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我们这些人，被人称为革命元老、革命元勋，很光耀嘛。其实啊，我们老是老，老而不死是为贼嘛。这不是自贬，这是说实话。我们不就是投机革命的贼吗?起初跟着季直公(张謇)搞立宪，为了什么?根子上是为了各自家族在地方上的势力，是为了向清廷索要地方的治权;后来跟着先总理(孙中山)闹革命，不过是清廷不肯放权，我们就要推翻它，找一个肯放权上来;再后来，跟着中央倒军阀，又为什么?盖我等之乡土，皆在军阀之手。不倒军阀，则家族不能施为，族人不得掌乡土之权柄也。而后辅助蒋总统杀共党，这个简单，共党分我等之田，没我等之财，夺我等之地位，不反何待……如此种种，就是我等老贼之毕生所为，却无一处可配得上元勋二字，不过满堂守财奴罢了。

只有背叛阶级的个人，没有背叛阶级的阶级。

这是事实，蔡元培确实是“清党”的主要策划者。

你要说蔡元培是陈独秀的好友，欣赏过陈独秀、李大钊，帮助过青年毛泽东，支持过研究马克思主义，喊过“劳工万岁”口号，保护过北大进步学生，这些是事实。

但蔡元培在412反革命政变中，坚定站在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一边，坚持“反共、清共”，支持逮捕共产党人，甚至提供过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名单，其中还包括他的学生柳亚子，这也是事实。

他不是被逼的，不是被胁迫的，是主动参与、甚至试图领导“清党”的。

1927年4月2日，蔡元培和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古应芬、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8人，在上海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蔡元培任主席。会上，吴稚晖提出，“以非常之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蔡元培拿出《共产党祸党证据及共产党在浙祸党之报告》，让委员传观。会议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还审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各省党员应进行看管的共产党人名单，共计179人。这份名单，包括了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会议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弹劾文告，要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紧急措施，将各地共产党员由军警加以逮捕。4月3-5日，蔡元培和蒋介石、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在上海连续举行秘密会议，策划反共清党。

1927年4月9日，蔡元培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联名发表了‘护党救国’的通电。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屠杀5000余人，史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在此期间，国民党特务在上海街头抓到穿西服、口袋插钢笔的人，就能当作共党处决了；地方上地主乡绅反攻倒算，残酷虐杀基层干部，很多国民党左派、农会干部都被当作“共党”杀了。

在蔡先生家乡，浙东警备司令王俊以“反革命”罪名，查封国民党宁波市党部机关报宁波《民国日报》并逮捕报社社长。随后又扣押市党部、市总工会领导人，拉开了浙江“清党”的序幕，到这一年结束，浙江共有1805人被捕，其中又有932人被杀。这里面固然有大量的我党同志，但更多的是国民党左派，更多的还是无辜的国民党当员。浙江的豪绅地主假借清党之名，把各地宣传主张减少地租的人，不管什么人，都当做“共党”枪决。

1927年6月6日，蔡元培主持召开清共会议，通过了一份通缉名单，当时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全部名列其中；蔡元培参与了名单的审阅、定稿。

1927年12月13日，蔡元培表态支持蒋介石，说老蒋“功在党国，此次再任艰巨，自极赞同。余意蒋先生复职以后，必能将所有军队凡立于铲除共党、打倒军阀之旗帜者，结合为一。现在武装同志大家都应觉悟，同心努力，一致为铲除共党、打倒军阀之工作。此外种种皆不足置虑也。”

1928年2月8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蔡元培又领衔提出《为防范共党扰乱阴谋之提案》，声称“中国国民党虽经实行反共、分共数月如兹，但现在共产党扰乱中国之计划行为，仍甚猖獗，证据确凿，不得不加以制止”。

这个“清党”，清得血流成河、人头滚滚，蔡先生是亲眼见证的，但他并依旧支持蒋介石，支持清党反共。

1927 年4月清党前，国民党自己的统计数据是：普通党员人数（不含军政和海外党员）约65万，而到1928年3月，即上海“4.12”和武汉“7.15”后约一 年，国民党员人数已经锐减到22万；国民党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所以，大革命中广泛建立的国民党基层党组织、进步的国民党青年才俊，基本被杀绝了。《国民党中央周刊》记载：“不但在农民中很难找到国民党党员，并 且在一切农民运动负责人员中，在地方自治工作人员中，在农村文化教育负责人员中，以及农村经济建设负责人员中，都不容易看到国民党党员的踪迹。”负责清党的军法处胡逸民感叹：“溯自清党运动开始以来各处土豪劣绅均乘此机会大肆活动。凡曾努力于革命之青年，鲜不加以共产头号，以图一笔抹杀……长此以往，国民党之元气不伤于共产党之捣乱，亦将伤于土豪劣绅之手矣。”他们自己都知道，清党毁了国民党自己的根基。

广东 1926年10月统计， 国民党党员人数156915人；1934年11月统计， 党员人数87202人；
广西 1926年10月统计， 国民党党员人数128394人；1934年11月统计， 党员人数5671人；
湖南 1926年10月统计， 国民党党员人数34400人； 1934年11月统计， 党员人数21087人；
湖北 1926年10月统计， 国民党党员人数30000人； 1934年11月统计， 党员人数12236人。

国民党的清党活动，致使一批对革命有信仰、有理想和有热情的党员被杀害，基层职位空缺，结果被一些当地土豪劣绅所乘。如国民党四川省各县的团总或团练局长占据了原先“共产党少年”的位置，而这些团总和团练局长原先都是土豪劣绅，他们结党营私，招上来的党员也是些流氓地痞。以河北省为例，“各县市指委中十分之九没入过党，有的是小土劣，有的当过税吏，有的曾做土匪，有的患神经病，其余确系不明白党义的盲从青年……”蒋介石清党后，都剩下了些什么人？地痞流氓、土豪劣绅。连黑社会杜月笙都能够去竞选上海市市长，青帮大佬黄金荣还被蒋介石封了官.....所谓清党，其实是一次封建土豪劣绅旧势力的反攻倒算。

很多地方因为滥杀无辜，基层国民党党员几乎被杀绝了，粗略估计，不算真正的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与进步青年杀了38万。

有人说，蔡先生和蒋介石不一样，蔡先生反对“胡乱杀人”。

确实，针对浙江清党文员会枪杀20多名中共党员及革命青年这件事，他曾经严厉批评：“我们不能随便杀人！昨天那样办，太荒唐！太草率！太不好了！此后必须谨慎”。“必须做到三件事：第一，抓人，必须事先调查清楚，始可逮捕；第二，定罪，必须审问清楚，证据明白，才可明白；第三，杀人，必须其人罪大恶极，提出清党委员会，经会议决定，始可执行。”

明白这段话的意思了吗？不能“胡乱杀人”，要调查清楚，确定是“罪大恶极”的XX分子，才能杀！

有人不太理解，为什么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中的“忠厚长者”，支持新文化，温文尔雅的蔡先生，忽然会变得如此“杀气腾腾”？

首先你要搞清楚蔡元培的阶级属性。

历史上我们把辛亥革命叫做“资产阶级革命”，实际上当时同盟会、光复会、兴汉会、华兴会的老哥们中，革命党的核心主力里面，根本没有普遍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唯一和资本家沾边的是南通的张謇，但他实际上是个“立宪派”，不支持革命。广大革命党人，其实都是乡绅、地主、封建官僚阶层的传统知识分子。绝大部分人，对“民主”其实不感兴趣。

孙中山先生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时候，背后挂的是朱元璋的头像；三民主义开宗明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就是个民族主义主张。孙文自己也承认：“予少年主张，谓汉人作皇帝，亦可拥护“，孙先生的朋友刘学询曾经说过：“我当洪秀全，你当杨秀清”。

特别是江浙的光复会元老们，比如蔡元培、陶成章、章太炎、秋瑾、徐锡麟......他们和资产阶级毫无关系，他们连自由民主共和都不太支持，他们的政治理想理想只是推翻满清政府，接下来做什么，他们不太关心。

这帮人，你让他们接受共和体制、议会政治，他们勉强可以接受，因为这种“民主选举”方式，依旧可以保证他们这些乡绅乡贤进入政坛，你看“民国”建立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各路“议员”，不还是满清的老官僚、老乡绅、老地主知识分子嘛，有的人在大清的时候当总督，“革命”的时候把顶戴花翎一摘，辫子一剪，立马就成了民国的督军、大帅了。

如果太平无事，这帮人会支持建立高等学府，给教授开高工资，支持研究学问，甚至支持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支持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们甚至也会口头上同情“劳工”......屠杀京汉铁路工人的吴佩孚，也曾经号称支持“社会主义”。

但是你指望这帮人能够理解被压迫被剥削最深的工人和农民？理解布尔什维克的主张？理解工会、农会？那是完全不可能的。

其实你宣传打倒资本家，他们并不介意，因为他们不算什么资本家，他们也不懂啥是资本家，但是你如果宣传减少地租、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那就要了他们的命了，谁是地主？谁是土豪劣绅？他们恨不得把你剥皮点天灯。

这就叫“阶级矛盾”和“阶级仇恨”，平时可以温情脉脉和你讨论学问，但你动了他们的剥削、压迫的统治根基，他们是要杀人的。

对于“反共”、“清党”这段黑历史，蔡元培本人是坦诚的，1934年1月9日，蔡元培读到香港《平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文章在谈到清党运动时，着意为他解脱，而将责任全诿于吴稚晖，他阅后在报上批语曰，此文“于我多恕词，而于稚晖多责备。”意思是——我干的，不要全怪吴稚晖。

蔡元培这个人，是有其政治野心、政治手段的，担任北大校长期间，他的“兼容并包”，实际上不是别人对他的评价，而是他用来为自己辩驳的政治口号，他引进陈独秀、李大钊，有与陈独秀惺惺相惜的成分，也有利用陈、李的激进攻击反对势力的意图......所以，他这个人是复杂的。

“清党”中，他坚定站在蒋介石一边，因为他当时也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政治利益和蒋介石集团是绑定的，而且他原本就支持“政治强人”的铁腕强权，所以就押宝蒋介石。九一八事变后，为了维护蒋介石，他出面平息学生们对“不抵抗政策”的怒火，甚至还被愤怒的爱国学生打伤住院。

然而后来在国民党内斗中他不断被边缘化，地位远不如吴稚晖；抗战中，他又发现蒋介石不过是个帝国主义的“石敬瑭”，不符合他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于是又开始“反蒋”。

他后来和蒋介石决裂，和宋庆龄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过大量国民党左派、共产党、进步人士，包括牛兰夫妇、陈独秀、许德珩、侯外庐、刘煜生、廖承志、丁玲、罗登贤、陈赓、余文化、陈广、陈淑英等人，他还试图营救过瞿秋白，也公开为被蒋介石残杀的杨杏佛喊冤......这些也是事实。

晚年他的思想也在发生转变，1939年8月，他在病中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其夫人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他读的很认真，在日记上记下了每一章的标题，还特别记下：“其第三章中有‘共产党基本政策’、‘论对日战争’等节，述毛泽东的意见，颇详。”“第五章之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对于中国前途的希望，说得甚为恳切。”这时候他才开始真正了解共产主义。

正因为他思想的转变和保护共产党人和左翼进步人士的举动，所以我党依然把他当作了“前辈”和“朋友”，所以他去世时，教员才会发唁电称：“香港九龙奥士甸道蔡孑民先生家属礼鉴：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周恩来才会送挽联云：“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人是复杂的，也是变化发展的，盖棺定论的时候，功劳不能遮掩，过错也不必讳言，这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

是的。412就是他跟蒋介石进言，并且策划还拟定了一份名单。虽然参与者不止他一个，但是他确实是这参与者中跳的最欢的。后来他也是这些参与者中最尴尬的，因为他不够右。412很多人都说这是对共产党的一场大屠杀，其实这说法只说对了一半，因为四一二中被杀的最多的其实不是共产党，而是国民党中的左派。任何党派都有左派和右派，左派指的是激进的一些人，右派指的是保守的那些人。蔡元培尴尬就在于他的口号和行为上非常激进，但他的思想上非常保守，所以策划了412屠杀了大批的共产党和过去的国民党左派好友。所以412以后曾经的好友陈独秀恨不得食其皮啃其骨，而他那些过去的国民党的左派好友要么死了，要么和他老死不相往来。

但是他最尴尬就在于四一二以后他跟蒋介石的关系也搞僵了，所有人都知道412是他策划跟蒋介石进言掀起一场大屠杀，他的主要思路是跟蒋介石出主意把共产党杀光，免得这些人做大做强，以后跟国民党抢权力。结果没想到蒋介石玩的比他还狠，蒋介石认为杀光共产党怎么够，我要把国民党那些反对我的左派也给杀光，所以借着412的大屠杀对国民党内部也掀起了大清洗。蔡元培过去的老朋友们纷纷遭到蒋介石的大屠杀，这件事情让蔡元培彻底的害怕了。一是认为蒋介石怎么能把国民党内部的人员进行大屠杀呢？二是觉得蒋介石做事太不体面了，至少要走个场面正义说白了我要杀共产党，但是我不能这么未经审判，我要搞一个审判法庭判他们有罪。没罪你也弄个罪名出来，为此他还专门搞了名单，名单上包括陈延年陈乔年陈独秀周恩来毛主席等一众人马，要求把这些全部弄死，他的意思是杀人可以，你至少做个场面活，法庭上判他们有罪，如果没罪编出一些罪名来也要判他们死。结果蒋介石觉得蔡元培又当又立，即要判他们有罪，又搞不到证据，想搞一些假证据。活脱脱的当了婊子要立牌坊。蒋介石就只当不立，压根就不需要搞什么审判，先把人杀了再说。因为蒋介石心知肚明。走法庭程序费时费力，而且真到了法庭，你判他什么罪？总不能说判这些共产党影响我蒋介石和蔡元培夺取权力罪吧？蔡元培这种又当又立的操作，让蒋介石非常瞧不起他。而蒋介石这种只当不主的完全不讲场面，而不讲体面的事，让 蔡元培觉得很丢脸，觉得蒋介石丝毫不顾及他的面子，毕竟所有人都知道这件事是我策划的，杀人杀的这么多，而且这么的直白，你让我面子上很难堪的，他也没想着离开蒋介石。毕竟他给蒋介石站台也不是白干的，蒋介石也是给他许诺了好处的。所以412大屠杀以后，他只是骂蒋介石杀人太多，并没有说蒋介石做的不对。但是他这种又当又立的操作，让蒋介石非常的瞧不起他。所以当他的价值被蒋介石利用的差不多了以后，就被蒋介石一脚踢开了。

蔡元培这个时候才反应过来，他被蒋介石的嫌弃上了，没价值以后就一脚把他踢开了。然后这么一个在412给蒋介石站台的国民党员老，立马就成了反蒋急先锋。但这个时候他的情况就很尴尬了，因为412大屠杀国民党左派恨死他了，而中间派和右派就像蒋介石说的，蔡元培又当又立，结果搞的中间派和右派都瞧不上他。因为412的操作只要不是瞎子都看得出来，蔡元培就是一个玩投机。想通过投靠蒋介石来获取地位，结果他玩了投机还死要面子。

这个时候他只能依附那些国民党内部反蒋的一些地方军阀，谁要是反蒋并且手上有军队的，他都想方设法跟人攀关系。国民党受人尊敬的元老成了一个类似于墙头草般的存在，今天攀附这个军阀，明天攀附那个军阀。

所以说历史宜粗不宜细嘛，李济深在广东清党的水平不亚于波尔布特，1949年不照样是民革主席、

蔡元培确实是412的策划者，1927年4月2日到5日，在上海举行的连续4天的清党会议上，蔡元培全部出席，甚至比老蒋和汪精卫参加的时间还长，可以毫不夸张的说，412的策划上，蔡元培、吴稚辉等10个人比老蒋更积极。

不过蔡元培在29年也开始暗中反蒋了，因为当时蒋桂战争，蔡元培给李济深作保，让李济深去南京调停，没成想老蒋扣押了李济深，蔡元培感到自己被戏弄，所以对老蒋也开始不满了。

32年蔡元培和鲁迅联络上，支持国共合作抗日，自此洗白上岸。

事实上，不仅是蔡元培，很多“老革命”、“无政府主义元老”都在412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早在1927年3月6日，即在邵元冲前往杭州串连何应钦、白崇禧等高级将领之际，受命组建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的吴稚晖，与同被授为政治委员会委员的钮永建、杨铨与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罗亦农约在钮永建办公室见面，试图商谈整理上海党务问题。结果，双方意见颇难一致，陈独秀并有不出二十年中国即将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的说法。吴转而找到同为监察委员的李石曾和蔡元培，怒气冲冲地转述了陈独秀的说法，结果“石曾最是慷慨激昂，蔡孑民也狠愤愤不平”。鉴于一届一中全会有“监察委员一人亦可行使监察职权”，“有二人以上到会即得开会”的规定 ，12名正式监察委员中，已有7人可以断定立场，故吴等显然有意再开监察委员会会议来弹劾共产党了。

3月24日，张静江、邵元冲、蔡元培、蒋梦麟、马叙伦等人同车去了上海，随即赴龙华前敌总指挥部与白崇禧、潘宜之、黄郛、吴稚晖、李石曾等见面，“共商应付党务事宜”。而就在张静江等从杭州动身前往上海的当天，刚刚被占领的南京城就发生了有组织的排外抢劫事件。部分在江右军总指挥程潜率领下的国民革命军官兵，从上午8时开始，对城内各处外国领事馆、侨民住宅和外国教堂、商店、学校大肆抢掠，直至午后5时才逐渐停止。因各国驻在南京的海军官兵人数甚少，无法与抢劫者正面冲突，因此停在长江上的美、英军舰遂从下午3时左右开始炮击南京，直至抢劫行动被制止才罢休。蒋介石得到消息后，虽然在公开场合并没有把南京事件归结为共产党人的阴谋，但其内心明显地怀疑有“奸党”在借故挑拨自己与列强政府的关系。

因此，蒋于27日急忙将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蒋梦麟、邵元冲、马叙伦等一并邀入总部行营，秘密“开会讨论与共产党分裂之办法”，并显然倾向于吴稚晖的主张。吴的主张是：“由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员及跨党分子谋危本党，动摇后方及卖国之行为，其证据则根据数星期前陈独秀对稚晖之谈话，谓共产党于二十年内必可实行共产，又去年双十节共产党在湖北秘发之传单阴谋破坏国民党者以为证，然后再由监察委员会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之非附逆者开会商量以后办法，而开除及监视一切附逆及跨党之首要等，听候代表大会裁判云云。”

当吴稚晖于1927年4月1日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弹劾共产党时，便引述了他3月6日与陈独秀的一次“闲谈”。“闲谈”中，吴问陈：“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陈答曰：“二十年。”吴闻后骇极，曰：“如此国民党生命止剩十九年了。前年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代]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融商量才好！”

而早在4月之前，不少无政府主义者就已经开始视国民党为“友党”了

显然，元老们对蒋介石的支持让无政府主义者们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更进了一步，开始了“安国合作”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支持与国民党合作，支持412，比如具有强烈“家国情怀”的无政府主义者巴金先生就明确反对“安国合作”和412

后来更是在自传中哀叹“人民正在遭受屠杀”：

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
——《巴金自传》

而其他已彻底成为国民党走狗的无政府主义者们自然也收到了主人的“狗粮”，在国民党的帮助下，建立了一所无政府主义的“劳动大学”

不言而喻，所谓的“劳动大学”根本没有什么未来可说，等待这些走狗的，也只有“溶安于国”，彻底成为反动派的一员

乐死了，蔡元培何德何能能策划四一二啊？不明白网左们怎么就盯着蔡元培抓？当年蔡元培对你们左派的恩情：没有蔡元培筹款资助和组织的赴法留学运动把马克思主义带回中国，没有蔡元培在北大营造的自由主义的学术风气教育出来了我党第一批干部群体，哪来的后来的左翼运动，你们是一点不提啊。

策划拱火把蒋介石推到清党立场上的直接导火索之一安庆323事件的制造者，是总司令部特务处处长杨虎、副处长姚爵吾及刘文明等人，而在背后指导他们的人，是陈立夫。而这件事的起因，是因为安庆的左派负责人周新民等人故意给蒋介石上眼药，在背后推波助澜的人，是郭沫若、朱蕴山等。起因是北伐克服安庆后，国民政府在这里策划建立安徽省党部和安庆市党部。但是组织当地政权的主导权落到了国民党左派手里，他们到了安庆大搞阶级斗争，排挤右派，双方斗争激烈。因此右派“被欺负”后向武汉政府和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告状。武汉方面派郭沫若于3月19日到安庆进行调查。蒋介石则于3月20日抵达安庆准备参加安徽省党部第一次全省代表大会。结果在欢迎大会上，左派却开始逼宫，场内没有欢迎的标语和口号，却在到处散发有“总司令部内有许多反革命分子，请总司令清除”等的传单。蒋介石见形势不对，匆匆离去。第二天省党部设宴欢迎蒋介石，蒋介石在晚宴的提出安徽省国民党不团结，不该在北伐战争尚如火如荼的时候就开始窝里斗，比如说左派控制的安徽省党部不该在战事依旧紧张的时刻就开始急吼吼的排挤打压陈调元等投诚将领。并且在省党部的组成上，左派不该一言堂，将党内右派全部排挤，应该以妥协来求得党内团结。可是周新民却在宴会上和蒋介石针锋相对，对着喷，说绝不和北洋反革命军官合作，还拿南昌九江等地的左右派武斗问题说事，逼蒋介石表态要镇压右派，搞的蒋介石下不来台，激化了矛盾。所以安庆323事件的本质是国民党左右派争夺安徽省领导权的斗争。应当说，蒋介石虽然看上去偏右派，但实际上是右派偏中间一些，他的主要目标是招降纳叛壮大自己的基本盘来提高自身地位（当然他扩大的基本盘恰恰又是左派的革命对象）。但是因为左派过于咄咄逼人，陈立夫便指示杨虎等人搞事，并取得了蒋介石身边机要秘书的同意。事实上他们才是这次事件的真正策划者和组织者。323事件后，左派依旧在鲍罗廷等苏联顾问的指导下不断拱火。而我党也多少，在苏联人的支持下参与了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斗争。比如3月31日，郭沫若在南昌写成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4月9日发表于武汉《中央日报》),文章指出蒋介石是地主买办的代表。南昌、九江、安庆的左右派武斗问题的责任在右派。4月3日我党撰写《迅速出师讨伐蒋介石》意见书，算是彻底把蒋介石划入敌人范畴了。

而安庆323事件的同时，南京也发生了一件大事。国民革命军江右军占领南京。在第二天，却发生了国民革命军在南京城里进行大规模排外抢劫事件，这次劫掠行动从早上八点持续到晚上五点，抢劫范围包括各国驻南京领事机构、教堂、商店、学校、侨民住宅等。这件事到底怪谁，左右各执一词，但是可以明确的一件事是，这次抢劫行动算是把帝国主义惹火了。停泊在下关江面的英美两国军舰向南京城炮击报复，造成我军民的重大伤亡。这对当时正急于和英美搞好关系的蒋介石来说是一个巨大麻烦。毕竟他是北伐军总司令，要是英美真的站在了北洋那边干涉中国内战，那不是糟了？那么3月24日的抢劫行动到底是谁挑起来的？这至今还是一个迷。按照李宗仁的看法是我们，他在晚年的回忆录里还阴谋论的认为这是我们在嗅到清党风险后试图借刀杀人扰乱局势，这个刀就是英美帝国主义，人就是蒋介石（原话详见李宗仁回忆录318页）

总之安庆事件和南京事件后，蒋介石经过思考后，立场开始向清党转变。

事实上清党的呼声从三月就开始了，而非412，提出这个呼声的就是吴稚晖等国民党右派。至于蔡元培算什么派呢？他的立场是公认的，就是自由派。自由派嘛，自然对布尔什维克体制没什么好感。所以蔡元培其实算清党的同路人。但是问题是，清党时他有多大的能量？

没多大。

前面说了，安庆事件的策划人是蒋介石身边的机要秘书和陈立夫。南京事件的真相未知。而武汉对蒋介石咄咄逼人，北伐没完事就着急清算右派。

而帮助蒋介石下决心发动412的人，是李宗仁。他在3月28日到上海劝蒋介石分党以平息工运农运造成的工商业停摆，农业抛荒等社会秩序混乱问题。当时蒋介石事实上还犹豫不决，犹豫不决的原因是没有可靠的支持政变的部队。当时宁沪一带的部队主要是薛岳的第一师和严重的二十一师，这俩部队都是蒋介石的掣肘。前者是粤军将领，蒋介石无法信任（事实证明不信任是对的，毕竟之后不久薛岳就跟着张发奎反蒋了），后者本身就是国民党左派分子。李宗仁则表示会把自己的第七军开到上海附近监视这俩部队，必要时把这俩人换掉。这为蒋介石发动412提供了武力支撑。

而412及其前奏410事件，实际策划者和指导者是陈立夫，陈果夫兄弟。412的具体执行者，是周凤岐的二十六军。

这些关键工作哪有蔡元培的事情？

蔡元培参与的工作，是4月2日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会议。这次会议对于412的意义，是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请办覆党卖国之共产派党员案》，这个弹劾案为蒋介石的分党和党内程序上提供了足够的依据。这在舆论上为蒋介石发动412造了势，对蒋介石确实比较及时。

而这个弹劾案，实话实话，蔡元培只是参与者之一。

而参与了这次弹劾案，也是他和我党唯一的一次过节。他的学生柳亚子说："蔡先生一生平和敦厚，譪然使人如沐春风，但在民国十六年的上半年动了一些火气"

应该说，那时候有火气的不止蔡元培。当时因为北伐发展太快，革命形势变化的太剧烈，导致运动有些脱离了我党的掌控发展成了近乎安那其的状态。

汪精卫当时无奈的说

不顾事实的一味左倾，也就会发生“左，左乃陷大泽中”的危险。例如主张激烈的工人运动，弄的许多工人失业，没有办法。再如农民运动，把一班地主都赶走了，但是农民自己却没有资本耕种，也是没有办法。又如我们占据了外国人的财产房屋，又没有作同他们宣战的准备，这些危险是几样的大?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说

在这场农村革命的大风暴中，不可避免的出现一些左的偏差，诸如擅自捕人游街，随意罚款打人，以至于就地处决，驱逐出境，强迫剪发，砸佛像和祖宗排位等等。这些做法容易失去同情……此外，还冲击了少数北伐军官的家属，引起同湖南农村有联系的湘籍军官的不满。这些虽然是运动的支流，但不利于巩固和扩大农村联合战线，最大限度的孤立打击敌人

工人运动同样导致了城市里面的混乱状态，武汉，长沙，九江等地在克复后，ccp都开展了要求增加工资，减少工时，改善生活条件，反对封建把头为诉求的罢工，游行运动，按理说这合理，也确实不同程度改善了工人阶级的处境，但是，因为部分地区的过火和无政府状态，导致了许多负面影响，比如说工人要价太高，运动爆发地区导致了工商业正常运营受影响甚至瘫痪，许多企业被迫歇业。

这些事情不仅导致了革命政府的财政收入大受影响，突然又猛烈爆发的工农运动也极大震动了国民党人，毕竟国民党从孙中山开始就是改良主义，ccp则是社会革命，因为当时ccp实在太年轻，人数又少，又缺乏经验，是第一次领导这种大规模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但是发动起来后，组织和政策没能及时跟上导致不少地区的工农运动搞成了安那其状态，ccp自己也难以控制其发展，导致运动既猛烈又混乱，这迅速恶化了两党关系。许多国民党人认为“以半年来之努力奋斗，其结果不过为ccp扰乱地方之基础”。

所以身为自由主义者的蔡元培，动了火气，也是可以理解。

区区一次过节，在我党看来其实是瑕不掩瑜。我党依旧把蔡元培尊为伟大的教育家。毕竟没有蔡元培的帮助和栽培，好多我党早期干部都没有成长的机会。也因此毛主席依旧称赞蔡元培是“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所以，区区网左对蔡元培先生的攻击，给蔡元培先生扣上屠夫帽子，根本就是哗众取宠，博取眼球，根本就是小人行径，不值一提。

简单聊聊这事吧。

你要说蔡元培在412这事上是干净的，那绝对不可能，他必然不干净。

但你要说他是策划者和屠夫刽子手我就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老蒋自己都不敢说自己能控制得了整个四一二的走向，你一个蔡元培何德何能啊？宁配吗？

蔡元培在清党过程中主要的作用就是卖脸皮，用自己国民党元老的身份为蒋介石提供政治背书，他以为这能换来一些自己想要的东西——笑死，一年之后他就知道老蒋这人是什么人性了……

清党本质是蒋介石对权力的重构，通过清党，他把国民党的一部分从后孙中山时代的列宁式政党退化成了前孙中山时代的帮会式组织，并吸纳了大量旧军阀和孙中山抛弃的腐肉、杂质和陈年老垢，将这些陈腐之物排除体外，本来是孙中山先生呕心沥血改组国民党的重要功绩之一，然而现在全都被老蒋请回来了，老蒋试图用这种方式来证明自己才是更“原教旨”的国民党党魁。

那么请问古尔丹，代价是什么呢？

代价就是改组前国民党的各种陋习一个不少，你全都得给我接着。

从同盟会时代开始，中国的革命党就存在着种种恶习，如地域主义、如理想信念不足、如视革命如儿戏、组织不够严密等等等等。辛亥革命能够成功，从本质上来说带清最后两年过于拉胯占了很大原因，要知道1909年革命党还在激烈内斗之中：这年9月陶成章联合南洋革命党人起草了《南洋革命党人宣布孙文罪状传单》，怒斥孙文欺骗同志，贪污募捐费用，然后重建昔日并入同盟会的光复会，与同盟会分庭抗礼；1911年宋教仁等人宣布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驳斥了孙中山只专注于在广东一带发动起义的战略构想，准备在长江流域大展拳脚，革命不仅缺乏统一领导，而且经费极度匮乏，许多所谓的“革命元老”所提出的革命手段不仅缺乏可行性，甚至超越正常人想象：比如陶成章的“这B有毒”计划，计划是开设高档妓院，引诱满清权贵前来消费，然后给他们下毒，一网打尽……

那么咱们先不说这个计划有多扯淡，单说这个所谓的光复会——这是1904年成立的革命组织，会长是谁呢？正是蔡元培。然后次年光复会成员大举加入同盟会，蔡元培受命成为上海同盟会负责人，再过了两年蔡元培出国留洋去了。

所以你说他资历老不老？老。

革命工作参与的多不多？真就不多，爆破留洋考察五大臣做炸弹确实他有参与，但是参与之后转过年这老哥就去北京等着朝廷安排留学去了：

清廷拟派翰林院编检出国留学，去北京等候派遣^[1]

如果仔细考察蔡元培的人生轨迹，你就会发现这老哥就属于一贯摇旗呐喊的那伙，因为他以前是光复会老大，又真的留过洋很懂教育，在当时是教育巨擘，所以革命党搞事情选浙江代表一定会有他。但是他负责的实际事务一直不多，形势不好就出国留洋去也，而这样若即若离的“革命元老”在当时有一大堆，特点就是资历老，社会地位高，几方面都吃得开，缺点就是革命性不强。

所以孙中山自己也很头疼这事，而且民国成立之后他发现自己当初所希冀的“满清一倒，民智自开”并没有出现，这之后二次革命、两次护法运动的失败让他清楚地意识到了依靠旧军阀不行，像以前一样采用松散的帮会架构闹革命更不行。在这个过程中他一度试图利用个人权威搞所谓的宣誓效忠，结果效果也非常一般，最后他找到的出路大家都知道了。

效法苏俄，搞列宁式政党，逐渐用新骨干代替旧元老；同时依靠苏联军援，搞党军，逐渐用党军替代旧军阀。

那么这里咱们就要说到蔡元培了，

蔡元培在国民党一大的时候被选为候补中央监察委员，那么监察委员是一群什么人呢？全都是陈旧的国民党老右派，孙中山把这些人安排到这个位置上，一是给他们一个交代，以示不忘老同志；二是隐隐让他们与左派和共产党人之间形成制衡；三就是把他们靠边放置了。这群人极其难搞，论资排辈情结非常严重，咱们举个小例子就行：在这之前国民党组织非常松散……好吧其实是根本没有组织，所以一大之后毛主席受命为组织部长胡汉民担任秘书，到上海重新进行党员登记。因为胡汉民实际上是孙中山的“副帅”，事情爆炸多，所以实际工作就落到了主席头上，然后他被国民党元老给好好上了一课：

一天，一个人冲到楼上，胡汉民、汪精卫都起来打招呼，他们三人交谈，我和润之不认识此人。那人说，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几十年还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这个人就是谢持……他到我们这里说了一遍，大家都不以为然地说，党员人人都要填……此人一怒而去，润之说，派人送张表去，要秘书好好解释一下，可以放宽点。^[2]

这位过来大闹的元老是谢持，国民党一大中央监察委员会五名监委之一，昔日国民党的党务部长，后来的弹劾共产党案就是他和张继、邓泽如等人提出来的。讲道理看着本来应该是自己干的活被一个毛头小子抢走了他心里肯定是不痛快，但是他的诉求“革命几十年就不需要填表”这个逻辑大伙琢磨琢磨合理吗？

肯定不合理啊！

谢持是四川人，四川哥老会盛行，会党习气非常浓重。因此一个小辈后辈命令自己重新登记这种事在他看来无异于逆反人伦。当然你可能会问那孙文凭什么就能让这些会党之辈心服口服，答案很简单……

当年孙中山折服了两湖哥老会首领毕永和广东三合会首脑郑士良，1899年，哥老会三合会放下成见，在香港共组忠和堂兴汉会，这个兴汉会以“驱除鞑虏 , 恢复中华 , 创立合众政府”为纲领，众位江湖大佬歃血为盟，公推孙中山先生为总会长。

所以说起来孙中山当年是南七省绿林总瓢把子，论资历地位比他在海外洪门那个不值钱的洪棍身份可高多了……

四川地险而民富，足资割据，乃嘱李肇甫、谢持……之在会党有声望者，先后东渡，深相结合，授以机宜^[3]

那么讲了这么多大伙应该可以充分理解第一次国共合作以前的国民党到底是个什么德行了。这个组织能够顽强地生存下来必须要归功于孙中山先生的个人魅力和革命信念，他是会党首脑，也是革命领袖，更是昔日的临时大总统，后来的军政府大元帅，苏联人考察国民党的时候就惊讶地发现这个党其实就是孙中山一个人的党，他在党内拥有极高的个人权威。

那么在孙中山死后，实际上国民党开启了快速向列宁式政党过渡的历程。由于苏联人的私心作祟，这个过程被人为地加速了：孙中山时期军政府的副帅胡汉民被恶意夺权，更容易控制的汪精卫与地位更低的蒋介石被快速地推到了领袖的位置上。尤其是蒋介石，他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与地位都非常低，但是苏联人认为他非常好用，给他搭建了快速上升通道，并借他的手搞掉了当时的粤军老大许崇智——粤军长期以来都是孙中山发动武装革命的底牌，在旧国民党内部盘根错节。后来苏联人更是支持老蒋上位，甚至挤走了汪精卫，这个过程我在此不予冗述，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这个专栏：

在经过一系列缺心眼（对，这个词我没用错）的权力斗争之后，蒋介石依靠苏联人的支持击败了汪精卫，压制住了共产党左派，成为了国民党的新领袖。1926年7月9日誓师北伐的时候，老蒋是国民党中常委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你记住这个职位，非常重要。

阿拉伯世界有句谚语，非常著名，叫做人不能生气，生气之后你就会使出真本事，然后大家就会知道你的真本事很烂。这话用到老蒋身上非常恰当：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引子是26年5月湖南军阀内斗，湘军第四师师长唐生智见势不妙投了国民革命军，老蒋把他的队伍编成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然后把第四军和第七军派了过去，一同作为北伐前锋。结果第四军里有叶挺独立团，那是共产党工作做得非常好的部队，第七军是桂军的队伍，战斗力也很强，一下子咔嚓把吴佩孚都打崩了，直接打到了武昌城下。

然后老蒋就急了：这™还打个屁啊！我这本事一点没显出来啊！

老蒋赶紧往前线赶，他的打算是让一直担任预备队养精蓄锐的嫡系第一军第二师北上，趁着第四军和第七军连续大战需要休整的当口摘个桃子，拿下武昌城，给自己长长脸。结果没想到这第一军啊，由于赶跑了共产党的政治工作者后战斗力下滑严重，到武昌城下一亮家伙，竟然是惨败而归！

不仅惨败，而且是连续惨败，当着蒋介石的面惨败——9月3日蒋介石亲临武昌城下，力排众议要求刚刚攻城失败的第二师再次发动猛攻，甚至说出了“你们就算死光光，也不能丢脸”这样的话。

尔等如再不争气，何以立世见人!虽至全军覆没，积尸垒丘，亦非所恤!望奋勇拼死，维持尔等光荣之历史。 ^[4]

结果第二师可能是觉得压力太大，不敢辜负总司令的期望，再次发动攻城时不等城破，就谎称自己已经攻入城内了！然后第四军和第七军的预备队过去一看——我靠蒋介石你算计我！这城根本也没破啊！于是在城外蒋介石与城上吴佩孚军的双重打击之下，一直以来连战连胜的北伐铁军遭遇了极其惨重的损失。

也就在蒋介石丢人现眼的同时，唐生智那边竟然又立功了！他趁着武昌这边打得热火朝天的当口，调动第八军奇袭汉阳汉口，得手了！

这就叫怕兄弟吃苦，更怕兄弟开路虎，

因为过于丢人，所以老蒋决定转战江西。江西是孙传芳的地盘，其实在北伐之初，大家定下的策略叫“打倒吴佩孚，妥协孙传芳，不理张作霖”。所以对孙传芳，大家是一边虚与委蛇，一边用战斗力比较弱的第二军、第三军和第六军看着他，防备其异动。然而眼下的蒋介石哪还顾得了这个：赶紧给我打江西！老子亲自带队，打孙传芳！我要用一场大胜，来洗刷自己身上的耻辱！

那么结果如何呢……

耻辱不仅一点没少，反而多了很多。

1926年10月，蒋介石力排众议，率军伐赣；10月15日，江西前线传来战报：“蒋中正在南昌附近受伤甚重，闻系子弹中其腹部，因而致亡。”孙传芳、吴佩孚等人通电庆祝，空气中充满了欢乐的氛围。

蒋介石这次攻打南昌前做了万全的准备，抱定了必胜的决心，结果不仅南昌没打下来，自己还谣传被“击毙”了，沦为了全国的笑柄，一时间国民党内外都对蒋介石看低了三分。

所以老蒋的想法是，既然在战场上证明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那么他就只有一个办法，通过其他方式来压住唐生智，稳定自己的地位——别忘了我前边提醒过大家，他此时还是国民党中常委主席——所以他想出来的办法，就是用党权压制军权，迁都武汉，然后以党统军。但是国民党中央的这些人过去之后，苏联顾问、此前一直力挺蒋介石甚至不惜连续压制共产党人的鲍罗廷马上组织了一个“临时联席会议”，主持工作，取代蒋介石成为了国民党的权力中心。

当然这个事到底是苏联人之前就筹划好的，还是蒋介石活太烂让他们丧失了信心也很难说，不过我个人倾向于两者兼而有之。因为1926年8月初鲍罗廷给远东局做报告的时候，他就指出“北伐的结果将是蒋介石及其整个集团在政治上的灭亡。”而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开幕之后大家更是强调了一切权力都应该归于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要大张旗鼓地反对党内的独裁倾向！同时撤掉了蒋介石身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职务。

咱们再强调一遍，蒋介石在国民党内资历很浅，他之所以能够上位，是因为苏联人的极力支持。所以在失去了苏联人的支持之后，他在党内的地位正在快速跌落，而他的总司令职务被撤掉也无非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你一个打不了胜仗的总司令，又能在这个位子上待多久呢？

所以这是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政变前所面临的一个死局：在政治上他的地位正在快速滑落；在军事上他一直没能取得有说服力的胜利；关键是他跟汪精卫和胡汉民这些人还不同，他在个人资历上没有什么特别拿得出手的东西可讲，这意味着他如果靠边站了，那就真™彻底靠边了……

所以蒋介石迫切地需要为自己找一条出路，当然今天我们知道最后江浙财阀+帝国主义为老蒋提供了支持，可这些人的支持存在一个很大的缺点，那就是蒋介石你背叛革命的话，是要以什么名义来背叛？直接跟大伙说做帝国主义和资本家的狗吗？

相信不用我说，正常人都会觉得这么干不合适。所以老蒋决定用清党的名义发动政变，与左派和共产党决裂。那么既然如此，获得一个正当的宣称就非常重要了，所以这就是蔡元培为什么会被拉到蒋介石政府之中：

从地域和资历上来说，他是妥妥的江浙革命元老，但凡有相关组织，多半都要叫上这位。

从对国共两党的认识上来看，他久居国外，虽然早期跟陈独秀李大钊这些人有过交集，但是对国内的革命形势认识并不深刻，相反，许多“老革命”在国共合作之后靠边站了他是能够直观感受到的，同时大革命爆发后乡绅秩序的破坏也是他能够非常直观看到的事情。

最关键的是老蒋给他许下了“建设大学院”的大饼，这个所谓的“中华民国大学院”乃是效仿法国大学院所建立的机构，可掌管全国之学术与教育事宜。

那么现在问题来了，蔡元培先生培于1923年７月赴欧，26年２月在北洋政府的催促下回国，留洋时间两年半，回国之后他先是辞去北大校长，然后支持北伐挂名从事所谓的“苏浙皖三省自治运动”，实际上因为孙传芳不断发起攻击不得不一直躲躲藏藏，长期远离国共合作的中心，他能否对国共合作的必要性产生应有之认知呢？答案就是很难很难。

要知道人的正确认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那是要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而蔡元培的行动轨迹你看了之后只能感概这位真的是……

一点革命斗争的劲头都看不到。

没有劲，根本没有劲

一月十一日，“译书”。
十二日,“译书”。
十三日,“译书千二百字”。
十五日,“译书二千字”。

这™可是1927年了，蒋介石马上就要铤而走险了，此时这位还在躲孙传芳。然后三月份终于！

终于到江浙了！

于是他马上拟定了《革新浙江政务之计划》，在计划中指出浙江政务“最要而不可缓”的事情有五项，其中位于首位的是——

搞研究，建学校。

(一)教育-——先设研究院,以研究结果改造教育:普及幼稚园及小学教育,改良中等教育,建设大学,设师范补习科设官吏补习科，各种补习教育，习艺所，社会教育。取缔私立学校(包括教会学校)。^[5]

只能说这大哥是真的行，不忘初心。

如果你认定蔡元培是四·一二的策划者，那么他的行迹就有些说不通了：他在26年12月赴宁波出任浙江省务委员，由于孙传芳通缉，他乘小火轮去象山，中途改往临海，换乘渔船赴福州，在海上漂了好一阵子，27年1月21日才到福州，然后30日到厦门，在福建一直待到2月20日才乘“集美第二”（大胆！集美们怎么会是第二！）号轮船到温州，这之后到杭州待了一阵子，最后去了上海。而既然决定发动清党，那么他至少需要提前跟老蒋碰一碰，但是从26年末开始老蒋实际上是常驻江西的——在多次失败之后他终于调来大军搞定了南昌，从26年11月之后把国民革命军的司令部放到了这里。后来迁都武汉被他发现有权力旁落的风险之后，他一度要求把迁都南昌，而且真的在南昌暂立了一阵子中央。当然国民政府的大部分职能部门其实已经打包去了武汉，南昌这个中央的合法性也算是一笔烂账，不过这不是咱们要讨论的重点，重点在于这段时间里想跟老蒋做PY交易的人，无论是日本人、江浙财团还是宋霭龄，都是跑去江西见老蒋的！

行军之事，饷需先也。日前宋太夫人与孔宋夫人来游浔庐。闻蒋总司令部军饷拮据，武汉财政部为共党阻挠，不敢发给。宋太夫人与孔宋夫人乃由浔回汉，力促宋部长筹发两百万元，秘密运浔，因此军饷无虑。公乃乘舰东下，亲自督战，京沪得以如期克复，厥功为不鲜焉。^[6]

虽然宋霭龄见蒋介石这事很久以前在陈洁如回忆录中就被提起过了，但那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本回忆录里边夸张的成分居多，孤证不举所以可信度不高。但是事略稿本出来之后咔嚓一下子把这事坐实了，可以前后印证的事情还有最初宋子文以军费相逼要老蒋到武汉去，但这次密谈之后却成为了老蒋的理tan财wu小能手；陈洁如在密谈之前一直在江西抚慰老蒋身心，然而在密谈之后却跟老蒋分开了等等。所以说如果蔡元培是清党的策动者，他在清党之前没有到江西与蒋介石密会一番就非常说不通了。

实际上传统四·一二叙事中大家主要将笔墨集中在上海让很多人都会产生一种“上海乃是清党策动中心”的错觉。但实际上江西才是清党的主要策源地，1927年2月21日，老蒋在南昌会议上跟亲信定下了利用帮会势力在各地夺权的初步方针，而与武汉方面争夺大义名分等点子——包括召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开会——则在这次会议前后由陈果夫这样的“蒋记少壮派”给提出来了。不过这个时候蔡元培还在路上晃悠，琢磨着他的教育第一呢……

而蒋介石下定清党决心的时间其实很晚，因为直到3月26日他抵达上海时在公开场合他依然服从武汉中央。虽然这个过程中他与蔡元培等人有过几次会面，但根据后来记载来看蔡元培跟这位光头强者并没有过多的在清党问题上交换意见，态度激烈非要跟共产党决裂的乃是吴稚晖，如果非要在国民党右派元老中找一个清党的策动者的话，那么显然吴稚晖更合适一些

（吴稚晖）忿然以为非分裂不可^[7]

从时人日记来看，蔡元培当时在党务问题上开口不多——这个很好理解，他刚回来不久，之前也没掺和两党前期的那些破事，眼下要决裂跟他有啥关系……大部分情况下他都是找各种老朋友各种唠，听的多说的少。你去翻当时的相关记载很多都是他从A的口中听到B的态度，然后表示哎呀好吓人——很多时候吴稚晖就充当了这个某A的角色，这大哥是真的反共魔怔人，屡屡出头点炮。

需要注意的是此时清党的状态是“两层皮”，吴稚晖这些党内元老实际上走的还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斗争路线，他们试图争取老蒋纠集国民党中央监委开会，弹劾共党份子——共党份子弹劾完毕之后再由右派中执委开会，开除共党份子。

但是老蒋想走的是由下而上的肉体消灭路线，由青帮流氓打先锋，以江浙财团为前期援手，在他所能控制的军队势力范围内发动各地党部的武装夺权——实际上从三月之后南昌方面已经开始这么干了。而他的下一步打算，是依靠日美等势力的支持进行军事分裂。

那么蔡元培也好，吴稚晖也罢，此时是否了解老蒋的肉体消灭与军事分裂计划呢？我倾向于他们是不了解的，因为四·一二中血债累累的“肉体消灭派”屠夫：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杨虎、陈群等等此时虽然已经被老蒋安排好了位置，但他们还不入“政治斗争派”之法眼：

白健生自嘉兴返省垣与敬之会商总攻击计划，予亦以各方情形及此后抵沪后之措施有所陈述，健生亦以为然，惟对于介石之用人，以为太无标准，而现时预委之上海交通、警察、电报、海关、兵工厂等皆不知为何许人，恐到沪后处置不易为虑云。^[8]

“政治斗争派”与“肉体消灭派”的交集并不是很多，能了解整个事件全貌的只有老蒋、陈立夫等少数几人。而蔡元培作为国民党中资历较高、又在江浙历史地位不凡、于全国声明显赫却长期脱离革命实践留洋在外的元老，你非说他深度参与了肉体消灭计划属实非常扯淡。

不过他的到来对老蒋来说是意外之喜：他的资历够高，恰好解了老蒋的燃眉之急：因为实际上国民党内的反共运动已经进行过两次了，第一次是1924年6月中央监委谢持等人发动的“弹劾共党案”，结果被孙中山不疼不痒给挡回去了；第二次是孙中山死后由一群国民党老右派在北京西山整出来的“西山会议派”，像林森、居正、戴季陶、吴稚晖、谢持这些人原来都是西山会议派成员，这个派别反苏反共，分裂之后在上海成立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此时依然还在。

然后有意思的来了，虽然西山会议派中的一些人——比如吴稚晖——眼下已经是老蒋清党计划中“政治斗争派”之核心人物了，但是老蒋并没有跟西山会议派和解！他甚至还在宣称要打倒西山会议派！

所以西山会议派并不同意整体加入老蒋的反共清党计划！

咱就说跟这群虫豸在一起你要能搞好政治就有鬼了……

西山会议派的缺席使得老蒋手上能用来充门面的国民党元老数量相对有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蔡元培成了他用来妆点门面的最好选择。从事后的走向来看，老蒋他们多半向蔡元培许下了出任要职为其站台，事后为他建设大学院与中央研究院让其一遂平生志向的宏愿。而蔡元培在吴稚晖等人的长期灌输下，此时未免也对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真的产生了一些偏见，所以双方从善如流，走到了一起。

让老蒋最终下定决心发动清党的导火索是4月4日的一则谣言，说武汉方面把老蒋给免职了。由于老蒋此时手上的实权只剩下了这个“总司令”，所以他被逼到了一个角落里：万一这个谣言是真的，那么他就有可能在一夜之间变成光杆司令。所以他迅速做出了发动夺权的决定，而这个决定则被掩盖在所谓的清党名义之下。

这造成了一个非常沙雕的事实，就是武装夺权的准备他做得比较充分，但是政治上的准备他做得就不那么充分。很简单的一个小事实就是四·一二都已经爆发了，人都杀了一批了，老蒋这边还在喊联俄容共，甚至沪上两屠夫杨虎和陈群杀完人之后在4月14日还给老蒋拍电报问“现在是否仍容纳共产党？对捣乱分子如何处置？”

……人都杀了你还咋容纳？拍个复活术跟他们讲兄弟咱们杀你就是为了小惩一下，以后别夺我蒋哥权了┗|｀O′|┛ 嗷~~

由于肉体消灭派准备充分，但政治斗争派还在扯皮，所以关于清党的很多内容都是紧急补上的。此时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国民党元老最重要的功能只有一个，就是为蒋介石提供政治背书。而他人生中最大的黑点也来自这一时期：在四·一二之前你要说你不了解清党会有多残酷还有情可原，但是四·一二之后清党手段有残酷卑劣那是大伙都看在眼里的，你依然愿意为蒋介石提供政治背书在南京方面出任要职，在4月18日代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给老蒋授印，还喊什么吾人应全力打倒共产党把守之武汉政府，拥护南京政府——那就肯定跑不了一个助纣为虐了。

至于四·一二以后他关于杀与不杀的一些言论，实际上意义真就不大——因为你对肉体消灭派的影响力度有限，你愿意说就说呗，我们又未必会听……

第二天早晨，蔡先生就把我叫到他房里，很严肃的对我说：我们万不能随便杀人！昨天那样办，太草率，太不好了！此后必须审慎！抓人，必须事先调查清楚，始可逮捕；定罪，必须审问清楚，证据明白，才可判决；杀人，必须其人罪大恶极，经会议决定，始可执行。青年误入歧途的很多，必须使人有个反省的机会才好。

但是值得注意地方在哪呢……在于蔡元培此后一直很坚定地站在老蒋一边，甚至27年8月老蒋下野时他还与老蒋共进退，老蒋复职之后他更是高喊“蒋先生复职以后……不独‘北伐’可以进展，而一切困难的问题，亦可解决”

“县长来了，青天就有了！！”

发现他像谁了吗？

这不活脱脱一个师爷嘛？

为什么他这么挺老蒋？八成是老蒋在大学院问题上给他许了愿——1927年６月13日，南京方面通过了设立大学院的提案，蔡元培受任成为为首任院长，同时他培筹建中央研究院的计划也被通过了。但是老蒋这个人，你也了解我也了解，你要说他重视教育，大伙肯定都不能信……

所以骚的来了，1928年6月15日，蒋以南京政府名义发表宣言，通告统一完成；8月，大学院被废置了。

蔡元培愤然辞职。

屎吃了，说好的一千万没有了？

其实蔡元培还算有一点点骨气，同时被拉上贼船的很多人只能将错就错，守着老蒋继续过日子了——不然还能怎么办？去投共？去投更完蛋的北洋政府？大家革命革了一辈子，而今花甲之年，就算被玩了难道还要继续造炸弹跟蒋介石干？不如看看风景，装作无事发生算了

好歹蔡元培还真的敢跟老蒋分手，分手之后还真的骂了两句呐！

（蒋介石）专横独裁，实为古今中外罕有，只要看他的政府，一切措施无不出自自私之心^[9]

参考

1. ^蔡元培:《杂记》手稿
2. ^罗章龙：《椿园载记》，三联书店1984年版
3. ^柴德赓.辛亥革命 四[M].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4. ^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 第8编4
5. ^蔡元培：《革新浙江政务之计划》手稿
6. ^《事略稿本》第 1 册，（台北）国史馆，2003年
7. ^《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
8. ^预委之上海交通、警察、电报、海关、兵工厂等皆不知为何许人，恐到沪后处置不易为虑云[插图]。
9. ^王世儒．蔡元培先生年谱［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是真的。

412直接导火索，是某人在湖南搞租佃议价，重新签约。有的地主不同意被农会拉出来游行批斗了。还有些农会打手，闯入了地主女眷的闺房，在人家牙床上打滚了。

蔡元培认为这背后是苏联人插手了，所以要清理门户。

枪毙的大多数也是国民党党员。

或者叫：国民党左翼。

常凯申支持蔡元培的底气，也是北伐胜利，拿到了上海关税，获得了浙江财团的政治支持，有钱，有底气摆脱卢布基金会了。

不过重创了国民党左翼，基层农会失控，其实也间接便宜了赤龙。

蔡元培的理论，叫党国模式。实际上是用专制的方法，搞西化。

说赤裸一点，就是西化精英，甚至买办，专制东大土鳖。强迫土鳖改掉传统，实现西化进步。

蔡元培理论真正的实践地，是新加坡。

李光耀就是极其粗暴的方法，治理的新加坡，完成了土鳖向西化的过渡。

李光耀评价大陆中国的评价，从来不看虚的口号，只看能不能促进西化。

比如李光耀对大陆的简体字，普通话推广，拆城墙，搞工厂，极其赞扬。

认为中国（大陆）抓住了社会发展的根本，不要在乎外界批评。

李光耀执政期间，长期禁止新加坡上演方言节目，强制说英语，写简体字和普通话。

连他亲儿子都觉得变态。

但效果非常好

1927年4月2日，蔡元培和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古应芬、陈果夫、李宗仁、黄绍竑8人，在上海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蔡元培任主席。会上，吴稚晖提出，“以非常之处置，护救非常之巨祸”。蔡元培拿出《共产党祸党证据及共产党在浙祸党之报告》，让委员传观。会议在蔡元培的主持下，还审定了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各省党员应进行看管的共产党人名单，共计179人。这份名单，包括了毛泽东、周恩来、陈独秀等中共领袖。”会议通过了吴稚晖提出的弹劾文告，要求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采取紧急措施，将各地共产党员由军警加以逮捕。4月3-5日，蔡元培和蒋介石、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在上海连续举行秘密会议，策划反共清党。

1927年4月9日，蔡元培和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联名发表了‘护党救国’的通电。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及革命群众，屠杀5000余人，史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在此期间，国民党特务在上海街头抓到穿西服、口袋插钢笔的人，就能当作共产党处决了；地方上地主乡绅反攻倒算，残酷虐杀基层干部，很多国民党左派、农会干部都被当作“共党”杀了。

1927年6月6日，蔡元培主持召开清共会议，通过了一份通缉名单，当时的中共高级领导人，全部名列其中；蔡元培参与了名单的审阅、定稿。

1927年12月13日，蔡元培表态支持蒋介石，说蒋介石“功在党国，此次再任艰巨，自极赞同。余意蒋先生复职以后，必能将所有军队凡立于铲除共党、打倒军阀之旗帜者，结合为一。现在武装同志大家都应觉悟，同心努力，一致为铲除共党、打倒军阀之工作。此外种种皆不足置虑也。”

1928年2月8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蔡元培又领衔提出《为防范共党扰乱阴谋之提案》，声称“中国国民党虽经实行反共、分共数月如兹，但现在共产党扰乱中国之计划行为，仍甚猖獗，证据确凿，不得不加以制止”。

蔡元培的阶级属性

作为光复会元老，蔡元培和资产阶级毫无关系，他连自由民主共和都不太支持，他的政治理想只是推翻满清政府，接下来做什么，他也不太关心。

蔡元培这样的人，你让他们接受共和体制、议会政治，他们勉强可以接受，因为这种“民主选举”方式，依旧可以保证他们这些乡绅乡贤进入政坛，你看“民国”建立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各路“议员”，不还是满清的老官僚、老乡绅、老地主知识分子嘛，有的人在大清的时候当总督，“革命”的时候把顶戴花翎一摘，辫子一剪，立马就成了民国的督军、大帅了。

如果太平无事，这帮人会支持建立高等学府，给教授开高工资，支持研究学问，甚至支持引进西方先进文化，支持研究马克思主义，他们甚至也会口头上同情“劳工”......

但是你指望这帮人能够理解被压迫被剥削最深的工人和农民？理解布尔什维克的主张？理解工会、农会？那是几乎不可能的。

其实你宣传打倒资本家，他们可能还并不介意，因为他们不算什么资本家，他们也不懂啥是资本家，但是你如果宣传减少地租、土地改革、耕者有其田、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那就要了他们的命了，谁是地主？谁是土豪劣绅？他们恨不得把你剥皮点天灯。

这就叫“阶级矛盾”和“阶级仇恨”，平时可以温情脉脉和你讨论学问，但你动了他们的剥削、压迫的统治根基，他们是要杀人的。

对于“反共”、“清党”这段黑历史，蔡元培本人是坦诚的，1934年1月9日，蔡元培读到香港《平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文章在谈到清党运动时，着意为他解脱，而将责任全诿于吴稚晖，他阅后在报上批语曰，此文“于我多恕词，而于稚晖多责备。”意思是——我干的，不要全怪吴稚晖。

“清党”中，他坚定站在蒋介石一边，因为他当时也当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政治利益和蒋介石集团是绑定的，而且他原本就支持“政治强人”的铁腕强权，所以就押宝蒋介石。九一八事变后，为了维护蒋介石，他出面平息学生们对“不抵抗政策”的怒火，甚至还被愤怒的爱国学生打伤住院。

然而后来在国民党内斗中他不断被边缘化，地位远不如吴稚晖；抗战中，他又发现蒋介石不过是个帝国主义的“石敬瑭”，不符合他强烈的民族主义诉求，于是又开始“反蒋”。

他后来和蒋介石决裂，和宋庆龄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营救过大量国民党左派、共产党、进步人士，包括牛兰夫妇、陈独秀、许德珩、侯外庐、刘煜生、廖承志、丁玲、罗登贤、陈赓、余文化、陈广、陈淑英等人，他还试图营救过瞿秋白，也公开为被蒋介石残杀的杨杏佛喊冤......这些也是事实。

晚年他的思想也在发生转变，1939年8月，他在病中阅读了斯诺的《西行漫记》和其夫人韦尔斯的《续西行漫记》。他读的很认真，在日记上记下了每一章的标题，还特别记下：“其第三章中有‘共产党基本政策’、‘论对日战争’等节，述毛泽东的意见，颇详。”“第五章之等到他醒来的时候，对于中国前途的希望，说得甚为恳切。”这时候他才开始真正了解什么是“共产主义”。

正因为他思想的转变和保护共产党人和左翼进步人士的举动，所以我党依然把他当作了“前辈”和“朋友”，所以他去世时，教员才会发唁电称：“香港九龙奥士甸道蔡孑民先生家属礼鉴：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周恩来才会送挽联云：“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蔡元培是民族主义旧知识分子，干过反动的事，也有过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