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高中时，我在某本杂志上看到一个故事：一个男孩从出生时起就没有痛感，父母对他呵护备至，为了避免受伤，不让他出门，家具都包裹着软垫。
小男孩一天天长大，越来越渴望与外面的小孩玩耍，某天趁父母不注意，男孩偷溜出去，等他父母发现时，男孩已经死了。
原来，由于男孩没有痛感，他的身体好几处受伤流血，却感受不到疼痛，最终失血而死（大致如此，故事细节忘记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以为男孩的病症是为醋包的饺子，杜撰出来的疾病，方便讲述温室花朵未经风雨的鸡汤故事。
后来，我发现真的有这种病，学名叫先天性无痛症，它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感觉自律神经障碍（HSAN），属于先天性痛觉缺失疾病。患者因痛觉传导受阻而丧失感知疼痛的能力，目前全球该病有33例，发病率为10亿分之一。
人类厌恶和恐惧疼痛，但疼痛也是身体的警报系统，是一种反馈机制。疼痛感会让你停止使用扭伤的脚踝，阑尾炎的腹痛会让你去医院检查身体，痛感反馈的消失比疼痛本身更加危险，使人类丧失规避风险的能力。
人如此，国亦如是。
反馈正是苏联的致命弱点，在严格的极权等级制度下，常规沟通渠道被从统治者和向下传给百姓的大量信息堵塞，几乎没有留下任何反向信息。
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官僚机构完全控制了这些渠道，并试图清除任何让他们在上级面前丢脸的信息，所有大型官僚系统都是如此。
只有在战争和竞争性经济中，这种情况可以通过中立的反馈渠道得到纠正。在战争中，战斗减员和失地就是反馈。在商业中，是销售统计数据、客户投诉和损益数据。
在JI权主义体制下，将所有资源集中用于统治者授权的一项任务，这种做法看起来很美好，但也有其弊端，它不断产生巨大的委托代理问题。
国家层级的每一级参与者都会挪用统治者授予他们的一部分权力，以谋取私利。
当然，也有大聪明想到了办法：四处布满间谍，搞特务政治。
然而，间谍也很容易受到“委托代理”的影响，最高统治者迟早会变得又聋又瞎。
1982年，当克格勃最有权势的头目之一尤里·安德罗波夫成为苏共总书记时，他公开表示：“我们不了解我们生活的社会”。
仔细静下心来想想，几十年来，一位高级特工处长一直受党委派充当耳目，但他却承认，即使有数十万间谍和数百万助手在全国各地全天候工作，也无法全面了解苏联社会的真实面貌。
一个国家失去反馈机制，就像一个人患上了“先天性无痛症”。
它既无法感知内外部的“疼痛”，也无法接收有效信息调整自己的行为，最终只能在无声的溃烂和僵化的行动中走向灭亡。
苏联体制从诞生之初，就内置了一个致命的缺陷：它假定上层（苏共）永远掌握着绝对真理，因此不需要，也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实质性反馈。
在苏联，所有媒体、教育、文艺创作都是党的“喉舌”，只能唱赞歌，不能揭露问题。批评性的反馈被视为“反苏维埃宣传”和“诽谤”。
多党制和党内派系，任何政治上的反对派或异见者都被残酷清洗。斯大林时代的大清洗，就清除了党内外几乎所有敢于发出不同声音的人。
苏联的计划经济并非根据市场或者人民需求服务，而是为了政治服务，“卫星田”亩产万斤式的浮夸风盛行，经济信号（价格、利润、亏损）完全失灵。
用权力和暴力压制批评和不满，就像用麻药麻痹痛感神经一样，只能暂时掩盖问题，但无法阻止疾病的蔓延，反而会使其在暗中恶化到无可挽回的地步。
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停滞时代），人们普遍公开一套，私下一套，消极抵抗，信任缺失。人们排着长队购买基本生活用品，官方报告却仍在宣称“XXXX经济制度的优越性”。
此时的苏联就像一个无痛症病人，尽管身体已经多处骨折，但大脑却接收不到任何不适的信号，依然命令身体高强度运动，导致伤势不断恶化。
到了苏联晚期，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本质上是试图给苏联强行恢复痛觉的休克疗法。
但多年来被压抑的社会矛盾、民族仇恨、历史真相、经济灾难像海啸般的疼痛信号一样涌入大脑，瞬间造成了“神经性休克”。
最终，这个已经千疮百孔、失去协调能力的“机体”，在恢复了痛觉的瞬间，因为无法承受巨大的疼痛和无法做出有效反应而彻底崩溃。
1991年苏联解体，可以看作是这个“机体”的系统性死亡。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