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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制度对经济繁荣的影响研究,如何理解这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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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所有的回答都在谈Daron Acemoglu,谈诺奖的政治性和他们2001年的论文现在还有多少价值。我们不妨将目光转向大A的另一位合作者,芝加哥大学的James Robinson,也离全球政治的风暴漩涡和东西方的尖锐对立稍远一些。

个人主页照片

一般学者的个人主页都是单人职业照,但James出人意料地放了一张他在课堂上和学生们的合影。这张照片摄于刚果民主共和国——曾经的扎伊尔,蒙博托的快乐老家——首都金沙萨的刚果新教大学(Protestant University in the Congo)。这也是他研究主题的反映:身为一个西方人,他致力于从非洲本土的视角出发理解非洲发展。

什么是“非洲本土的视角”呢?当今的非洲研究起源于两条独立的主线,它们或多或少都缺乏这种本土视角。早在十九世纪,欧洲派来的传教士就已经在非洲传统社会开展了人类学研究,即参与式观察与民族志写作。这些研究大部分将非洲社会作为文化意义上的“他者”,将非洲社会与欧美社会的不同之处看作“文化差异”,而对于改变其贫困落后的现状没有多大兴趣。与之相反,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独立后非洲各国的发展困境面前,发展学逐渐成为了非洲研究的显学。尤其是1979年石油危机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多边发展机构纷纷牵头,为非洲国家开出一张张无视文化差异,基本旨在照搬西方制度的政策”处方“,统称为“结构调整”(structural adjustment)。站在今天的时点回看,这些以自由化和市场化为核心的政策基本上是失败的。它们并没有解决非洲发展的根本问题,也没有改变非洲仍然相对贫困的处境。

大致在结构调整政策的同一时期,新制度经济学,以及对制度是否是经济发展核心要素的研究也逐渐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本次诺奖三位获奖者的代表作AJR (2001)[1]正是检验这一重要命题的第一篇有影响力的定量研究。有关这篇论文的贡献和局限性其他答主已经说了很多了,这里我只谈一点:

AJR(2001)缺失了关键的非洲主体性(African agency)。非洲与非洲人对殖民者的影响被化约为早期殖民者的死亡率(工具变量)以及因此殖民政府所选取的制度(解释变量)。换句话说,这篇论文仍然继承上述两条主线中发展学的思路——殖民政府的制度选择对经济发展很重要,但影响这些决策的主要是地理环境,而不是非洲的土著居民和既有的社会制度。非洲人隐藏在研究的幕后,作为殖民制度无声的受益/受害者。同样,非洲各民族的文化与社会规范也是不重要的。

这就注定了AJR(2001)一文争议的命运——在经济学圈子以外更甚。事实上,专长于非洲经济史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教授Gareth Austin就将AJR同样介绍殖民地两种制度模式的另一篇文章”命运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2]贬为“压缩历史“(compression of history)。[3]他强调无论在哪种制度统治下,非洲人的主体性都不应该被忽视。殖民体制的形成并不是欧洲统治者从天而降的裁决,而是无数历史主体彼此互动产生的均衡结果。此外,他批评AJR将非洲的奴隶贸易和殖民统治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混为一谈,给读者带去了欧洲人在发现非洲后立刻就开始了殖民扩张的错误印象。事实上,非洲的殖民统治最多也不超过一百年,在大多数国家甚至只有六七十年。大西洋奴隶贸易则是持续了至少三百年。[4]

显然James听劝了。近年来他的工作在历史时间线上向前迈了一大步,集中在前殖民时代的非洲,引用大量的人类学民族志记录。他尝试回答的问题包括:在欧洲奴隶贩子和殖民者相继到来之前,非洲的本土政治体制发展情况如何?这些政体如何与欧洲列强互动,最终产生了什么结果?最为重要的是,由前殖民政体遗留下来的社会规范与非正式制度又如何影响了后殖民时代非洲的发展?

最后一个问题融合了人类学与发展学两大主线,弥补了先前研究的不足。对非洲社会的民族志记录浩如烟海,将它们综合起来寻找名为“非洲”的共同特性,已经是相当不容易的任务。将这些“非洲”特性纳入量化研究框架,尝试估计它们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就更加困难。以下是James和他的合作者在今年的一篇题为”非洲:一个成功的故事“ (Africa as a Success Story)的工作论文中的总结:[5]

  1. 非洲的传统政体选择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它们并非以经济积累为目的,而是极为强调社区的自主性,抵抗集权国家的形成。在前殖民时代的许多非洲社会,决策由社区长老集体商议制定,而积累财富与统治他人是道德败坏的代名词。试图这样做的“强人”会被指责为行巫术,受到群体的制裁。
  2. 保持社区自主性这一目标上,非洲政体做得非常成功。在殖民统治前夕的1880年,整个非洲大陆仍然存在约20000个独立的政体——密度远远高于地球上的其他任何地方。在尼日利亚东南部和刚果盆地的密林中,基本只有自治的社区,而不存在任何集权政体。[6]与此同时,这些社区之间出人意料地保持了彼此尊重与相对和平,与欧亚大陆上频繁的侵略战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 前殖民时代的非洲社会具有出人意料的包容性。在一些地方,外族统治者甚至被本地社区欢迎——前提是他们尊重社区的自主性。这些统治者不拥有土地,不征税,甚至在疆域内无法垄断暴力。这与西方政治学所谓“国家”的定义大相径庭。此外,外来者和奴隶在传统的非洲社会中也具有显著的向上流动性。许多情况下,他们几代后的子女就能通过明显是编造的氏族故事融入成为社区的一分子。
  4. 以上种种特性源于非洲地广人稀的资源禀赋和由此产生的“财富在于人”(wealth in people)的观念。[7]这是一个人类学概念,指社会成员认为财富体现在家属、追随者或其他社会关系和从属关系的数量,而非货币价值或实物资产。因此,侵略土地和攫取资本在非洲传统政体眼中并不重要,而外来人则是社区重要的财富。在大多数非洲语言中,“陌生人”与“客人”是同一个词。
  5. 欧洲人的到来彻底改变了这些曾经运转良好的社会制度。非洲前殖民社会围绕社交网络和个人关系运转,存在丰富的与奴隶制相近的人身依附关系。一旦奴隶贸易启动,做出向欧洲奴隶贩子提供社区“居民”以换取稀缺商品的逻辑转变并不困难。更进一步,一些非洲社会开始发起战争抓捕其他社区的居民,并将他们卖作奴隶(耳熟能详的达荷美和阿散蒂就属于此类),从而打破了尊重与和平的共享价值。当欧洲殖民者开始进占非洲内陆时,“陌生人=客人”的逻辑让许多非洲社区欢迎殖民者的到来,而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旨在剥削非洲与非洲人一切可利用价值的殖民统治。
  6. 总的来说,非洲政体在前殖民时代很好地保持了它们的核心价值体系——自主、尊重、包容。然而,正是这种来之不易的价值体系让它们在面对奴隶贸易与殖民统治时极为脆弱,沦为欧洲列强手下的奴隶、棋子、臣民与劳动力。奴隶贸易与殖民统治给非洲社会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最终导致了当今世界体系中非洲贫困落后的局面。
  7. 非洲社会独特的价值体系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尽管经过了剧烈的社会变迁,前殖民时代的核心价值在当今的非洲社会中仍然广泛存在。如何在现代开发这些“非洲的潜在资产”[8]将成为讨论非洲发展不可或缺的话题。

诚然,AJR(2001)在新制度经济学这一支文献中具有无可撼动的地位,但其中非洲主体性的缺失不应该被诺奖的光芒所掩盖。作为非洲发展的“乐观派”、毋庸置疑的“非洲通”,James Robinson在AJR(2001)发表后二十余年的学术贡献应当被更多人所了解。

参考

  1. ^Acemoglu, D., Johnson, S., & Robinson, J. A. (2001). The Colonial Origins of Comparative Development: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1(5), 1369-1401.
  2. ^Acemoglu, D., Johnson, S., & Robinson, J. A. (2002). Reversal of Fortune: Geography and Institutions in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Income Distribution.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7(4), 1231-1294.
  3. ^Austin, G. (2008). The ‘Reversal of Fortune’ Thesis and the Compression of History: Perspectives from African and Comparative Economic Histor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The Journal of the Development Studies Association, 20(8), 996-1027.
  4. ^从1884年柏林会议瓜分非洲起,至1990年非洲大陆最后一块殖民地纳米比亚(英属西南非洲)独立共计106年。如果只算到著名的非洲独立年(1960年)则只有76年。需要注意,欧洲列强在柏林会议后还花费了几年到几十年不等的时间才在非洲建立起像样的殖民统治机构。
  5. ^Henn, S. J., & Robinson, J. A. (2024). Africa as a Success Story. Working Paper.
  6. ^人类学家将这种社会称为“无首社会”(acephalous society)。位于尼日利亚东南部(我头像的中心位置)的伊博族(Igbo)与蒂夫族(Tiv)是这种社会的代表。有关中部非洲传统政体的讨论参见:Vansina, J. M. (1990). Paths in the Rainforests: Toward a History of Political Tradition in Equatorial Africa.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7. ^James的个人网站上公开了他在南非斯泰伦博斯大学(University of Stellenbosch)的同名讲座链接,详细介绍了这一概念与其在前殖民非洲社会中的种种表现。
  8. ^Henn, S. J., & Robinson, J. A. (2023). Africa's Latent Assets. Journal of African Economies, 32, i9-i32.
编辑于 2024-10-16 09:47・IP 属地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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