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已经聊了一些理论问题了，但我想补充的是，同志们这不是理论问题，这是历史问题，历史已经给出答案了啊。
什么时候中国劳工群体认为自己同革命后建筑起的国家机器出现割裂，在国家机器的上层建筑内存在一个“截然不同、存在着极大群际差异的“外群体””，并且，导致了工人滋生了不快和敌意，并对这个群体出现了“资本家”的类型化想象？
是九十年代的国企改革，准确的说是自RO之后，在新自由主义道路上一路狂飙之后。
不同于RO之后，宣传部门所塑造的国企经理们具有强大威权形象，燕京自己的研究者都承认“盛行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而且“又红又专、以红为主”的政治至上的意识形态思想占主导地位，因此，企业负责人对于企业内部的生产管理并没有强有力的权威。”
盛行平均主义的“大锅饭”，而且“又红又专、以红为主”的政治至上的意识形态思想占主导地位，因此，企业负责人对于企业内部的生产管理并没有强有力的权威。但是通过上述部分的论述，我们发现，在本章所论的改革阶段，企业自主权的扩大，一方面提供给企业负责人（厂长、经理）更加广泛、更有力度的权限，另一方面，也给了他们更多的激励去完成生产任务。
这就意味着厂长及其任命的中层管理干部在工厂生产中，越来越有可能把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作为其管理决策的出发点。而对于生产一线工人的管理，就是首当其冲的。
企业利润留成的目标指挥棒，使企业管理者把目标逐步分解，以经济责任制的方式层层落实到各个车间、班组、岗位，并进行严格细致的考核。而这套管理规程是在全面计划体制时代少见的。这就必然提高生产过程中的管理控制强度，所以，生产目标的推行、实现和生产过程中管理权威的树立是同时进行的。
这个时候和20世纪80年代以前在工厂里干活相比，大不一样了。车间里、班组里管得越来越严，经常有生产任务完不成，真扣钱。那个时候工资收入也不高，一扣就心疼，就得使劲干。车间里那些搞管理的，也越来越严了，有时候想想，他们也是没办法，一级压一级，厂长逼他们，他们就对工人严。（WWD，退休工人)
在厂里厂长是一把手，在车间里车间主任是一把手，生产、岗位安排、发奖金、评先进，大事小事都说了算，谁不听谁就试试看。工人有些不满的，有意见的，也不会提，提了说不定哪天就找个理由给你“穿小鞋”，扣点奖金、调个差岗位，都很现成。（退休工人，ZDT）
通过对其实施过程的分析，我们会发现，首先是国家作为发包人和承包人签订承包协议，所以，直接责任人是承包者而非国企工人；其次，承包者的首要目的就是要在承包期内尽可能地产生更多的效益和利润，这样他就会在去除各类生产成本和税赋，以确保定额承包任务之后有更多的剩余，而他作为企业负责人来说，则拥有对这些剩余的支配权。这就会使承包人在经营过程中出现短期行为。他一方面会在有限时间内提高生产设备的运转效率，这样他就可以减少固定成本的均摊，并实现规模效益。生产设备的运转，直接导致了第二方面，即对作为生产劳动者的工人的管理和控制的强度，延长工时、压低计件工资，是普遍存在的问题。
原来厂子有个配件机修车间，有几十台机床，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是被承包出去了，说是除了厂里的活，还可以接社会上的加工维修活，只要年底交够承包数就行。那个时候活可多了，白天干不完晚上加班赶，反正承包的说多给加班费。其实承包也好也不好，虽然能多拿些钱，但是相对于老板来说，我们那点都不算什么了。··关键是那些床子，超负荷运转，该换的不换、该修的不修，那毕竟是公家的财产，我们这些老工人，看着就心疼，但是也没人管。（WMH，退休老工人）
那个时候，谁要是承包了，谁就说了算。他们每年都和总厂签订任务，任务完不成，他就拿不到更多的钱。他签的任务目标越高，他就拿钱拿奖励越多。但是生产任务谁来完成，还不是一线工人拼命干才行。··有时候到了最后几个月，完成不了任务了，就经常加班。我们那个时候加班费很少，又不能不干，今天不好好干，明天就找碴。···这个人啊就是这样，一承包，就好像这个企业是他家的，管起工人来，和资本家没啥两样。（退休工人，ZDT)
国企工人作为管理对象，除了能够保持全面计划体制下的优势没有丧失而言，他们并没有获得更多。虽然在福利、待遇各方面都还能基本保持满足和稳定，但是对干部群体在改革实践中的权力强化、管理实践中的严格控制、承包分配中的巧取豪夺，大家还是看得清楚。
1990年前后的时候，厂子的效益很好，×××成了抢手货，资金回来得快，积累的也多。厂领导手里的权力也越来越大。附近的县镇，谁和他关系好，只要是说需要资金支持发展个什么项目，随便近百万的钱就拨出去了。可以想象，这样的事情绝不可能白做。事后的事实（领导犯法）也证明，他们拿公家的钱做了私下交易。···权大了、钱多了，人就会变。和过去相比，厂子里的领导干部变化大了，买好车、给自己盖别墅、把承包工程放给自己的亲戚朋友等等，和工人的差别已经不是一点两点了。···地方本来就不大，谁都看得见，但谁也没办法，改革就这样。（LXY，退休中层干部）
工人日益感觉到，这个群体已经成为一个截然不同、存在着极大群际差异的“外群体”。对于这个“外群体”，基于以上原因，工人滋生了不快和敌意，并对这个群体出现了“资本家”的类型化想象。
什么都是他们沾光，分房子他们分大的，分奖金系数他们拿高的。他们坐在办公室里喝茶看报纸，不受苦不闻味（化工企业的刺激性气味），还比我们多拿钱，没我们累死累活的干活，他们还能完成任务？（LCL，工人）
就更深一层次而言，国家从体制上对于他们的保障正在准备逐渐脱离，毋宁说这一阶段的国企工人依然保有的优势是渐进性改革路径和改革策略重点选择的结果。
扩大企业自主权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对企业负责人的赋权。而当企业负责人的权力对于工厂内部的管理、物资、资金、人事等几乎一切都有了支配和决策权的时候，国企工人作为劳动力要素的角色，只是被即将转型变为市场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薄纱所掩盖，而随着改革的步伐，这层面纱很快就会被拂去。但是在这个阶段，对于国企工人群体而言，相对于他们这个群体之外，在日常工作中和生产场域，存在一个和他们越来越不一样的，或者说不一致的群体，这个群体有权、有势、有地位，在这两个群体之间，存在着极大的群体差异。
而在燕京自己九十年代做出的调查来看，写得可比后来的研究者还难听。我们提纲挈领一点，从全国范围开始，由全国总工会所作的《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的中国工人阶级——关于全国工人阶级队伍状况的调查报告》里就清楚明白的报告道
“近30%的职工认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实际上是“官商官倒”、“假冒伪劣”和“偷税漏税”的人先富起来了，真正靠合法经营和勤奋劳动富起来的人为数不多。有的职工认为，工人靠勤奋劳动是永远也富不起来的。”
“少数职工由于种种原因，以为企业的“各项改革都是针对工人的”，三项制度改革“把社会主义优越性改掉了”。”
甚至直白写道了，“有的职工错误地认为，现在……走的道路，实际上是一条“在……的领导下，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道路”。”
但是由于RO过程中呈现的复杂矛盾和曲折，部分职工对于建设有……道路的前景感到困惑，对于一些具体政策措施存有疑虑。例如，对向外商长期出租土地，许多职工提出了不同意见。他们说，出租土地不是不能搞，但国家要有规划，先试点后推行。象现在这样让各地竞相出租，非搞乱不可。调查中，近30%的职工认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实际上是“官商官倒”、“假冒伪劣”和“偷税漏税”的人先富起来了，真正靠合法经营和勤奋劳动富起来的人为数不多。有的职工认为，工人靠勤奋劳动是永远也富不起来的。少数职工由于种种原因，以为企业的“各项改革都是针对工人的”，三项制度改革“把社会主义优越性改掉了”。有的职工错误地认为，现在走的道路，实际上是一条“在……的领导下，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向资本主义过渡的道路”。
而在《关于职工政治地位和政治关系的调查分析》里，提到工人对自己在政治上被动退让的警觉，并直接要求把一线产业工人的比例提高
但各地职工均反映，在……中工人代表和委员的比例呈逐届减少的趋势。江苏省反映，在其省第五、六、七届中，工人代表分别为23.9%、16.1%、12.2%；在其省第五、六届政协中，工会界委员分别为7.8%、5.8%。一方面工人代表和委员的比例在减少，另一方面一些工人代表和委员的参政议政水平和能力又不甚高。江苏省的职工要求，应把那些有参政议政水平和能力，善于参政议政的产业工人选入人大和政协。
甚至提到，针对RO以来，工人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一跌再跌后，南部省份的劳工极为先进的预言了未来的情形“广西一些职工判断，随着企业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将继续下降。”。
而且报告里专门提到，与之针锋相对的观点，“一些管理者、经营者认为强调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会把企业内部关系搞乱，陕西省一位优秀企业家认为，主人翁的宣传越讲越乱，经理一要对国家负责，二要对企业负责，要说职代会有作用，那只能说是经理的作用，没有经理参加职代会就开不成。”
在主人翁地位问题上的认识分歧和思想困惑还表现在：管理者、经营者与普通职工对“职工主人翁地位现状”评价不一。广西区总的典型调查反映，他们个别访谈的企业经营者百分之百认为自己“能尊重职代会的五项职权”，在工作中“注意同职工群众商量，做到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而向职工群众所做的相应调查，有81.3%的普通职工认为领导民主意识淡薄，脱离群众。认识的差异往往源于标准的不同。北京市总调查报告反映的一些工人衡量自身主人翁地位的标准有代表性的。一是经济地位，二是民主权利，三是舆论倾向。用这些标准衡量，他们认为自己的收入与管理者、经营者相比是最低的；企业领导体制没理顺，有关的法是“软”法，民主权利没有切实保障；舆论宣传总是“家”呀、“星”呀，如果在企业里还有民主管理的形式的话，那么一旦走出厂门就什么都没有了。广西一些职工判断，随着企业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工人的主人翁地位将继续下降。与此形成对照的是，一些管理者、经营者认为强调职工的主人翁地位会把企业内部关系搞乱，陕西省一位优秀企业家认为，主人翁的宣传越讲越乱，经理一要对国家负责，二要对企业负责，要说职代会有作用，那只能说是经理的作用，没有经理参加职代会就开不成。他强调，目前企业给职工群众创造了平等竞争和多劳多得的环境，积极性得到了发挥，不要再去强求与增加他们实际收入无关的东西了。 值得注意的是，有相当一部分职工对“主人翁”和“全心全意依靠”的提法有反感，水口山矿务局一位局劳模说，对工人的主人翁地位问题，要我讲真话，只能打零分；要我讲假话，可以打七八十分；讲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官话，实际上是单纯依靠厂长和知识分子而把工人甩到一边。另一位女劳模说，工人当家作主只是当口号喊，我总觉得有人在愚弄我们，北京市的一些建筑工人反映，公司和处里的大事由经理、处长决定，有时召开职代会讨论讨论；谈到工人的作用，主要是劳动生产，主人的地位显示不出来，当然在招标中我们有权力竞争。辽宁省有相当数量的职工对提“主人翁”反感强烈。他们说，我不要什么主人，把“主”字抠下去，只剩一个“人”字就行了。
而更具体到地方和事例，我们以上海为例，现在我们已经说上海是布尔乔亚纸醉金迷之都，说上海工人在七十年代中期没负担起他的历史责任。但在九十年代，我们仍旧能看到，老工人对自己身份的认同与怀念。
正如有些职工所说：“企业遇到重大问题和困难时，领导们只和管理人员讨论决策，没有看到广大职工中也蕴藏着智慧，这实质上是没有把我们当主人 看。”在访谈中，很少有人认为职工在企业中是当家作主的，一些管理干部甚至趁改革之机，将工人作为改革的对象，有些是出于打击报复。有些职工尽管工作表现好，技术水平高，也被作为富余人员处理。 企业领导强调管理者的作用，轻视工人的作用，导致工人对他们在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评价不高。问卷统计显示，认为主人翁地位没有提高的职工高达44.3%，一位职工说：“现在，用不着讲什么地位，只要认认真真地干活就行了，要吃饭，就不要讲话，厂里的主人是老板（厂长）。”在访谈中，一部分职工根本不承认自己是企业的主人，并对主人翁的提法有着强烈的逆反心理。一位老工人说：“过去，我们工人也充满了光荣感和自豪感，可现在连子女也看不起了。”还有位中年职工说：“以前，人们问我是什么职业时，我答‘工人'！很自豪；而现在却感到脸上无光。”我们发现，在工人中普遍有一种失落感。
这其中以江苏工人思想上最为先进，江苏工人已经正确的意识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就是产业工人或一线生产工人当家作主，他们正确的不理解企业的厂长、经理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们正确的意识到“工人阶级当家作主就是职工人人当家、事事作主”
这其中哪怕是私营企业的劳工也正确意识到，“我们与公司的关系纯粹是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工人就是干活，根本没有什么主人翁之说。”，完全没有做什么一起富裕的春秋大梦。
5、在思想观念上，一些职工对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的主人翁地位存在片面认识
这主要表现在：一、有些职工把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片面理解为产业工人或一线生产工人当家作主，他们不了解或不理解企业的厂长、经理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二、把工人阶级当家作主片面地地理解为职工人人当家、事事作主，因而，当他们的一些个人意见得不到采纳，个人利益得不到满足时，就产生了主人翁地位的失落感。
我们还对一些三资企业和私营企业的职工地位问题进行了调查。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的职工作为我为工人阶级队伍的新成员，他们与公有制企业职工一样，都是国家的主人，享有公民应有的民主权利。但由于三资企业职工在企业生产中处于雇佣劳动者的地位。因此他们的合法权利很容易被人忽视或受侵犯。不少三资企业、私营企业的职工说：“我们与公司的关系纯粹是雇佣与被雇佣关系，工人就是干活，根本没有什么主人翁之说。”一些三资企业、私营企业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侵犯职工合法权益的现象，如任意加班加点，甚至每周加班加点48小时以上，一些职工劳动保险中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落实，职工生老病死无保障。如无锡市某三资企业规定，职工病假3个月即自行解除劳动合同。该公司一生产工人因患慢性病，短期内难以康复，感到生活无望而自杀，虽经及时抢救幸免一死，但在职工中影响较大。随着改革的深入，对外开放的扩大，我省三资企业、私营企业将迅速发展，职工人数也会迅速增加，劳动纠纷也会随之增加，因此如何有效地维护三资企业、私营企业职工的合法权益，妥善处理好非公有制企业的劳动关系等问题是确保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和社会安定的需要。
这其中，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之一的吉林，虽然最初存在迷茫，但很快完全理解了局势，表达了与江苏劳工相同的反对态度“据问卷调查，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的提法持赞成和比较赞成态度的，由1986年的61.21%下降到1992年的24.1%，其中持赞成态度的由1986年的35.24下降到0.4%。”
RO以来，大多数职工对改革的方针政策是积极拥护的，但“拥护中有困惑，高兴中有担忧，支持中有保留”的心仍然存在。诸如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一切为RO开绿灯、多种所有制并存发展等不太理解。据问卷调查，对“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后达到共同富裕”的提法持赞成和比较赞成态度的，由1986年的61.21%下降到1992年的24.1%，其中持赞成态度的由1986年的35.24下降到0.4%。此间，正是加速改革、扩大开放时期，而对此看法如此逆向反应，令人深思。对“一切方针、政策、法规都应为经济和改革开放开绿灯”持不赞成或不太赞成的占23.3%。对只要有利于发展经济，国富民强，什么所有制都可以存在”持不赞成或不太赞成的占22.7%。对这两个问题虽然持赞成态度的都在60%以上，但持否定态度的比例也不容忽视。
尾声
其实回答这个问题，还不是想给同志的理论回答作史料补充。主要，还是小右过分纯质，从劳资问题以及延伸出来社会阶级问题，那是一个连燕京都不敢赢的领域。
毛子任时代，所谓的那点干部特权，同后来真的为己毁国所形成的，堪称骇人听闻的国有资产流失浪潮和滋生的腐败浪潮一比，那是事吗？
港台人都看傻眼，哪有这么玩的啊？
爲了建立一個自由的勞動力市場，一方面要對國有企業工人進行下崗的處理，讓大批工人離開工作崗位，減員增效，以與私營企業能夠進行有效的競爭。同時，還對仍在國有企業工作的工人進行改造，使其不再像以前一樣享有鐵飯碗待遇與吃大鍋飯的心理，更遑論繼續擁有以前一樣的社會福利，透過這樣的改造過程，國企工人就不再是原來意義上的國企工人，更接近雇傭工人的特質。
從……大陸資本主義發展的角度來看，國企改革具有雙重作用：一方面透過國企改革造成大量職工下崗，打破國企工人的鐵飯碗，迫使他們願意降低勞動條件，重新進入勞動力市場，變成真正的雇傭勞動者，爲建立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鋪平道路。同時，國企改革還可以將國家資產化公爲私，爲創造……資本家階級作出貢獻。沒有國家的積極介入，一個民族資本家階級是很難形成的。
因此，……進行國企改革，除了在創建雇傭工人與建立一個勞動力市場外，另一層重要的意義是在爲資本的誕生開創空間。資本家與雇傭工人是一體兩面的產物，兩者必須同步誕生與發展，國企改革過程中，大量公有企業被化公爲私，淪爲企業經理人佔有或遭私營資本併吞，許多資本家的「第一桶金」就是來自國有企業。由於資本會不斷的進行自我擴張，因此隨著國企改革與資本的誕生，在「國退民進」的大趨勢下，大陸的資本家正與雇傭工人同步快速的發展中。國企改革的速度在1990年代後期達到高潮，1997年……強調「要著眼於搞好整個國有經濟，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對國有企業實施戰略性改組」，此後在「抓大放小」的原則下，「國退民進」的速度加快，每一次的「國退民進」都是大量國有資產遭到化公爲私的命運以及大批工人的被迫加以改造或下崗，勞動條件隨之下降。
在對國有企業進行大規模改造前，……已經先對城市中的大集體企業與農村集體所有的鄉鎭企業進行全面的產權明確化過程，讓這些公有企業快速的落入私人手中。
大量國企遭到賤賣與侵吞的情形在2004年時才稍稍受到遏止，當年旅居大陸的台灣學者郎咸平發表了一連串文章揭露多家著名公有企業被化公爲私的弊端，才引起大陸學界與官方的重視，並引發了一系列的辯論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