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时候中国劳工群体认为自己同革命后建筑起的国家机器出现割裂，在国家机器的上层建筑内存在一个“截然不同、存在着极大群际差异的“外群体””，并且，导致了工人滋生了不快和敌意，并对这个群体出现了“资本家”的类型化想象？

是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准确的说是自RO之后，在新自由主义道路上一路狂飙之后。

不同于RO之后，宣传部门所塑造的国企经理们具有强大威权形象，燕京自己的研究者都承认“盛行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而且“又红又专、以红为主”的政治至上的意识形态思想占主导地位，因此，企业负责人对于企业内部的生产管理并没有强有力的权威。”

盛行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而且“又红又专、以红为主”的政治至上的意识形态思想占主导地位，因此，企业负责人对于企业内部的生产管理并没有强有力的权威。但是通过上述部分的论述，我们发现，在本章所论的改革阶段，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一方面提供给企业负责人（厂长、经理）更加广泛、更有力度的权限，另一方面，也给了他们更多的激励去完成生产任务。

这就意味着厂长及其任命的中层管理干部在工厂生产中，越来越有可能把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作为其管理决策的出发点。而对于生产一线工人的管理，就是首当其冲的。

企业利润留成的目标指挥棒，使企业管理者把目标逐步分解，以经济责任制的方式层层落实到各个车间、班组、岗位，并进行严格细致的考核。而这套管理规程是在全面计划体制时代少见的。这就必然提高生产过程中的管理控制强度，所以，生产目标的推行、实现和生产过程中管理权威的树立是同时进行的。

这个时候和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工厂里干活相比，大不一样了。车间里、班组里管得越来越严，经常有生产任务完不成，真扣钱。那个时候工资收入也不高，一扣就心疼，就得使劲干。车间里那些搞管理的，也越来越严了，有时候想想，他们也是没办法，一级压一级，厂长逼他们，他们就对工人严。（WWD，退休工人)
在厂里厂长是一把手，在车间里车间主任是一把手，生产、岗位安排、发奖金、评先进，大事小事都说了算，谁不听谁就试试看。工人有些不满的，有意见的，也不会提，提了说不定哪天就找个理由给你“穿小鞋”，扣点奖金、调个差岗位，都很现成。（退休工人，ZDT）

通过对其实施过程的分析，我们会发现，首先是国家作为发包人和承包人签订承包协议，所以，直接责任人是承包者而非国企工人；其次，承包者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在承包期内尽可能地产生更多的效益和利润，这样他就会在去除各类生产成本和税赋，以确保定额承包任务之后有更多的剩余，而他作为企业负责人来说，则拥有对这些剩余的支配权。这就会使承包人在经营过程中出现短期行为。他一方面会在有限时间内提高生产设备的运转效率，这样他就可以减少固定成本的均摊，并实现规模效益。生产设备的运转，直接导致了第二方面，即对作为生产劳动者的工人的管理和控制的强度，延长工时、压低计件工资，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原来厂子有个配件机修车间，有几十台机床，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是被承包出去了，说是除了厂里的活，还可以接社会上的加工维修活，只要年底交够承包数就行。那个时候活可多了，白天干不完晚上加班赶，反正承包的说多给加班费。其实承包也好也不好，虽然能多拿些钱，但是相对于老板来说，我们那点都不算什么了。··关键是那些床子，超负荷运转，该换的不换、该修的不修，那毕竟是公家的财产，我们这些老工人，看着就心疼，但是也没人管。（WMH，退休老工人）
那个时候，谁要是承包了，谁就说了算。他们每年都和总厂签订任务，任务完不成，他就拿不到更多的钱。他签的任务目标越高，他就拿钱拿奖励越多。但是生产任务谁来完成，还不是一线工人拼命干才行。··有时候到了最后几个月，完成不了任务了，就经常加班。我们那个时候加班费很少，又不能不干，今天不好好干，明天就找碴。···这个人啊就是这样，一承包，就好像这个企业是他家的，管起工人来，和资本家没啥两样。（退休工人，ZDT)

国企工人作为管理对象，除了能够保持全面计划体制下的优势没有丧失而言，他们并没有获得更多。虽然在福利、待遇各方面都还能基本保持满足和稳定，但是对干部群体在改革实践中的权力强化、管理实践中的严格控制、承包分配中的巧取豪夺，大家还是看得清楚。

1990年前后的时候，厂子的效益很好，×××成了抢手货，资金回来得快，积累的也多。厂领导手里的权力也越来越大。附近的县镇，谁和他关系好，只要是说需要资金支持发展个什么项目，随便近百万的钱就拨出去了。可以想象，这样的事情绝不可能白做。事后的事实（领导犯法）也证明，他们拿公家的钱做了私下交易。···权大了、钱多了，人就会变。和过去相比，厂子里的领导干部变化大了，买好车、给自己盖别墅、把承包工程放给自己的亲戚朋友等等，和工人的差别已经不是一点两点了。···地方本来就不大，谁都看得见，但谁也没办法，改革就这样。（LXY，退休中层干部）

工人日益感觉到，这个群体已经成为一个截然不同、存在着极大群际差异的“外群体”。对于这个“外群体”，基于以上原因，工人滋生了不快和敌意，并对这个群体出现了“资本家”的类型化想象。

什么都是他们沾光，分房子他们分大的，分奖金系数他们拿高的。他们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不受苦不闻味（化工企业的刺激性气味），还比我们多拿钱，没我们累死累活的干活，他们还能完成任务？（LCL，工人）

就更深一层次而言，国家从体制上对于他们的保障正在准备逐渐脱离，毋宁说这一阶段的国企工人依然保有的优势是渐进性改革路径和改革策略重点选择的结果。

扩大企业自主权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企业负责人的赋权。而当企业负责人的权力对于工厂内部的管理、物资、资金、人事等几乎一切都有了支配和决策权的时候，国企工人作为劳动力要素的角色，只是被即将转型变为市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薄纱所掩盖，而随着改革的步伐，这层面纱很快就会被拂去。但是在这个阶段，对于国企工人群体而言，相对于他们这个群体之外，在日常工作中和生产场域，存在一个和他们越来越不一样的，或者说不一致的群体，这个群体有权、有势、有地位，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群体差异。

而在燕京自己九十年代做出的调查来看，写得可比后来的研究者还难听。我们提纲挈领一点，从全国范围开始，由全国总工会所作的《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中国工人阶级——关于全国工人阶级队伍状况的调查报告》里就清楚明白的报告道

“近30%的职工认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实际上是“官商官倒”、“假冒伪劣”和“偷税漏税”的人先富起来了，真正靠合法经营和勤奋劳动富起来的人为数不多。有的职工认为，工人靠勤奋劳动是永远也富不起来的。”

“少数职工由于种种原因，以为企业的“各项改革都是针对工人的”，三项制度改革“把社会主义优越性改掉了”。”

甚至直白写道了，“有的职工错误地认为，现在……走的道路，实际上是一条“在……的领导下，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道路”。”

但是由于RO过程中呈现的复杂矛盾和曲折，部分职工对于建设有……道路的前景感到困惑，对于一些具体政策措施存有疑虑。例如，对向外商长期出租土地，许多职工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说，出租土地不是不能搞，但国家要有规划，先试点后推行。象现在这样让各地竞相出租，非搞乱不可。调查中，近30%的职工认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实际上是“官商官倒”、“假冒伪劣”和“偷税漏税”的人先富起来了，真正靠合法经营和勤奋劳动富起来的人为数不多。有的职工认为，工人靠勤奋劳动是永远也富不起来的。少数职工由于种种原因，以为企业的“各项改革都是针对工人的”，三项制度改革“把社会主义优越性改掉了”。有的职工错误地认为，现在走的道路，实际上是一条“在……的领导下，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道路”。

而在《关于职工政治地位和政治关系的调查分析》里，提到工人对自己在政治上被动退让的警觉，并直接要求把一线产业工人的比例提高

但各地职工均反映，在……中工人代表和委员的比例呈逐届减少的趋势。江苏省反映，在其省第五、六、七届中，工人代表分别为23.9%、16.1%、12.2%；在其省第五、六届政协中，工会界委员分别为7.8%、5.8%。一方面工人代表和委员的比例在减少，另一方面一些工人代表和委员的参政议政水平和能力又不甚高。江苏省的职工要求，应把那些有参政议政水平和能力，善于参政议政的产业工人选入人大和政协。

甚至提到，针对RO以来，工人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一跌再跌后，南部省份的劳工极为先进的预言了未来的情形“广西一些职工判断，随着企业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将继续下降。”。

而且报告里专门提到，与之针锋相对的观点，“一些管理者、经营者认为强调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会把企业内部关系搞乱，陕西省一位优秀企业家认为，主人翁的宣传越讲越乱，经理一要对国家负责，二要对企业负责，要说职代会有作用，那只能说是经理的作用，没有经理参加职代会就开不成。”

在主人翁地位问题上的认识分歧和思想困惑还表现在：管理者、经营者与普通职工对“职工主人翁地位现状”评价不一。广西区总的典型调查反映，他们个别访谈的企业经营者百分之百认为自己“能尊重职代会的五项职权”，在工作中“注意同职工群众商量，做到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而向职工群众所做的相应调查，有81.3%的普通职工认为领导民主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认识的差异往往源于标准的不同。北京市总调查报告反映的一些工人衡量自身主人翁地位的标准有代表性的。一是经济地位，二是民主权利，三是舆论倾向。用这些标准衡量，他们认为自己的收入与管理者、经营者相比是最低的；企业领导体制没理顺，有关的法是“软”法，民主权利没有切实保障；舆论宣传总是“家”呀、“星”呀，如果在企业里还有民主管理的形式的话，那么一旦走出厂门就什么都没有了。广西一些职工判断，随着企业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将继续下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些管理者、经营者认为强调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会把企业内部关系搞乱，陕西省一位优秀企业家认为，主人翁的宣传越讲越乱，经理一要对国家负责，二要对企业负责，要说职代会有作用，那只能说是经理的作用，没有经理参加职代会就开不成。他强调，目前企业给职工群众创造了平等竞争和多劳多得的环境，积极性得到了发挥，不要再去强求与增加他们实际收入无关的东西了。 值得注意的是，有相当一部分职工对“主人翁”和“全心全意依靠”的提法有反感，水口山矿务局一位局劳模说，对工人的主人翁地位问题，要我讲真话，只能打零分；要我讲假话，可以打七八十分；讲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官话，实际上是单纯依靠厂长和知识分子而把工人甩到一边。另一位女劳模说，工人当家作主只是当口号喊，我总觉得有人在愚弄我们，北京市的一些建筑工人反映，公司和处里的大事由经理、处长决定，有时召开职代会讨论讨论；谈到工人的作用，主要是劳动生产，主人的地位显示不出来，当然在招标中我们有权力竞争。辽宁省有相当数量的职工对提“主人翁”反感强烈。他们说，我不要什么主人，把“主”字抠下去，只剩一个“人”字就行了。

而更具体到地方和事例，我们以上海为例，现在我们已经说上海是布尔乔亚纸醉金迷之都，说上海工人在七十年代中期没负担起他的历史责任。但在九十年代，我们仍旧能看到，老工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与怀念。

正如有些职工所说：“企业遇到重大问题和困难时，领导们只和管理人员讨论决策，没有看到广大职工中也蕴藏着智慧，这实质上是没有把我们当主人 看。”在访谈中，很少有人认为职工在企业中是当家作主的，一些管理干部甚至趁改革之机，将工人作为改革的对象，有些是出于打击报复。有些职工尽管工作表现好，技术水平高，也被作为富余人员处理。 企业领导强调管理者的作用，轻视工人的作用，导致工人对他们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评价不高。问卷统计显示，认为主人翁地位没有提高的职工高达44.3%，一位职工说：“现在，用不着讲什么地位，只要认认真真地干活就行了，要吃饭，就不要讲话，厂里的主人是老板（厂长）。”在访谈中，一部分职工根本不承认自己是企业的主人，并对主人翁的提法有着强烈的逆反心理。一位老工人说：“过去，我们工人也充满了光荣感和自豪感，可现在连子女也看不起了。”还有位中年职工说：“以前，人们问我是什么职业时，我答‘工人'！很自豪；而现在却感到脸上无光。”我们发现，在工人中普遍有一种失落感。

这其中以江苏工人思想上最为先进，江苏工人已经正确的意识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就是产业工人或一线生产工人当家作主，他们正确的不理解企业的厂长、经理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正确的意识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就是职工人人当家、事事作主”

这其中哪怕是私营企业的劳工也正确意识到，“我们与公司的关系纯粹是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工人就是干活，根本没有什么主人翁之说。”，完全没有做什么一起富裕的春秋大梦。

5、在思想观念上，一些职工对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存在片面认识
这主要表现在：一、有些职工把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片面理解为产业工人或一线生产工人当家作主，他们不了解或不理解企业的厂长、经理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二、把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片面地地理解为职工人人当家、事事作主，因而，当他们的一些个人意见得不到采纳，个人利益得不到满足时，就产生了主人翁地位的失落感。
我们还对一些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职工地位问题进行了调查。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的职工作为我为工人阶级队伍的新成员，他们与公有制企业职工一样，都是国家的主人，享有公民应有的民主权利。但由于三资企业职工在企业生产中处于雇佣劳动者的地位。因此他们的合法权利很容易被人忽视或受侵犯。不少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的职工说：“我们与公司的关系纯粹是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工人就是干活，根本没有什么主人翁之说。”一些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如任意加班加点，甚至每周加班加点48小时以上，一些职工劳动保险中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落实，职工生老病死无保障。如无锡市某三资企业规定，职工病假3个月即自行解除劳动合同。该公司一生产工人因患慢性病，短期内难以康复，感到生活无望而自杀，虽经及时抢救幸免一死，但在职工中影响较大。随着改革的深入，对外开放的扩大，我省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将迅速发展，职工人数也会迅速增加，劳动纠纷也会随之增加，因此如何有效地维护三资企业、私营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妥善处理好非公有制企业的劳动关系等问题是确保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和社会安定的需要。

这其中，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之一的吉林，虽然最初存在迷茫，但很快完全理解了局势，表达了与江苏劳工相同的反对态度“据问卷调查，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的提法持赞成和比较赞成态度的，由1986年的61.21%下降到1992年的24.1%，其中持赞成态度的由1986年的35.24下降到0.4%。”

RO以来，大多数职工对改革的方针政策是积极拥护的，但“拥护中有困惑，高兴中有担忧，支持中有保留”的心仍然存在。诸如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切为RO开绿灯、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等不太理解。据问卷调查，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的提法持赞成和比较赞成态度的，由1986年的61.21%下降到1992年的24.1%，其中持赞成态度的由1986年的35.24下降到0.4%。此间，正是加速改革、扩大开放时期，而对此看法如此逆向反应，令人深思。对“一切方针、政策、法规都应为经济和改革开放开绿灯”持不赞成或不太赞成的占23.3%。对只要有利于发展经济，国富民强，什么所有制都可以存在”持不赞成或不太赞成的占22.7%。对这两个问题虽然持赞成态度的都在60%以上，但持否定态度的比例也不容忽视。

尾声

其实回答这个问题，还不是想给同志的理论回答作史料补充。主要，还是小右过分纯质，从劳资问题以及延伸出来社会阶级问题，那是一个连燕京都不敢赢的领域。

毛子任时代，所谓的那点干部特权，同后来真的为己毁国所形成的，堪称骇人听闻的国有资产流失浪潮和滋生的腐败浪潮一比，那是事吗？

港台人都看傻眼，哪有这么玩的啊？

爲了建立一個自由的勞動力市場，一方面要對國有企業工人進行下崗的處理，讓大批工人離開工作崗位，減員增效，以與私營企業能夠進行有效的競爭。同時，還對仍在國有企業工作的工人進行改造，使其不再像以前一樣享有鐵飯碗待遇與吃大鍋飯的心理，更遑論繼續擁有以前一樣的社會福利，透過這樣的改造過程，國企工人就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企工人，更接近雇傭工人的特質。
從……大陸資本主義發展的角度來看，國企改革具有雙重作用：一方面透過國企改革造成大量職工下崗，打破國企工人的鐵飯碗，迫使他們願意降低勞動條件，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變成真正的雇傭勞動者，爲建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鋪平道路。同時，國企改革還可以將國家資產化公爲私，爲創造……資本家階級作出貢獻。沒有國家的積極介入，一個民族資本家階級是很難形成的。
因此，……進行國企改革，除了在創建雇傭工人與建立一個勞動力市場外，另一層重要的意義是在爲資本的誕生開創空間。資本家與雇傭工人是一體兩面的產物，兩者必須同步誕生與發展，國企改革過程中，大量公有企業被化公爲私，淪爲企業經理人佔有或遭私營資本併吞，許多資本家的「第一桶金」就是來自國有企業。由於資本會不斷的進行自我擴張，因此隨著國企改革與資本的誕生，在「國退民進」的大趨勢下，大陸的資本家正與雇傭工人同步快速的發展中。國企改革的速度在1990年代後期達到高潮，1997年……強調「要著眼於搞好整個國有經濟，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此後在「抓大放小」的原則下，「國退民進」的速度加快，每一次的「國退民進」都是大量國有資產遭到化公爲私的命運以及大批工人的被迫加以改造或下崗，勞動條件隨之下降。
在對國有企業進行大規模改造前，……已經先對城市中的大集體企業與農村集體所有的鄉鎭企業進行全面的產權明確化過程，讓這些公有企業快速的落入私人手中。
大量國企遭到賤賣與侵吞的情形在2004年時才稍稍受到遏止，當年旅居大陸的台灣學者郎咸平發表了一連串文章揭露多家著名公有企業被化公爲私的弊端，才引起大陸學界與官方的重視，並引發了一系列的辯論③。

按照巴枯宁的理论不是；

巴枯宁的理论认为，任何专政的第一目的都是维持自己的永世长存，这个现象用通俗话来解释就是把下雨的权力交给卖伞的人，那么雨还会停吗？

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这些统治者将是工人，没错，大概过去曾经是工人，但是他们一旦变成了人民的统治者，就不再会以工人的视角看待一切，而是将从统治国家的角度来看待一切，包括他们治下的工人，他们代表的也不是工人的利益，而是他们统治人民的欲望，谁怀疑这一点，谁就是完全不了解人的本性。

自然，这个阶级也不能再被称为工人阶级，一旦部分工人上升为统治阶级，他们必然会脱离人民、脱离无产阶级，他们垄断行政权力，掌握了分配生产资料的特权，实际占有了社会财富，他们的统治具有强烈的排他性，他们已不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应被称为“新阶级”或“少数特权阶级”。

因此，不论从哪个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都会得到一个最可悲的结果：少数特权者统治绝大多数人民群众。

马克思对这套理论感到非常愤怒，将巴枯宁驱逐出了第一国际。

现实中的情况要更加悲惨，绝大多数的知名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甚至连曾经是工人都做不到，马克思主义者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以脱产者为主的群体，早期的左派领导人多是职业革命家，出身则多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后期的左翼领导人则多是职业官僚，这些人从未参与过生产劳动，毕生都在研究统治之术，代表劳动人民只是说说而已，他们其实根本不知道劳动人民是怎么生活的。

理想的无产阶级国家，应该是由有知识、有教养的知识分子负责规划，无产阶级负责执行的社会，而如果真的让工人们掌握了权力，他们只会倾向于工联主义，这一点是有列宁本人认证的：

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即确信必须结成工会，必须同厂主斗争，必须向政府争取颁布对工人是必要的某些法律，如此等等。而社会主义学说则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理论、历史理论和经济理论中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宁：怎么办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在第一共产国际开会的时候，俄罗斯的巴枯宁也质问过马克思类似的问题。

“你讲无产阶级统治，但是无产阶级人数这么多，不可能都成为统治者，统治也只能是其中的少数人进行统治，到时候他们有了权力，有了资源，就不再是无产阶级了。所以你的说法不成立。”

马克思对于巴枯宁这套反驳感到很愤怒，于是把他驱逐出了第一共产国际。

不要看他们说了什么，要看他们做了什么。在台上望着人山人海欢呼的人群，喊着人民万岁的人肯定没把自己当人民的一员。

挤地铁的首相

种菜的总统

逛市场的女王

人民的公仆

列宁与他的劳斯莱斯Silver Ghost

将军们的迈巴赫

革命最旺盛的群体，不可能是无产阶级或资产阶级，这些在市场中沉浮的主体，其实已经锻炼出经济理性，所以列宁声称，无产阶级只有工联主义。相反最具革命性，是那些边缘的知识分子，他们在知识层次上获得了大量的革命思想，却在现存秩序中被抛弃。

马克思和列宁就是这样的边缘知识分子。包括法国大革命的罗伯斯庇尔、中国的洪秀全都是这种边缘知识分子。从这个角度来看，革命的“力量”似乎并非直接来自最底层的无产阶级，而是来自那些思想上被排斥、在经济理性上无所适从的知识分子或文化精英。这些人既没有完全适应资本主义的逻辑，也无法被传统的体制完全接纳，因此他们往往成为变革的催化剂。

同样的，英国工党的领袖，很多还都是无产阶级出身，如工党创始人哈第，7岁就开始工作，典型的无产阶级出身。但是他们获得权力，会为所欲为吗?不会的。反而列宁这批人会。

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主要体现在国土辽阔、民族和人口众多，因此自秦统一中国以来，中华文明一直采用的是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管理方式，对整个国家实施“中枢—郡（省）—州（府）—县”的多层级管理。

这套机制我们用了2000多年，早已产生历史惯性，很难更改，因此在推翻满清后，国民政府以及后来的新中国都不得不继续采用这套机制，但在具体实施上，又在原有的封建郡县体系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

其具体做法是，在原来的“中央—郡县”组织体系上，增加了“政党”这一实体组织，以党治国，国民党因此而自号“党国”。

需要说明的是，辛亥革命后国民党选择“政党治国”这条路并非他们自己的发明，而是人类文明进入工业革命阶段后的历史潮流。事实上在今天，不管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政体，99%以上的国家和地区都是由政党来治理国家，包括新加坡这种由一个家族掌控的微型政权，也得成立个“人民行动党”来对国家进行具体管理。

政党治国，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

（2）新中国建立的“中央集权—郡县”体制与旧有的封建皇权管理体系有本质上的不同

封建皇权下的中国，其政治制度核心是“君权神授+皇帝总揽一切”，所以从秦到清的各个朝代，都着重于构建一个以皇帝为中心的庞大官僚体系，来实现对国家的管理。

在这套体系中，皇室和官僚群体是统治阶级，而黎民百姓是被统治阶级，在这种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下，官民之间的矛盾很难调和，其结果就是王朝建立两三百年后双方矛盾积累到足够程度，就会爆发农民起义，以至旧有的统治阶级被推翻，然后新的统治阶级上台。

所以“王朝周期率”产生的根源从来不是土地兼并（土地兼并只是“王朝周期率”在经济层面的主要因素），而是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之间难以调和的阶级矛盾！

在人类历史上，中外有识之士们为这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矛盾每隔一段时间就爆发”的情况可谓是伤透了脑筋，毕竟每一次内部矛盾的引爆，就意味国家和民族将遭受重创，意味着白骨累累、赤地千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有着巨大隐患的封建皇权统治体系逐渐被东西方文明所摒弃，转而开始寻求各自的解决之法。

经过探索，西方最终找到了“民主选举+多党轮流执政”的解决之道。

该办法的底层逻辑是“换政府”。如果某届政府做的不行，那么人民可以用选票把原来的官府给换掉，重新成立一个新的政府来满足人民的诉求，如此就把人民“革命起义推翻政府”的惨烈对抗方式换成了“选票政治”这种不流血的、相对和缓的“纸牌屋”式斗争。

那么在东方，我们又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如前所述，中华文明有其特殊性，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郡县制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并深入人心，如果搞西方那一套，咱们这个国土辽阔、民族众多的超大国家恐怕很难维持住统一，因此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且具有持续性的国家中枢才能长期保持各族、各阶层和各地域民众的凝聚力。

但如果继续搞封建王朝“强力中央+官僚体系”那一套，那咱们岂不是又回到了封建统治的老路上去，白革命了吗。

所以新中国建立后，在原本国民党的“党国”机制上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创造出独特的“党—政府—人民”三角制衡机制。

在这个制衡体系里，它存在有三种关系。

一是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即党领导政府；

二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即政府管理人民；

第三个关系是最重要的，即党和人民平等沟通对话，听取人民意见，最终汲取人民的意见和诉求反馈到政府，使政府能施行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正确方针和政策。

这第三个关系，正是官方反复强调的“群众路线”，它也是现代中国体制有别于封建王朝国家体系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差别所在——在封建王朝体系下，官府与民众之间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对立关系，阶级矛盾无法调和；但新中国的体制，却是在传统的“官府”上面，另设了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来辖制政府，如此“官府和百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就可以通过政党来调和，使得国家机器与民众间的矛盾可以一直处在一个可控范围内，而不会积累到爆发的程度并最终保持社会的长期平稳运行。

所以本文开头才一再强调，不能把中共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混为一谈，更不能把新中国看成是一个新的“王朝”，虽然二者表面上看都是采取的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层级管理体制，但在具体内涵和实施上，二者却有着本质区别。

（3）新中国与历代王朝的第二个不同——垂直体系下的高度自主化国家行政机制

不要被小标题里的复杂表述给迷惑了，本文会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话把这事说明白。

在旧有的封建王朝管理体系里，国家机器是严格遵循“纵向垂直层级管理”这一基本原则的，即下级行政单位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行政单位的命令。换言之，县衙必须完全听命于府衙，府衙又完全听从省级巡抚衙门，由此类推至紫禁城对各省的辖制。

但新中国的国家管理体系与上述体制却存在很大不同。

其根本区别在于：中共领导下的各级党委，对上级的服从并不是因为自身处于“下级”层位，而是服从于党的整体路线方针和具体的目标任务，上级党委和下级党委之间，往往存在着不成文的、且较为“灵活”的权力界限。

再说的明白点，在具体事务上，下级党委班子并不是一定要完全听命于上级党委，而是有着相当大的决策自主权。

这种“给予地方党委高度自主权”带来的好处是很大的，它可以充分调动各级党委/党支部的主观能动性，极大赋予了各级党委的创造性和灵活性，使得地区治理不再是封建王朝那种死板的“千县一面”，而是因地制宜、因城而异。

举个例子。

文革结束后，人民公社已不符合新的经济发展要求，中国辽阔的农村地带亟需一种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和配套制度，此时安徽小岗村突破旧有桎梏，率先实行生产效率更高、更符合经济规律的“包干到户”，并最终得到中央承认，将“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到全国，彻底改变了中国农业生产面貌。

小岗村事件，正是基层党委充分领会党的路线方针，跳出上级旧方法、旧思想的限制，主动发挥创造性并最终取得成功的一个典型例子。

改开40年以来，类似小岗村的案例其实很多，今日我们取得的经济成就可以说与这套强调“各级党委自主性、创造性和灵活性”的国家制度密不可分，其充分体现了“高自主、扁平化国家管理体系”的巨大优越性。

但如同没有完美的政治制度一样，“高自主、扁平化国家管理体系”它同样有着自己的弱点。

第一个不足就是各级党委尤其是地方一把手的权力过大。

原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曾说过，他在任职书记时，哪怕昨晚做了一个梦，第二天也可以把它变成现实。

这话无疑有点夸张，但各级党委一把手的权力大小由此可见一斑。为钳制一把手这种“难以管控的权力”，执政党在决策机制上特意进行了调整，将原本封建王朝下地方最高官员“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式的独断专行改进为由“党委班子集体决策”的决策机制。

如此就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地方最高官员个人权力过大以致决策错误的情况出现。当然，即使如此仍难以杜绝一些问题的出现，但总比地方最高长官个人权力不受制约的好。

第二个不足，是地方党委权力过大容易滋生腐败。

2000年后，中国进入高速发展期，此期间由于发展需要，不得不赋予各地党委很高的自主权，以调动各级党委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具体的就不多说了，我们只需知道，在赋予各级党委巨大权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广阔的权力寻租空间，加之因经济的快速增长，给腐败的滋生增添了足够的物质基础，导致腐败现象层出不穷。

所以当前的“从严治党”，是有其本身的历史原因和渊源的，它是对过往“宽松”政治生态的一种动态矫正和必要应对。

以上，便是今日中国国家管理体系所呈现的几个主要特征，它与皇权制度下的封建官僚体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与不同。

但遗憾的是，由于2000多年封建体制的历史惯性，以至于不少人把中共革命看成是又一次“改朝换代”，把新中国看成是一个“新的王朝”。受此影响，一些官员（官员同样来自人民，基本思维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民众影响）也把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职务当作是封建王朝下的“父母官、牧民者”，把自身和人民群众看作是“统治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最终导致了对自身身份定位的迷惘与错位，而这种认知上的浅薄，正是“忘记初心”的主要表现之一。

读懂以上文字，“获得了权力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还是无产阶级吗”这一问题也就有解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它的执政根基来自人民群众，所以中国共产党只能与人民站在一起，如果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在施政时违背了广大人民利益，那么执政党就会纠正其中的错误，引导甚至命令政府进行政策整改。

因此，获得了权力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者并不是我们传统理解上的那种封建王朝体系下的官僚统治者，而是中华民族中的先驱群体和进步群体，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团体，并且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这话已经说的够直白了，如果还不能理解我也没办法）。

与此相对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根基是资产阶级，譬如英美；

封建王朝的执政根基是地主官僚阶级，前有明清；

而前苏联勃列日涅夫因为是由苏共内部的特权腐败阶级支持而上台，所以苏共的执政根基由最初的苏联人民异化成了苏共的特权阶层，并最终因此走向了崩溃与败亡。

2、中国共产党的“道路”到底是怎样的一条路？江西红色政权的失败和延安政权的早期摸索

说到这里，一个新的问题也来了，即上面提到的这套新中国制度，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它的出现是偶然还是必然？为什么当今世界，只有我们在实施这套独特的机制？

追根溯源，还得从中共成立时讲起。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面临着两个重大问题。

一是中共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如何才能取得成功？说的明白点，就是中共怎样才能夺取政权。

二是在取得政权后，中国该怎样治理？从而实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到“发展壮大”的史诗级目标。

从1921到1934年这13年间，中共在夺取政权这件事上，主要走的是“苏联路线”，这并非是因苏联给枪给钱，而是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史无前例，大伙都不知道该怎么搞，所以最终只能学习已经成功的苏联，这也是早期党组织为什么接受共产国际领导的主要原因所在。

只是寄予厚望的“苏联模式”在国民党军队的数次“围剿”下遭受了惨痛失败，并最终导致了江西革命根据地的丢失和红军的被迫长征，此时革命先驱者们才恍然大悟——“苏联模式”在中国不可行，所以才有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重返领导岗位一事。

由于“苏联路线”的失败，到达延安后，革命如何才能成功和中国要怎样治理两大现实问题又重新冒出来，其中革命路线问题教员早有一系列论述，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城市”等，从理论到方法都有详细阐述，整个队伍按其指示遵照执行即可。

你想多了，

在革命导师的眼里，无产阶级只不过是……

呃……比较高情商的说法，应该叫做“物质武器”，文艺一点的说法，叫做“素朴的人民园地”，

所以，掌舵的只能是“背叛了资产阶级”的个别资产阶级左派（众所周知，大海航行靠舵手），

革命导师的初心，是把自私自利的、动物性的human（通常译为人“类”，指动物中的人这个分类），从物欲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塑造成大公无私的、政治性的citizen（通常译为“公”民）。

所以革命导师高度肯定了“萨瓦牧师”的思想：

牧师拉丁文作pastor（牧羊人）。《新约》中以牧人喻耶稣，以羊群喻教徒，所以新教用牧师称呼主持教务和管理教徒的教牧人员。

新教牧师看待自己和其余教众的关系，好似牧羊人和羊群，又似园丁和园地里的花花草草。

虽然革命导师出身于一个犹太律师家庭，但儿时就已经随父亲改信新教了……

回过头来看问题描述：

（获得了权力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要么承认他们不属于无产阶级了，要么承认无产阶级中会存在以权力为媒介进行的剥削，也就是存在明显的不平等。

这个说法的问题就在于：割裂了牧羊人和羊群之间的有机联系，把牧羊人和羊群利益对立了起来。

　　前些年何新有《文革何以必败》一文，在左派当中投下了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何老是我的导师，十几年前，我读大学时看到了第一本何新的书《为中国声辩》，就像走夜路的人看到前方的灯光。后来近乎疯狂地读完了他的所有书，特别是《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与《危机与反思》两本，不但从此左转，而且思维方式也很受其影响。虽然如此，我有自知之明，何老曾为帝师，跟我等草民怎么会是一路人。所以，对于何新揭搘的新国家主义，我明了其必然性，一个集中的、强有力的政权，确为现阶段的中国所必需。但是，这不等于我必须赞同它的合理性。我不知道这个新国家的力量从何而来？没有新的社会（阶级）力量对比，就没有新国家。难道我们能指望专横的官僚买办行行好，施舍一点权力不成？难道我们能指望骄纵的新资产者会出钱给我们成立工会不成？回到文革的话题上，我以为，“政治艺术成功的不二法门，就是争取最多盟友打击最少的敌人”此语，确实值得左派深思。但是，左派与毛之所以成为孤家寡人，是形势使然，并非何老所说的“昏乱失智”。所以说，何老此文也只是摸到了大象的一只脚，是不必过于在意的。

　　文革失败的原因，首先在于阶级力量对比悬殊，以毛的声威，也只能请老干部在对造反派反攻倒算时“高抬贵手”。世界革命之不断的失败，也损害了人民的信心和利益，当巴贝夫从阿拜叶监狱出来时，也很奇怪巴黎的英雄民众怎么变得如此沉默。这没什么奇怪的。革命是一种消耗人类能力（个人的和集体的）的事情，它能使人的胆色消失，能使意识发生动摇，品格消磨殆尽。但是，左派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吗？为什么四人帮最后会落到小帮派的地步，以至一枪没发就被人关起来了呢？这能够单纯地归咎于世界革命的退潮和人民群众的疲劳吗？

　　文革以平等为号召，才吸引了民众的积极参与，而文革中起家的造反派头头，却成为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文革中以更快的速度腐化了。在文化革命取得了胜利的九大，毛就说过，过几年以后还要革命，后来还多次说“七八年就要来一次文化革命”。如果没有新的资产阶级发生，哪儿还会需要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呢？

　　林根本就不理解过几年以后还要革命。林压根就没明白毛的继续革命思想，他只是站在军事集团的立场上紧跟毛反对文官集团。作为毛的好学生，他作了个政变和反政变的报告。毛说这个报告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毛在给江的信里表示很不安。局势一定，他跟毛的分歧就越来越大。在刘已经打倒，九大以后，他就认为应该把刘的那套全部恢复起来，为此写出了“悠悠万事，为此为大，克己复礼”。借“五一六”打击左派的事也是他干的。

　　林倒台之后，张春桥他们成了新贵，既然有了权有了势，自然不要革命了，所以他到上海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不允许再有群众造反，于是凡是描写文化革命的文艺作品统统都冠以“写真实论”的罪名打下去。这一切都为他们自己垮台创造了条件。到他们感到威胁需要重新呼吁文化革命时，已经来不及了，也没有什么人听他们了。

　　华国锋、汪东兴等本是文革新贵，在毛死后，以政变形势抓四人帮，整造反派，结果只也为他们垮台创造了条件。

　　毛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这不是说上面这些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说虽然有些人原来是真诚地信仰马列主义的，并且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复杂的历史条件和地位的变化造成了他们的实践变化，实践的变化又造成了思想的变化。

　　哪一次革命不是如此？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克伦威尔在革命胜利之后就镇压了革命左派掘地派，自己最后被鞭尸扬灰。法国大革命先后三次反复，罗伯斯庇尔不也是在革命队伍内拉一派打一派削弱了革命力量，他把艾贝尔送上断头台后不久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国民党、蒋介石一开始不也是左派将领吗？黄埔军校诸君，一开始不也是满怀热血的青年吗？

　　历史上每一次革命，其后总跟着反动，或甚至于反革命。这是因为，不管什么革命，都无法将矛盾全部解决掉。而革命者却因为既得利益，成为新的条件下新的主要矛盾。毛就经常说：“没有矛盾不成世界”。新贵代替了旧贵，人民依然受剥削！不到新的生产关系发挥出它全部的优越性，总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

关于无产阶级获得权力，成为统治阶级之后，该用怎样的组织形式来解决不平等的问题，马圣在《法兰西内战》中提出了著名的巴黎公社原则，然后列导师在《国家与革命》中又重新强调了一次。

巴黎公社原则说来也简单，就两条：一是官吏全部普选产生，并随时可以撤换；二是所有官吏的工资不超过普通工人的薪资（其他就还有取消常备军带之以武装工人，取消议会机构实现议政合一等等）。

然后列导师还特意做了强调，就是这两条原则是由资产阶级民主转化为无产阶级民主时最重要的区别所在：

由此可见，公社用来代替被打碎的国家机器的，似乎“仅仅”是更完全的民主：废除常备军，一切公职人员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完全可以撤换。但是这个“仅仅”，事实上意味着两类根本不同的机构的大更替。在这里恰巧看到了一个“量转化为质”的例子：民主实行到一般所能想象的最完全最彻底的程度，就由资产阶级民主转化成无产阶级民主，即由国家（＝对一定阶级实行镇压的特殊力量）转化成一种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国家的东西。
降低国家高级官吏的薪金，看来“不过”是幼稚的原始的民主制度的要求。现代机会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以前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爱·伯恩施坦曾不止一次地重复资产阶级那种嘲笑“原始的”民主制度的庸俗做法。他同一切机会主义者一样，同现在的考茨基主义者一样，完全不懂得：第一，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返回”到“原始的”民主制度，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因为，不这样做，怎么能够过渡到由大多数居民以至全体居民行使国家职能呢？）；第二，以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为基础的“原始民主制度”同原始时代或资本主义以前时代的原始民主制度是不一样的。资本主义文化创立了大生产——工厂、铁路、邮政、电话等等，在这个基础上，旧的“国家政权”的大多数职能已经变得极其简单，已经可以简化为登记、记录、检查这样一些极其简单的手续，以致每一个识字的人都完全能够胜任这些职能，行使这些职能只须付给普通的“工人工资”，并且可以（也应当）把这些职能中任何特权制、“长官制”的痕迹铲除干净。
一切公职人员毫无例外地完全由选举产生并可以随时撤换，把他们的薪金减到普通的“工人工资”的水平，这些简单的和“不言而喻”的民主措施使工人和大多数农民的利益完全一致起来，同时成为从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桥梁。

首先要明确一点，无产中的“产”指的是生产资料而非个人财产。

我们拿金将军举例，他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没有哪块土地、哪台机器是属于他个人的，他只有全国生产资料的支配权，所以他没有剥削任何人。

甚至他的个人财产也不多，他的全部收入都来自工资、奖金，可能还有稿费，这都是他的劳动所得，他住的豪宅，坐的豪车和豪华专列，都是国家配给他的，只能使用，不能据为己有。

所以说金将军是个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

「阶级意志」

（PS：有人可能说，判断无产阶级属性应该看他是否掌握生产资料。但是我认为，这个标准不能作为主要参考。它的例外太多了，恩格斯是工厂主家的儿子，他在散尽家财之前一直是资产阶级吗？生产资料是“原罪”吗？因此我主张，生产资料的占有，只能决定一个人是不是“无产者”。而“无产阶级”是一个集体概念，一个自发的、没有自觉的无产者，不能够归属于一个集体概念，因为凡是集体必有其意志）

那么，无产阶级的阶级意志是什么？

有的人看到贫富差距，以劫富济贫为人生理想；有的人看到资产阶级法权，决心改变法律，让大家不会因为生计所迫下的“合同自由”成为奴隶；有的人信奉资本主义文化，为金钱出卖一切，悔不当初，立志教育年轻人珍惜自己；有的人参加战争，战友一个个死去，政客却坐享其成，于是他梦想世界和平；有的人因为内卷竞争，越来越累却一无所获，想让大家都休息休息，让努力能有回报……

我们把这些具体愿望综合起来，列一个清单，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意志吗？好像还差一口气。

这最后一口气，就是「抽象概括」。而抽象概括的结果，就是无产阶级的本质特征与历史使命。

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消灭阶级，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即人类社会的无阶级发展阶段……“一切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这是马克思的总结，当然，也可以有你的其他高见。

这个概括，揭示了以上这些要求的本质和归宿。能否认同和践行这种意志，决定了你能否成为无产阶级阶级力量的一部分。

回到问题，掌握权力是否必然改变无产阶级性质，即阶级意志呢？

我们论述到这一层，大部分质疑便消失了。毕竟，从“应然”的角度看，也就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运动的角度看，共产主义是一定要实现的，权力是一定要被无产阶级掌握的。既然权力大小并不改变阶级本质，那么无产阶级掌权就是理论可行的。

然而，最大的问题来源于“实然”层面，也就是，掌权的无产阶级总是腐化，不再能够代表无产阶级的阶级意志，自动退出了无产阶级行列。

最后留下来的就是这个问题：掌握了统治阶级地位的无产阶级，应该怎么样保持阶级属性，克服历史倒车？

想到这个问题，我想到巴枯宁之问，之后，我发现这其实是一个更广泛的历史问题，即：

一个取得了统治阶级地位的阶级，如何保持自己的阶级属性，而不是让旧有的统治阶级卷土重来？

无产阶级掌权的历史太短，而且没有发展完善，因此要研究这个问题，只能从历史中学习。

在历史上，获得了统治阶级地位的阶级会不会变成落后阶级呢？如何保证xx主义江山不变色？

凡是一个新的阶级取得统治地位的，都要进行贯彻该阶级意志的制度设计和话语构建，这是这个阶级的历史任务。但是，制度是相对固定的事实性存在，不能能动地开展阶级斗争。进而，制度设计的核心目的是服务于贯彻了统治阶级意志的那一派政治势力能够掌握国家权力，国家和公权力围绕着这个功能运转。

形象地说，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自己人改制度，让自己人上台更容易，让变质的自己人下台。

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

以美国为例，

《联邦党人文集》和《反联邦党人文集》的一个核心，就是权力制衡与政治妥协。人们对权力有一种恐惧。“如果行政权和立法权集中于一个实体，自由便不复存在”；进而，如果权力要进行任何形式的集中，都威胁着未来的“自由”，君主制的阴影就有可能重新降临北美洲。

我们翻译一下。

我们是资产阶级，我们害怕有人限制资本的自由增殖，我们害怕国王。我们觉得，封妻荫子世袭罔替是人性，没得改，我们必须设置阻力。因为，一旦有人把权力集中，自由市场和雇佣劳动就不复存在；我们的资产没办法增殖，因为血缘制度的枷锁会束缚住所有自由劳动力。

有人可能要问，哎，人性不是拜金主义，无脑追求金钱的积累的吗？哥们，那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人性，如果你是这样的价值观，当时的制宪先贤们反而会觉得是一种美德。

当时，君主制和血统论就是当仁不让的人性，管你财富积累多少，也要处心积虑想着怎么搞家族联姻，怎么跟皇室贵族上流社会扯上关系。

为了防止封建制度卷土重来，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克伦威尔那种逼死小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降临美洲（这里有必要补充一点，我认为克伦威尔独裁时期的英国没有一个真正的资产阶级政府，因为作为集权的经济基础的垄断资本尚未出现），全美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思想大讨论，进行史无前例的制度设计。三权分立、联邦制、民主共和构成了启蒙思想皇冠上的明珠。

核心逻辑是什么？就是以野心对抗野心。三权分立的本质，是让国家成为一具机器，为权力斗争提供一个“斗兽场”，让每一个资产者都参与到公权力的分赃中。全民普选的归宿，是让经济利益影响政治，用资本往来代替血缘纽带，保证公权力的流转。联邦制的本质，是让集权之路困难重重，哪怕有人想独裁，要让公权力动资本的蛋糕，资本也随时作转移外逃的准备。

天下不再是“一人一家之天下”了，国家只是一个统治机器，只是一个社会契约，没有谁能够操控它，没有任何超验的价值能束缚它，只剩下资本的优势空间：自由增殖。

于是接着有了政党分肥制，资本的自由增殖引向了政治势力的自由组合。随着时间的推移，垄断出现，产生了基于制造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影子政府”……总之，那种人身依附基础上的封建制是荡然无存了。

为什么美国向资本主义的转型成功了？不是因为所谓人性忽然开始自发崇拜货币，新教伦理和拜金主义只是新兴因素；也不是因为所谓先贤们的高风亮节。

就是因为资本主义对于公权力的设计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阶级意志：

服务于资本的增殖，完成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再生产。资本的自由流动、自由转化则是再生产的内在要求。

政治领域的自由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引申：只有自由，才能使资本在政治竞争中获得相对优势；崇尚自由的政治设计也打破了基于血缘和人身依附的政治模式，谁要是想搞封建那一套，立刻就在无所不包、自由结盟的资本面前败下阵来。

是的，资产阶级的制胜法宝是「自由」

那无产阶级的呢？

我想，大概是先锋队领导，先锋队建设、自我革命吧。如何把思想的新陈代谢落实于组织的新陈代谢，说实话，我也没找到一个答案。

我想，这个答案也不在外界，人类历史的根本推动，还是在思想、在教育。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你对江西周公子怎么看，你对内蒙古演员事件怎么看。

为什么？因为经上讲的清楚，知识分子属于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比如学生，属于小资产分子。如果是高知识分子，那成分基本和大资产阶级也没差了。邓稼先上午看完核爆实验，下午就得去写思想检查。这天实验室请束星北去算方程，第二天又请他继续拿起拖把继续劳动改造。请问这些人剥削过谁吗？没有。但他们有脑子，脑子是资产，有脑子就是资产阶级。

《选集》:中国无产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乃是决定国家命运的基本势力。

1951年周《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知识分子必须通过学习工作劳动自觉改造自己。

有的朋友可能就说了，那从基层提拔的平民干部没什么学识，有些甚至还是文盲，他们总是无产阶级吧。我只能说想多了。他们或许没有一般意义上的知识，但是他们有领导经验，经验本身就是知识的另一个形式。叫你去到他们部门里办个事，哪怕是找个文件，你也只能仰望山峰般的档案柜发呆。人家哪怕天大的事，去那儿有说有笑就把事情办妥了。这你敢说你和他是一个阶级的人吗？有个词语讲“深造培养领导干部”，造什么？培什么？当然是脑子啊。

所以说大家别傻了，站上位的永远只有资产阶级和军事阶级，从来没有无产阶级。我们最多只能给他们发个个“荣誉无产阶级”的勋章。不过这个“荣誉无产阶级”也不仅限于体制内，马云不也是“人民富豪”嘛。

其实当年“人民富豪”这个词语一出来，我觉得这是社会的进步，代表相关权力的平民化。知乎却群嘲一片，真的不理解你们在想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