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失业率首破 20%，国家统计局「将有针对性帮扶」，如何解决青年人就业难问题？

无非纾困资金往哪投放的问题，两条路径嘛，要么走老路（公共投资），要么尝试新路径（仿UBI）。

一说所谓“国家发力”就是走基础设施建设，那么现在基建对就业的拉动效率如何？

杨飞虎、晏朝飞（2018）认为，投资对就业增长存在双重门限效应， 当未达到第一门限值 0.813万元 / 人时，投资对就业增长为负相关效应；当跨过 0.813 万元 / 人时，投资对就 业增长呈现显著正相关效应；当积累至第二门限值 3.965 万元 / 人时，投资对就业增长的正向促进效应下降，呈现明显收敛效应^[1]。
具体而言，当人均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低于第一个门限值 0. 813 万元/人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在 1% 的显著水平对就业增长产生负向影响，其弹性系数为 －0.317，即在其它变量不变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就业量将平均下降 0. 317 个 百分点，这应该是由于公共基础设施存量水平的落后使得劳动年龄人口外流，从而形成对当地就业的挤 出效应。当人均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跨过第一个门限值，低于第二个门限值时，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 就业呈现明显的正向效应，此时影响系数为 0. 219，即每提高 1% 的公共基础设施投资水平，能够平均带 来 0.219%的就业增长。当人均公共基础设施资本存量跨过第二个门限值 3. 965 万元/人时，发现公共基 础设施投资对就业增长呈现明显的收敛效应，影响系数由 0. 219 大幅下降至 0.033^[2]。

当然杨、晏两位老师是2018年做的研究，当时他们只能使用直到2015年的数据来下结论。

当时中国按照省域划分的投资门限是这样图景：

可见在2015年，中国已经有十个省级行政区的基建投资处于一种低效率的状态了。

那么现状如何呢？

华尔街见闻、中泰证券的这篇分析^[3]指出：

2019年，我国人均公共资本存量为2.14万美元，在160个样本国家中位列第37位，虽然低于发达国家均值（3.21万美元），但高于世界平均水平。 同年，我国人均公共投资2214美元，在160个国家中位列第13位，高于发达国家均值（1798美元）。

但是中国的特点是国有企业掌握了巨量资产也被计入公共资产之中，所以发达国家的公共资本均值可以被粗略代换为公共基础设施存量，但是中国不行。

没关系，国家统计局（2023）给我提供了新角度^[4]：

第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投资潜力巨大。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均发展水平和发达国家仍然有很大差距，人均GDP不到美国的1/5、日本的1/3。我国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只有发达国家的20-30%，所以还有很大的空间。

那么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均基础设施大约相当于发达国家的1/5（这里我们取下限）。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均基建存量大约是：3.21/5≈0.64万美元。现在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是7，即便我们取汇率为6，中国的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也是3.84万人民币，这已经接近3.965万元的门限了。

仔细观察这5年的基本情况变化情况，还可以发现，相较于2003年到2015年之间仅相继出现了10个低投资效率低省级行政区的情况;从2015年到2019年间，大多数省份已经逼近了投资门限的临界点，这反映出基建投资的大幅增加，可推导出效率的降低。

真的还要继续债务投资驱动解决就业问题吗？

另一个方向是消费券驱动，晚上来更。

参考

1. ^消费、投资、就业关联性研究 —兼析协同拉动经济增长的策略
2. ^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能够促进就业增长吗? ———基于面板双重门限模型的实证分析
3. ^https://wallstreetcn.com/articles/3656354
4. ^国家统计局：我国人均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只有发达国家的20-30％，所以还有很大的空间 https://www.hangyan.co/charts/2540025563309933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