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不仅是蔡元培，很多“老革命”、“无政府主义元老”都在412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
早在1927年3月6日，即在邵元冲前往杭州串连何应钦、白崇禧等高级将领之际，受命组建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的吴稚晖，与同被授为政治委员会委员的钮永建、杨铨与共产党领袖陈独秀、罗亦农约在钮永建办公室见面，试图商谈整理上海党务问题。结果，双方意见颇难一致，陈独秀并有不出二十年中国即将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的说法。吴转而找到同为监察委员的李石曾和蔡元培，怒气冲冲地转述了陈独秀的说法，结果“石曾最是慷慨激昂，蔡孑民也狠愤愤不平”。鉴于一届一中全会有“监察委员一人亦可行使监察职权”，“有二人以上到会即得开会”的规定 ，12名正式监察委员中，已有7人可以断定立场，故吴等显然有意再开监察委员会会议来弹劾共产党了。
3月24日，张静江、邵元冲、蔡元培、蒋梦麟、马叙伦等人同车去了上海，随即赴龙华前敌总指挥部与白崇禧、潘宜之、黄郛、吴稚晖、李石曾等见面，“共商应付党务事宜”。而就在张静江等从杭州动身前往上海的当天，刚刚被占领的南京城就发生了有组织的排外抢劫事件。部分在江右军总指挥程潜率领下的国民革命军官兵，从上午8时开始，对城内各处外国领事馆、侨民住宅和外国教堂、商店、学校大肆抢掠，直至午后5时才逐渐停止。因各国驻在南京的海军官兵人数甚少，无法与抢劫者正面冲突，因此停在长江上的美、英军舰遂从下午3时左右开始炮击南京，直至抢劫行动被制止才罢休。蒋介石得到消息后，虽然在公开场合并没有把南京事件归结为共产党人的阴谋，但其内心明显地怀疑有“奸党”在借故挑拨自己与列强政府的关系。
因此，蒋于27日急忙将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张静江、蒋梦麟、邵元冲、马叙伦等一并邀入总部行营，秘密“开会讨论与共产党分裂之办法”，并显然倾向于吴稚晖的主张。吴的主张是：“由中央监察委员会提出弹劾共产党员及跨党分子谋危本党，动摇后方及卖国之行为，其证据则根据数星期前陈独秀对稚晖之谈话，谓共产党于二十年内必可实行共产，又去年双十节共产党在湖北秘发之传单阴谋破坏国民党者以为证，然后再由监察委员会召集中央执行委员之非附逆者开会商量以后办法，而开除及监视一切附逆及跨党之首要等，听候代表大会裁判云云。”
当吴稚晖于1927年4月1日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名义弹劾共产党时，便引述了他3月6日与陈独秀的一次“闲谈”。“闲谈”中，吴问陈：“你定中国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是若干年？”陈答曰：“二十年。”吴闻后骇极，曰：“如此国民党生命止剩十九年了。前年总理答越飞，国民党国民革命完成应需三十年。若你们共产党急迫至此，未免取得[代]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应当通融商量才好！”
而早在4月之前，不少无政府主义者就已经开始视国民党为“友党”了
显然，元老们对蒋介石的支持让无政府主义者们在国民党的立场上更进了一步，开始了“安国合作”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无政府主义者都支持与国民党合作，支持412，比如具有强烈“家国情怀”的无政府主义者巴金先生就明确反对“安国合作”和412
后来更是在自传中哀叹“人民正在遭受屠杀”：
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
——《巴金自传》
而其他已彻底成为国民党走狗的无政府主义者们自然也收到了主人的“狗粮”，在国民党的帮助下，建立了一所无政府主义的“劳动大学”
不言而喻，所谓的“劳动大学”根本没有什么未来可说，等待这些走狗的，也只有“溶安于国”，彻底成为反动派的一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