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这个数据，我们再回头看主流媒体的三个争议性很大的文章和视频：孔乙己的长衫，工地打灰，保时捷与劳动致富。当然这三个问题分别对应了一些深层次的经济发展问题：
1）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升级
我国从一穷二白到现在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课是要补的，比如从依靠人口密集型产业起步，牺牲一定的环境代价，高速的城镇化和工业化都是一步一步的向前走，但也有发展阶段的限制，我国虽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国，但过去的利润来源非常依赖高性价比的劳动者，即现在已经成为贬义词的劳动力红利。大量的财富都是这些产出高，拿走分配少的低需氧劳动者贡献的。
逐渐的，人口结构上移，每代人经历的教育和对经济发展的观念是不同的，但既得利益者可不会放手路径依赖，利润还是非常依赖劳动力红利，在高附加值产业发展起来之前，利润就这么多，叠加分配问题，劳动者想要多拿就得多干，愿意多干的人多了，内卷激烈了，多分到的利润其实边际递减的，结果就是大家都是穷尽精力的加班，但自己却分不到与劳动产出相匹配的收入，同时带来更多的岗位消失。
这个问题的关键有三个，一个是发展阶段和产业升级的速度，决定了利润的上限，另一个是分配与内卷，带来劳动岗位的下降，第三个是产出的东西卖给谁，当然是出口了。工业地位就是建立在一个个产出大于消耗的低需氧劳动者的贡献。
2）高门槛与低欲望
除了经济发展阶段的问题，还有重要的是经济环境对年轻人的友好于否，我国税源上，重间接税、劳动税，土地税，轻资产持有税、遗产税，尤其是地方财税的规模太过庞大，每年往往要收取大几万亿的税收，而谁是刚需呢？当然是有婚育意愿的年轻人，但房价收入比高，年轻人就业率低，劳动收入又赶不上资产收入积累，门槛太高。
内卷的主体是中年人，中年人没办法啊，房贷车贷孩子教育，即便知道内卷对于劳动者议价权不利，也还是义无反顾的投入到内卷环境，这也是为什么25岁~59岁的失业率往往不会太低，也是疫情放开后开始恢复的趋势，没得选，一旦失业，负债摧毁几乎所有东西，包括房子和家庭。
但年轻人面对经济环境的恶化时，多了很多选择，比如婚育延后，注重个人生活质量，也没有靠几十年劳动加班才能偿还的负债压力，所谓的软肋不存在，结果就是中年人和年青一代的选择分化以意想不到的速度扩大，生育率只是低欲望社会的其中一个表现。
又到了解决问题的建议环节：
1）加速产业升级，限制投机类经济金融事件，今天的热点是伤害一套房的预期收益，读者可以翻看下规上企业的利润，深刻的阐释了什么叫做投资办厂根本不如投机赚的多，大家都想分配别人蛋糕的时候，这样的经济潜力也就不大了，不能指望新一代的年轻人都甘愿成为低需氧和柴薪吧。
2）改善劳动保护，限制恶性内卷，这个此前讨论比较多了，大家都只有能力维持生存基本开销，根本就不可能有服务升级这一说，也就没有那么多的消费升级和带来的就业，这几年竟然发生了与消费升级相反的消费降级，很多现象级产品深入消费群体，不是不想升级和带来高附加值就业机会，高负债和高隐形税限制了服务业升级，而三产是最大的就业吸纳行业。
3）打破阶层固化的趋势，让年轻人重回更公平的竞争环境，现实是朝着阶层进一步固化去的，有人天生享受最优的公共资源，比如京户口的优先录取权利，同样的居民和祖国的花朵，从生下来就要受到歧视，大概也不是最早的发展初衷，不要求公共资源的绝对公平，但也不能在不公平上继续疾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