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一个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不爱民族，同样，没有一个真正的民族主义者不爱自由。
对于自由主义者而言，民族就是他自身，就是他自己的身份。对于民族主义者而言，自由是他的主观性、能动性，就是自己原来就有的精神，是他们每个人不言自明的需求。对于多数自由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而言，他们都承担着一样的历史命运和作为華夏人的尚缺而知的那种既古典又现代的作为文明的本体缩影的身份与责任。
自由离了所在民族的支撑就像是无本之木，没有了内涵、主体性和文明本源。民族离了自由的加增则就失掉了一切作为人的意义。凡生活在自电发明以来的社会中的人，除了受虐狂或已摘除额叶的人，或没有一个已经能在他自己的认知经验中辨析自己的理性的自然人会愿意自己或胞族生活在一个不以人的“主观性基础和群己权界”为原则构建的社会当中。
过去華夏人本主义先哲如 孟子 到 邵雍，到 王陽明 到 先总理孫文等均提倡过“知”与“行”之说——即“主观性基础”和“群己权界”之归纳。中山先生在提倡《三民主义》之前，有一套开宗明义的理念根据，指出了吾国民过往所处的赘肬之境，这即是《孙文学说》所主张的“知行”论。
中山先生说：
吾国事向来之不振，非坐于不能行，实更坐于不能知；并及其既知而又不能行。误于以知为易，以行为难。倘能证明知非易而行非难，使国人无所畏而乐于行，则国事大可为矣。（《孙文学说》）
再素有日本近代民族思想导师之称的 福泽谕吉在其著作《文明概略论》第九章 - “日本文明的本源”篇中也详尽的揭示了他彼时的民族因尚未得有以“主观性基础与群己权界”为原则来塑造或完善国家社会而派生的诸般问题，以至于一切作为国家的意识或资源均交由政府所有处理，全无培养发挥国民主观性的理念——该理念是企图将人的最高能动权威和社会实践的参与交付给他们自己的良知与主观性辩证原则当中——在以此为基础的智识并实践上关切社会道德或正义，关注自己并他人、社群等。
因为自由和民族就分别代表了主观性基础与群己权界，当人不能辨析自己的主观性，不能有组织的能动意识，便没有自己的生动的民族性，乃至自己的本体性。长久看，这决不符合个人并集群利益。特此摘抄该文段落如下：
不论思想、学术、商业、工业等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因而政府也无须忧虑和恐惧形势的变化。发现有与政府意图相抵触的，立即下令禁止，所唯一忧虑的，是唯恐从同一集团中有人起来推翻执政者（所谓从同一集团中起来的人，是指统治者中的人）。
政府虽有变革交替，但国内局势从不改变，权力永远偏重一方，在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好像筑起一道高墙，断绝了相关性。不论有形的组织力或无形的德智，以及学问、组织、意识形态等都操在统治集团手里。因此，财富集中在他们中间，才智集中在他们中间，话语权也一概集中在他们中间。好像国家的治乱兴衰，文明的进退，都完全取决于这个集团中间。我曾经说过，日本只有政府，还没有真正的国家和国民。
因此，在民间偶尔出现了有才或有德之士，如果居于原来的地位，就不能充分发挥其才德，要么被迫受苦，要么不得不摆脱其原来地位而进入统治集团。所以，古今来有不少昨天还是布衣庶民，今天便贵为将相的例子。乍看起来，好像上下之间并没有什么界限，其实是这些人逃离了原来的地方而到了另一地方。就好比避开低湿的地方迁移到干燥的高地一样，从他本身来说，固然是得其所哉，但这并不是他亲自把原来的低湿地方用土堆成干燥的高地，彻底改善了条件。然而湿地依旧是湿地，与他目前所处的于燥的高地相比，其间仍然存在着一道隔绝的界限，上下的差别丝毫没有改变。犹如，从前尾张地方的木下藤吉，虽然当上了大阁，可是尾张的众庶依旧是从前的众庶，他们整个的生存或智识情况都没有改善。藤吉只是作为特殊的个别脱离了身份，加入了统治集团而已。藤吉的飞黄腾达也只是他个人的飞黄腾达，并没有普遍地提高大众的地位。这种情况固然就是历史条件使然。 （《文明概略论》）
再论到自由和民族，实际如沙子和水泥一样，不可能分道扬镳。
自由主义和其他形形色色意识形态不同在于，它主要是人的天性、人的本质，是古今中外从最原始到最现代，是在每个人自己内在、在每个社会团体中都存在的一种精神需求和自然需求——是“普遍的特殊性”，是人思想和行动的必要条件，人伸张自己价值的材料。对它的历史而言，它既是自然的又是精神的；对民族而言，它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对社会而言，它既是集群的又是个人的。因此，“自由”这个概念——它是有别于那些经由在个别的特定历史环境或个人的经历、个人的主观性而创作的诸人造理念。
对于其他民族或团体而言，在符合现代意识与共和的意愿，凡希冀同作为古典文明体系的華夏存在一种调和的地步——華夏的自由无非在於完成一项建瓴的认识，它以积极而主权的方式采取自由的角度看待它自己，肯定它自己，集大成的完成认识作为现代的它自己的全部精神工作——这是必须不能被以任何跌宕或障碍的担忧、或顾忌加以忽略的，是必须落成的精神实体的建构，任何粗糙或消极都势必造成更多的遗留后世的更大粗糙和更多消极的认知矛盾源源不断——这精神实体的建构就是認同以那个主体并文明、史观为全部基础的華夏精神和自由。同时，各个部分和细节上又势必有一定的自己的伸张，像城门不至有一个出口。然而，就是以这个契机便可以调和、融入成为華夏精神的一部分，就像七国在漢的十字路口成為一個民族那樣，自然，他们也可以坚持自己认为适恰的所在。
有一个国家，我们还没有见过。我想可以找到或思考和追求世界和人的美好、特别是自十七世纪以来已是蒙受了甚久而甚难的華夏同胞。让我鲜明地确认这一点：作为一种我们追求的民族生命的状态，我知道她存在，但是没有看到她的具体的样子。我们渴望一種——每個人是社会的縮影，民族的縮影。
我们是坚持两个原则：一是拥护民族——即華夏文明并其主体精神（同时敞开它的城门接纳风尘仆仆的皈依者）；一是拥护自由——即“主观性基础和群己权界”。二者的辩证调和——即古典性同现代性的调和，旧业新筑的调和，它们需要在華夏主体文明中间、在華夏人精神中间酝酿而发见彼此，肯定彼此，融入对方，完成古典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自由性的拔擢和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