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一个社科视角（主要是政治哲学）：

高赞回答可能听说过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在经济学顶刊上的出色发表，但我认为这不是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原因。

大众对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一个误解是说，这个经济学奖主要表彰的是经济学相关的研究，实际上，这个奖算是社科类的共同奖项，也就是说，哲学/社会学/公共管理/政治学/人类学等社科研究都算在里面。

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Claudia Goldin的研究看起来在做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实际上这是个哲学议题，我读过她的Career & Family: Women's Century-Long Journey toward Equity，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根本没意识到她是个经济学家，我完全把她当成哲学研究下的平等研究中的性别分析框架读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Elinor Ostrom，我读她的研究也没有注意过她是个经济学家，感觉更像是个公共政策/公共行动的研究者。

纵观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能发现，美国人比较多、存在某种政治正确的偏好（性别、原国籍来源于欠发达地区），但整体上来讲，诺奖是一种终生评价，它不会考虑特别新的议题（不知道理工科那边的诺奖是不是这样）。

可以说，阿西莫格鲁那些顶刊论文给了他参加诺奖选拔的机会，但是他真正能得奖的作品，一定是《国家为什么失败》。有些人说他得奖有什么ai研究的影响，我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作品大多数是学术影响跨越了单一学科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研究。

近十年来，西方社科学术界里能出现跨领域影响的研究就不多。

可以说，现在的顶流社科研究，基本上遵循两个相互补充的研究路径，一个是政治社会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

是的，首先排除我的研究领域，也就是政治哲学（笑

这两个研究视角的区别，我随便讲一下，权当抛砖引玉。

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其实是非常宏阔的，这个视角下非常强调结构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这个研究的底色是决定论，它也充分吸取了社会学的优点，那就是从特别小的切口挖掘特别深的东西，我个人是偏好这样的研究的。

但政治社会学的缺陷十分明显，那就是主观性色彩很强，太过于依赖具体的研究背景，很难上升成为某种宏观规律。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则强调客观存在，这个视角下非常强调规律/经验的重要性，与政治社会学的区别在于，政治经济学是非常承认能动性的，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给人的感觉是，“这件事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条件a+条件b=条件c”。

但政治经济学的缺陷也比较明显，那就是没办法做一个特别宏观的研究——近几年好一点了，最近在历史研究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定量研究方法，但我们都知道，定量的优势在于预测，而历史已经形成，结论已经出现。嗯，由于某些私人原因，我决定把这种批评写得隐晦一点。

这两种视角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结合，那就是比较政治制度研究。

political的部分实际上包含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关于宏阔议题的讨论，经济学的部分则吸收了人类学/经济学的客观。

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来出圈的社科类作品基本上都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讲完这个研究背景之后，我们再来看《国家为什么失败》在这一系列研究中的独特性。

我觉着知乎关于社科类的讨论都是非专业的，因为在这个议题下，大多数人关注的都是这本书具体讲了什么内容，而不考虑这本书在什么样的理论背景下写出来，相较于它的研究基础做出了什么改进，而这是社科研究者的基本素养。

我再强调一次，涉及学术讨论的话，我肯定是要夹带私货的。

我认为，《国家为什么失败》的获奖代表的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制度分析的研究框架在社科领域内成为主流。

首先，很多人把这本书当成经济学研究，我认为这个视角是欠妥的。

我认为这本书本身是一种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比较研究，他真正应该比较的对象不是其他经济学著作，而是社会学/政治学著作。我在读的时候，一直会下意识地把这本书跟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起源》进行比较，同时，我认为这个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能跟回归学派形成对比。

这个部分我打算写论文，就不在这里详细论证我的idea了（说到这里我都有点后悔，如果有人看完了这个回答写论文了，能不能等我的论文先发，求你了，磕头，或者你带我二作）

其次，我想说的是，制度理论一直是跨学科的分析框架。二十年前，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学/社会学的顶流了，十年前变成了社会学制度主义（政治社会学）。

社科理论研究中，宏观理论，指的是国家/历史，中观理论，指的是制度/组织，微观理论，指的是权力/利益/情感。

近十年的社科研究（不包括国内，我搞西方政治哲学的，我读国内的书和论文比较少）已经证明了一件事：中观理论是社科的未来。

当我们讨论宏观理论的时候，我必须要推荐我最喜欢的研究者，也就是巴林顿摩尔（这个也不能讲太详细，也是我要写的论文）（再次感谢毛咕噜老师，您今年获奖给了我很大的惊喜，我决定把我以前没写的论文再次捡起来写）说真的，《国家为什么失败》在研究领域上其实更接近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

宏观理论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很难写、很难懂、很难用。

只适合天才型的富二代。

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呢……就像社科学院界的梵高，你看了觉着卧槽真牛逼，但是只有当原作者死了很多年之后，他的牛逼才真正展现出来。

我们社科学术界也有普通人的，所以微观研究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有一段时间，微观理论层出不穷，比流量明星更迭得还快。微观研究的好处是，看完之后觉着这个故事很动人。说点大家都熟悉的微观研究吧，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也有平替版，《小镇喧嚣》，还有很出圈的《中县干部》。

这方面的研究，我个人最爱《弱者的武器》。

微观研究最大的难度是很难持续。

中观研究属于社科学者的证道之地，等同于哲学界的黑格尔研究了。

为大众熟知的中国社会学顶流，周黎安老师、周飞舟老师、周雪光老师，基本上都是这个研究范式。这个部分不涉及我的研究内容，可以多讲讲，周雪光老师的组织行为学是典型的中观理论，《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真是我读过最最最最最最最最通俗易懂的研究了，运动式治理也是近几年社科研究热点，而且他本人真的超nice！周黎安老师的研究我也很喜欢，虽然今年学术界一直在批判晋升锦标赛，但我觉着这个理论本身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周飞舟老师的《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也是很经典的中观理论著作。

我拿这三本书举例，想说的是，制度理论本身就是国内外社科学术界最重要的中观理论，这基本上是社科研究者的共识。

但这几年的社科研究中，纯理论真的越来越没有立身之处了。

这一点在国内外进行对比时更加强烈。

我本身是做political philosophy的，在国外，这个研究领域是包括political theory的，比如米格代尔的国家中的社会理论范式，这个是典型的political theory，也是我的研究内容之一。在国内，政治哲学被限定在政治思想史+政治概念史。（当然可能是我水平一般，不知道清北人复会不会好一点）当我从事制度相关的理论研究时，我能投稿的刊物其实是偏向社会学/公共管理的，而在社会学和公共管理中，理论本身也只能占据论文篇幅的1/10，更重要的是方法，数据。

制度理论这么多年来本身是没什么进展的，我们现在讨论制度，仍然在说斯科特的那本《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3版）》，我们仍然在探讨制度趋同的影响因素，我们关于制度的讨论仍然是含糊其辞地说“某些可以重复的行为模式”，这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模糊概念。

这对于研究来讲是不够的。

国内学术界关于制度理论的讨论仍然停留在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前，我们如今使用制度理论，仍然离不开什么路径依赖、关键节点、历史变迁、组织自主性、制度趋同，没有人问制度为什么如此重要，因为这样的研究被称为“big problem”，而相较于正义、平等、自由，制度理论只是个你随时捡起来就可以用的中观理论。

如果让我写论文，我肯定优先写历史制度主义或者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我没有太多时间关注这个历史制度主义或者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包括后来的社会学制度主义有什么理论缺陷。

但我知道，真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绝不是某些定量研究/案例访谈，一定是基于历史的政治体制比较，也就是社会运转的底层规律探讨。

每个学科对这种研究的叫法不同，有的叫文化社会学，有的叫政治经济学，有的叫历史政治学（嗯……欲言又止），有的叫民族人类学。

考虑到国外学术界是国内学术界的先行版，我希望宏观理论、比较政治历史著作的生存空间会逐渐变得宽阔一些。

虽然我是享受不到这种红利了（泪

朋友，这一杯敬繁星永恒。

更新：

感谢评论区的补充，我提供的视角可能是“非经济学社科对诺贝尔经济学奖作品的看法”，很多也是凭直觉，我预测他这个作品拿奖也是因为从社科的角度来讲，制度理论/宏观研究/比较政治制度研究应该获奖了。

要不然社科类研究始终停留在总结某种经验的程度，实在是非常令人沮丧啊。

至于有人提到运动式治理这个概念早就过时了…我的评价标准是“跨学科的影响力”，“经过长时间段检验的、反复使用的分析框架”。

社会学的确不是我的研究方向，如果你有更好更新的分析框架，那你提出来就行。

但我本人还是对“知网上有社科最新研究”这件事保持怀疑…我不认为论文的篇幅能解释清楚一个宏阔理论的来龙去脉，也不认为社科研究中存在“遗落的明珠”…就像我反复提到的，社科研究不重视论文发表，所以我本人对毛咕噜老师发表过顶刊是无动于衷的。

这种偏见可能来源于我本人对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路径依赖吧…我始终觉着好的社科研究是跨越文化背景、能坚持一定的时间检验的…

诸位没必要完全赞同我的想法，学科视角既会成就我，也会限制我。

我只是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猜中他这本书能得奖…真的，知乎不给我这种猜中作者和作品的人颁发一朵小红花吗（

多谢大家邀请，今天因为和上课时间冲突，发晚了。不过该写的，肯定不会落下。

知道今年得奖的是阿西莫格鲁，我有一种松了口气的感觉，终于，居然，得奖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每年诺奖临近时，经济学的从业人员经常会互相提起：“今年阿西莫格鲁会不会得奖？”

其实经济学领域的大师不少，每年的诺奖都称得上是开宗立派的祖师。但能够年年吸引如此多关注的就这么一个。因为他太特别了。

征服顶刊的王者

经济学期刊传统上有Top 5的说法，也就是American Economic Review，Econometrica，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和Review of Economics Studies. 这五个杂志发表难度之高是令人咋舌的，即便是在美国，很多非常不错的大学经济系的教授一生也就是能发表五六篇而已，在很多其他国家，发表一篇之后就会有各种荣誉纷至而来。但是Acemoglu在过去32年的职业生涯中，在这五篇杂志上发表了76篇文章，平均一年超过2篇。这还不算他在金融类顶刊Journal of Finance 和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以及综合科学类顶刊比如Science和 PNAS上的发表。更为惊人的是，即便如此高产，他的传奇还在继续，并没有因为步入职业生涯中期和功成名就而减少发表的势头。

Acemoglu的高产从他读书的时候就显示出来了。他是土耳其裔，幼年时跟随父母在英国读书，在约克大学读的本科，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SE读博士。在毕业的时候，

评审他博士毕业论文的Examiner说：

这篇博士论文有七个章节，每个章节都可以单独作为一篇学术论文。每个章节本身都具有很高的质量。事实上，即使是其中质量最弱的三篇，也完全足以获得博士学位。

他毕业当年就顺利的拿到了经济学宇宙的中心——MIT经济系助理教授的教职，一直在MIT做到了讲席教授和顶刊的编辑。过往很多的诺奖得主，往往人生还是有波折的，能在简历中看到他们的奋斗和喜怒哀乐，但是对Acemoglu，这一切不存在。他的经历就是从一个成功走向另外一个更大的成功，从一个荣誉走向更大的荣誉。到今天，他终于获得了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也是经济学届的最高奖项。

制度经济学的贡献

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他获奖是因为制度经济学上的贡献。其他俩人一个人和他合作了一本书。Robinson和他合作的是最著名的《国家为什么会失败》，Johnson和他合作的是2023年的新书《权力和进步》。

这两本书里面，他基本上综合了自己发表的这些顶刊里面对制度、技术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里面，他主要提出的是国家的成败并非取决于地理、文化或气候等外部因素，而是深植于其制度结构。也就是说，国家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其政治和经济制度的性质，为此他们将制度分为两大类：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

包容性制度就是让大部分人有机会参与到经济和政治活动中。因为参与的人多，分润的人也多，所以就要制定出更好的规矩。这样的制度保护产权、鼓励创新和公平竞争，使得经济资源能够有效地配置，激励人们积极参与生产活动，推动社会进步。例如，英国在工业革命期间就建立了较为包容的制度，通过保护产权和鼓励创新，使得资本和技术得以快速积累，并促进了工业的发展。相比之下，攫取性制度则表现出对权力的垄断性，少数人控制着国家资源和决策权，剥削大多数人。这样的制度限制了创新，导致了资源的浪费和生产力的低下，最终走向衰落。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以墨西哥为例，指出这种制度下的国家即便拥有丰富的资源，最终也无法实现真正的繁荣。

而相比之下，美国则属于有一些「幸运」。因为英国人一开始到美国的时候也不是不想攫取，而是开始攫取的时候受到了原住民的激烈反抗，而北美的土地上的物产也不属于那种富的外溢的，然后殖民者又试图通过严苛的控制制度约束移民，让移民当牛马，结果又激起了移民的强烈反抗。于是无奈之下，美国形成了相对比较宽松的制度，丛殖民时代开始，美国和墨西哥就这样开始分叉了。

可以说，这就是阿西莫格鲁说的“历史关键节点”。也就是历史上许多事件会对国家的未来走向产生深远影响。英国殖民者在美国遭受的挫败是一例，黑死病的爆发又是一例。黑死病之前东西欧差距并不大，但是之后西欧与东欧就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西欧因为劳动力短缺，封建领主被迫赋予农民更多权利，这为后来的工业革命铺平了道路；而东欧因为封建主本来就很厉害，所以在黑死病之后把农民看做更加宝贵的资产而严格的控制了起来，导致了更大的贫富差距，并且经济停滞。

这样的“关键节点”让我们看到，制度的演变并非线性，而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不断受到外部冲击，逐步形成的。

我在2016年刚来知乎写作的时候，当时流行Live，我还专门详细的解读过这本书《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权力和进步

很巧，今天给学生上课的内容就是阿西莫格鲁的研究贡献，科技发展，尤其是人工智能对经济增长影响的三个效应：

• 取代效应：因为自动化技术取代了某些工作岗位或任务，导致部分员工失业或需要重新安置。
• 重置效应：因为技术发展创造的新工作机会；
• 生产力提升效应：借助技术发展，人们能够在更短时间内完成更多任务，并且精确度更高。

看起来三个效应对人类有好有坏，很难直接说出来一个定量的结果。

阿西莫格鲁与约翰逊合作的《权力和进步》这本书，就是聚焦于技术进步与权力结构之间的关系。两位作者追溯了从中世纪到现代的技术发展历程，探讨技术进步如何影响财富的分配和社会的权力结构。他们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观点：技术进步并非天然带来繁荣，甚至可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如果新技术的控制权掌握在少数人手中，那么技术的收益也会高度集中于精英阶层，而普通劳动者的处境则可能越来越不稳定。

通过考察工业革命的例子，阿西莫格鲁与约翰逊认为，尽管技术提高了生产力，但初期并未改善工人待遇，反而恶化了他们的工作条件。

而工人待遇的改善是要等待后来工会运动的兴起和社会政策改革的推动下才得以实现的。基于此，他们质疑技术乐观主义的观点——也就是认为技术进步必然带来社会福利的增加。他们指出，历史上许多时期，技术的收益都集中于少数人，而大部分人并未因此受益。

针对当代的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阿西莫格鲁与约翰逊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他们说：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会加速自动化，提高生产力，但是也可能会进一步集中财富和权力，尤其是当这些技术被少数科技公司所控制时。与工业革命时期相似，现代技术的发展方向同样需要政策引导。他们在书中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包括改革数据所有权、调整税制以鼓励就业、支持多样化的高科技投资，以及对算法驱动的虚假信息进行税收等。

方法论的贡献

在方法论上，阿西莫格鲁对政治科学的影响也是深远的。

政治科学虽然也在逐渐的量化，但是很多时候还是停留在博弈论的理论考量和数据的简单分析对比上。对因果关系的重视之风，阿西莫格鲁贡献良多。

因为制度这个东西，和经济是互相促进的关系。制度发展对经济有影响，经济发展也影响制度，因果缠绕就说不清楚了。所以要研究制度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就需要找到一个变量，它只和制度有关系，但是和当下的经济发展无直接关系，通过这种方式破开这个循环，用数据得出单向联系的系数。

在他2001年发表的「比较发展的殖民起源」上，他创造性的提出了用把欧洲早期殖民者在各殖民地的死亡率作为制度的工具变量。如果早期殖民者在某地的死亡率较低，他们就倾向于向该地区移民，从而建立起仿效母国的制度；反过来，如果死亡率较高，他们则倾向于在该地区建立掠夺性的殖民政府，尽可能将该地区的资源转移到母国。在这种情况下，当这些殖民地陆续独立之后，因为制度惯性，独立后的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会延续原先的制度。

研究发现，殖民时期的死亡率越高，该地区今天的制度质量往往越差；相反，死亡率较低的地区，其制度更为包容和有利于经济发展。这表明，历史上殖民者建立的制度具有强大的路径依赖性，直接影响了现代经济增长。

也就是在这项研究中发现，自然因素（如气候、地理位置）对经济发展并没有直接作用，反而是通过对制度的影响间接起作用。因此，这篇文章成为了批判了地理决定论等传统观念，提出了制度决定论的新视角的重要文献，强调制度是长期经济增长的关键驱动因素。

从现在这个角度来看，严格来说虽然死亡率严格来说其实和流行病有关系，未必是真的纯粹的外生变量，但是阿西莫格鲁把自然实验、工具变量这些经济学中用来判断因果的方法用他大量的经济学顶刊发表带入到了政治科学中，以至于现在政治科学的研究者中都有很多因果推断做得很好的方法论学者。这是他在方法论上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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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阿西莫格鲁获得诺奖实至名归，仿佛是一件无比自然又水到渠成的事情。写今天这一篇答案来介绍他，我也感觉非常舒服和流畅。像去年的诺奖获得者Goldin的研究贡献，写的时候我往往需要现场去看她的代表作然后去理解她的贡献。但是今年写这篇文章就特别的舒服，因为几乎不用去查文献（需要数了一下他具体几篇Top 5！）和技术、AI相关的那几篇大作和自己的研究相关，自然是精读过；而制度经济学里面那些文章虽然和自己的研究无关，出于乐趣也读过。这一次真的是实至名归，虽然不能说没有争议，但是这样高产而又天马行空的经济学学者如果不拿一次经济学诺奖，总觉得诺奖还是少一些什么。就连知乎直答都赞同我的观点：

最后，我强烈的推荐阿西莫格鲁写的经济学教材《经济学：微观部分》。

可以尽量看原版，如果没有原版也也有中文的可看，我觉得他对经济学的理解比曼昆的《经济学原理》更深邃。在曼昆的书里面，经济学的基本原则是具体的结论，比如：

1.人们面临权衡取舍
2.某种东西的成本是为了得到它而放弃的东西
3.理性人考虑边际量
4.人们会对激励作出反应
5.贸易能使每个人状况更好

但是这些结论可能是不全面的，比如5就是不对的，贸易怎么就让每个人状况变好了？现实并不是这样的，不然就没有逆全球化的思潮了。但是阿西莫格鲁的经济学提出的是三原则：

1. 人们总是在试图优化
2. 一切都是均衡
3. 经济学家使用数据来检验经济学理论

第三个原则是实证主义暂且不谈，而第一和第二个原则，是经济学真正更本质的东西，这两个就说尽了经济学所有的方程，所有的模型都在试图做的事情。

几乎所有的回答都在谈Daron Acemoglu，谈诺奖的政治性和他们2001年的论文现在还有多少价值。我们不妨将目光转向大A的另一位合作者，芝加哥大学的James Robinson，也离全球政治的风暴漩涡和东西方的尖锐对立稍远一些。

一般学者的个人主页都是单人职业照，但James出人意料地放了一张他在课堂上和学生们的合影。这张照片摄于刚果民主共和国——曾经的扎伊尔，蒙博托的快乐老家——首都金沙萨的刚果新教大学（Protestant University in the Congo）。这也是他研究主题的反映：身为一个西方人，他致力于从非洲本土的视角出发理解非洲发展。

什么是“非洲本土的视角”呢？当今的非洲研究起源于两条独立的主线，它们或多或少都缺乏这种本土视角。早在十九世纪，欧洲派来的传教士就已经在非洲传统社会开展了人类学研究，即参与式观察与民族志写作。这些研究大部分将非洲社会作为文化意义上的“他者”，将非洲社会与欧美社会的不同之处看作“文化差异”，而对于改变其贫困落后的现状没有多大兴趣。与之相反，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独立后非洲各国的发展困境面前，发展学逐渐成为了非洲研究的显学。尤其是1979年石油危机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发展机构纷纷牵头，为非洲国家开出一张张无视文化差异，基本旨在照搬西方制度的政策”处方“，统称为“结构调整”（structural adjustment）。站在今天的时点回看，这些以自由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政策基本上是失败的。它们并没有解决非洲发展的根本问题，也没有改变非洲仍然相对贫困的处境。

大致在结构调整政策的同一时期，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对制度是否是经济发展核心要素的研究也逐渐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本次诺奖三位获奖者的代表作AJR (2001)[1]正是检验这一重要命题的第一篇有影响力的定量研究。有关这篇论文的贡献和局限性其他答主已经说了很多了，这里我只谈一点：

AJR(2001)缺失了关键的非洲主体性（African agency）。非洲与非洲人对殖民者的影响被化约为早期殖民者的死亡率（工具变量）以及因此殖民政府所选取的制度（解释变量）。换句话说，这篇论文仍然继承上述两条主线中发展学的思路——殖民政府的制度选择对经济发展很重要，但影响这些决策的主要是地理环境，而不是非洲的土著居民和既有的社会制度。非洲人隐藏在研究的幕后，作为殖民制度无声的受益/受害者。同样，非洲各民族的文化与社会规范也是不重要的。

这就注定了AJR(2001)一文争议的命运——在经济学圈子以外更甚。事实上，专长于非洲经济史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Gareth Austin就将AJR同样介绍殖民地两种制度模式的另一篇文章”命运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2]贬为“压缩历史“（compression of history)。^[3]他强调无论在哪种制度统治下，非洲人的主体性都不应该被忽视。殖民体制的形成并不是欧洲统治者从天而降的裁决，而是无数历史主体彼此互动产生的均衡结果。此外，他批评AJR将非洲的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混为一谈，给读者带去了欧洲人在发现非洲后立刻就开始了殖民扩张的错误印象。事实上，非洲的殖民统治最多也不超过一百年，在大多数国家甚至只有六七十年。大西洋奴隶贸易则是持续了至少三百年。^[4]

显然James听劝了。近年来他的工作在历史时间线上向前迈了一大步，集中在前殖民时代的非洲，引用大量的人类学民族志记录。他尝试回答的问题包括：在欧洲奴隶贩子和殖民者相继到来之前，非洲的本土政治体制发展情况如何？这些政体如何与欧洲列强互动，最终产生了什么结果？最为重要的是，由前殖民政体遗留下来的社会规范与非正式制度又如何影响了后殖民时代非洲的发展？

最后一个问题融合了人类学与发展学两大主线，弥补了先前研究的不足。对非洲社会的民族志记录浩如烟海，将它们综合起来寻找名为“非洲”的共同特性，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任务。将这些“非洲”特性纳入量化研究框架，尝试估计它们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就更加困难。以下是James和他的合作者在今年的一篇题为”非洲：一个成功的故事“ （Africa as a Success Story）的工作论文中的总结：^[5]

1. 非洲的传统政体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它们并非以经济积累为目的，而是极为强调社区的自主性，抵抗集权国家的形成。在前殖民时代的许多非洲社会，决策由社区长老集体商议制定，而积累财富与统治他人是道德败坏的代名词。试图这样做的“强人”会被指责为行巫术，受到群体的制裁。
2. 在保持社区自主性这一目标上，非洲政体做得非常成功。在殖民统治前夕的1880年，整个非洲大陆仍然存在约20000个独立的政体——密度远远高于地球上的其他任何地方。在尼日利亚东南部和刚果盆地的密林中，基本只有自治的社区，而不存在任何集权政体。^[6]与此同时，这些社区之间出人意料地保持了彼此尊重与相对和平，与欧亚大陆上频繁的侵略战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 前殖民时代的非洲社会具有出人意料的包容性。在一些地方，外族统治者甚至被本地社区欢迎——前提是他们尊重社区的自主性。这些统治者不拥有土地，不征税，甚至在疆域内无法垄断暴力。这与西方政治学所谓“国家”的定义大相径庭。此外，外来者和奴隶在传统的非洲社会中也具有显著的向上流动性。许多情况下，他们几代后的子女就能通过明显是编造的氏族故事融入成为社区的一分子。
4. 以上种种特性源于非洲地广人稀的资源禀赋和由此产生的“财富在于人”（wealth in people）的观念。^[7]这是一个人类学概念，指社会成员认为财富体现在家属、追随者或其他社会关系和从属关系的数量，而非货币价值或实物资产。因此，侵略土地和攫取资本在非洲传统政体眼中并不重要，而外来人则是社区重要的财富。在大多数非洲语言中，“陌生人”与“客人”是同一个词。
5. 欧洲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些曾经运转良好的社会制度。非洲前殖民社会围绕社交网络和个人关系运转，存在丰富的与奴隶制相近的人身依附关系。一旦奴隶贸易启动，做出向欧洲奴隶贩子提供社区“居民”以换取稀缺商品的逻辑转变并不困难。更进一步，一些非洲社会开始发起战争抓捕其他社区的居民，并将他们卖作奴隶（耳熟能详的达荷美和阿散蒂就属于此类），从而打破了尊重与和平的共享价值。当欧洲殖民者开始进占非洲内陆时，“陌生人=客人”的逻辑让许多非洲社区欢迎殖民者的到来，而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旨在剥削非洲与非洲人一切可利用价值的殖民统治。
6. 总的来说，非洲政体在前殖民时代很好地保持了它们的核心价值体系——自主、尊重、包容。然而，正是这种来之不易的价值体系让它们在面对奴隶贸易与殖民统治时极为脆弱，沦为欧洲列强手下的奴隶、棋子、臣民与劳动力。奴隶贸易与殖民统治给非洲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最终导致了当今世界体系中非洲贫困落后的局面。
7. 非洲社会独特的价值体系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尽管经过了剧烈的社会变迁，前殖民时代的核心价值在当今的非洲社会中仍然广泛存在。如何在现代开发这些“非洲的潜在资产”^[8]将成为讨论非洲发展不可或缺的话题。

诚然，AJR(2001)在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支文献中具有无可撼动的地位，但其中非洲主体性的缺失不应该被诺奖的光芒所掩盖。作为非洲发展的“乐观派”、毋庸置疑的“非洲通”，James Robinson在AJR(2001)发表后二十余年的学术贡献应当被更多人所了解。

参考

1. ^Acemoglu, D., Johnson, S., & Robinson, J. A.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5), 1369-1401.
2. ^Acemoglu, D., Johnson, S., & Robinson, J. A. (2002).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4), 1231-1294.
3. ^Austin, G. (2008). The ‘Reversal of Fortune’ Thesis and the Compression of History: Perspectives from African and Comparative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the Development Studies Association, 20(8), 996-1027.
4. ^从1884年柏林会议瓜分非洲起，至1990年非洲大陆最后一块殖民地纳米比亚（英属西南非洲）独立共计106年。如果只算到著名的非洲独立年（1960年）则只有76年。需要注意，欧洲列强在柏林会议后还花费了几年到几十年不等的时间才在非洲建立起像样的殖民统治机构。
5. ^Henn, S. J., & Robinson, J. A. (2024). Africa as a Success Story. Working Paper.
6. ^人类学家将这种社会称为“无首社会”（acephalous society）。位于尼日利亚东南部（我头像的中心位置）的伊博族（Igbo）与蒂夫族（Tiv）是这种社会的代表。有关中部非洲传统政体的讨论参见：Vansina, J. M. (1990). Paths in the Rainforests: Toward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radition in Equatorial Africa.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7. ^James的个人网站上公开了他在南非斯泰伦博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ellenbosch）的同名讲座链接，详细介绍了这一概念与其在前殖民非洲社会中的种种表现。
8. ^Henn, S. J., & Robinson, J. A. (2023). Africa's Latent Assets.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32, i9-i32.

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主要想说的就是，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是经济持续繁荣的普遍原因。

他们采取的分类范畴是将政治经济制度分为“容纳型”体制和“掠取型”体制。

“容纳型”（inclusive）体制促使广泛的社会成员参与政治并分享经济财富，而“掠取型”（extractive）体制导致统治精英同时垄断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本（这是人为“设计”的产物，也不会发生自然转变）。

两种体制的差异会严重影响一个国家的兴衰，尤其是其长期发展的命运。

如果存在掠夺性经济制度（一般和掠夺性政治制度连为一体），企业家才能的整体收益会下降，如图所示：社会均衡点从E1移动到E2，企业家数目大幅减少。

首先掠夺性的制度一般产权保护做的不足，这样企业家将不能获得他们创造的所有回报。

比如正常情况下企业家才能能获得75000美元的回报，但产权不完整时企业家需要贿赂政府官员（交保护费），比如50000美元，这时候企业家才能回报只有25000美元，低于机会成本，这部分企业家将不会选择成为企业家。

其次是法制不健全无法保证合约的有效执行，这会增加企业与供应商签订合约的成本，大量减少商业活动，从而减少企业家才能回报。

再次，掠夺性的制度还会增加机会成本。在正常情况下，只要企业家才能高于50000美元，人们就会选择成为企业家。但如果掠夺性的制度建立了进入壁垒，情况就不一样了。

比如每个企业家在创办企业时还必须交25000美元获得创业许可，那只有那些回报高于75000美元的潜在企业家才是有利可图的。

如果存在前面两种情况，那均衡点将继续左移到E3，企业家数目进一步减少，创业、投资活动减弱，这会导致企业减少、GDP降低、失业增加。

政府能做的自然是创造好的营商环境，根据上述模型，好的营商环境就是法治保障私人产权以及合约的执行，同时政府退出竞争性领域，让市场发挥基础性的资源配置作用，减少创业的机会成本。

即便除了今年诺奖得主，其他经济学家也都不对政府有形大手干预经济抱有乐观的期望。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创始人卢卡斯在对萨缪尔森的货币经济的交叠世代模型研究后所发表《预期和货币中性》中强调，人依然是理性的且会对政府的各种经济干预政策提前作出预判从而使得经济干预政策失效。从这个意义上看，政府的货币政策是无效的。

卢卡斯在一系列文章里引入世代交叠模型与理性预期假设对经济周期作出全新的解释：在分析经济周期时，需要探讨外在冲击是暂时的还是永久的。

在资本不变的前提下如果是暂时冲击，个人会进行跨期选择替代；如果是永久性冲击，个人的决策保持不变。在资本可变情况下，决策相反。

同时，由于存在时滞个人选择会更复杂。如此一来，我们就能对经济周期进行准确的理论刻画。而由这套一般均衡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得出的政策建议就是放任自由，由个人的理性预期来应对外在的冲击。

而且，由于理性预期的存在，所有经济政策都会被预期到从而失去调控经济的作用。

同样也包括提出外生经济增长模型的索洛。在索洛模型中对经济总体的增长贡献被设定为由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三者组成，并且假设边际生产递减的一次齐次的总生产函数、满足特定数学条件、储蓄率不变。技术进步完全外生，不能由模型内部的参数决定。

在约束条件基础上索洛得出了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优资源配置方案，同时也得出了政府政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无效的结论。

当然，奥地利学派的哈耶克和芝加哥学派的弗里德曼就更不用谈了（老熟人了），除了对政府干预经济不持乐观态度甚至反对之外，他们的另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是诺贝尔奖得主（诺奖，只是参与讨论的门槛 do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