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到现在做的工作都在制度经济学和法经济学领域，忍不住想表达下看法。Acemoglu拿诺奖，个人觉得是颇为荒唐的一件事。
Acemoglu的所谓包容性制度涉及了“保护产权”和赋予公民更大“民主决策权”等内容。这些听起来很美好和很符合现代价值观，但是从经济学理论上看实在经不起推敲。新制度经济学家大多是在科斯定理的框架下工作的。从科斯定理的角度看，“保护产权”实际上是一句空话，因为问题并不在于要不要“保护产权”，而在于保护谁的产权。科斯《社会成本问题》（1960）论述到，外部性是相互的，保护排污者的排污权和保护被污染者享受无污染空间的“享受权”，都是在“保护产权”，问题在于应该保护谁的产权。科斯给出的答案是根据交易费用来定。
在科斯理论下工作的制度经济学家，包括科斯本人，往往很少用什么“保护产权”之类的假大空的话，他们往往会更不带偏见地去判断不同制度的效率，以及制度效率发生转变的局限条件。所以，像青木昌彦、威廉姆森、哈特、张五常还有诺斯等在科斯理论下工作的学者，他们往往能够更加客观地看待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制度，更加谨慎地看待意识形态在制度中的作用，更加谦虚地去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等非主流制度分析方法的价值。像青木昌彦教授和科斯教授本人都像个真正的学者一样，真诚和包括中国在内的“非西方式民主”的国家保持良好的交往，以一个真正的学者态度来讨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好与不好的地方。
但是，这些“科斯式”学者的客观、谨慎和谦虚，在Acemoglu身上是完全看不到的。作为同行，以前曾认真读过他关于制度的理论工作，实在看不出来他对制度分析有什么理论贡献。例如他《专制和民主的经济起源》一书，保护谁的产权更有效率，这一点在模型中是被假定的，这是最要命的；模型还排除了意识形态的作用（Acemoglu在书中明确说了这一点），人只会在Elite和Citizens的身份框架下被动地“博弈”，而不会去思考自己为什么“应当”在这种制度下来博弈——恩格斯这个资本家的儿子，就应该去思考怎么镇压工人，而不是思考什么共产主义和构建一个没有资本家的社会。《国家为什么失败》这书就更不用说了，“包容性制度”和“攫取性制度”的分类完全没有什么理论上的价值，哪怕换成“阴-阳”、“天堂-地狱”、“正义-邪恶”、“太阳-月亮”这些词，这本书照样能写下去。原始人也懂得这种“图腾思维”。之所以会这样，究其原因就在于，Acemoglu根本不像科斯式的学者那样，仔细地从各种“特例”或“例外”中认识不同制度效率发生转变的局限条件，而只是尝试去给从常识上看有着明显成功的制度找辩护理由。那些“特例”只是可以忽视的异常而已，是扔在随机扰动项里头不用再管的东西。从这个角度看，他的“包容性制度理论”一点也不“包容”。有人说Acemoglu是诺斯的继承者，说实话，我从来没有在诺斯的哪本著作中看到那么肤浅和“二极管”的研究态度。在世的制度经济学大师还有很多，哪怕颁给P. Bolton和D.W.Bromley都更靠谱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