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在知乎上，有人评价《1984》时说，小说里的英社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世界上不可能有这样的神经病组织——英社在竭尽全力的，维持一个让所有人（包括它自己在内）都不舒服的制度。
但是，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证明，这样的事情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苏联式计划经济体制发展到后期，就是一个让所有人都不舒服的制度。
在《断头王后》里，茨威格认为安托瓦内特的失败在于——她没有笼络住任何人，注意，不是没有笼络住人民，而是没有笼络住任何人。
在当年的贵族和历史学家眼里，安托瓦内特实际上是存在两个选项的——第一，走进市民的家中，与每一个普通巴黎市民交谈，了解百姓的疾苦，这会让她成为人民的王后。如果不想选这条比较艰难的路的话，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选择——笼络贵族，每天在贵妇的团团围绕下掌控统治阶级，这样在革命的时候，至少会有忠诚的爵爷们站出来捍卫王权。
安托瓦内特在A或B中选择了或，她既没有走进群众，也没有笼络贵族，所以她最后被砍了脑袋。
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到最后就是一个超大号的安托瓦内特。
所谓“棍棒打不倒经济理论”，无论什么样的经济制度，有两点基本事实是无法改变的——
第一，人性徇私。高尚者总是存在的，但你无法指望所有人都是无私的。
第二，人的天资、背景、运气不同，总有一群人会成为脱离于普罗大众的精英。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两点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这就是贫富差距的来源，市场经济的调节方式，是对精英阶级课以重税，以法律来逼他们“无私”一点。
然而，在计划经济下，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就成为了大问题。
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其根本原则，是在注定不平等的社会里，强行追求平等。
自列宁以后，苏联就规定了一个社会中最高者与最低者收入差距的极限，在五十年代，苏联一个部长的合法收入是一个普通工人的十倍——这基本就是苏联政府能够容忍的极限了，在苏联社会，差距再大就是政治不正确了。
然而，一个社会中人和人的差距是远远不止十倍的，但是在苏联，政府根本不允许收入的差距上合法的体现出这一点。
但是整个社会并不会因为法律规定而放弃寻找差距，于是，各种各样苏联式的腐败事件诞生了。
在接下来的“一号店”案中，大家可以看到，一个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天才，是如何在苏联混到一个枪毙的下场的。其实有相当多苏式腐败中的犯人，如果换在市场经济下，都不会是腐败分子，只不过，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根本没有给予他们的施展空间，于是，这些各显其能的豪杰就成为了一个个的腐败案例。
苏联最后一任国防部长，亚佐夫元帅曾经出访美国，当得知美国普通士兵的工资后，公开羡慕美军士兵的收入——一个指挥超级大国全部武装力量的元帅，赚的不如敌人的士兵多，如果亚佐夫是个贪钱的人，你可以想象这样的人有多容易被策反，苏联式的体制就是这么荒谬。
如果你复盘苏联的腐败案件，你会发现，苏联贪官们的腐败所得听着跟笑话一样，堂堂政治局委员的家属，走尽后门冒着违法的风险，就为了买点西方的小家电。莫斯科的地下特供超市，联通了整个苏联的顶层权贵，消耗极大的力量，冒着杀头的风险，以间谍工作般的耐心，就为了干一点海淘的工作——帮权贵们买点西方商品，努力让他们过上西方中产的生活。
如果说苏联是朝鲜非洲那样的贫穷小国，那权贵们过得不如西方中产也就认了，偏偏苏联是个五百万军队，卫星上天潜艇下海的世界一级。在这样的超级大国的统治阶层，拼尽全力只为了过上敌国普通人的生活，你要如何让他们相信自己的路线有优越性呢？
更讽刺的是，哪怕这样的特权，在苏联也是没法继承的。由于苏联极度不稳定的政治生态，高官们根本无法保证自己的权力红利能在家人中得到继承——毕竟这是个后任惯例否定前任的政体，勃列日涅夫死后，其家人全部遭到清算，连总书记尚且如此，遑论其他人呢？由于激烈的权力斗争，导致苏联甚至根本无法形成一个稳定的食利阶层。
实际上，即使在勋宗年代，苏联也远远谈不上贪官满朝的程度。在中央，安德罗波夫，苏斯洛夫，柯西金，乌斯季诺夫这些掌权大佬们都不算是贪官，地方上也有很多战争时代过来的坚定党员，莫斯科市委书记格里申在退休后甚至是穷死的。然而，这些人并不能影响整个苏联统治阶级的堕落，因为整个制度是有问题的。
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无法给予社会的精英们合理的报酬（至少是他们认为的合理的报酬），所以它最终被社会的精英们断然抛弃，就像远离贵族的安托瓦内特一样。
那么，精英阶层不满，普通百姓呢？
在物质生活上，人有两种不幸福，第一种是绝对匮乏带来的不幸福，第二种是相对对比带来的不幸福，很不幸的是，在苏联，计划经济让普通百姓成功体验到了两种不幸福。
在绝对物质享受上，中后期的苏联绝对远强于沙俄，就如同今日的普通人物质待遇也远好于古代皇帝一样。然而，苏联人民在物质生活上却很难有很强的满足感，这其中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选择。
计划经济的问题是，缺乏竞争导致商品极度缺乏创新机制，所有的商品都是“勉强能用”的水平。如果世界上只有苏联一个国家，这种产品不会让人不满，但偏偏当时还有日本西德和美国的产品做对比，那么这种对比就十分强烈了。
冷战中，苏联生产了世界上最多的鞋子，但苏联百姓却宁可走私也要买西德和日本的鞋子，因为苏联的鞋子质量差尺码粗，极度不舒适。东德生产的汽车，被百姓嘲笑为“能被口香糖粘在地上”，苏联生产的杠铃般重的大电视，看之前要预热，看的时间长了还可能会爆炸。在阿富汗作战的苏军，剿灭了游击队第一件事居然是找药包——日本和欧洲生产的绷带和药品要比苏军配发的好很多，正规军从游击队手里抢物资，也算是天下奇闻了。
计划经济带来的奇差的商品质量，让苏联强大的生产力根本无法转变为人民的幸福感。同时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能够购买西方商品这么点在市场经济中根本不是特权的“特权”就显得非常的扎眼了。
从贫富差距上看，苏联的精英阶级与普通百姓的收入差距远远小于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然而由于普通人生活水平的差距，导致美苏之间的贫富差距体现为一个是我吃牛肉你吃龙虾，一个是我吃糠你吃猪肉，后者注定要比前者让人愤怒和不满的多。
其实看到这里你应该明白，苏联最应该做的改革是什么——是改革开放，走市场经济道路，但这条路，苏联没有走成。
在纸牌屋里面，山寨的普京用一个很直观的比喻描述了苏联解体的好处——苏联解体后，我们不用开拉达了，而是有了雷克萨斯。
当苏联人民认为计划经济与苏联体制密不可分时，人民对市场经济的强烈渴望，就转化为了对苏联体制的怒火，最终导致了苏联那摧枯拉朽的解体。
实际上，在苏联解体时，没有多少人认为苏联解体会导致腐败问题的解决，很少有人将苏联解体完全归咎于苏共的腐败问题，因为放眼历史，苏共远远谈不上是个多么腐败的组织。它真正被抛弃的原因，是因为它既阻挡了百姓选择商品的自由，也阻挡了精英捞取红利的自由，当它的存在成为了所有人的阻碍时，它自然也就该消失了。
说到底，这是一个“王与何人共天下”的问题。站在1986年，苏共究竟与何人共天下呢？
苏共没法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历史给了它一个回答，苏联自然也就走到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