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镇上出现了一个租售一体的书肆，由一个中专毕业生开设。他戴着厚厚的眼镜，留着些许胡子，眼里满是理想。
店里头有许多古典名著，花花绿绿的武侠和杂志，也有流行歌曲集。
我头一回见到这种书店，就赖在了店里。
店主也不是傻子，看久了，就催促归位，并建议道：“你可以租。”
租金倒是不贵，可以带走，记得是五毛钱，只是要交押金。
对我来说，五毛钱是一笔巨款，更别说还有和书价等同的押金。便拿了烟盒，把书上紧要的内容抄下来。
我写字很慢，歪歪扭扭地写了几行，我爸来了，见我埋头抄书，就说：“买下来吧！”
五块钱。
不要以现在的眼光，去体会那时候的“五块”。要用合理的缩放法，即，用现在底层普遍工资与那时候底层普遍工资的比例，去乘以“五块”。
是以150块的价格买下来的。
古代的图书差不多就是这样的，同等字数的书，只能更贵。
而且，由于地方上行业不景气，印刷不普及，很多经典书籍就连县城里也买不到，想要买，得去省城。
借书更是一件难事，能借来就是很大的面子。
只要能借来，抄书就简单多了，但得“计日以还”。
用纸，用墨，用功。
那么，这是否说明了“活字印刷”对社会发展根本没起到什么作用呢？
不是的。
活字印刷的出现，确实大大减少了文化流通的成本。
帛书时代，一部书的花费大体为工人一个多月的薪资，相当于现在的5000元左右。
唐朝雕版印刷出现后，一卷书（一万字）的价格大为降低。大略只用花掉普通人一天的工钱，一部书（十万多字）要用掉十日所得，大略相等于现在的1000元。
明清时，人们只用花费唐朝人几分之一的钱，就可以读到同样的经典。
现在，我们再去买这样一部书，只要十几元。
明清出版业发达，也只是相对发达。不变的是读书人都是穷措大，要读的却太多。尤其是一些只有他自己才想看的作品，市面上根本买不到。由于比较稀有，定价就很昂贵，只能从藏书家或者大儒那里借，借了就要归还。
不抄下来，又能怎么办呢？
刘震云的小说《塔铺》，描写开放高考后借地理教材的故事。地理教材本该都有，但确实都没有。小说主人公的父亲，跑去县里教书的亲戚家借来一本，得以让孩子考上北大。
假设故事中的“刘震云”拥有了这么一本“稀有书”，有个关系很好的朋友来借，他应当不会借出去，但可能会允许朋友在他家里抄。
我们就可以借此理解明清时期读书人的心理状态，省钱是一方面，有时候花钱也买不到。加上抄书本来就是熟悉文本的一个过程，士子们便都“抄”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