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上海开网约车被抓了，被奉贤交通委罚了一万块。

我的车是私家车，没办理双证，不合规，被罚款我不辩驳，也认同奉贤区交通委的处罚决定，积极主动按照要求尽快交了罚款。

但我不理解的是，被抓的时候，我问现场执法人员两个问题，他们总共六七个人，都给不了我任何答案。

一是我是外地人，但车是本地车牌，现在上海不给外地人考人证，考不了人证就没法给车子办理车证，我想合法合规开车，请问有什么办法？

回答没有，现在上海就是不给外地人办双证。

我有上海的长期居住证，也不可以吗？

不可以，外地人不能在上海开网约车，不合法合规。

二是我问私家车想要在上海开网约车除了要办理双证，还得通过网约车平台的注册，平台违法违规给通过了那么多无证的私家车，为什么你们不去处理平台让他们禁止，却只在这抓司机。

回答那是平台的问题，你被抓了去找平台去，他们让你注册的，我们这边就是扣车交罚款扣驾照。

做笔录的过程中，我央求他们，我认罚，但可不可以少罚点，我失业了，家里现在小孩要读书花钱，房贷也要还，去年两个老人一个肾衰竭换了肾，一个肺癌做了手术现在还得跟进治疗，现在我家真的很困难，我无路可走了。

他们不理我，说有困难找政府，你到时候去窗口问，违法营运抓到第一次罚一万，第二次罚三万，少不了。

那一刻，我对他们是绝望的。

现在失业率高，明知道失业率高，当老百姓想要找一点出路，做的也不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时，为什么他们不能给一点政策上的通融和温暖呢？

这段时间我一边找出路，空的时候跑跑车，多少跑点钱补贴家用，我自己的体验，如非逼不得已，没有人想要开网约车。

你稍微想要多开点钱，一天就至少在车上开12个小时，去掉吃饭充电上厕所的时间，坐在车里打底得11个小时。

就这样，一天下来，后背僵硬，膀胱憋尿，累死累活也就跑个五六百块。

你们明知道失业率高，可是有所作为吗？

如果是为了打击非法网约车，为什么不从平台源头治理，直接禁止无证的注册，而是纵容平台，然后满上海抓车，罚走投无路的老百姓？

更深入的问题是，很多人想考证合规合法开车，让自己让家庭度过这段最难熬的阶段，向你们求助，你们伸出援手了吗？

真的特别羡慕淄博的老百姓，zf放下权力为民谋福利的决心和态度，让人肃然起敬。

那天我在奉贤区交通委办理好处罚决定，去银行交好罚款，赶去上海市公安局奉贤分局交通警察支队交通事故处理窗口办理扣证手续时候，上午11:30还没到，负责办理我这个事项的窗口已经没有工作人员了，下班去吃饭了，其他同志让我下午1:30之后来办理。

那天上海的雨特别大，为了上午能办好我骑单车从银行冒雨骑过去，可是11:30不到人家已经下班午休吃饭去了。

只办理一件事，我在奉贤待了一天。

取车的时候，那个仓库里几乎停满了被罚的车辆，我不知道他们接下来准备做什么，去哪里找出路赚钱，让自己或家庭走过艰难岁月。

我所在的行业现在基本垮掉了，看不到恢复健康的希望，我也不会去开网约车了，因为就算我想合法合规地开，也没法合法合规。

被抓前，每次我出车一定会把车子清理地干干净净，有时候早上会专门准备好轻音乐，或者在车里放一朵鲜花，我希望打到我车的乘客能感受到安静舒服，用最好的心情开始一天的工作，毕竟大家都是打工人，没有谁是容易的。

我只是想开车过渡一下，尽可能服务到位，即便是过渡，也想合法合规，但是我没有机会。

是就业的问题吗？

是失业的问题吗？

都不是。管中窥豹，可见一斑。

只希望政策的制定能更人性化一些，能给困顿中的人一些机会，帮助他们度过难关。

海纳百川是上海的城市精神，我爱这里，也渴望这里越来越好。

说个不成熟的脑洞，抛砖引玉。

在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大背景下，有关部门应该积极监督劳动法的落实，严管企业的加班行为。

以996为例，假定每天有2小时吃饭休息，剩余有10小时工作，则每周工作时间为60小时。

如果是正常的8小时工作日，配合上周末双休，则每周的工作时间为40小时。

换而言之，一个996岗位消耗了1.5个正常岗位的人力。那么，每整改一个996岗位，就有潜力释放出0.5个正常岗位，用于改善就业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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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在想法区，做了一个失业情况的小调查，欢迎知友继续参与投票。

谢邀。

改革。

（其实补贴救济更直接，但咱这大概是不会这么搞的）

青年就业就是奔着城镇就业，而八成城镇就业在民企。

目前，我国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by人日，《实现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今年3月25号。

所以大方向说简单也简单：把民企做起来。

照第七次人口普查，青年就业主要集中在：

制造业（21.4%）；批发零售（17.6%）；住宿餐饮（9.2%）；教育（7.1%）；建筑（5.8%）；信息软件（5.5%）；居民服务（5.5%），等。

上面这七个大类就占了青年就业的七成。

其中制造业以计算机通信、电气机械、通用设备、服装纺织为主；

（对滴，服装依然是我国重要产业，去年出口1700亿美刀，比手机的1400亿多）

高校毕业生主要去做互联网、金融、房地产、教育、中高端制造等；

低学历青年集中在批发零售、住宿餐饮、建筑、制造等。

目标进一步明确：把民营里的这些门类做起来。

但到这一层就能看到很多问题：

一是许可权问题。典型如教育行业，一纸蒸发。

另外还有参与政府订单的隐形许可。在社会治理不佳的地区，没有保护伞的民企很难拿到政府项目。

二是融资问题。

民企在融资上和国企天差地别，例如贷款排队和动辄上浮30%以上的利率。

大量民企为了快速周转，实际是靠连带担保和地下钱庄。前者是连环雷，后者是高利贷。

现在虽然政策上反复鼓励对民企放贷，利率似乎也害行。但实际上（至少我个人观察）还是以房产抵押为主流，门槛高。

更有甚者，少数国企这边拿国开的低利率，那边加几倍转手放给本地民企。低利率反而成了两边吃的机会。

融资成本是商业循环的根本，民企在这块的系统洗弱势，导致他们无法在这轮恢复里开快车，非常保守。

三是合规治理，这块小微民企感受最深。

例如排污、市容、消防等，一遇到创城、净空等运动式治理，小厂小店经常要承受停业的折腾。

简单说：民企长期在市场空间有限、规则不清晰、融资成本高的环境里经营。

这决定了民企必然有成本上的保守性，只是这种保守性被过去三十多年的高增长对冲了。

现在又叠加两个要素：

一，以高地价为核心，运营成本明显上升；

二，短期内外经济下行和长期人口减少，高增长预期不再。

于是这种经营的保守性蔓延。一季度固定资产投资增长5.1%，而民间投资仅增长0.6%。而4月增速更是下降到0.4%。

民企一转入停滞，原本能提供八成新增城镇就业的能力，可能会下降三四成甚至更多。小胖友的就业遭到直接冲击。

最后压力甩回给国企国有板块，例如大基建。但往年这块也就承担了5.8%的青年就业，再怎么“打灰挺好的”，增量有限。

再者靠三支一扶等基层就业和国企临时性就业。

这类就业的数量可能勉强能补，但平均质量低，稳定性差。对于这些临时就业小胖友，大概三五年后又要面临择业压力。

如果只说今年的“针对性帮扶”，那大概还是一边上项目、一边压指标，买就业。

但长期看，最终还是要回到制度改革，钱、许可权、现管的制度。

到底什么能做不能做、到底做到什么样子才是合规、到底是谁的文件说了算。

这块理不清楚，劳动合规大概率也会继续混乱。因为民企会把他们承受的不确定性，一股脑转嫁到员工身上。

最后养出一堆打靶老板，靠暂时的劳动力过剩赚快钱。他们在财务上就不可能陪你逆市扩招。

但你又没有能力代替市场。

所以，先做好裁判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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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聊公号：王子君的碎碎念。

568期谈孔乙己文学的内容，直接就用上了：

现在21世纪已经开始几十年了，很多年轻人发现，社会上还有很多靠肌肉和熟练度赚钱的工作，而且主流媒体还在努力赞美这种工作。几十年来教育灌输的进步思想，和主流媒体在生产力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双重保守对撞，就形成了今年的两起自发文化批判事件。

所以，这起事件都要归结到一个现实矛盾，就是为什么年轻人还要靠肌肉工作？为什么没有足够多的体面白领工作？最直观的回答是“机器太少了，所以要用肌肉干活”。

我具体解释一下，所谓白领工作，包含了两个诉求：

工作性质方面，是要做技术和管理岗位。

收入方面，要和普通蓝领工资拉开差距。

期待做管理岗位获得高薪，意思是要拥有超出普通人的资源分配权力。而期待做技术工作获得高薪，就是控制更多的机器替代人力搞生产，用高生产率换来高薪。

这两个发展方向，显然分配资源的管理岗位不可能人人都做。因为有人当人上人，就得有更多人被踩在脚下。所以，通过增加管理岗位缓解社会压力，只能在受教育年轻人稀缺的时代缓解就业问题，一旦教育普及就不行了。

靠谱的方案是技术方向，让年轻人可以操纵更多的机器，每个人都控制有独特性的机器，取代所有低效率的体力工人，生产足够多的财富，然后才可能有高薪。

这样分析下来，我们的社会缺的是三种东西：

• 首先缺足够多的工作机器；
• 其次机器的种类不够多，分工不够明确；
• 最后，简单劳动力缺乏用机器的训练。

所以主流媒体要回头赞美简单劳动，希望年轻人安心。

第一工业大国缺机器，最简单粗暴的理由，是没人住的房子造得太多了，没有交通流的路桥太多了，没有人气的新区太多了。造机器需要钢铁，造空置房子和没人走的大桥也需要钢铁，一个多了，另一个就必然会少。

当然有些机器不是钢铁造的，但造房子也不仅仅是引用钢铁，我的意思是，投资都用来造空房子、制造空荡荡的街道，制造纯粹做景观的港珠澳大桥，制造中西部省份那些没人去的文旅项目，整个社会一定就会缺乏搞生产的机器。

这说明中国的投资导向出了问题，上一阶段积累的财富，有很大一部分变成了投机筹码、政绩象征，不能变成当前年轻人的生产工具，不能提高他们的生产率，不能把他们融入高效分工，所以年轻人很不满意。这时候再劝年轻人回去干体力劳动，他们就更不满意了，要求浪费了发展潜力的人出来给个交代。

投资的本质是扩大生产，中国搞了这么多不促进下一阶段生产的投资，显然是制定经济政策的群体有问题。投资的时候，都挑简单的干，都希望自己是快速拉网格修路建开发区的那个人，都希望别人是搞研发、开企业、冒风险搞生产给自己交税的人。而到了收税的时候，更是都挑容易的方案做，都不想得罪人，都想把房产税这一类问题扔给后人，自己选择再炒一块地卖掉，过了眼前的任期就完事。

所以，我们的财富和钢铁积累在无效投资项目上，浪费了年轻人的发展机会。新建街道公路本来可以跑高效的物流系统，但因为资金都被拿去修路搞房地产，没人去承担有风险的生产研发任务，导致这些新区没有容纳足够的高效企业，只能是十年前的棒棒军继续在马路上晒肌肉，成为低效生产的代表。

一旦到了这一步，年轻人不能得到足够的机器工具，不能通过技术路线当白领，就只能追求另一种白领路线，希望考公务员，获得更多的资源分配权，最起码可以给自己一份安全感。这实际上就是孔乙己考秀才的路线，考不上当然要自嘲。

但自嘲说明年轻人还是想考公，想考公就得说服自己公务员是一个神圣的职业，证明公务员的群体决策是正确的。这就无形中把所有决策都套上了光环，无论修多少了没人走的马路，炒了多少没人的三线地产，大方向都不能质疑。所以我们的投资在一定程度上被文化锁死了，年轻人一边自嘲孔乙己，一边去努力考公务员，维护公务员群体，最后导致有效生产的工具减少，技术岗位越来越稀缺。如果不打破这个循环，明年、后年、2030年，我们还得在现实中套孔乙己的模型。

要解决这个方案，年轻人首先要搞清楚孔乙己错在哪。他错，就错在只有自己的梦想，没有全社会的梦想。孔乙己面对自己的困境，解决方案只有读书考试一条路。拿到秀才功名，就可以领县学的补贴，就有体面的社会地位。但这个出路不可能是所有读书人的出路，清朝考秀才的通过率是3-5%，一个孔乙己实现梦想，就有几十个写字漂亮的读书人永远是孔乙己。这和现在拉美国家也没什么区别，人家踢足球，我们考公务员，都用虚幻的上岸可能性给整个社会打麻醉剂。

如果我们像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前期那样，政府放开了扩招，国企也放开了扩招，人人都上岸，人人都有铁饭碗，最后只能大下岗，把铁饭碗变成泥饭碗，还是人人都是孔乙己。所以当务之急是在文化上理解孔乙己，批判全民考公的“上岸”精神。

理解孔乙己，批判孔乙己，下一个问题是不当孔乙己怎么办。这个问题，辛亥革命和鲁迅已经做出了初步回答——我们必须当现代公民。公民要充分了解社会运行规律，要参与社会管理，要敢于说出中学课本《曹刿论战》那句话“肉食者鄙，未能远谋”。所以，我希望年轻人要平视那些考公上岸的同龄人，要把那些貌似百里挑一的处级，厅级干部看做普通人。他们是普通人，就一定有自己的小算盘，就一定会平时摸鱼。如果没有合理的监督，他们一定会为了应付上级考核指标而做无效投资，最后把本来可以造机器、扩大生产的的钢铁都变成空置房的钢筋，锁死所有人的机会。

所以562期我说，公务员制度必须改革，必须有进有出，定期考核，有不可忽视的降级和淘汰机制。这样在文化上摧毁考公上岸的梦想，在管理上让公务员也分享产业升级的压力，整个社会才有未来。年轻人才能把西部那些烂尾奇观里面的钢筋抽出来，变成可以搞生产的高效机器，支撑自己体面的技术工作。

冷知识：

只有领到失业金的才算失业人员、农村户籍不算失业！领取失业金条件：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

我敢说能评上失业，被统计在内，难度不低于就业！

另外失业了还可以开网约车啊，可以把房子租出去啊！没事没事，不必大惊小怪……

上班的两三千，跳广场舞的两三万！

一边是延迟退休，一边是青年失业率创新高。如何解决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命题？

现在全球经济萎缩，中国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必然减少，但毕业生越来越多，退休的人会越来越少。这个过剩劳动力该如何填补呢？

1、提前退休。一方面提前退休的低龄老人有时间有精力旅游拉动经济，另一方面又空出了好多岗位给青年人！

2、企业要在能力范围内多承担一点社会责任，不能再996的搞下去，高薪少点，岗位多点。

3、严格执行劳动法，落实8小时工作制，杜绝过度加班，也能多出很多岗位需求！

日子难过天天过，办法总比困难多。其实他们比我们更懂，就看是不是真的想解决？

只会幻想而不行动的人，永远也体会不到收获果实时的喜悦。

无非纾困资金往哪投放的问题，两条路径嘛，要么走老路（公共投资），要么尝试新路径（仿UBI）。

一说所谓“国家发力”就是走基础设施建设，那么现在基建对就业的拉动效率如何？

杨飞虎、晏朝飞（2018）认为，投资对就业增长存在双重门限效应， 当未达到第一门限值 0.813万元 / 人时，投资对就业增长为负相关效应；当跨过 0.813 万元 / 人时，投资对就 业增长呈现显著正相关效应；当积累至第二门限值 3.965 万元 / 人时，投资对就业增长的正向促进效应下降，呈现明显收敛效应^[1]。
具体而言，当人均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低于第一个门限值 0. 813 万元/人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在 1% 的显著水平对就业增长产生负向影响，其弹性系数为 －0.317，即在其它变量不变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业量将平均下降 0. 317 个 百分点，这应该是由于公共基础设施存量水平的落后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外流，从而形成对当地就业的挤 出效应。当人均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跨过第一个门限值，低于第二个门限值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 就业呈现明显的正向效应，此时影响系数为 0. 219，即每提高 1% 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水平，能够平均带 来 0.219%的就业增长。当人均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跨过第二个门限值 3. 965 万元/人时，发现公共基 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呈现明显的收敛效应，影响系数由 0. 219 大幅下降至 0.033^[2]。

当然杨、晏两位老师是2018年做的研究，当时他们只能使用直到2015年的数据来下结论。

当时中国按照省域划分的投资门限是这样图景：

可见在2015年，中国已经有十个省级行政区的基建投资处于一种低效率的状态了。

那么现状如何呢？

华尔街见闻、中泰证券的这篇分析^[3]指出：

2019年，我国人均公共资本存量为2.14万美元，在160个样本国家中位列第37位，虽然低于发达国家均值（3.21万美元），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同年，我国人均公共投资2214美元，在160个国家中位列第13位，高于发达国家均值（1798美元）。

但是中国的特点是国有企业掌握了巨量资产也被计入公共资产之中，所以发达国家的公共资本均值可以被粗略代换为公共基础设施存量，但是中国不行。

没关系，国家统计局（2023）给我提供了新角度^[4]：

第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投资潜力巨大。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仍然有很大差距，人均GDP不到美国的1/5、日本的1/3。我国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只有发达国家的20-30%，所以还有很大的空间。

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均基础设施大约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5（这里我们取下限）。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均基建存量大约是：3.21/5≈0.64万美元。现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7，即便我们取汇率为6，中国的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也是3.84万人民币，这已经接近3.965万元的门限了。

仔细观察这5年的基本情况变化情况，还可以发现，相较于2003年到2015年之间仅相继出现了10个低投资效率低省级行政区的情况;从2015年到2019年间，大多数省份已经逼近了投资门限的临界点，这反映出基建投资的大幅增加，可推导出效率的降低。

真的还要继续债务投资驱动解决就业问题吗？

另一个方向是消费券驱动，晚上来更。

参考

1. ^消费、投资、就业关联性研究 —兼析协同拉动经济增长的策略
2.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能够促进就业增长吗? ———基于面板双重门限模型的实证分析
3. ^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656354
4. ^国家统计局：我国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只有发达国家的20-30％，所以还有很大的空间 https://www.hangyan.co/charts/2540025563309933612

青年人就业很难解决。1是青年人每年接近2000万进入市场。这可是接近澳大利亚的人口，每年都有这么多，直到16年后才有缓解。2是青年人一半接受过高等教育，完全无法学以致用，高端岗位没有那么多，低端岗位让大学生来做浪费读书那么多。3是目前国际订单下降，叠加外资撤退，社会总体就业困难，很多公司宁愿要有一定工作经验的人，也不想培养新人增加费用。国家要帮扶这些青年人很有难度。4 因为社会总体负债严重，民众度过3年疫情很多口袋都是空的，根本不敢消费，CPI,PPI3个月连续进入通缩区间。社会消费不足，生产就没有积极性，自然无法扩大生产招收新人。

大量人找不到工作这就是工程师红利，人口红利，大量的本科，硕士找不到对口的工作，人口红利，工程师红利，都是肉食者轻飘飘的一句话，而对于普通毕业大学生，研究生而言，都是家庭的灾难。他们读了16年，19年书，出来没有任何关系和人脉，并非他们没有能力，任何人的能力都是训练出来的，没有天生的。他们没有关系和人脉，可能最初的职场对他们而言还稍微复杂，但是稍微培训都是上岗的好手。对于没有学历的年轻人而言，只能进厂打螺丝，更是看不到人生的希望。帮扶年轻人进厂打螺丝？

任何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工业和农业因为规模化生产，机器化生产，需要的人会越来越少，何况现在还有智能化AI助力，需要的产业工人会越来越少。大力发展服务业才是重中之重，任何发达国家服务业产值多要到全民70%以上，很多人认为是他们产业空心化，实际这个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工业农业产出的GDP需要服务业才能更广泛的进行社会财富分配，而我国服务业占比才50%，大量人口没有利用起来，在工程师红利，人口红利的认知下，这些人的劳动力创造力被消磨掉了。

目前全球还没有一个服务业占比低于70%的发达国家，要改变青年就业，首先要发展的不是制造业，而是服务业，底端制造业看起来吸纳就业人口，但是会造成底端制造业本身的价格竞争，被迫压低工价，今天已经发生了这种事情。而服务业要发展起来，必然需要足够的社会福利兜底，必须尽可能的减小贫富差距，人们手里有钱才敢消费各种服务，如此就有个逻辑存在，要解决失业率，首先要发展服务业，而发展服务业的前提是减小贫富差距，然百姓手里有钱。否则，任何帮扶都是救助性的洒点水，明年还有这么多年轻人进入就业市场，你咋办？比如之前的教育培训市场，确实扭曲了部分教育资源，没钱的家长无法给儿女更多的课外培养，但是一股脑全切掉，断了上百万人的就业市场，教培行业就是服务业！

这些年中国底层还能生活，很大程度上要感谢外卖，快递，滴滴等底端就业。这些新兴服务业容纳了海量的就业人口，甚至比基建和建筑行业容纳的就业人口都多。这种服务业创新是对中国巨量劳动力人口舒缓就业的最好帮助。也维护了国家的繁荣稳定。让更多失业的人有了一条勉强吃饱饭的出路。所谓创新，并非只有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更包括服务业创新。让中国的服务业真正强大起来，才是中国进入发达国家的必然标准。否则人均达到了发达国家标准，但是整个社会因为缺乏财富分配手段，贫富差距极大，服务业不发达，大量人口无法就业。那有何用？美团是满足了懒人的需求，快递抹平了中间商的巨大利润，滴滴打破了出租车公司的顶灯红利。那么如果要发展服务业，扩大就业人口，无非就是打破现有的各种高利润垄断，满足更多人的合理需求。

看起来只是青年失业率超过20%，实际上除了青年失业率高，普通打工人失业率也极高。5.2%的失业率因为统计口径的问题，对社会现状的展示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同样要挽救中国的就业市场，首要做的就是压制贫富差距和降低居民部门的负债压力。这两点看起来没有足够强的联动关系，实际是息息相关的。贫富差距过大，富人不消费足够的商品，而穷人想消费却没钱，有效需求根本不足。工厂也好，服务业也好，因为需求不提振，自然无法发展，只能裁员度过寒冬，间接加大了失业率的高企。其次是降低中国居民部门的负债压力，直接债务冲销是不可能的，但是降低贷款利率，让房贷卡贷的利息还款减少是必然可行的。连续降息刻不容缓！

压制贫富差距，让财产税，遗产税进入日程，其次是国家调动资源，让全民有福利兜底，最明显有效的办法就是暂时少许全民发钱，全民发钱不是长久之计，但是对于摆脱目前通缩趋势，是有足够强的办法的，一个月人均发个500元，对于富人来说连一杯酒都不够，但是对于穷人来说可能维持下就能当半个月的吃饭钱。全面发展服务业，同时短期发钱改变通缩局面，才是解决失业率高的唯一正确办法。也是维护社会稳定最根本的办法。2000年前就有不患贫而患不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说法，这个是中国智慧的真正总结。今天大量的贷款出现，大量的货币创造出来，却出现失业明显，通缩明显的局面。有人认为发钱是很天真的想法，美国疫情期间全民每个月发1500美元，立即让通胀起来了，全民发钱是解决通缩最有效最快捷的手段。中国当然不用美国那样人均1500美元每月，短期一个月发500人民币就能起到很强的扭转通缩作用。如果任由通缩发展下去，那么会大量的商家，工厂，公司倒闭，可能比疫情期间严重很多。这些商家，工厂，公司卡很多都是负债在苦苦维持，处于生死边缘。现在就该动手了，不能拖了。

搬砖的时候，我信贷调研了很多上市公司。

那时酒喝多了，和不少董秘或CFO聊感悟。

我们常常感慨，中国股市里赚“固定”无风险钱的人太凶了。

他们赚得越多，二级市场里的散户就越惨。

当然，这个现象不止股市。

在很多年里，产业的利润都被隐形“吸管”转移了。

这导致就业压力一直存在。

我做了张图——

要改善它，就要挪掉那些吸管。

看看中国男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