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一个社科视角（主要是政治哲学）：
高赞回答可能听说过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在经济学顶刊上的出色发表，但我认为这不是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主要原因。
大众对诺贝尔经济学奖有一个误解是说，这个经济学奖主要表彰的是经济学相关的研究，实际上，这个奖算是社科类的共同奖项，也就是说，哲学/社会学/公共管理/政治学/人类学等社科研究都算在里面。
去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Claudia Goldin的研究看起来在做劳动力市场的性别不平等，实际上这是个哲学议题，我读过她的Career & Family: Women's Century-Long Journey toward Equity，我读这本书的时候根本没意识到她是个经济学家，我完全把她当成哲学研究下的平等研究中的性别分析框架读的。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还有Elinor Ostrom，我读她的研究也没有注意过她是个经济学家，感觉更像是个公共政策/公共行动的研究者。
纵观历届诺贝尔经济学奖，我们能发现，美国人比较多、存在某种政治正确的偏好（性别、原国籍来源于欠发达地区），但整体上来讲，诺奖是一种终生评价，它不会考虑特别新的议题（不知道理工科那边的诺奖是不是这样）。
可以说，阿西莫格鲁那些顶刊论文给了他参加诺奖选拔的机会，但是他真正能得奖的作品，一定是《国家为什么失败》。有些人说他得奖有什么ai研究的影响，我认为这是不太可能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作品大多数是学术影响跨越了单一学科的、具有重大影响力的研究。
近十年来，西方社科学术界里能出现跨领域影响的研究就不多。
可以说，现在的顶流社科研究，基本上遵循两个相互补充的研究路径，一个是政治社会学，一个是政治经济学。
是的，首先排除我的研究领域，也就是政治哲学（笑
这两个研究视角的区别，我随便讲一下，权当抛砖引玉。
政治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其实是非常宏阔的，这个视角下非常强调结构的重要性，也就是说，这个研究的底色是决定论，它也充分吸取了社会学的优点，那就是从特别小的切口挖掘特别深的东西，我个人是偏好这样的研究的。
但政治社会学的缺陷十分明显，那就是主观性色彩很强，太过于依赖具体的研究背景，很难上升成为某种宏观规律。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视角则强调客观存在，这个视角下非常强调规律/经验的重要性，与政治社会学的区别在于，政治经济学是非常承认能动性的，也就是说，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给人的感觉是，“这件事之所以是这样，是因为条件a+条件b=条件c”。
但政治经济学的缺陷也比较明显，那就是没办法做一个特别宏观的研究——近几年好一点了，最近在历史研究中也出现了大量的定量研究方法，但我们都知道，定量的优势在于预测，而历史已经形成，结论已经出现。嗯，由于某些私人原因，我决定把这种批评写得隐晦一点。
这两种视角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结合，那就是比较政治制度研究。
political的部分实际上包含了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关于宏阔议题的讨论，经济学的部分则吸收了人类学/经济学的客观。
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来出圈的社科类作品基本上都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
讲完这个研究背景之后，我们再来看《国家为什么失败》在这一系列研究中的独特性。
我觉着知乎关于社科类的讨论都是非专业的，因为在这个议题下，大多数人关注的都是这本书具体讲了什么内容，而不考虑这本书在什么样的理论背景下写出来，相较于它的研究基础做出了什么改进，而这是社科研究者的基本素养。
我再强调一次，涉及学术讨论的话，我肯定是要夹带私货的。
我认为，《国家为什么失败》的获奖代表的是政治经济学研究视角、制度分析的研究框架在社科领域内成为主流。
首先，很多人把这本书当成经济学研究，我认为这个视角是欠妥的。
我认为这本书本身是一种政治经济学视角下的比较研究，他真正应该比较的对象不是其他经济学著作，而是社会学/政治学著作。我在读的时候，一直会下意识地把这本书跟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起源》进行比较，同时，我认为这个研究在某种程度上能跟回归学派形成对比。
这个部分我打算写论文，就不在这里详细论证我的idea了（说到这里我都有点后悔，如果有人看完了这个回答写论文了，能不能等我的论文先发，求你了，磕头，或者你带我二作）
其次，我想说的是，制度理论一直是跨学科的分析框架。二十年前，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政治经济学）就是政治学/社会学的顶流了，十年前变成了社会学制度主义（政治社会学）。
社科理论研究中，宏观理论，指的是国家/历史，中观理论，指的是制度/组织，微观理论，指的是权力/利益/情感。
近十年的社科研究（不包括国内，我搞西方政治哲学的，我读国内的书和论文比较少）已经证明了一件事：中观理论是社科的未来。
当我们讨论宏观理论的时候，我必须要推荐我最喜欢的研究者，也就是巴林顿摩尔（这个也不能讲太详细，也是我要写的论文）（再次感谢毛咕噜老师，您今年获奖给了我很大的惊喜，我决定把我以前没写的论文再次捡起来写）说真的，《国家为什么失败》在研究领域上其实更接近摩尔的《民主和专制的社会起源》。
宏观理论有一个很大的毛病：很难写、很难懂、很难用。
只适合天才型的富二代。
怎么形容这种感觉呢……就像社科学院界的梵高，你看了觉着卧槽真牛逼，但是只有当原作者死了很多年之后，他的牛逼才真正展现出来。
我们社科学术界也有普通人的，所以微观研究的好处就体现出来了——有一段时间，微观理论层出不穷，比流量明星更迭得还快。微观研究的好处是，看完之后觉着这个故事很动人。说点大家都熟悉的微观研究吧，我最喜欢的一本书，《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也有平替版，《小镇喧嚣》，还有很出圈的《中县干部》。
这方面的研究，我个人最爱《弱者的武器》。
微观研究最大的难度是很难持续。
中观研究属于社科学者的证道之地，等同于哲学界的黑格尔研究了。
为大众熟知的中国社会学顶流，周黎安老师、周飞舟老师、周雪光老师，基本上都是这个研究范式。这个部分不涉及我的研究内容，可以多讲讲，周雪光老师的组织行为学是典型的中观理论，《中国国家治理的逻辑》真是我读过最最最最最最最最通俗易懂的研究了，运动式治理也是近几年社科研究热点，而且他本人真的超nice！周黎安老师的研究我也很喜欢，虽然今年学术界一直在批判晋升锦标赛，但我觉着这个理论本身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周飞舟老师的《以利为利：财政关系与地方政府行为》也是很经典的中观理论著作。
我拿这三本书举例，想说的是，制度理论本身就是国内外社科学术界最重要的中观理论，这基本上是社科研究者的共识。
但这几年的社科研究中，纯理论真的越来越没有立身之处了。
这一点在国内外进行对比时更加强烈。
我本身是做political philosophy的，在国外，这个研究领域是包括political theory的，比如米格代尔的国家中的社会理论范式，这个是典型的political theory，也是我的研究内容之一。在国内，政治哲学被限定在政治思想史+政治概念史。（当然可能是我水平一般，不知道清北人复会不会好一点）当我从事制度相关的理论研究时，我能投稿的刊物其实是偏向社会学/公共管理的，而在社会学和公共管理中，理论本身也只能占据论文篇幅的1/10，更重要的是方法，数据。
制度理论这么多年来本身是没什么进展的，我们现在讨论制度，仍然在说斯科特的那本《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3版）》，我们仍然在探讨制度趋同的影响因素，我们关于制度的讨论仍然是含糊其辞地说“某些可以重复的行为模式”，这是个进可攻退可守的模糊概念。
这对于研究来讲是不够的。
国内学术界关于制度理论的讨论仍然停留在很多很多很多年以前，我们如今使用制度理论，仍然离不开什么路径依赖、关键节点、历史变迁、组织自主性、制度趋同，没有人问制度为什么如此重要，因为这样的研究被称为“big problem”，而相较于正义、平等、自由，制度理论只是个你随时捡起来就可以用的中观理论。
如果让我写论文，我肯定优先写历史制度主义或者理性选择制度主义，我没有太多时间关注这个历史制度主义或者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包括后来的社会学制度主义有什么理论缺陷。
但我知道，真正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绝不是某些定量研究/案例访谈，一定是基于历史的政治体制比较，也就是社会运转的底层规律探讨。
每个学科对这种研究的叫法不同，有的叫文化社会学，有的叫政治经济学，有的叫历史政治学（嗯……欲言又止），有的叫民族人类学。
考虑到国外学术界是国内学术界的先行版，我希望宏观理论、比较政治历史著作的生存空间会逐渐变得宽阔一些。
虽然我是享受不到这种红利了（泪
朋友，这一杯敬繁星永恒。
更新：
感谢评论区的补充，我提供的视角可能是“非经济学社科对诺贝尔经济学奖作品的看法”，很多也是凭直觉，我预测他这个作品拿奖也是因为从社科的角度来讲，制度理论/宏观研究/比较政治制度研究应该获奖了。
要不然社科类研究始终停留在总结某种经验的程度，实在是非常令人沮丧啊。
至于有人提到运动式治理这个概念早就过时了…我的评价标准是“跨学科的影响力”，“经过长时间段检验的、反复使用的分析框架”。
社会学的确不是我的研究方向，如果你有更好更新的分析框架，那你提出来就行。
但我本人还是对“知网上有社科最新研究”这件事保持怀疑…我不认为论文的篇幅能解释清楚一个宏阔理论的来龙去脉，也不认为社科研究中存在“遗落的明珠”…就像我反复提到的，社科研究不重视论文发表，所以我本人对毛咕噜老师发表过顶刊是无动于衷的。
这种偏见可能来源于我本人对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路径依赖吧…我始终觉着好的社科研究是跨越文化背景、能坚持一定的时间检验的…
诸位没必要完全赞同我的想法，学科视角既会成就我，也会限制我。
我只是解释一下为什么我猜中他这本书能得奖…真的，知乎不给我这种猜中作者和作品的人颁发一朵小红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