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在知乎上，有人评价《1984》时说，小说里的英社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世界上不可能有这样的神经病组织——英社在竭尽全力的，维持一个让所有人（包括它自己在内）都不舒服的制度。

但是，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证明，这样的事情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到后期，就是一个让所有人都不舒服的制度。

在《断头王后》里，茨威格认为安托瓦内特的失败在于——她没有笼络住任何人，注意，不是没有笼络住人民，而是没有笼络住任何人。

在当年的贵族和历史学家眼里，安托瓦内特实际上是存在两个选项的——第一，走进市民的家中，与每一个普通巴黎市民交谈，了解百姓的疾苦，这会让她成为人民的王后。如果不想选这条比较艰难的路的话，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选择——笼络贵族，每天在贵妇的团团围绕下掌控统治阶级，这样在革命的时候，至少会有忠诚的爵爷们站出来捍卫王权。

安托瓦内特在A或B中选择了或，她既没有走进群众，也没有笼络贵族，所以她最后被砍了脑袋。

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到最后就是一个超大号的安托瓦内特。

所谓“棍棒打不倒经济理论”，无论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有两点基本事实是无法改变的——

第一，人性徇私。高尚者总是存在的，但你无法指望所有人都是无私的。

第二，人的天资、背景、运气不同，总有一群人会成为脱离于普罗大众的精英。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两点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这就是贫富差距的来源，市场经济的调节方式，是对精英阶级课以重税，以法律来逼他们“无私”一点。

然而，在计划经济下，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成为了大问题。

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其根本原则，是在注定不平等的社会里，强行追求平等。

自列宁以后，苏联就规定了一个社会中最高者与最低者收入差距的极限，在五十年代，苏联一个部长的合法收入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十倍——这基本就是苏联政府能够容忍的极限了，在苏联社会，差距再大就是政治不正确了。

然而，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差距是远远不止十倍的，但是在苏联，政府根本不允许收入的差距上合法的体现出这一点。

但是整个社会并不会因为法律规定而放弃寻找差距，于是，各种各样苏联式的腐败事件诞生了。

在接下来的“一号店”案中，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天才，是如何在苏联混到一个枪毙的下场的。其实有相当多苏式腐败中的犯人，如果换在市场经济下，都不会是腐败分子，只不过，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根本没有给予他们的施展空间，于是，这些各显其能的豪杰就成为了一个个的腐败案例。

苏联最后一任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曾经出访美国，当得知美国普通士兵的工资后，公开羡慕美军士兵的收入——一个指挥超级大国全部武装力量的元帅，赚的不如敌人的士兵多，如果亚佐夫是个贪钱的人，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人有多容易被策反，苏联式的体制就是这么荒谬。

如果你复盘苏联的腐败案件，你会发现，苏联贪官们的腐败所得听着跟笑话一样，堂堂政治局委员的家属，走尽后门冒着违法的风险，就为了买点西方的小家电。莫斯科的地下特供超市，联通了整个苏联的顶层权贵，消耗极大的力量，冒着杀头的风险，以间谍工作般的耐心，就为了干一点海淘的工作——帮权贵们买点西方商品，努力让他们过上西方中产的生活。

如果说苏联是朝鲜非洲那样的贫穷小国，那权贵们过得不如西方中产也就认了，偏偏苏联是个五百万军队，卫星上天潜艇下海的世界一级。在这样的超级大国的统治阶层，拼尽全力只为了过上敌国普通人的生活，你要如何让他们相信自己的路线有优越性呢？

更讽刺的是，哪怕这样的特权，在苏联也是没法继承的。由于苏联极度不稳定的政治生态，高官们根本无法保证自己的权力红利能在家人中得到继承——毕竟这是个后任惯例否定前任的政体，勃列日涅夫死后，其家人全部遭到清算，连总书记尚且如此，遑论其他人呢？由于激烈的权力斗争，导致苏联甚至根本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食利阶层。

实际上，即使在勋宗年代，苏联也远远谈不上贪官满朝的程度。在中央，安德罗波夫，苏斯洛夫，柯西金，乌斯季诺夫这些掌权大佬们都不算是贪官，地方上也有很多战争时代过来的坚定党员，莫斯科市委书记格里申在退休后甚至是穷死的。然而，这些人并不能影响整个苏联统治阶级的堕落，因为整个制度是有问题的。

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无法给予社会的精英们合理的报酬（至少是他们认为的合理的报酬），所以它最终被社会的精英们断然抛弃，就像远离贵族的安托瓦内特一样。

那么，精英阶层不满，普通百姓呢？

在物质生活上，人有两种不幸福，第一种是绝对匮乏带来的不幸福，第二种是相对对比带来的不幸福，很不幸的是，在苏联，计划经济让普通百姓成功体验到了两种不幸福。

在绝对物质享受上，中后期的苏联绝对远强于沙俄，就如同今日的普通人物质待遇也远好于古代皇帝一样。然而，苏联人民在物质生活上却很难有很强的满足感，这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选择。

计划经济的问题是，缺乏竞争导致商品极度缺乏创新机制，所有的商品都是“勉强能用”的水平。如果世界上只有苏联一个国家，这种产品不会让人不满，但偏偏当时还有日本西德和美国的产品做对比，那么这种对比就十分强烈了。

冷战中，苏联生产了世界上最多的鞋子，但苏联百姓却宁可走私也要买西德和日本的鞋子，因为苏联的鞋子质量差尺码粗，极度不舒适。东德生产的汽车，被百姓嘲笑为“能被口香糖粘在地上”，苏联生产的杠铃般重的大电视，看之前要预热，看的时间长了还可能会爆炸。在阿富汗作战的苏军，剿灭了游击队第一件事居然是找药包——日本和欧洲生产的绷带和药品要比苏军配发的好很多，正规军从游击队手里抢物资，也算是天下奇闻了。

计划经济带来的奇差的商品质量，让苏联强大的生产力根本无法转变为人民的幸福感。同时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能够购买西方商品这么点在市场经济中根本不是特权的“特权”就显得非常的扎眼了。

从贫富差距上看，苏联的精英阶级与普通百姓的收入差距远远小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然而由于普通人生活水平的差距，导致美苏之间的贫富差距体现为一个是我吃牛肉你吃龙虾，一个是我吃糠你吃猪肉，后者注定要比前者让人愤怒和不满的多。

其实看到这里你应该明白，苏联最应该做的改革是什么——是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道路，但这条路，苏联没有走成。

在纸牌屋里面，山寨的普京用一个很直观的比喻描述了苏联解体的好处——苏联解体后，我们不用开拉达了，而是有了雷克萨斯。

当苏联人民认为计划经济与苏联体制密不可分时，人民对市场经济的强烈渴望，就转化为了对苏联体制的怒火，最终导致了苏联那摧枯拉朽的解体。

实际上，在苏联解体时，没有多少人认为苏联解体会导致腐败问题的解决，很少有人将苏联解体完全归咎于苏共的腐败问题，因为放眼历史，苏共远远谈不上是个多么腐败的组织。它真正被抛弃的原因，是因为它既阻挡了百姓选择商品的自由，也阻挡了精英捞取红利的自由，当它的存在成为了所有人的阻碍时，它自然也就该消失了。

说到底，这是一个“王与何人共天下”的问题。站在1986年，苏共究竟与何人共天下呢？

苏共没法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历史给了它一个回答，苏联自然也就走到头了。

一个大国灭亡的时候，世界会为其举办一场盛大的葬礼。

这甚至跟这个大国的品行无关。纳粹德国灭亡的时候，残存的德军和市民拽了四十万苏联士兵一起共赴黄泉。沙皇俄国灭亡时，尚且有百万白军为其挂上挽联。代清固伦国灭亡时，有八旗和辫子军为其卖命。

唯独苏联是个极为特殊的存在，它死了，没有任何一个有战斗力的组织愿意为其流血。其伤亡程度甚至连攻打博社村的烈度都比不上。

苏联是极少数的，整个社会都有推翻它意愿的国家。

你能想象到苏联高官为了整个洗衣机，千辛万苦从东德走私吗？你能想象到苏联高官常被诟病的特级商店里的商品，在西方世界的随便一个百货商场都摆的处处都是吗？你能想象到苏联最有权势的人，勃列日涅夫。为了开豪车，还得厚着脸皮跟西方政客索要吗？

苏联平等的压迫其境内的每一个苏联人，所以它解体了。

很简单吗 因为苏联高层辛辛苦苦贪污来的东西，最后比不上美国中产常规享受的物质

苏共高层自己都崩不住了，玩不下去了。

叶利钦去美国访问 发现苏联高官求之不得的汽车 彩电 手表 是美国普通中产可以随时购买的。自己特供享受的小牛肉 在美国超市普通人也能购买

苏联太平洋舰队因为远东缺乏物资 从莫斯科回海参崴的时候 载着舰队高层的飞机走私了一堆家具、毛毯、毛衣之类物资回海参崴倒卖 结果导致飞机超重失事空难

当时舰队司令斯皮里多夫上将，靠关系偷运两卷印刷纸，匆忙让人运上飞机，因为行事紧急，没有固定好，两卷巨型印刷纸在飞机滑行阶段，固定绳索崩裂，纸卷向后滚动，导致机尾偏重，在飞机滑行没有到起飞速度时候压起了机头，飞行员不得不猛拉机头，最后印刷卷又向侧边滚转，导致飞机失速坠落。

把太平洋舰队司令也一起带走了 你能想象上将级别高官偷偷走私两卷印刷纸，最后把自己命给送掉了。。

克格勃中校普京从东德撤离时，千里迢迢运了一个二手洗衣机回苏联。

苏联中层也很差。80年代苏联人均月收入200卢布，局长月收入350卢布，教授最高600卢布。按官方价算分别是年收入4000美元，7500美元，12000美元，和美国差距还不太大。但是官方外汇牌价你换不到，苏联黑市价格是1卢布换0.16美元，也就是说苏联人均月收入30美元，局长月收入55美元，教授最高月收入90美元……

东方阵营其他国家也一样

刘晓庆到80年代末工资加到180元，已经是国家一级演员、北影厂青年演员中最高的一档，加无可加。但先期出国的陈冲拍一部戏就能赚13万美元，差距大到令人绝望。

李连杰16岁时拿了5个全国冠军，已经是教授级，月薪88元，同样加无可加。港商给大陆300万港币请李连杰拍戏

普通人更加绝望 1990年代初 上海年收入5000人民币 当时去日本打黑工一个月20万日元，月收入就是2000美元 日本干一个月等于国内干三年

朝鲜间谍金贤姬出身朝鲜高干家庭，他在回忆录里说。她的母亲依旧被辣白菜搞的手上全是口子，每年冬天都失声痛哭，而南韩妇女即使很贫穷也不会这样，因为她们有橡胶手套

看到了吧，即使是朝鲜的“核心家庭”都弄不到一套橡胶手套。

说白了 高级官员拼命贪腐 最后还比不上西方中产，自己也玩的没意思。

不想维持下去了。

先军模式 花巨额资源造了一大堆军备，又不敢真的打出去，最后全部变成废铁。

把这些钱发给上上下下的大小官僚，苏联说不定还能多维持几年。

本质苏联不是贪腐问题。 而是计划模式导致物质供应极度缺乏，纸面经济数字很好看。大部分资源投入军备了，连叶利钦这种级别高官都享受不到这种模式多少好处。

谁愿意在乎模式？

1991年苏共对上万名富翁进行统计，其中97.2%来自党政干部，剩下2.8%则是他们的亲属。

他们贪污不多是因为总量就这么多。

贪腐不是什么大问题，我举个东大人熟悉的例子，粗略算一笔账：

一个贪官贪了10亿RMB已经算大案了；城市地铁每公里的平均造价就能达到7-8亿RMB，再算上后期维护成本（设备维修、工资、能源… ），一条地铁线每年还要再砸进去3-5亿RMB。

也就是说，假如一个清官为了政绩修一座没什么客流量的地铁线，对资源的浪费能顶十个甚至几十个贪官。东城再修一座没人去的图书馆、西城再修个没人去机场、南城再修一座没人去的高铁站、北城再上马水司楼… 贪官的破坏力拍马也赶不上这些垃圾项目，黄杨钿甜买一百个“天价耳环”都比不了上述随便一个工程的一根毛。

东大经过了改开，好歹还有一定的控制成本与盈利的意识，苏联就是被一个又一个费效比极低的垃圾工程给放血放干了，具体参考这个回答，看看苏联军工复合体是怎么浪费资源的：

苏系国家的人民普遍受到了马列ZY教育，认为资本家为了盈利无恶不作，公有制企业不为盈利只为造福百姓… 然而最大的恶就是“不盈利”，现代法治下能盈利的企业再恶也恶不到哪里去，至少不会像无底洞一样吞噬资源。

这个回答不是给贪官洗，贪污当然是错的，但是苏系国家要面对的问题比贪官可怕得多。

苏联官员不占有生产资料，只是拥有24小时×365天任意支配权，所以没有贪腐，都是合法权益。

因为让他们去管撒哈拉能管到沙子也短缺。那当你看到他一家光着屁股、但脖子上居然还能挂一颗小孩拳头大的鹅卵石时，你自然知道他“富可敌国”了。

比如上图这非洲酋长以及围绕在他身边的贵族团体，你觉得他们贫穷吗？

并不。他们穿得起裙子——而与之相对的，非洲的穷鬼别说找根布条当兜裆布了，他们能找到几片鸟毛拿树皮纤维绑一下遮住下体都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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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独有偶。

当年流行过去朝鲜旅游。

众所周知，朝鲜权力大过天；而中国又比他们富裕无数倍。经历过60~90年代的中国人，都知道稍微有点小权的都是怎么揩油的——屠户售货员都是上等人，老百姓见了都得受气。

因此，脑子没病的都知道，去了朝鲜就得照人家的规矩办事，该给得给……

但，给什么？给多少？

我看过当时网上的攻略。

简单说，不需要带好东西，带了他们也不认得；给的也不能多，多了助长贪欲，反而给自己带来杀身之祸……

那，应该带什么呢？

我记得那个帖子推荐的是：

1、乡村小卖部的三无硬糖，几毛钱一斤那种，回收糖果做的，里面经常夹杂着打碎的糖纸

不必多，买个一斤半斤即可，太多了反而容易惹祸；遇到管事的给他三两颗，保证马上对你眉开眼笑。

2、五毛钱一管的口红

对，你跑淘宝拼多多都未必找得到的劣质三无产品，也是只能在乡村小卖部找到。

买几根，遇到大人物刁难（比如市长）时，送一支给他，立马满脸堆笑。

这两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至今都记得有去过的人感叹：“去了朝鲜，才能理解当年（70~90年代）外国人是怎么看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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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贪腐的最高境界？

贪腐的最高境界是贪到所有人都光着屁股饿肚子——然后，当日本人资助化肥时，装化肥的尼龙袋子都能成为紧俏物品，只有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才能搞到手、把它做成裤子。

那时，农村流行有一首讽刺农村干部的顺口溜，提到了中国农民最早知道的日本产品：“来个社干部，穿的化肥裤，前面是‘日本’，后面是‘尿素’”。

这种尿素袋子，社队干部开后门才能弄到，为此，农民群众意见很大，说社队干部搞特权，意见反映到了区委，区委领导批评了开后门的事，并跟供销社黄主任讲：
尿素袋子定价公开在各公社的供销社门市部公开销售，让社员自由购买，严禁开后门。

当时只有干部才能穿上这种东西，一般的人家是搞不到的，于是，便有了这样的顺口溜：“干部见干部，比比尿素裤，前看是外文，后看是尿素。”

苏联不贪？

建立之初特供制度就已经初见特权端倪。

20-22那三年，大家不会忘了吧！

有人利用特殊渠道大把挣钱，有人关门大吉。

有人到处求人只为买到救命药物，有人一分钱不花ICU常驻。

有人一个咬了一口的馒头，有人山珍海味。

有人连大白菜都买不到，有人将大把青菜倒垃圾桶。

三年你都受不了，苏联人扛了七十年已经够牛了。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只要比较一下苏联与中国的差异，就会基本明白苏联为什么会崩溃解体了。

第一，苏联军队的政委制度，竟然经历了三次废立，在1942年，还是彻底废除了。

政委制度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关键，废除政委制度，必然会动摇党对军队的领导，因此，苏联解体的时候，军队基本处于观望的态度。

第二，斯大林时期，苏联是典型的核心领导制，几乎一人说了算，缺乏集体民主，赫鲁晓夫上台后，攻击否定斯大林，自己却还想继续搞核心领导制，结果却被搞下了台，1964年之后的苏联，主要是集体领导制，实质却是权责失衡，一方面特权泛滥，另一方面又无人负责。

核心领导制，就如中国古代的中央集权，集体领导制，就如中国古代的分封制。

中国有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和权力分封的经验教训，很明显，苏联明显没有。

可以说废除政委制度，动摇了党对军队的领导，那么，废除核心领导制，则又动摇了党对政府的领导。

第三，苏联不是单一制国家，甚至联邦制也很是勉强，实质上更接近邦联制，所谓加盟共和国体制，糟糕透顶。

据说，建国之初有人向教员建议，也照搬苏联，搞加盟共和国体制，教员坚决反对。

改开之初，也有人向总设计师建议，香港澳门，还有台湾，可以搞联邦制，也被邓拒绝，强调单一制绝对不能动摇，只能在单一制的基础上搞一国两制。

普京也多次抨击，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制度设计糟透了，是现在俄罗斯悲剧的主要根源。

第四，苏联领导人在政治方面的愚蠢天真，还不仅仅在加盟共和国的制度设计方面，竟然还胡乱平反，将原本流放到外地的人，又送了回去，不但恢复地位待遇，还把原本不属于这些加盟共和国的土地，划给了这些少数民族为主的加盟共和国，典型的例证就是乌克兰。

如果平反了，翻案了，对方感激涕零，反而忠心耿耿，这种平反翻案才是正确的。

如果对方怀恨在心，离心离德，走向背叛颠覆，这种平反翻案就是错上加错的愚蠢至极。

第五，苏联搞得计划经济是典型的指令经济。

指令经济关键就是一斤粮食，一个螺丝钉，也要按照指令生产，整个经济体系，就如一棵大树，又如将所有鸡蛋放到了一个篮子里。

经济，和工业化的本质，都是生态，一棵再高大的树，也不如一片矮小的树林，更符合生态性。

中国与苏联完全不同，搞得是多次元计划经济，中央，地方，和基层都要搞工业化，形成了更多经济主体，就如一片树林，而不是只有一颗大树。

苏联之所以严格的指令计划经济，很大的原因，应该是加强对地方，和对东欧等国家的控制。

美国对欧洲，日韩，和台湾地区的援助，将很多工业项目，放到了这些国家和地区，也是一种经济控制手段，跟苏联搞得指令经济，虽然方式不同，但目的基本是相同的。

苏联与美国，也遭受了类似的反噬，苏联主要将轻工业放到了东欧国家，自己主要是军工产业和能源产业，美国则是去工业化，主要是金融业，服务业，农业和能源产业。

第六，东欧剧变对苏联的危害大大低估了。

苏联将很多轻工业放到了东欧国家，这些国家倒向西方，对苏联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严重危害，引发了骨牌效应，和破窗效应。

试想一下，如果德国，日韩等有美国驻军的国家，都背弃美国，都反对美国，美国会是怎样的下场？

苏联领导人，对于东欧剧变的处理，基本是政治白痴的水平。

当然了，这种事本身也很难处理，这也是搞结盟政策却被反噬的典型案例，盟友的背叛，是结盟政策的必然代价，现在还在继续的俄乌战争，更是兄弟背叛，兄弟反目的典型。

中国绝对不能搞结盟政策，因为，盟友一旦背叛，就很难处理，甚至还会引发严重的骨牌效应，和破窗效应。

中国不需要别的国家完全站在中国一边，成为中国的盟友，只需要更多国家保持独立，保持中立就可以了。

第七，苏联既没有群众路线，也没有统一战线。

苏联解体的时候，大多数群众并不支持，据说反对的比例高达百分之七十，但脱离群众，背叛人民的特权阶层，压根不在乎什么民意，再加上军队的旁观，或暗中支持，直接化公为私，化整为零，将公有国有变成了私有，将苏联变成了十多个国家。

统一战线，就如不结盟的站队，主要有两大关键，一是共同的敌人，二是共同的目标。

无论是过去的苏联，还是现在的俄罗斯，都始终没有搞清楚主要的敌人是谁，主要的目标什么，当然也就不可能形成共同的敌人，和共同目标。

俄罗斯人，甚至普京都多次引用沙皇亚历山大说的话——俄罗斯的盟友只有两个，一个是陆军，一个是海军。

这种话，除了能够自嗨，主要都是负面作用。

跟教员说的，朋友多多，敌人少少，打得一拳开，免的百拳来，以斗争求团结，以斗争求和平，完全是天壤之别。

第八，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最大弊端就是僵化固化，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最大弊端则是两极分化。

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主要有两大关键，一是公有制，二是配给制。

配给制，与等级制，和隔离制，是三位一体的。

而官僚等级制，和身份隔离制，一旦时间长了，一旦经过了二代三代的传承，就必然会产生特权阶级。

说到这里，为什么会有那十年，为什么教员说每隔七八年，就要再来一次，也就很清楚了，主要就是周期性的打破官僚等级制，和身份隔离制，防止特权阶级和精英阶层，脱离群众，背叛人民和国家。

可以很确定的说，如果没有那十年，中国大概率也会像苏联一样完蛋。

配给制——等级制——隔离制。

这种三位一体的弊病，才是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的最大魔咒，就如两极分化，和身份异化，是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魔咒一样。

但等级制和隔离制，就如急性病，而两极分化和身份异化，却主要是慢性病。

卢麒元曾经说过，教员晚年建立的老中青结合，左中右结合，相互均衡制衡的体制，打破了官僚等级制，身份隔离制，但是，这种策略只有教员才能操作，其他人都玩不转。邓延续了教员的均衡制衡路线，通过引进外资，放开私有资本，形成了国资，外资，和私有资本，新的均衡制衡体制。

聚合融合复合，均衡制衡平衡，是中国成功的两大核心秘密，就如阴阳太极，五行八卦。

这种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国智慧，无论是西方，还是苏俄，都是难以理解的。

西方人还好一些，还懂得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有些现实主义，和实用主义思想精神，但苏俄人，却几乎是一根筋，基本都是简单粗暴，相信力大出奇迹，二战就是典型例证，伤亡太大，虽胜犹败。

结论就是——苏联快速崩溃解体，主要急性病与基础病，共同作用的结果，急性病主要是特权阶级和精英阶层背叛了人民，背叛了国家，基础病则主要是党政军，加盟共和国体制，单一的指令经济，和结盟政策等各个方面都存在各种问题。

这就要看到，“腐败”的意义。

著名政治科学家斯科特对于腐败有一种研究，他认为腐败，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坏事情。他认为，民主国家在历史上也出现过很腐败的时候，这种腐败机器提供了法制之外的另一套保护程序和解决冲突的途径,在特定的条件下，它的运作可能比法制秀统更为简捷有效。后来,文化的逐渐同化提供了其他政治凝聚资源,同时,人们的收人和生活水准越来越高,用钱来“买”效忠越来越昂贵。在这种条件下,政治腐败机器慢慢被淘汰。

19 世纪末的美国城市有其具体的特殊性,但腐败作为文化或意识形态的替代物,为政治整合提供凝聚资源的现象在许多国家都存在，特别是在那些经济高速发展瓦解了传统价值的地方显得尤为突出。

什么意思呢？

腐败是一种潜规则的上升通道。潜规则当然是一个坏东西，但是上升通道是好东西。也就是说，尽管腐败有损于公共利益，但是维护了一种潜在的上升通道。

如果我们把政治环境进行排列，

1、最好的情况：政通人和，以法治秩序保障自由。

2、次一等：法治尚未出现，以人治作为补充，但是依然存在上升通道。这个时候腐败开始出现。

3、更次一等的，法治尚未出现，腐败大规模流行，成为不可遏制的情况，但是依然有上升通道。

4、最差等的，腐败成为制度性腐败，且没有上升通道。

苏联就是属于最差的，苏联从金钱角度的腐败似乎不高，但是它已经是制度性的腐败，更糟糕的是，它缺乏任何的上升通道，这是最致命的。因为这会不断累积民众的怨恨。

所以，腐败就类似于一种“通货膨胀”机制，温和的通胀机制可能成为制度尚未明晰的润滑剂。但是剧烈的通货膨胀，就成为对于政府信用的瓦解。

因此，治理腐败的核心，绝不是一个皇帝出面垄断权力，而应该用制度，法治来替代原本的潜规则。

哎呦，当前最高赞说什么"贪腐不如三线建设危害大"，那可真是令人发笑，那是典型的"养猫养狗防老鼠防强盗，老鼠强盗没敢来，就觉得一开始不该养猫养狗"的短浅思维。第一，三线建设对国家安全意义重大;第二，三线建设的整体经济收益巨大（不是说没错误没大损失）;第三，论贪腐，不说别的，仅仅一个公款吃喝方面，八十年代每年数以百亿计的公款吃喝，九十年代每年一千多亿的公款吃喝，这给国家造成的损失比三线如何啊？

首先，三线建设背景是什么样的，是六七十年代冷战高峰，没人敢说世界大战会在什么时候爆发。何止是区区古巴危机，什么美国大军入侵越南，苏联直接侵略捷克，都是身边眼前的事情中国饱尝百年列强侵略无战备之苦，上次日寇侵华结束还仅仅是不到二十年前。这种情况下你不备战能行吗？你家养猫把耗子吓跑了，就觉得不该养猫了?这是什么幼稚思维?

第二，三线建设的产出是零?那是纯粹扯淡放皮。不说别的，三线里著名的"两基一线":把重庆基地、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和成昆铁路的建设作为三线建设初期在四川的建设重点，重庆工业大发展，攀枝花硬生生砸出一个工业城市，成昆铁路的重大意义更不必说，那叫"产出是零"?

引用论述，看看三线建设带来何等成就:

三线的建设成果是十分显著的。
在铁路建设方面——从1964年8月到1980年，共建成了成昆铁路、湘黔铁路、焦柳铁路、襄渝铁路、川黔铁路、贵昆铁路，它们把整个西北、西南地区连成了一片，还使西南地区与华中地区、西北地区和华北华中华南地区的交通网络连为一体。同时还配合铁路建设，建成许多公路网络，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西部地区交通运输落后的状况，为西部地区的矿产开发、产品流转、工业建设、国防建设创造了交通条件。
在国防工业方面——在重庆地区建成了常规兵器工业生产基地，在四川和贵州建成了电子工业生产基地，在四川和陕西建成了战略武器科研、生产基地，在贵州和陕西、鄂西地区建成了航空和航天工业生产基地，在长江上、中游地区建成了船舶工业科研、生产基地，在西昌建成了卫星试验、发射中心。通过三线建设，将东北、华北地区老军事工业企业的一部分搬迁到西部地区建新厂，基本上达到了将重要军工企业“一分为二”的目的。较高水平的核工业科研生产系统几乎全部放在西部地区。
原材料、能源工业方面——在西部地区形成了大中小相结合的原材料工业体系，建成了攀枝花钢铁基地、重庆钢铁基地、成都地区钢铁工厂、贵州水城钢铁厂等大型企业，新建了西北铜加工厂、兰州连城铝厂、兰州铝厂、冥河铝镁冶炼加工厂、西北铝加工厂和重庆西南铝加工厂。为了与国防工业配套，还建设了重水、炸药、树脂、橡胶、医药企业，建成了西南炼焦煤基地、西北煤炭基地、平顶山、焦作、鹤壁等矿区，新建10万千瓦以上电站68座。
机械工业方面——共有241个机械工业工厂、研究所、设计院搬迁到西部地区，后来又新建、扩建大中型项目125个，累计投资94.72亿元，占全国机械工业同期投资的53%。新建了12个重型机械工业制造厂，使西部地区形成了很强的重型机械制造能力。电机电器工业也发展起来，建成了四川东方电机厂、东方汽轮机厂、东方锅炉厂、东风电机厂，形成了年产80万千瓦的发电能力。
汽车工业方面——新建了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同时新建了一批配套工厂，使西部地区形成了军民结合的轻、重型汽车批量生产的能力。
轻纺工业方面——造纸、制糖、制盐、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合成洗涤剂、塑料制品、皮革制品、棉纺织、毛纺织、丝绸、印染、针织、化纤、纺织机械等生产企业在西部地区全面铺开。其中，新建5万锭以上的棉纺织厂有7个，大中型维尼纶厂有5个。
此外，还在西部地区建成了100多个部属储备性仓库，新建了一批高等院校。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三线企业许多工业产品的产量达到了全国产量的1/3。在三线建设中，平地新建了30多座工业城市，著名的有攀枝花、十堰、德阳、六盘水等。

三，没错，三线建设是有很大的问题和失误，十二年损失资金三百亿:"据测算，在1966—1978年的12年中，三线项目的损失、浪费及不能发挥效益的资金高达300亿元，占同期国家用于三线资金的18%以上"，但要说和贪腐比，仅仅一个公款吃喝，新华社《瞭望周刊》就报道1992年公款吃喝旅游破千亿。这是一年的数字。作为旁证的是90年代中期学者调查平均每个村子吃喝就是约两万。全国近七十万个行政村，可见仅仅村一级就是公款吃喝一百多亿的水平，这是何等惊人的数字。

就这还有人说贪腐危害不如三线建设，真是令人冷笑啊，真是典型的鼠目寸光

其实，和很多人想的不一样，

贪并不是问题

只要大家都能有机会去贪

或者看起来有机会去贪就行

有希望、有盼头，就能维持

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本身不是问题

只要你让大家有路径可以当上知府，或者觉得可以当上知府就行

大家自然会编出“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苏联的问题在于，它把贪的途径垄断了

从你的出身就决定了你有没有机会去贪

既然如此

广大出身不好的人凭什么还要维持这样的机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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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苏联的问题根本不是贪腐的问题。

如果说苏联的问题是因为贪腐完蛋的话，会陷入到奇怪的悖论：

假设苏联是因为贪腐的问题完蛋，那么现在俄罗斯的贪腐问题比苏联如何？

俄罗斯很显然没完蛋。那么：

要么你承认苏联不是因为贪腐完蛋的，要么你承认普京反贪卓有成效。

而对于“文明世界”的人来说，这两个都是无法承认的。

因为苏联那一套体制适合建国初期强邻环伺，国内经济困难需要发展的情况。并不适合长期和平之后国家经济发展的情况。

通过观察至今还维持着斯大林体制的朝鲜的消息可以更深刻的理解苏联体制的这一弊端。苏联体制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其他国家很容易就拿到的外国物品，在斯大林体制的国家就很困难。比如最近朝鲜慈江道的干部就因为私藏并聚众观看有韩剧的硬盘，结果被撤职查办。

在建国初期，斯大林体制的国家这么做是有一定合理性的。通过渲染对外国阶级敌人的仇恨，的确可以增强苏联国家内部的凝聚力。苏联建国初期工业还没有发展，为了保护国内工业的发展也必须限制外国物品的流通。

但是已经建国几十年还这么做就多少有点不合时宜了。也许一直处在劣势实力一直不如美国韩国的朝鲜这么做尚有一些道理。但是战后苏联已经成为和美国并肩的世界强国，再说什么阶级敌人会颠覆苏联也很难让人信服。同样建国几十年还说为了保护国内工业不能大规模进口外国产品也会让人疑惑，斯大林体制的优越性在那里？如果真的有优越性，为什么几十年了还不能和外国的商品竞争？

因此苏联可能并不是贪污腐败最严重的，但它的干部绝对是最想改变体制的。没人真的一直想过买一个外国洗衣机还要找关系走私贪污，看个外国电影都是犯罪的日子。而苏联一直顽固的维持开国时的旧制度，也没有给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

苏联体制另外一个问题就是，上级的权力太大。很多事情根本不是根据市场需要和实际情况，就是上级一拍脑门就决定的结果，下级不能反抗而且往往还要因为没有完成上级拍脑门的计划而受惩罚。比如最近朝鲜慈江道的兵工厂生产数量比去年减少了14.9%，兵工厂的干部都人心惶惶，说今年别说技术创新，能不被抓进保卫部就算不错了。而去年慈江道兵工厂生产数量高原因是朝鲜多生产产品卖给俄罗斯，进行了工厂动员增加生产。而人不可能一直处于持续高强度工作动员状态，今年生产率降低几乎就是一个必然。

苏联体制第三个问题就是，早期利用人类的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取得了一些成果。到了后期就把这种奉献精神当作一种取之不尽 用之不竭的资源去继续消耗。殊不知人类的奉献精神是有限的，用完了就没有了，长期要人讲奉献反而会起反效果。比如朝鲜几十年来一直有个习惯喜欢组织干部家属当女盟突击队，去参加填海造陆和房屋建设等重劳力工作。

然而最近几年大部分干部家属已经不胜其烦，她们选择拉关系把自己调到公路部门去当公路管理员。公路管理员必须长期呆在公路检查过往车辆，因此没有多少空闲时间去参加义务劳动。女盟突击队能招到的义务劳动者已经日益减少。

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斯大林体制的国家并不是贪污腐败最严重的国家，但在那种体制下因为难以获取利益，干部购买外国产品还没有其他国家的中产阶级那样方便。还要不停的应付上级的不合理的高指标任务和义务劳动。它的干部却是怨气最大最想改变的，所以苏联早早垮台也就并不奇怪了。

大概是高中时，我在某本杂志上看到一个故事：一个男孩从出生时起就没有痛感，父母对他呵护备至，为了避免受伤，不让他出门，家具都包裹着软垫。

小男孩一天天长大，越来越渴望与外面的小孩玩耍，某天趁父母不注意，男孩偷溜出去，等他父母发现时，男孩已经死了。

原来，由于男孩没有痛感，他的身体好几处受伤流血，却感受不到疼痛，最终失血而死（大致如此，故事细节忘记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男孩的病症是为醋包的饺子，杜撰出来的疾病，方便讲述温室花朵未经风雨的鸡汤故事。

后来，我发现真的有这种病，学名叫先天性无痛症，它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感觉自律神经障碍（HSAN），属于先天性痛觉缺失疾病。患者因痛觉传导受阻而丧失感知疼痛的能力，目前全球该病有33例，发病率为10亿分之一。

人类厌恶和恐惧疼痛，但疼痛也是身体的警报系统，是一种反馈机制。疼痛感会让你停止使用扭伤的脚踝，阑尾炎的腹痛会让你去医院检查身体，痛感反馈的消失比疼痛本身更加危险，使人类丧失规避风险的能力。

人如此，国亦如是。

反馈正是苏联的致命弱点，在严格的极权等级制度下，常规沟通渠道被从统治者和向下传给百姓的大量信息堵塞，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反向信息。

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官僚机构完全控制了这些渠道，并试图清除任何让他们在上级面前丢脸的信息，所有大型官僚系统都是如此。

只有在战争和竞争性经济中，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中立的反馈渠道得到纠正。在战争中，战斗减员和失地就是反馈。在商业中，是销售统计数据、客户投诉和损益数据。

在JI权主义体制下，将所有资源集中用于统治者授权的一项任务，这种做法看起来很美好，但也有其弊端，它不断产生巨大的委托代理问题。

国家层级的每一级参与者都会挪用统治者授予他们的一部分权力，以谋取私利。

当然，也有大聪明想到了办法：四处布满间谍，搞特务政治。

然而，间谍也很容易受到“委托代理”的影响，最高统治者迟早会变得又聋又瞎。

1982年，当克格勃最有权势的头目之一尤里·安德罗波夫成为苏共总书记时，他公开表示：“我们不了解我们生活的社会”。

仔细静下心来想想，几十年来，一位高级特工处长一直受党委派充当耳目，但他却承认，即使有数十万间谍和数百万助手在全国各地全天候工作，也无法全面了解苏联社会的真实面貌。

一个国家失去反馈机制，就像一个人患上了“先天性无痛症”。

它既无法感知内外部的“疼痛”，也无法接收有效信息调整自己的行为，最终只能在无声的溃烂和僵化的行动中走向灭亡。

苏联体制从诞生之初，就内置了一个致命的缺陷：它假定上层（苏共）永远掌握着绝对真理，因此不需要，也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实质性反馈。

在苏联，所有媒体、教育、文艺创作都是党的“喉舌”，只能唱赞歌，不能揭露问题。批评性的反馈被视为“反苏维埃宣传”和“诽谤”。

多党制和党内派系，任何政治上的反对派或异见者都被残酷清洗。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就清除了党内外几乎所有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人。

苏联的计划经济并非根据市场或者人民需求服务，而是为了政治服务，“卫星田”亩产万斤式的浮夸风盛行，经济信号（价格、利润、亏损）完全失灵。

用权力和暴力压制批评和不满，就像用麻药麻痹痛感神经一样，只能暂时掩盖问题，但无法阻止疾病的蔓延，反而会使其在暗中恶化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停滞时代），人们普遍公开一套，私下一套，消极抵抗，信任缺失。人们排着长队购买基本生活用品，官方报告却仍在宣称“XXXX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此时的苏联就像一个无痛症病人，尽管身体已经多处骨折，但大脑却接收不到任何不适的信号，依然命令身体高强度运动，导致伤势不断恶化。

到了苏联晚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本质上是试图给苏联强行恢复痛觉的休克疗法。

但多年来被压抑的社会矛盾、民族仇恨、历史真相、经济灾难像海啸般的疼痛信号一样涌入大脑，瞬间造成了“神经性休克”。

最终，这个已经千疮百孔、失去协调能力的“机体”，在恢复了痛觉的瞬间，因为无法承受巨大的疼痛和无法做出有效反应而彻底崩溃。

1991年苏联解体，可以看作是这个“机体”的系统性死亡。

全文完。

如果说其他国家的贪腐只是贪腐而已，那么苏联的贪腐从性质上就完全不同，它本质上是人们被压抑的对美好生活追求的一种畸形释放——当你想开一台不硌屁股的汽车，甚至只是吃一颗不苦的糖，都得违反规定才能做到时，违规这件事本身也就不成为一种罪恶，错的也就不是你了。

这也是苏联这几起大案如此受到关注的关键，因为它们直指对共产主义制度本身的质疑，这种集体式生产分配到底是否是长久之计，究竟能不能帮助大家过上想过的幸福生活？还是说继续下去大家只会变得越来越不幸，这种史无前例的制度究竟有没有前途？

毕竟私有制发展的动力是每个人自己对于享乐的欲望，而公有制发展的动力则只能是人们奉献服务大众的理想，虽说人性既有追求获得，也有渴望付出的欲望，但总体来说，后者依然要经历开发和培养，而前者则是更天生自然的存在，利用前者就比依靠后者，在可行性上要强一些。

而现实看起来也确实是这么一回事。苏联解体了，即便在它没解体之前，质疑这种制度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这个国家的领导人自己都开始怀疑，最终，他们决定彻底抛弃对集体主义的幻想，投向个人主义的怀抱，用欲望代替理想，指望着这样“解放生产力”，就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你别看俄罗斯现在也混的不咋地，但那他们认为还是苏联的锅，因为苏联当年和欧美作对，导致他们至今仍然被针对，没办法得到信任，加入资本主义大家庭，所以才在经济上依然饱受贫瘠困扰。

我以前也是这么想的，毕竟中国发展的标志就是改革开放，也就是资本化，但后来我发现不是这么回事，做人不能太极端，治国也一样，没必要陷入辩经的逻辑里，非此即彼不揉沙子。这方面苏联很失败，美国也未必成功，如果当时苏联再撑几年说不定撑不下去的就是美国了，但那也不能证明苏联是正确的。

说到底它俩都有问题，都属于经文入脑，主要人类社会发展到那个阶段，大家太傲慢了，动不动就要终结历史，那历史就要给他们教训，要教会人们保持谦卑，实事求是。

其实道理是多么的简单，就是涉及国计民生的那些行业，最好由国家把持，国企负责，控制利润，整体规划，互相监督，保证社会发展的基础建设不被一两个人的私欲绑架，然后在其他轻工业等商品领域，则推行私营，让个人更敏感的商业嗅觉，来保证商品经济的灵活和高效，在这过程中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一步一个脚印踏实的发展。

也就是中国现在在走的道路。

只不过这样实在的做法确实不够刺激，说起来没有资本主义我负天下人式的潇洒和共产主义天下人负我式的牺牲来的浪漫，而掌握舆论主导权的文科生们都是热爱浪漫的，就好像鲁迅当年学医画解剖图，总是更关注怎么画漂亮，而不是准确，结果让人家藤野先生一顿教训，这也亏的是他最后没做医生，毕竟这种天选文科生，真站上手术台，万一治死了人，那病人可到哪说理去？

苏联的腐败跟后面的俄罗斯相比，无论是质还是量，都是根本不值一提的。高赞列举的所谓苏联高层贪污的资料跟后来的俄罗斯比，那不是五十步笑百步，是五万步和五步的问题。苏联的贪腐最多算是大家有一个大工厂，领导们多吃一顿饭，多喝一瓶酒，俄罗斯的贪腐是整个工厂都让领导们分咯。你要是觉得前者更加腐败。你最好去看看脑科医院。

那为啥俄罗斯不完蛋？

你说美国封锁苏联的原因。那现在美国对俄罗斯的封锁强度是远高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怎么不灭亡？

根本原因就是苏联体制限制了苏联统治阶层贪腐。干脆换一个大家贪腐起来轻松愉快地。

就是俄罗斯这套体制，仿照了美国的体制。大家一起黑钱笑哈哈。

有句话老百姓听了可能不太开心。那就是苏联完蛋是苏联精英阶层为了一己私利抛弃了苏联人民。苏联人民是愚蠢无知的。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要失去什么，要得到什么。包括你们这些愚昧无知的中国人民，觉得苏联完蛋于贪腐。有一个算一个，都是愚昧无知。

到现在俄罗斯人民日子比前几年更难了，有什么问题吗？没有。

因为俄国老百姓活的最苦的一段时间是90年代，太苦了。那代人都还活着并且掌权，他们知道什么是苦日子。知道投降西方会有多惨。

所以现在再难也比投降西方日子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