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其实是在问“夺取政权后的共产党是不是变成了新的统治者”，很尖锐，但不是没有答案。
上述疑问产生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很多人把中共夺取政权看成是又一次“改朝换代”，把新中国看成是一个新的“王朝”，这其实是对我国现行政治制度缺乏深刻认识的原因所致。
1、今日中国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制？
教科书上的标准答案就懒得重复了，那套东西是考试内容，而非本质，对于政商学三界的网友来讲，需要的是比这些考试内容更高级别的、同时可以在现实工作中实际用到的“干货”。
多的没法讲，咱也没资格讲，只能说就我们目前的体制而言，它主要表现出三大典型特征。
（1）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层级制度
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主要体现在国土辽阔、民族和人口众多，因此自秦统一中国以来，中华文明一直采用的是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制管理方式，对整个国家实施“中枢—郡（省）—州（府）—县”的多层级管理。
这套机制我们用了2000多年，早已产生历史惯性，很难更改，因此在推翻满清后，国民政府以及后来的新中国都不得不继续采用这套机制，但在具体实施上，又在原有的封建郡县体系上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
其具体做法是，在原来的“中央—郡县”组织体系上，增加了“政党”这一实体组织，以党治国，国民党因此而自号“党国”。
需要说明的是，辛亥革命后国民党选择“政党治国”这条路并非他们自己的发明，而是人类文明进入工业革命阶段后的历史潮流。事实上在今天，不管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政体，99%以上的国家和地区都是由政党来治理国家，包括新加坡这种由一个家族掌控的微型政权，也得成立个“人民行动党”来对国家进行具体管理。
政党治国，是现代国家政治制度的基础。
（2）新中国建立的“中央集权—郡县”体制与旧有的封建皇权管理体系有本质上的不同
封建皇权下的中国，其政治制度核心是“君权神授+皇帝总揽一切”，所以从秦到清的各个朝代，都着重于构建一个以皇帝为中心的庞大官僚体系，来实现对国家的管理。
在这套体系中，皇室和官僚群体是统治阶级，而黎民百姓是被统治阶级，在这种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下，官民之间的矛盾很难调和，其结果就是王朝建立两三百年后双方矛盾积累到足够程度，就会爆发农民起义，以至旧有的统治阶级被推翻，然后新的统治阶级上台。
所以“王朝周期率”产生的根源从来不是土地兼并（土地兼并只是“王朝周期率”在经济层面的主要因素），而是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之间难以调和的阶级矛盾！
在人类历史上，中外有识之士们为这种“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矛盾每隔一段时间就爆发”的情况可谓是伤透了脑筋，毕竟每一次内部矛盾的引爆，就意味国家和民族将遭受重创，意味着白骨累累、赤地千里。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这种有着巨大隐患的封建皇权统治体系逐渐被东西方文明所摒弃，转而开始寻求各自的解决之法。
经过探索，西方最终找到了“民主选举+多党轮流执政”的解决之道。
该办法的底层逻辑是“换政府”。如果某届政府做的不行，那么人民可以用选票把原来的官府给换掉，重新成立一个新的政府来满足人民的诉求，如此就把人民“革命起义推翻政府”的惨烈对抗方式换成了“选票政治”这种不流血的、相对和缓的“纸牌屋”式斗争。
那么在东方，我们又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呢？
如前所述，中华文明有其特殊性，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郡县制被绝大多数人认可并深入人心，如果搞西方那一套，咱们这个国土辽阔、民族众多的超大国家恐怕很难维持住统一，因此必须要有一个强有力的、且具有持续性的国家中枢才能长期保持各族、各阶层和各地域民众的凝聚力。
但如果继续搞封建王朝“强力中央+官僚体系”那一套，那咱们岂不是又回到了封建统治的老路上去，白革命了吗。
所以新中国建立后，在原本国民党的“党国”机制上又进行了进一步的改进，创造出独特的“党—政府—人民”三角制衡机制。
在这个制衡体系里，它存在有三种关系。
一是党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即党领导政府；
二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即政府管理人民；
第三个关系是最重要的，即党和人民平等沟通对话，听取人民意见，最终汲取人民的意见和诉求反馈到政府，使政府能施行有利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正确方针和政策。
这第三个关系，正是官方反复强调的“群众路线”，它也是现代中国体制有别于封建王朝国家体系最核心、也是最重要的差别所在——在封建王朝体系下，官府与民众之间是统治和被统治的对立关系，阶级矛盾无法调和；但新中国的体制，却是在传统的“官府”上面，另设了一个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来辖制政府，如此“官府和百姓”之间的对立和冲突就可以通过政党来调和，使得国家机器与民众间的矛盾可以一直处在一个可控范围内，而不会积累到爆发的程度并最终保持社会的长期平稳运行。
所以本文开头才一再强调，不能把中共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与封建王朝的农民起义混为一谈，更不能把新中国看成是一个新的“王朝”，虽然二者表面上看都是采取的中央集权下的郡县层级管理体制，但在具体内涵和实施上，二者却有着本质区别。
（3）新中国与历代王朝的第二个不同——垂直体系下的高度自主化国家行政机制
不要被小标题里的复杂表述给迷惑了，本文会尽量用通俗易懂的话把这事说明白。
在旧有的封建王朝管理体系里，国家机器是严格遵循“纵向垂直层级管理”这一基本原则的，即下级行政单位必须无条件服从上级行政单位的命令。换言之，县衙必须完全听命于府衙，府衙又完全听从省级巡抚衙门，由此类推至紫禁城对各省的辖制。
但新中国的国家管理体系与上述体制却存在很大不同。
其根本区别在于：中共领导下的各级党委，对上级的服从并不是因为自身处于“下级”层位，而是服从于党的整体路线方针和具体的目标任务，上级党委和下级党委之间，往往存在着不成文的、且较为“灵活”的权力界限。
再说的明白点，在具体事务上，下级党委班子并不是一定要完全听命于上级党委，而是有着相当大的决策自主权。
这种“给予地方党委高度自主权”带来的好处是很大的，它可以充分调动各级党委/党支部的主观能动性，极大赋予了各级党委的创造性和灵活性，使得地区治理不再是封建王朝那种死板的“千县一面”，而是因地制宜、因城而异。
举个例子。
文革结束后，人民公社已不符合新的经济发展要求，中国辽阔的农村地带亟需一种新的农业生产方式和配套制度，此时安徽小岗村突破旧有桎梏，率先实行生产效率更高、更符合经济规律的“包干到户”，并最终得到中央承认，将“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广到全国，彻底改变了中国农业生产面貌。
小岗村事件，正是基层党委充分领会党的路线方针，跳出上级旧方法、旧思想的限制，主动发挥创造性并最终取得成功的一个典型例子。
改开40年以来，类似小岗村的案例其实很多，今日我们取得的经济成就可以说与这套强调“各级党委自主性、创造性和灵活性”的国家制度密不可分，其充分体现了“高自主、扁平化国家管理体系”的巨大优越性。
但如同没有完美的政治制度一样，“高自主、扁平化国家管理体系”它同样有着自己的弱点。
第一个不足就是各级党委尤其是地方一把手的权力过大。
原巴东县委书记陈行甲曾说过，他在任职书记时，哪怕昨晚做了一个梦，第二天也可以把它变成现实。
这话无疑有点夸张，但各级党委一把手的权力大小由此可见一斑。为钳制一把手这种“难以管控的权力”，执政党在决策机制上特意进行了调整，将原本封建王朝下地方最高官员“上马管军、下马管民”式的独断专行改进为由“党委班子集体决策”的决策机制。
如此就最大程度地避免了地方最高官员个人权力过大以致决策错误的情况出现。当然，即使如此仍难以杜绝一些问题的出现，但总比地方最高长官个人权力不受制约的好。
第二个不足，是地方党委权力过大容易滋生腐败。
2000年后，中国进入高速发展期，此期间由于发展需要，不得不赋予各地党委很高的自主权，以调动各级党委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
具体的就不多说了，我们只需知道，在赋予各级党委巨大权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广阔的权力寻租空间，加之因经济的快速增长，给腐败的滋生增添了足够的物质基础，导致腐败现象层出不穷。
所以当前的“从严治党”，是有其本身的历史原因和渊源的，它是对过往“宽松”政治生态的一种动态矫正和必要应对。
以上，便是今日中国国家管理体系所呈现的几个主要特征，它与皇权制度下的封建官僚体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与不同。
但遗憾的是，由于2000多年封建体制的历史惯性，以至于不少人把中共革命看成是又一次“改朝换代”，把新中国看成是一个“新的王朝”。受此影响，一些官员（官员同样来自人民，基本思维很大程度上会受到民众影响）也把党和人民赋予的公权力职务当作是封建王朝下的“父母官、牧民者”，把自身和人民群众看作是“统治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最终导致了对自身身份定位的迷惘与错位，而这种认知上的浅薄，正是“忘记初心”的主要表现之一。
读懂以上文字，“获得了权力的无产阶级革命者还是无产阶级吗”这一问题也就有解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它的执政根基来自人民群众，所以中国共产党只能与人民站在一起，如果党领导下的各级政府在施政时违背了广大人民利益，那么执政党就会纠正其中的错误，引导甚至命令政府进行政策整改。
因此，获得了权力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者并不是我们传统理解上的那种封建王朝体系下的官僚统治者，而是中华民族中的先驱群体和进步群体，是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执政团体，并且始终代表人民的利益（这话已经说的够直白了，如果还不能理解我也没办法）。
与此相对的是，资本主义国家执政党的根基是资产阶级，譬如英美；
封建王朝的执政根基是地主官僚阶级，前有明清；
而前苏联勃列日涅夫因为是由苏共内部的特权腐败阶级支持而上台，所以苏共的执政根基由最初的苏联人民异化成了苏共的特权阶层，并最终因此走向了崩溃与败亡。
2、中国共产党的“道路”到底是怎样的一条路？江西红色政权的失败和延安政权的早期摸索
说到这里，一个新的问题也来了，即上面提到的这套新中国制度，它究竟是怎么来的？它的出现是偶然还是必然？为什么当今世界，只有我们在实施这套独特的机制？
追根溯源，还得从中共成立时讲起。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面临着两个重大问题。
一是中共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革命如何才能取得成功？说的明白点，就是中共怎样才能夺取政权。
二是在取得政权后，中国该怎样治理？从而实现中华民族“救亡图存”到“发展壮大”的史诗级目标。
从1921到1934年这13年间，中共在夺取政权这件事上，主要走的是“苏联路线”，这并非是因苏联给枪给钱，而是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史无前例，大伙都不知道该怎么搞，所以最终只能学习已经成功的苏联，这也是早期党组织为什么接受共产国际领导的主要原因所在。
只是寄予厚望的“苏联模式”在国民党军队的数次“围剿”下遭受了惨痛失败，并最终导致了江西革命根据地的丢失和红军的被迫长征，此时革命先驱者们才恍然大悟——“苏联模式”在中国不可行，所以才有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重返领导岗位一事。
由于“苏联路线”的失败，到达延安后，革命如何才能成功和中国要怎样治理两大现实问题又重新冒出来，其中革命路线问题教员早有一系列论述，如“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城市”等，从理论到方法都有详细阐述，整个队伍按其指示遵照执行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