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问题。
获得了权力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还是无产阶级吗?《共产党宣言》中有一段非常出名的句子，它说：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正因为无产阶级一无所有，没有甚么可以保卫的，所以它的历史任务就是把资本主义社会改造成为共产主义社会。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论点之一。
但是这句名言反过来理解，如果无产者脱离了他们困苦的环境，争取了一个组织或者享受到较高的生活水平，他们的思想就会变得保守。这就是为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这么难。历史辩证法的铁的逻辑，不是用思想动员就可能改变的。
所以，光是有了实现社会主义革命所必要的物质条件这件事本身，还不够造成这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同过去一切社会革命相反，过去的革命是用一种对生产者实行经济剥削的制度去代替另一种，但社会主义革命却要建立一个没有黄四郎的世界。张麻子最后落得个孤家寡人的下场，不是没有原因的。
前些年何新有《文革何以必败》一文，在左派当中投下了一块不大不小的石头。何老是我的导师，十几年前，我读大学时看到了第一本何新的书《为中国声辩》，就像走夜路的人看到前方的灯光。后来近乎疯狂地读完了他的所有书，特别是《中华复兴与世界未来》与《危机与反思》两本，不但从此左转，而且思维方式也很受其影响。虽然如此，我有自知之明，何老曾为帝师，跟我等草民怎么会是一路人。所以，对于何新揭搘的新国家主义，我明了其必然性，一个集中的、强有力的政权，确为现阶段的中国所必需。但是，这不等于我必须赞同它的合理性。我不知道这个新国家的力量从何而来？没有新的社会（阶级）力量对比，就没有新国家。难道我们能指望专横的官僚买办行行好，施舍一点权力不成？难道我们能指望骄纵的新资产者会出钱给我们成立工会不成？回到文革的话题上，我以为，“政治艺术成功的不二法门，就是争取最多盟友打击最少的敌人”此语，确实值得左派深思。但是，左派与毛之所以成为孤家寡人，是形势使然，并非何老所说的“昏乱失智”。所以说，何老此文也只是摸到了大象的一只脚，是不必过于在意的。
文革失败的原因，首先在于阶级力量对比悬殊，以毛的声威，也只能请老干部在对造反派反攻倒算时“高抬贵手”。世界革命之不断的失败，也损害了人民的信心和利益，当巴贝夫从阿拜叶监狱出来时，也很奇怪巴黎的英雄民众怎么变得如此沉默。这没什么奇怪的。革命是一种消耗人类能力（个人的和集体的）的事情，它能使人的胆色消失，能使意识发生动摇，品格消磨殆尽。但是，左派就一点责任也没有吗？为什么四人帮最后会落到小帮派的地步，以至一枪没发就被人关起来了呢？这能够单纯地归咎于世界革命的退潮和人民群众的疲劳吗？
文革以平等为号召，才吸引了民众的积极参与，而文革中起家的造反派头头，却成为了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文革中以更快的速度腐化了。在文化革命取得了胜利的九大，毛就说过，过几年以后还要革命，后来还多次说“七八年就要来一次文化革命”。如果没有新的资产阶级发生，哪儿还会需要新的无产阶级革命呢？
林根本就不理解过几年以后还要革命。林压根就没明白毛的继续革命思想，他只是站在军事集团的立场上紧跟毛反对文官集团。作为毛的好学生，他作了个政变和反政变的报告。毛说这个报告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所以毛在给江的信里表示很不安。局势一定，他跟毛的分歧就越来越大。在刘已经打倒，九大以后，他就认为应该把刘的那套全部恢复起来，为此写出了“悠悠万事，为此为大，克己复礼”。借“五一六”打击左派的事也是他干的。
林倒台之后，张春桥他们成了新贵，既然有了权有了势，自然不要革命了，所以他到上海所作的第一件事就是不允许再有群众造反，于是凡是描写文化革命的文艺作品统统都冠以“写真实论”的罪名打下去。这一切都为他们自己垮台创造了条件。到他们感到威胁需要重新呼吁文化革命时，已经来不及了，也没有什么人听他们了。
华国锋、汪东兴等本是文革新贵，在毛死后，以政变形势抓四人帮，整造反派，结果只也为他们垮台创造了条件。
毛说：“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这不是说上面这些人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说虽然有些人原来是真诚地信仰马列主义的，并且为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但是复杂的历史条件和地位的变化造成了他们的实践变化，实践的变化又造成了思想的变化。
哪一次革命不是如此？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克伦威尔在革命胜利之后就镇压了革命左派掘地派，自己最后被鞭尸扬灰。法国大革命先后三次反复，罗伯斯庇尔不也是在革命队伍内拉一派打一派削弱了革命力量，他把艾贝尔送上断头台后不久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国民党、蒋介石一开始不也是左派将领吗？黄埔军校诸君，一开始不也是满怀热血的青年吗？
历史上每一次革命，其后总跟着反动，或甚至于反革命。这是因为，不管什么革命，都无法将矛盾全部解决掉。而革命者却因为既得利益，成为新的条件下新的主要矛盾。毛就经常说：“没有矛盾不成世界”。新贵代替了旧贵，人民依然受剥削！不到新的生产关系发挥出它全部的优越性，总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