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早就拉了，没想到医疗这么快步了后尘，细究这俩行业，其实都有一个显著的共性特征。

那就是老登掌握了话语权，中登掌握了分配权，留下人数众多的小登，当牛做马。

而细究那些生机勃勃的行业，无不是跳过了老中小登的壁垒。

判断一个行业的好坏，就看这个行业有没有资质平庸但是又过的很好的老登就行。

可是，我也下过乡，也见识过基层医院。

医院里压根没什么病人，挂号处每天工作时间不到2小时。

病房条件更恶劣，我感觉在那里住一周，健康人都得憋出病来。

又有人解释了：没病人，医院没钱。

那好，我还见过中间层医院，比如一些县医院，或者小型市级医院。

这些医院基本是身兼数短，硬件水平向基层看齐，病房拥挤程度向上级看齐。

病房挤得像是学生宿舍，不能洗澡，甚至没有独立卫生间，走廊上还要加床。

为什么几乎所有医院，都不愿意给病人提供更好的条件呢？

后来我想明白了，制度设计上，就要保证医院是绝对稀缺品。

医院稀缺，所以无论如何投入硬件，都会被超量的病人挤垮——五星级酒店一年接待500万客人，也得改造成大通铺。

而相对不稀缺的医院，因为没钱，硬件水平完全得不到保证。

如果医院恰好能逃脱这个困境，病人条件就能得到保证。

比如一些小型专科医院，营收状况还行，硬件配套也就跟得上，但住院病人很少。

为什么制度设计上，要保证医院的稀缺性？

因为上级部门控制医疗系统的最小单元，就是医院。

再往下到科室、治疗组，专业性太强，非专业人士很难做管理，上级部门的触手很难伸进去。

因此，医院就是政府部门的抓手，要想加强对整个医疗系统的控制力，就必须保证医院这个单元的强势。

想要保证强势，想要对其他方面有谈判力，就必须稀缺。

在这种制度设计下，医院在整个医疗系统内是绝对强势的。

对外，病人只能求医，选择性极少，想要花钱提高待遇，需要花非常多的钱，性价比很低。

对内，医生和科室都没有和医院谈判的余地，美式的affiliated关系很少见。

医院绝对强势，就不担心医疗系统失控，不存在韩国西班牙式的医生罢工。

这种制度设计，首先就把基层医院给打垮了。

上级医院稀缺，基层医院还能稀缺？

制度设计是让医院强势的，结果你永远强势不起来，你就是负责给别人对比，衬托别人稀缺度的，别人是烤鸭，你是大葱。

这些医院作为政府单位，又不能被抛弃掉，只能长期依赖政府输血。

另一方面，医院强势，支付方就弱势，医院直接把医保给干崩了。

现在只能打补丁，加强医保地位，给医院坚决控费。

基层医院于是彻底没活路了。

制度上，这些医院本身就是牺牲品，是上级医院稀缺性的证明，是拿来给病人和医生做对比的。

病人爱看不看，医生爱干不干，不服去下面医院。

基层医院能生存，就是靠财政投入，靠医保，现在这两条腿都瘸了，你让人家怎么走路？

绩效归零，工资欠发，每个月只发两三千生活费的魔幻故事，就是基层医院的现实，因为医院真没钱了。

当下的医院，本质是政府在医疗系统的延申。

医院的困境，就是政府触手的收缩，是上级部门在医疗领域的溃败。

医院一旦失去强势地位，缺乏原先的超级议价能力，传统公立医院体系就失效了，想要再通过医院控制医疗，成本就会大大增加。

很显然，政府不可能给医院无限兜底。

如我之前所说，要么公立医院不要公益性，赚钱为上，要么公立医院只剩公益性，看病交给私立。

无论哪一种，政府对医疗的控制力都会大大降低。

管人当然要手段，但更要实力。

你爹每个月给你5万块，他放个屁，你也得说是香的。

等到你爹也没钱的时候，你只能在家忍饥挨饿，为一粒米给他磕头。

但总有一天，你要么饿死，要么出去打工，不管你怎么选，你爹都管不住你了。

因为内循环房地产被干废了，整个经济内循环已经完了，房地产不但涉及上下游几十个行业，而且联系着地方政府的财政，还维系着绝大部分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房地产的大幅度下跌，不但导致消费萎靡不振，而且导致地方财政入不敷出，更加导致家庭资产负债表式衰退，而且我们的庞大债务的底层资产全是房产和土地，房地产的下坠最终将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的暴雷，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再不采取措施，恐怕悔之不及！！！

恰好那天和我省省会，某区医院院长、体检科主任分别聊过这个话题，他们医院面临的核心困境就是没有病人，没有收入，还要承担政府下达的社区医院任务，对65岁以上老人，免费体检，慢病排查、糖尿病，高血压等筛查，这些是作为医院领导的kpi ，这就导致亏空做来越大。

这个院长说了，如果不承担社区医院任务，就是现在这样他们也能维持盈利，但是承担了太多社会职能，大把花钱，以前还能依靠从医保手里“弄点钱”补亏空，但是被医保发现了，罚了他们几个亿，现在分期还款呢，雪上加霜进一步加大了负担。

体检科和牙科是这家医院核心盈利点，牙科得预约排队，因为物美价廉预约排到了半个月以后，体检科则是承担了全区征兵体检、体制内单位体检、入职体检，健康证办理，这些政策性红利。

体检科主任，他是吉大本硕博8年连读的医学博士，还在德国交换了2年， 40岁以前应该能当上副院长，他说想盈利很简单，落实好分级医疗制度，要是学习德国的制度，没大病不让去三甲，去了医保也不给报，那么他们这病人自然就多了，学习台湾的医保制度的制度也行，所有人只要强制缴纳医保，看个病花个几万，十几万还能拉动GDP。

这个体检科主任，私下我认识，特别有趣的一个人，他现在去三院那边直接给他一个月开3万（相当于3倍还多的工资），年底还有绩效，不过编制就没了，为了编制他没去，另外三院工作量比现在也要翻几倍。

该医院绩效现在常年拖欠，现在在编医生大致和该区公务员工资相等，以前的话大致为当地公务员1.5倍。不过该医院目前已经暂时解决了问题，他们裁员了50个临时工、合同工，一个月节约了接近30万的工资，因为人手少了，现在每个人的业务量都很大，同时大量招收了个规培医护，但是问题目前是解决了，绩效可以发放了。

解决方案很多，实际上作为院长能做的很少，社会职能挂钩仕途，最后大概率只能裁员解决。

2023年，就回答过这个问题了《2025年前，医疗行业从业者将面临哪些严峻问题，又该如何应对？》。

主要有4个问题，造成了现在的困境。问题叠加越多的地方，就越困难。

• 集采
• DRG / DIP
• 医疗反腐
• 经济下行 / 世界政治格局巨变

根据以上的影响范围，可以把医疗行业从业人员，分成四个亚群体来看。

【第一亚群体】公立医疗机构从业者：“集采 + DRG / DIP + 医疗反腐”的三连击，是最严峻问题

在这三连击下，几乎所有科室工作人员的收入，都出现了不同程度下降。但下降程度差异很大：

• 最显著的：被反腐击中者
• 很明显的：在医疗行为中，与药物、手术耗材关系大的科室。比如骨科、做导管的心内科等等；
• 不太明显的：与药物、手术耗材关系小，且医院已经预先做了调整的科室。比如，某些急诊、某些全科等；

然而，有些医院管理者，会通过重新分配奖金，来平衡这种差异，毕竟“只有革命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嘛。因此，结果是几乎所有科室的临床从业者，都体会到了收入下降的寒风。

【应对手段】如果不幻想“集采+ DRG / DIP + 医疗反腐”会开倒车，要准备好向后面的亚群体演化。

【第二亚群】普通私立医疗机构从业者：不能完全避开“集采 + DRG / DIP”二连击

（注意哦，这里提的是“普通私立医疗”，不包括“高端医疗”）

“普通私立医疗”中，虽有更多比例的自费病人，但仍有一批使用普通医保的病人。理论上，是无法完全避开“集采 + DRG / DIP”的二连击的。但是因为是私立的，老板不会贪腐自家的钱，所以“医疗反腐”那一击，多数能躲过。

然而，作为普通工作者，其总体局面的特征，仍是类似于公立医疗的。这就与从产权上也算私立，但被划入“高端医疗”那些不同了。详见后文。

【应对手段】（同公立医疗）如果不幻想“带量采购 + DRG / DIP + 医疗反腐”会开倒车，要准备好向后面的亚群体靠拢。

【第三亚群体】高端医疗机构从业者：虽能避开“基本 + DRG / DIP + 医疗反腐”三连击的，但受“经济下行 / 世界政治格局巨变”的影响

这个亚群体，因病人来源是自费和高端保险（详见《保险催生的物种：高端医疗（记：离开和睦家的日子（五））》），多数又是私立的，所以能比较好地规避“带量采购 + DRG / DIP + 医疗反腐”的三连击。

然而，高端医疗的服务单价很高，在世界整体经济下行的情况下，能支付的人是减少的。无论是自费还是用高端保险。

此外，中美之间的较量，会让一些原来持有高端保险的海外人士，在工作和居住地上，做出一些调整。直接肉眼所见，就是：

• “XX城市，怎么老外少了呀？”
• “XX街道，以前都是老外，怎么都没有了呀？”
• 等等

虽然，并非所有“老外”都能支付得起高端保险，也并非中国人都没有高端保险，但总基数的减少，是这个亚群体要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

【第四亚群体】打算润去国外的医疗行业从业者（如，考USMLE去美国做医生）：需要重新评估“经济下行 / 世界政治格局巨变”的影响

在过去，这条路是“能力强且聪明伶俐”的医疗行业从业者，终极的解决手段。

比如《赴美行医：故事、观点与指南》一书，出版于2017年。虽然仅过去六年，但那时（包括之前），各种巨变尚未发生。那时，作为国内的医疗从业者，是可以默认“外国月亮比较圆”的。

而现在，那个梦中的“外国月亮”，也遇到了一轮连击（注：疫情也是算过去式哦）

• 欧洲、大洋洲、加拿大、日本等那些发达国家：俄乌战争、政局不稳、经济下行。从外观上看，就是那些国家物价飞涨、各种罢工、流浪汉明显增多。甚至，润成饿殍...这都是以前闻所未闻的呀！
• 美国：不像欧洲，不直接受俄乌战争影响，但是受贸易战的影响，物价也上涨了。同时罢工、流浪汉，也都是肉眼可见的。但好一点的是，美元霸权还在，可以印印钱，对内填填洞，对外吸吸血。

可以说，如果以2016/17年为界，我们已不能用过去那种静态的目光，去仰望这些发达国家（尤其欧洲、日本）了，更不能用过去留下的刻板印象，去假设这些发达国家（尤其欧洲、日本）的工作生活了。

现在的世界，在剧烈地变化着。令人迷惑的怪相，会越来越多。

【如何应对】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多给意识形态松松土！

要打破“一心一意做事”的桎梏，摈除“一棵树上吊死”的恶习，要全方位多线发展，积极给固有的意识形态松土。比如：

• 在公立医疗的从业者，一边工作一边积极找寻普通私立 / 高端医疗的兼职机会；
• 无论在公立 / 普通私立 / 高端医疗的从业者，一边工作一边同时准备USMLE类考试，也是常态；
• 准备各种考国外执照，打算国外医疗行业从业者，同时多了解多准备几个医学考试，不要只盯着一个国家死磕。比如，英语国家考试的人，完全可以用通配的USMLE考试作为共同基础来准备；
• 保持好国内执照的完整有效性，万一往外走的过程有不顺利，还可以原地不动 / 丝滑润回；
• 同时，不要再继续认为“发达国家”是一个固定状态...
• 等等...

世界的变化是加速的，有很多东西我们想不到。多手准备，且行且评估，不做不可逆的决定。

李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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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优秀回答者

曾任北京和睦家医院 外科医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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丨医学科普：要靠谱丨医学英语：太重要丨USMLE丨

教师的收入对应教育经费，教育经费最终与在校生数量挂钩；医生的收入对应个人自费和医保支出，这些又与医院接诊的患者数量挂钩。而公务员则不需要对具体的人次绩效负责，而且保运转还是“三保”工作的基础。

虽然人们往往容易关注到人口弱势地区的学校招不满、被迫撤并的情况，更容易察觉教师在人口形势下的被动地位，但我们应该指出，医疗资源的布局和诊疗体系，实际上使得医院因人口形势的变化，要处于更被动的地位。

因为不像中小学校更多地靠口碑和以往升学率作为招生参考（当然，学校也分省重点、市重点、区重点），医院的三六九等更明显。即使是最普通的患者，也知道乡镇卫生院、县医院、市医院、省级医院、大三甲医院、全国顶尖医院之类的等级差距，并且清楚地知道不同等级医院能够提供的医疗服务水平大相径庭，这就天然地促使人们跳过最容易接触到医院、希望到更高层次的医院就诊。

而且，虽然现在倡导分级诊疗、而且医保对不同等级医院的报销比例有梯次设置，但不同层次医院在实际收费方面实际上并没有显著的倍数差距，而且无论是患者还是医生其实都有动机让患者转诊到更高层次医院，因为看病不像其他的服务，注定是因人而异、非标准化的，谁也不想担上耽误病情的风险，许多人最终专程跨区域到更高层次的医院看病。

而且一个公开的秘密，是许多人还是看不起病、担心花太多钱所以不敢看病，因此同样的疾病情况，越是人口流出地区实际上就诊意愿就越低，所以就进一步导致了医院接诊规模的马太效应。

所以，现在的结果就是中心城市和大型公立医院常年人满为患，人口弱势地区或基层医院则常年门可罗雀。对相对低层次医院来说，结果自然是越来越难以收不到患者、越来越难以取得经营收入，自然也不可能给自身的职工开出多少薪资。

更不用说，我们还要考虑医保的改革与公立医院薪酬结算改革的方向，就是降本增效、控制相关费用，实际上就是在对抗因老龄化导致的缴费与使用的不平衡。对人口弱势地区而言这种不平衡还会更加显著，比如前几天就有一个地区对医保基金实施了职工和城乡居民医保门诊统筹日支付限额。对患者如此，那么医保基金对医院的结算还能那么顺利吗？答案显而易见。

所以，从整体上看，由于医保控费医生降薪是大趋势，但要分地区而言，尤其是要看到人口弱势地区的问题在于基层医院收不到患者，所以基层医院的医生月收入降到两三千元、甚至基本工资发不出来，也是必然的结果。这实际上与学校整体招生难、但必然是人口弱势地区学校先出问题一个道理。

而且医生还有一个比教师更被动的问题，那就是医生更高度人身依附于“医院”这个体系，医生是需要公立医院的背书和医院的器械资源才能接诊的，而教师至少名义上还可以开办个人补习班另谋出路。

至于公务员，现在的提法仅仅是相关人士撰文，提出“探索公务人员与常住人口比例式削减，将财政用于民生”，实际执行依然是以保运转为核心的“三保”。

虽然先前也通过新闻吹风，比如体制内人员可以兼职的领域、比如公务员辞职的条件等等对公务员群体进行“敲打”、传达“你不干有的是人干”的信号，但很显然财政对公务员的兜底程度明显比教师和医生群体高得多。所以不要说教育和医疗是刚需，关键是看刚需是否一定要在此处兑现。

前段时间刷视频看到一个乡镇卫生院的医生吐槽，说好几天没有一个病人，每天闲得发慌，刷手机刷得脑袋空空，无事可做，感觉业务能力也急剧下降。

近两年也出现了很多县区公立医院医生的绩效、工资跟不上，发不起的问题，尤其是妇幼保健医院，很多医生都举牌子维权了。

这是时代发展的基本趋势。

过去的二三十年，我们都在大力兴建医院，几乎所有地方的市县医院，都大兴土木，建得很好，也投入了很多钱。

大多数的县，都有一所综合医院、一所中医院、一所妇幼保健院，有的地区还不止三所医院。

这些医院一度日子也过得不错。

但变化来得太快了。

人们的生活水平提升后，越来越惜命，对医疗水平的要求越来越高了，慢慢地就瞧不上县区医院了。

收入增加，交通便利这两个方面，让人们一旦出现比较复杂的疾病，都倾向于去比较知名的医院看病。

比如说市里，省里，甚至是区域的医疗中心。

两三百公里，开个车两三小时就到了。

而以中国人传统的思维，有点感冒发烧之类的病，是绝对不会去医院的，要么硬抗，要么自己买点药吃。

如果觉得真的不对劲，感觉病情严重的，去当地小型公立医院，也就是做个检查。谈到进一步的治疗，很多人是不信任当地的公立医院的。

根本上讲，优质医疗资源的高度集中，以及人们对优质医疗资源的渴望，让市县公立医院越来越缺少病人了。

我堂弟在省城工作，他父母都在老家农村，只要父母有不舒服的地方，最多在当地医院做个常规检查，然后就让老人到省城看病。

我母亲此前生病，在当地市医院检查，被主治医生描述得极其严重，我让她赶紧来北京进一步检查治疗，发现只是一个小毛病，轻松就治好了。

市县公立医院本身的诊疗水平很多也普遍较低。只要翻看一些相对落后地区医院副主任、甚至主任医师的简历，会发现这些医生毕业的院校、学历等都非常一般，很多都是省里的医学专科学校毕业的。

说实话，很多都是当年没有能力考上更好大学的学生。

这些人身处小城市的体制内，虽然学习和研究不擅长，但搞人际关系、勾心独角倒是很厉害。加上这些人资历老，也就占据着医院里主要和核心的职位，主导整个诊疗，整个医院的诊疗水平就很难得到根本性的提升。

此前很多地方公立医院大力引进医疗专家，但基本上都失败了，很多专家在那种不搞学习研究，天天斗争的环境中待不下去。

就我所知，所接触到的，老家公立医院误诊、瞎治疗的案例就非常多。

老家开通到达省城的高铁后，不但很多人跑到省城工作，很多人看病也跟着跑到省城去了。

除了病人少之外，还有近两年医保政策收紧关系也很大。

之前医保资金充裕的时候，一个病人的治疗可以给医院带来大量的收益，医生可以随意开药，可以过度治疗。

但现在医保监管非常严，每一种疾病的治疗都有规范，也都有相应的费用要求，超支部分，医保是不兜底的。

医保监管部门还经常突击检查，对过度诊疗进行检查和处罚。

这些都导致医院从医保基金里获得的收入大大减少了。

诊疗水平始终得不到提升，满足不了大众的需求，失去了大众的信任。病人的流失，加上医保的收紧，都导致很多地方小公立医院举步维艰。

而绝大多数的公立医院收入，财政拨款只占很小的一部分，绝大多数都要靠医院自己创收。

未来更麻烦的是，AI的快速发展，必然会进入医疗领域，尽管短期内不能完全取代医生，但会大大削减很多中低端医生的专业知识壁垒。

坦诚地讲，很多基层公立医院医生的诊疗水平，远远不如一些专业的AI。

非医疗圈根本不知道有多惨，坐标陕西，头部大三甲的门诊量明显同比下家，某地级市医保已打穿，该市某三甲，头部商业公司已经只给医院配送集采药品，非集采一盒都不送，维持最低运转都不行

跟医保控费、医院负债、薪酬结构缺陷与患者流向变化都有关系，我们一个一个来说。

第一，医保控费，压缩了绩效池子。

过去几年，国家层面推进了药品集采与医保支付改革，通过集中采购、限价支付等方式压低药品与耗材价格。

这在控制医疗费用、遏制过度医疗上无疑是成功的，但同时也大幅削减了医院的可变收入来源。

问题在于——中国医生的收入结构中，绩效占比过高（40%以上）。

当医院经营性收入下降，绩效池随之缩小，医生工资就“被连坐”。以前做多得多，科室能分绩效；现在收入来源受限，做再多也没有绩效。

第二，医院负债与地方财政吃紧。

部分医院在前几年扩张过快，盲目建设新院区、引入高端设备。

随着地方财政紧张、医保控费推进，新增项目并未带来预期收入，反而形成债务负担。

2024年多地媒体报道，不少地市医院陷入“收支倒挂”，被迫“控制支出”，最先被砍的，往往就是绩效。

对医院而言，这是一场生存危机；对医生而言，则是一场“被动降薪”。

第三，基本工资不高，薪酬结构不合理。

长期以来，中国公立医院普遍实行“低基本工资 + 高绩效”的薪酬体系。基本工资由财政拨付，金额有限；绩效奖金则取决于医院收入与科室业绩。

这种模式在“收入扩张期”激励有效，但在“控费周期”就显得异常脆弱：绩效下滑意味着医生收入无保障，而基本工资又太低，难以维持职业尊严。

有个具体的数据很有意思。

2017年，政府启动了公立医院薪酬体系（RPHPS）试点项目，旨在提高医生的薪酬。然后，有学者对“中国公立医院薪酬制度改革是否提高了医生的收入”进行了一项跟踪研究，样本包含178,622名医生。

结论显示，与对照组相比，暴露组医生的年度总薪酬和年度绩效薪酬分别显著高出6.3%（系数：0.06；p< 0.01）和19.2%（系数：0.19；p< 0.001）。但研究者未发现RPHPS与基本工资或津贴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

该研究原文如下，感兴趣的可以看看。

也就是说改革实施后，绩效波动大但基本工资未能显著提高；改革与控费一旦发生，变动性就暴露为职业收入不稳定。

第四，分级诊疗迟迟不能建立。

“分级诊疗”在政策层面已经推行多年，但现实中，大量患者依然涌向城市三甲医院。 基层医院病源不足，运营压力更大。

在患者选择“往上走”、医保费用被“向下控”的双重夹击下，基层医生的处境尤为艰难。

这导致一个负向循环，基层医院和基层医生都会越来越少，相对应的，基层地区人民所能获得的医疗资源也越来越少，进而只能继续涌向城市三甲医院。

但是，从各方立场出发，又很难界定是哪一方的责任。

比如，从医保部门角度看，控费是为了遏制不合理医疗行为、保护医保基金安全。药品降价后，患者负担确实下降了。

从基层医院管理层角度看，虽然他们同样担心长期下去人才流失，但营收锐减、债务高企，也只能通过削减绩效“止血”，基层医院生意不好，但又必不可少。

从医生角度看，收入骤降，生活压力大，职业负担高，但公众对他们的“高期待、高标准”一点都没有减少，还喜欢用“职业道德”绑架他们，身累心也累。

从患者角度看，他们就想用成本最低的方式，获得尽可能高的医疗质量。

能怎么办？

继续这么下去，短期内，是医生承担“降薪后果”，时间一长，就是医疗人才的流逝，分级诊疗更不可能实现，患者更加会回流到大医院。

医疗体系问题，事关民生福利，没有小问题。

短期的托底必须要有，不管是通过哪种方式，一次性补贴也好，建立薪酬稳定基金也好，得确保医生工资按时发放。

中长期，必须进行薪酬结构改革。

既然要控费，医生的绩效来源减少，那就必须提高医生的基本工资比例。医生脱了白大褂，也是普通人，也得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不能过于从“职业道德层面”苛求人家。

还有，绩效没了的话，其他正向的激励也必须跟上，比如，对高质量服务（慢病管理、基层首诊、预防健康管理）给予更高支付权重之类的。

至于分级诊疗的事情，是涉及到全民观念转变的事情，过去在城市化过程当中，城市获得的资源确实要大于县域、乡村。

现在城市化进程已经差不多了，后面就是均衡发展的问题了，随着均衡发展，以及城乡差距的缩小，分级诊疗肯定还是要推行。

就这。

问题全在以药养医上面

现在集采降低药价是对的，不能再以药养医了，这个政策药一致推行，还要加大力度。

但还要大幅提高医生的人工费，比如挂号费主治80起步，副高100、120、普通专家200、特高500

就算一个主治医生，每天看20个病人，也能为医院创造1600的收入。医院拿400养后勤，拿400养基础研究，养医生至少有个800。医院一个月的在医生上能支出的人工成本是16000（按20天上班），医生自己到手也能12000。如果能有手术或者其他的例如会诊的收入，就更高。

手术费按照手术等级收费，一级多少，二级多少，三级多少，四级多少。耗材少收费。我前几天看到1张耗材，一个巴掌大，要收800，大规模推广的工业品，还能有这个价格，油水太多了。

让医疗行业良性循环

医生既可以随意开药，随意检查，以便更好的诊治疾病。同时，药品价格、耗材以及检查费用降低了，也不会因为有医生贪图灰色收入浪费病人的钱

同时，人工费用等级区分也可以更好的分级治疗。小病一般就会到初级医院（便宜），三甲医院因为问诊费用提高，也不会人满为患

医生的主要收入来源于病人的问诊费用以及人工服务费后，也更有动力为患者服务，因为医术口碑直接关系到收入多少。

以医术定收入，而不是以药品耗材数量定收入。现在的医生就像个医药公司的经销商，因为处方权的缘故，医药公司还只能找到医生经销。

这产生乱象是必然的，不能长久。

医院用这种轻资产的模式运营，类似律师与律所。做检查之类的，一个CT多少钱，政府定价，药物也是集中采购，政府来定价。

这样也减少了黑幕，医院领导受贿的问题也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