唯亲，范仲淹对其进行抨击，后被指控，贬到饶州，蔡襄作了“四贤一不肖”诗，为范仲淹打抱不平，这首诗歌出来之后，通过手抄传播，受到广大民众欢迎，一些抄书人抄写后拿来出售获利。在这里，抄书本身就是一种生存与生活的方式。

抄书可以祈福禳灾

宗教信仰者通过抄写佛教、道教经籍能够修炼功德。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之下，抄写经书活动经久不衰。比如，宋哲宗“性庄重，从学颖悟，自皇帝(神宗)服药，手写佛书为帝祈福”宋哲宗通过抄写佛经来禳灾祈福。抄书还可以用来收藏。宋代许多私人藏书家都通过抄书这种方式来收藏书籍。“宋代私家藏书，多手自缮录，故所藏之书，抄本为多。”为了保证藏书的质量，藏书家在抄书的过程中，往往会对其中的错误进行校对，通过抄写，可以给自己留下副本。

此外，笔墨纸砚是抄书者不可或缺的抄写工具，没有这些工具，抄书活动就无法顺利进行。文字的产生，笔墨纸砚的发明，书籍的抄写传播，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文字为之大辂，载籍为之六辔，先王教化所以行于百代，及物之功，与造化均，不可忽也”，书籍传播的这种影响不可忽视。

活字印刷的一个刻板印象是:有了毕昇，雕版就靠边站了，以后都是活字的时代了。

实际上，沈括在梦溪笔谈的原文里也说了，毕昇没能推广自己的发明，沈括的族人也只是拿毕昇活字当个稀罕收藏品。一直到清代，活字都只是雕版的补充，因为活字有以下几个问题:

出错的概率大得多，雕版雕好之后再印多少次，只会用久了字口磨损，不会内容出错。

需要大量识文断字并且通晓音韵学的排字工人，这个在科举时代是几乎不可能的。

活字无法做得绝对严丝合缝，所以总会有松动、错位，观感不像雕版那么严整。

雕版印刷的寿命比一般人想象的长得多。一直到上个世纪常见的油印，核心原理仍然跟雕版差不多，区别就是浮雕和透雕：

回到题主的问题，实际上搞混了两个概念：图书的生产和复制。雕版也好活字也好，都是【生产】的手段，而一个书生是不可能雇得起出版商专门给自己开版的，就算放在今天也不可能。如果把这个问题放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你看到了一本已经绝版的好书，想要，但是原主不肯卖，你会怎么办？不想动手抄的话，你就得找文印社复印。实际上，我就曾经不止一次在某宝买到复印的绝版书，质量好的能凑合着看，质量差的或者是原书重点在图的就只能认倒霉，于是题主的疑问实际上就是：

现在已经有了激光照排技术，为什么还要复印呢？

这怎么说呢？

知道活字印刷术怎么印刷吗？

活字是要用锡固定在印刷版上的。

印完后活字拆下来，报废率是非常高的，可以到百分之几十，这些报废的活字又要回炉重新铸造。

所以活字印刷术在中国更本就没有鸟用。

你用上好木材雕一部《三国演义》可以用几十年。

活字印刷更本没有这种耐用性。

你总不可能没事就鼓捣活字印刷版把，古代又没有报纸。

这种就是胡说八道

雕版印刷恰恰是大规模印刷，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从中国盗窃雕版还有宋朝的。

雕版印刷岂止印成千上万份，真正牛逼的雕版可以用上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