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曾经跟民族主义紧密的结合在一起，后来却慢慢分道扬镳。

这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在整个复辟时期1815-1848年之间自由主义者、民族主义者不但没有任何矛盾，甚至大部分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民族主义者。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当时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民族主义都处在被压制、被“收拾”的状态。

自由主义本身，也没有分成“政治自由主义”和“经济自由主义”，因为当时的欧洲除了1834年成立的德意志关税同盟，实际上大部分国家都奉行保护贸易。哪怕是德意志的袖珍国家，比如绍姆堡-利珀，只要它有机会、也是一定要收关税的。

海涅在笑话绍姆堡-利珀说“我的帽子被风刮跑了，我捡回来的时候因为出了公国的边界，也要交一次过境税！”

而且当时的欧洲只有一个工业国就是英国，所谓工业化就是欧洲各国的企业家采购英国的机械设备、用英国的技术在本国生产。

所以在复辟时期，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无论是废除关税实现自由贸易、还是实现关税区内商品的自由流通，还是减少对工业贸易的“看得见的手”的直接干预，都以实现政治上的“宪政”、民族上的“民族统一”为前提。

如果你想要一个东到梅梅尔、西到马斯河的广阔市场，你需要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君主以便实现“统一”。

如果你希望英国火车头、铁轨、炼钢设备、可以畅通无阻的从汉堡运到莱比锡，你还需要反对德意志各邦的君主来实现“统一”。

你希望自己的工厂不受人为的干预和骚扰，可以把你最新的技术应用到火车轮毂的制造上，你还需要去对付德意志各邦君主，以便实现自由。

你是匈牙利人希望在布达佩斯的商品交易会上有人来买你的商品的时候，他们不要拿着价值超高的金币，而能拿着面额合适的“零钱”，你需要反对哈布斯堡的皇帝，因为“铸币权”属于帝国。

你是匈牙利人你希望哈布斯堡的皇帝不要三天两头拿财政破产、货币贬值来掠夺自己的财富、你也需要反对哈布斯堡的皇帝。因为布达佩斯议会通过的陈情书他们从来不放在眼里。

你是匈牙利贵族，你想把土地卖掉、或者抵押一部分来改良剩余部分，你还需要反对哈布斯堡的皇帝，因为贵族地产不得转让、不得抵押是王国的传统，而皇帝也是匈牙利国王。

所以整个十九世纪上半叶，一直到1870年代。欧洲的各种意识形态其实基本上处在一个团结一致的状态。你想要政治上的民主宪政你要革命，你想要自由贸易你需要革命、你想要新闻和出版自由你还需要革命、你想要民族统一你还需要革命。你想要实现一个更加光明的明天你还需要革命。

这种团结一致的状态的顶峰是1848年革命。那一年当捷克人拒绝出席德意志国民大会的时候，德意志人宣布未来的德意志国家是文化和信仰自由的。

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还处在蜜月期，就好像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万国革命之春也处在蜜月期。在1848年春天“自由和统一”是一码事，“民族的解放和欧洲的解放”也是一码事

可惜分化也随之而来。

分化的开端也是1848年革命，在这场革命里，捷克的民族主义、波兰的民族主义，意大利的民族主义、匈牙利的民族主义、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都开始发声，维也纳人民为匈牙利人的革命而欢呼，却也为拉德茨基元帅战胜撒丁人而欢呼。德意志国民大会要求奥地利强迫波捷克人选举代表出席会议。匈牙利民族主义者一方面要求自己的民族解放，另一方面却压迫克罗地亚人和犹太人，甚至连裴多菲都感到愤怒。这就是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理想的最初分裂。

但这种分裂被1850年代里经济的高增长所掩盖。这一轮经济高增长一直持续到1873年股市崩盘。

1873年股市崩盘的原因当然有很多，比如法国支付给德意志帝国的赔款导致德意志和中欧经济紊乱。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很简单，那就是中欧也开始工业化了。

到世纪末连匈牙利都开始工业化了。每个国家都开始生产自己的工业品，英国不再是工业品的唯一输出国了。相反英国成了一切工业国的竞争对象。英国人工业化更早、规模更大，英国货更便宜质量更好，在本国具备竞争力以前，工业家开始呼吁贸易保护。

也就是说到1873年以后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的理想里“自由贸易”已经被抛弃了，唯一剩下的就是“自由放任”也就是减少干预、减少税收、减少福利。

这就意味着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和经济上的自由主义的分裂。1815-1848年之间，甚至1815-1870年之间，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追求选举权的扩大，因为只有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政治当中去，才能约束和削弱君主、贵族的特权。只有约束了君主和贵族的权利，才能实现资产阶级和穷人在“自由贸易”上的共同要求。

但是1873年以后资产阶级转而要求贸易保护了。保护关税意味着“钢铁与黑麦的联盟”意味着更高的粮食价格，这对穷人来说是不利的，再让穷人参与到政治里就变得不划算了！

于是政治上的自由主义者现在和穷人结合在一起，成为更加激进的社会主义者，而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则开始反对政治民主，你会发现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很多以“保守主义者”自居的人都同时反对“关税”“福利”“干预”和“普选”，他们真的是1873年的活化石！

同样的民族主义也开始分裂，当政治上的自由主义分裂的时候，民族主义也是如此。民族主义者当中那些秉承着1848年理想的人和激进自由主义者联合起来继续追求“解放的欧洲”，他们最终成了“国际主义者”，而在经济上要求贸易保护、在政治上要求“财产限制选举权”的人，则转而接受了“现实政治”，也就是接受了1871年的德意志帝国。人们开始以民族国家为前提看待世界，国际主义被抛弃了。奥地利人为匈牙利人的解放而斗争？柏林人声援布达佩斯人的斗争？这个任务留给国际主义者了。

激进自由主义和保守自由主义的分裂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最重要的政治主题。在德意志它体现为自由党的分裂和spd、spō的崛起，在英国体现为自由党的分裂和衰退与保守派自由党并入保守党、激进派自由党开始和工党合作。在法国他是激进党和社会党的联合。

所以历史上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一点不矛盾，经历了这个复杂的分聚离合的过程之后，自由主义成了“保守自由主义”独占的名号之后，它们的矛盾也不太大，因为民族主义现在成了鼓吹“自由放任”的保守主义者弥合社会的工具。成了反对“XX主义”的最好借口！

自由主义者现在要减少福利、自由放任，让人认识到“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要让大家饿死不要食品券、认识到福利是庞氏骗局，都发钱等于没发。不靠民族主义靠什么？

虽然你们穷，但我们同文同种口牙！

自由主义，就是主张让每个社会成员获得自由人（民）地位，摆脱被奴役的地位。也叫自由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

自由人（民）：仅需遵守他们自己以某种约定方式制定的社会公共契约（宪法和法律），信守自己签订的私有契约的承若（合同），无需服从任何他人，即使是国王的命令。（自由意愿的契约型的自由人平等社会关系），国家的责任在于保障自由人不受任何胁迫（如：贫困、暴力、威胁、恐惧等安全因素）的自由

由于自由人具有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国家是自由人的公器（共产），所以自由主义，也叫自由共产主义。而与之对立的就是军事共产主义了，人民是国家（公器）的奴隶。秦至大清就是典型的军事共产主义国家（奴隶制社会），欧州文艺复兴，是复兴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封建制的文明和艺术。（原始资本主义的工人就是奴隶（公奴），这不是形容词）

马克思和恩格斯等所有自由主义者，把社会文明程度按社会自由程度来划分的，而不是按有没有奴隶来划分的。

（马克思是德国封建制末期思想家，共产党宣言写的很明白，消灭封建制的私有制（但不是自由人的私有经营），去除资本的剥削（社会共产保障无产者自由），就到了社会主义了（国家内部国民都是自由人），等全世界人类成员都是自由人，人类社会体系必然是自由人的共产，即自由共产主义理想社会就实现了）

而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就是保障和捍卫本民族/国家的利益（防卫性质）。还有大民族/国家主义就是可以牺牲其它民族/国家的利益来争取本民族/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前者与自由主义没有冲突，毕竟自由主义就是为了保障每个人的自由权力，后者就不属于自由主义了，毕竟已经侵犯其它民族/国家人民的自由权力。

占个坑。sep词条上面谈到了这个，简单做一个搬运。

摘自https://plato.stanford.edu/entries/nationalism/#ConcNatiClasLibe

2.1 Concepts of Nationalism: Classical and Liberal

引文太长了就不贴了。主要用有道翻的，大概看看应该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古典民族主义是一种政治纲领，它认为建立和维护一个由特定民族-民族群体(“人民”或“国家”)拥有的完全主权国家是该群体每个成员的主要责任。从适当的(或“自然的”)文化单位是民族国家的假设出发，它声称每个成员的主要义务是在所有文化事务中遵守自己公认的民族文化。

古典民族主义者通常对他们所保护和促进的文化以及人们对其民族国家的态度保持警惕。这种警惕的态度带来了一些潜在的危险:特定文化中的许多元素是普遍的，或者根本没有被认为是民族的，它们可能会成为这种民族主义热情的牺牲品。日常生活中的古典民族主义对个人提出了各种额外的要求，从购买更昂贵的国产货而不是更便宜的进口货，到尽可能多地生育未来的国家成员(见Yuval-Davies 1997, Yack 2012)。

除了古典民族主义(及其更激进的极端主义表亲)，各种温和的观点现在也被归类为民族主义。事实上，哲学讨论已经转向了这些温和的甚至是极端温和的形式，大多数自称为民族主义者的哲学家都提出了非常温和的民族主义方案。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民族主义是指将基本的政治、道德和文化价值赋予国家和民族的任何态度、主张和行动指令的综合体，并从这种价值中派生出(对国家的个人成员以及任何相关的第三方，个人或集体)的义务。这组观点的主要代表是自由民族主义，由米勒、塔米尔和甘斯等作家提出(见下文)。

这种更广泛意义上的民族主义在其对国家的概念(在其话语中往往是隐含的)、其价值的依据和程度以及其规定义务的范围方面可能有所不同。温和民族主义比古典民族主义要求更低，有时以“爱国主义”为名。(还有一种不同的用法，将“爱国主义”保留为重视公民社区和对国家的忠诚，而不是以种族文化社区为中心的民族主义)。

现在让我们转向自由民族主义，这是讨论最多的一种温和民族主义。

自由民族主义者将自由民主原则和亲民族态度视为一体。这一观点的主要支持者之一雅埃尔·塔米尔(Yael Tamir)在她1993年的书中开始了这场辩论，在她最近的一本书中，她谈到民族国家是“两者之间的理想交汇点”(2019:6)。当然，有些东西必须牺牲:我们必须承认，一个社区的意义或其开放性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牺牲，因为我们不能两者兼得。(2019: 57)。两种方案的让步程度仍有待讨论，当然，各种自由主义民族主义者对正确答案的看法也各不相同。

塔米尔版本的自由民族主义是一种社会自由主义，在这方面类似于大卫·米勒的观点，他在1999年的《社会正义原则》一书中谈到了“团结的社区”，也在1995年和2008年的书中表明了立场。他们都认为民族认同感是一种促进团结的感觉，而团结是增加社会正义的手段

(Tamir 2019, in particular ch.20; compare Walzer 1983, Kymlicka 1995a, 2001, and Gans 2003, 2008).

自由民族主义者在多元文化主义的价值上存在分歧。Kymlicka将其作为自由主义图景的基础，而Tamir则毫不留情地驳斥了这一点:她声称，多元文化、多民族的民主国家的历史记录非常糟糕(2019:62)。随着特朗普和勒庞等政治家走在前列，塔米尔对当今政治危机的诊断是，“自由民主党人被他们假定的胜利麻痹了”，而“民族主义者感到挫败和过时”(2019:7)。

塔米尔列举了两种保证国家特殊政治地位的原因。第一种，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实体“比国家更有能力在公共领域促进思想”(2019:52);第二种，国家需要持续的创造性努力，使其发挥功能和吸引力。

自由主义的历史发展使它成为一种普遍主义的、反社群主义的原则;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可以而且应该由自由民族主义综合来纠正。我们能否在不牺牲自由和权利的自由主义遗产的情况下，重振我们民族的统一叙事?自由民族主义的答案是肯定的。从它的角度来看，民族特殊主义是首要的:“对人类的爱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但真正的爱总是特殊的……”(2019:68)。

有趣的是，塔米尔将这种对国家的高度重视与对国家本质的极端建构主义观点结合起来:国家是存在于其成员头脑中的心理结构(2019:58)。

自由民族主义被在当今世界的任何地方实施了吗?还是它更像是一种理想的、可能是终极状态的理论，提出了一幅理想社会的图景?从自由民族主义者的著作来看，这是后者，尽管它是一种相对容易实现的理想，结合了两种已经在政治现实中得到很好实施的传统。

与哲学最相关的民族主义变体是那些影响主张和建议的民族主义实践的道德地位的变体。支持民族主义的详尽的哲学观点将被称为“理论民族主义”，这个形容词的作用是将这种观点与不那么复杂、更实用的民族主义话语区分开来。核心理论民族主义的评价性主张可以在政治理论的可能立场地图上以以下有用但有些简化和概要的方式绘制。

宣称国家是政治行动的中心的民族主义者必须回答两个关键的一般性问题。首先，是否存在一种具有特殊道德重要性的大型社会群体?民族主义者的回答是，肯定有一个，那就是国家。此外，当要在家庭或友谊与国家之间做出最终选择时，后者具有优先权。自由民族主义者倾向于一种更为温和的立场，这种立场赋予民族归属感以价值，但不会以这种方式将其置于中心地位。第二，个人对道德中心群体负有义务的依据是什么?他们是基于自愿还是非自愿的团体成员?典型的当代民族主义思想家选择后者，同时承认自愿认同自己的民族身份是一项重要的道德成就。在哲学地图上，支持民族主义的规范品味与社群主义的立场总体上非常吻合:大多数支持民族主义的哲学家都是社群主义者，他们选择国家作为首选的社群(与那些喜欢更广泛的社群的社群主义者形成鲜明对比，比如那些由全球宗教传统定义的社群)。

在继续讨论道德主张之前，让我们简要概述与领土和领土权利有关的问题和观点，这些问题和观点对民族主义政治计划至关重要。为什么领土对民族群体很重要?领土权利的范围和依据是什么?它的首要重要性在于主权和所有相关的内部控制和外部排斥的可能性。再加上卢梭的观点，即政治上的依附本质上是有界限的，而爱——或者更温和地说，共和公民的友谊——对于一个群体来说需要排斥一些“其他”，重要性变得相当明显。要求领土权利的理由是什么?民族主义和亲民族主义的观点主要依赖于一个国家的成员对国家领土的依恋，以及一个国家对领土形成价值的依恋，以证明领土主张的正当性(见Miller 2000和Meisels 2009)。这在某些方面类似于土著人民权利支持者给出的理论基础(Tully 2004，但也见Hendrix 2008)，在其他方面类似于Kolers 2009年的种族-地理非民族主义理论，但不同的是，他们更倾向于将种族-民族群体作为权利的唯一载体。这些依恋观点与将领土权利作为解决冲突手段的更为务实的观点形成鲜明对比(例如，Levy 2000)。另一种相当流行的替代观点是将领土权利建立在个人权利和利益之上的个人主义观点。在反民族主义观点的极端方面，Pogge认为政治哲学不存在特定的领土问题——Kolers称之为“解体方法”。

不是。它们可以相容：

同时，自由主义和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也相容，不服从、表达异见不等于5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