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因为要垄断自然资源，来增加中央的财政收入

这是管仲就提出来的官山海策略，包括盐铁等等的稀缺资源，都会被官府控制，事实上这相当于变种的征税，相当于所谓的土地财政。

而这种模式导致的就是，实际上税负压力相当之大，但是民众感受不到

商鞅邪恶的地方正在于此。

他从来不认为独角兽君王的权力来自于人民。而是认为独角兽君王是天然如此。

民只是生产机器，战争机器，造人机器。

基于此，才有所谓“弱民”。

民弱了，自然君强了。

民就是不值钱的畜生。发展农业目的是为了提供廉价的饲料。你开发山林胡泽，湖里有鱼有虾，那是你吃的吗？山上有狼虫虎豹袍子野鸡，你渔猎，你吃了，你还能踏实种地吗？？

山里有金子，你一锄头下去了刨出来块狗头金，你富贵了，君王贵族怎么办？

所以，先垄断入官，让你没机会刨，刨出来也是违法犯罪。

所以，驭民术的本质就是要逼得老百姓踏踏实实 当农民，不许它想。

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不仅在肉体生理上压迫，还在心理上进行压迫。让老百姓从骨子里怕官，惧官，羡慕官。

在每日惶惶不可终日的时间里 ，给快骨头都是宝贝。

在这种情况下，官们让他们干什么，他们不会去干？

就农业生产条件来说，地中海农业与黄河流域农业差别较大。

地中海农业区的农作物以耐旱的品系为特征。主要种植小麦和大麦，其次是燕麦和玉米。葡萄、木本作物油橄榄。无花果是该地区广为种植的经济作物。饲养的牲畜有绵羊、山羊和猪。耐旱的农作物、木本经济作物与饲养牲畜相结合是地中海地区农业的特征。农田、果园、畜牧三位一体，为地中海人民提供了几乎所有的食品经济所需。

黄河流域农业传统上以种植业为主，果园与畜牧业所占比例不高。

和黄土高原比起来，地中海简直是古代高速公路，物流极为便利，经济作物手工业品与粮食之间的交易频繁，具备商业开发的天然条件。

而我们看看战国地图

战国争霸，主要集中在华北平原、关中平原，以黄河流域为中心。长江中下游地区都属于边缘化，整个长江水系开发度极低。

战国群雄林立，战国七雄是建立在对无数小诸侯国的征伐并吞的基础之上。道路，车轴，文字，关卡各不相同，税收极重，运费极高。

你看地中海，能够在地中海设立税收关卡吗？地中海收税主要在城门城关，贸易市场。如果在海上交易，逃税的成功率极高。海运的成本是最低的，尤其是大宗物资交易。

中国古代，尤其是战国时期，重商是行不通的。人家关口一封闭，你的物资别想出去，贸易伙伴的商品也进不来。

地中海，要想封闭的难度极高。要想封闭地中海，那必须要有一支非常强大的舰队。希腊时期，地中海国家并没有崛起，都是些城邦国、部落，大家的能力都不够。到了罗马时期，地中海是罗马的内海，可以自由航行。

战国时期，所有的诸侯国都怕卡脖子，国内经济必须建立在自给自足，本国完全可控的基础上。重点就是粮食自给，备战备荒。

这就是重农的由来。

粮食首先要满足人类生存所需，其次才是酿酒和喂养牲口。

战国时期中国没有葡萄，葡萄酒在中国的发展非常缓慢，酿酒业所需原材料只能来自粮食，必须加以限制。畜牧业以满足农业生产和军队畜力需求为主，肉类食用其次。

山林湖泽要考虑劳动力投入产出比，是否有利于粮食生产。

总之，中国古代经济的核心是粮食，古代农业广种薄收，受气候、土壤、病虫害等因素的影响极大，必须要全力投入。

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商鞅的政策毫无问题，极其贴合当时的生产力现状。

有些人反起商鞅来，连商鞅吸口气都是错的。

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注意一点，那就是一定不要套用今天的“经济”和“民生”理念去解释商鞅那个时代的管理思维，否则会得出一堆奇奇怪怪的结论。

先要明确一点，那就是商鞅变法的核心不是什么为了民生，也不是单纯的搞经济，而是为了使秦国君主统治力更强，秦国更具备军事扩张能力。对别的国家而言，强指的是国内富足，对外有军事争雄的能力。但是秦显然调整了策略，而是以军事发展和扩张为核心，其他事业皆为辅助。

说难听点，秦国就是搞了个军国主义。但是他这么玩儿，在那个年代反而是很有优势的。因为目的性明确，去掉了很多不必要的枝节，集中精力为了军事目的经营，所以就有了吞并天下的能力。这要归功于商鞅和秦惠王的眼界以及对局势的敏锐洞悉。

第一，决定农耕时代的统治和战争的根本，不是商品经济而是农业生产。

这一点往往是今天很多人分析古代统治和战争时尤为忽视的一点。我们总会把现代商品经济促使技术飞跃、物资调拨和武器研发的情况套搬到古代统治和战争中。

实际上大错特错，尤其是年代越久，这一套法就越不成立。

为什么？因为越往前农耕生产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经济才是立国之本，商品经济的作用越不明显。而且那时候的所谓商品经济也大多还是农产品。整个社会就是一个农业经济社会。

商鞅是清楚这一点的。

圣人知治国之要，故令民归心于农。归心于农，则民朴而可正也，纷纷则易使也，信可以守战也。壹则少诈而重居，壹则可以赏罚进也，壹则可以外用也。夫民之亲上死制也，以其旦暮从事于农。

所谓的工艺无非是精美度和精细度，对于整体生产力没有什么太大的提高。而且生产方式仍是手工的。但是从实用性来说，一个做工精美的陶罐和一个粗糙的瓦罐没什么两样，所不同的是前者可以满足一些达官贵人显摆的心理需求。从劳动上来说，这种东西还耗费了不少时间，而且为了制作这东西还分出去不少本该能从事耕种的劳动力。

在纯手工时代，这种耗费时间打造的产品除了一个欣赏性之外，实用性又没什么提高，劳动力上又分掉一些人。与一些能造出节省时间又粗糙但是实用上又能满足人们生活需求的东西的地区相比，就显得累赘而不实际。所以，古代就出现了一种特别有意思的局面：不管所谓中原文明有多么精美的瓷器、丝绸、字画，往往游牧民族入侵，一下子就啥都不是了。

人家还好奇，瓦罐粗布虽然不如你们精致，但是你们那玩意儿耗时耗力就是个摆设，用处上和俺们也没啥不同，反而一群人为了搞这东西不去管填饱肚子的生产，这何苦来哉？打起仗来也是，这些东西都没啥用了。

人类社会把生产力和技术与武器研发紧密结合其实也始于两百多年前。而以清朝和西方纯粹军事方面的差距，实际上远没有很多人想象中的那么大。差距真正拉开很大的都到了1890年代。如果有仔细研究枪械历史的朋友，就会知道1840年鸦片战争期间，清军的火枪和英国人的火枪构造区别并不很大。区别在于英国人火枪换弹药的方便性和枪队组织模式上。而清这边组织涣散，战略战术全都慌乱不堪，政治上又是腐败懦弱，造成了一发不可收拾的后果。

而在此之前，不光是中国，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基本都是依靠农业生产或者干脆说粮食生产，以及冶炼技术，拼的就是人力。

而人力、冶炼，也正好是游牧民族主要提升的技能点。

所以你看，在农业生产时代，不光是中国，世界范围内，有哪个国家是靠商品经济发达真正成为“强国”的？

宋曾经幻想用这么一种方式，也确实搞得很繁荣，然而终究灭亡了，成了知识分子的一个痛！

然而痛归痛，很多知识分子根本没有想清楚经济和文化高度发达的宋怎么就亡了？君王、制度、百姓、腐败，找了一堆原因，就是没有去想想最基本的农耕文明时代，奠定统治和组织战争的最基本要素是什么？

六国君主就没想明白，一方面陷入礼仪典章之类的“虚名”陷阱，明明想着无耻勾当，干个事儿还得“师出有名”，这个“名”还不能掉面，往往就错失良机；一方面光看见商品经济带来的钱财，殊不知在那个年代真要是打起仗来，你还得想着法把钱变成物资。

秦呢？

变法直接就明确了目的。

重农抑商，不是说绝商，而是不把商品经济当成主导。一堆华而不实的东西倒买倒卖，赚的钱打起仗来还得费事费时去转化成物资；而倒卖粮食的商人一旦做大了又会造成社会动荡。

干嘛不抑制他们呢？

然后呢？非兵即农，这样人力有了，粮食也有了。

在那个年代粮食充足不但是稳定内政的关键，还是征战的基础。

翻阅《战国策》《左传》等先秦时期的资料，会发现在那个年代，粮食生产是内政外交时经常提到的内容。而且都是影响战事和政事的关键。

孟尝君去燕国求兵救魏国。燕王怎么回绝的？

燕王曰：“吾岁不熟二年矣，今又行数千里而以助魏，且奈何？”

孟尝君只好从别的方面劝说燕王，都没法直接从农业生产这个角度反驳？为什么？在那个时代，农业生产就是国家支柱。某个地区的农业生产一旦出现问题，随时会导致该地区政权不稳。根据一些资料显示，商灭亡的原因不是什么商纣王自己残暴，而是整个殷商集团连着几代忽视农业生产，到了商纣王他直接搞砸了，而且在此基础上还发兵打仗，搞得臣民不堪其苦。在那个农业生产还主要以小米为主的年代，光是殷商贵族为了酿酒糟蹋的粮食就不计其数，在这个情况下又搞砸了农业生产，还要继续征粮去打仗，你觉得殷商还能不亡吗？

秦所在的地区关中平原正是当年西周的龙兴之地，自然灾害相对其他地区少，而且地势开阔，最适合搞农业生产。可谓天时地利都占据着。

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薮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其山陵、薮泽、谿谷可以给其材，都邑蹊道足以处其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
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其薮泽、谿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货宝，又不尽为用，此人不称土地。秦之所与邻者，三晋也；所欲用兵者，韩、魏也。彼土狭而民众，其宅参居而并处；其寡萌贾息民，上无通名，下无田宅，而恃奸务末作以处；人之复阴阳泽水者过半。

秦的变法就是看穿了那个年代战争的本质：粮食、冶炼和人力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反而是当时不成熟的商品经济根本对军事没有太大的决定意义。

因此，秦当时做的就是要把人组织起来，发展农业生产，发展人力。而一切不利于这些的因素全都剪除。

第二，秦动用一切手段最大程度地将人力物力投入战争准备中。

商鞅虽然是法家代表，但是并不意味着他对其他学派的学说不了解。事实上他比谁都清楚人“饱暖思淫欲”和“逐利”这两个特性。动员不如强制，这点他是最清楚的。国家资源归于君王统治，其实根本就是限制群体的私欲膨胀，继而影响到农耕社会军事发展的可能。

《商君书》中有云：

是故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要靡事商贾，为技艺，皆以避农战。具备，国之危也。

古代人也不是傻子，能靠卖树卖鱼赚得比天天耕种还不知道哪天遇到天灾的劳作多，当然就不会去选择耕种。但是这些东西如果搞的人太多，一方面损耗了大量人力，一方面又会影响耕种。而有些做大了的个人又会成为新兴豪强，带来不安定因素（诸如造成汉朝灭亡的原因之一就是大量私田开发，朝廷无法控制，造成豪强地主做大）。而酒肉这种东西，铺张开来又会使得人懈怠工作。而且肉一定要以供应军队为主。

因此，秦的变法是动用了一切手段，把人力物力投入到战争准备，剪除任何影响到战争和内部统一的可能。使得政治是为了战争、经济是为了战争、生产是为了战争、社会的管理和组织是为了战争。

反观东方六国，唉，出了一堆金点子，大搞乱搞一阵子，留下一堆乱摊子。

齐国注重商品经济，享受鱼米暴利，明明有齐鲁大地为农业基础，非要步子迈那么大走现代工业文明时代经济强国的远路，还斥资搞了个稷下学宫。看似云集天下英才，实际上理论的东西说了不少，转化落实不行啊！花了那么多钱养了那么多专家，光实现他们自己拿炸药奖的成就了，于齐国的整体实力提升作用不大！

白扯！

楚国幅员辽阔，人多势众，打起仗来也是最喜好强兵压境一路直推。但是楚国内部是个大帮哄，农耕社会非要搞议会制度（搞不明白还成了大帮哄），结果各种派系互相扯皮攻击，君王稍稍一昏聩，楚国各种昏招就迭出。而且打仗只能打顺风局，一旦被人压制住了，立马就被长驱直入掏老窝。

无能！

韩、魏两国半斤八两，地势上就不占优势，转圈被其他国家包围着，一点一点受蚕食，而且这两国所在位置农业生产经常受灾。

梁（魏）惠王曾经假惺惺地表示：

寡人之于国也,尽心焉耳矣。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察邻国之政,无如寡人之用心者。

然而遭到孟子“五十步笑百步”的嘲讽，原因就在这儿。因为你魏国的这个地理情况，你干的不过是分内之事，不这么干，国都难保，你还装什么治国尽心啊？

此外，韩魏两国国君后面几代目光短浅，不想着怎么整体上突围和自强，总想在维持七国并立的基础上伺机揩油。什么祸水东引，什么割地求和，什么煽风点火，什么朝秦暮楚，什么结盟立誓，各种花活儿。结果又怎么样了呢？便宜没占多少，还总吃亏。就这样还经常自己端着，见天地指责这个指责那个。可转圈的强手谁稀罕多看他们一眼？

肤浅！

燕国偏居一隅，国小路远，难以掺和到中原战争中，但是反过来一想，如果燕国利用诸国做屏障，联系各国和秦pk也未尝不可。换句话说当个傀儡师。然而燕国选择了偷安，说是坐山观虎斗，实际上是不敢插手，但又总是纠结旧仇恨，总想暗地里掏齐国、赵国的后背。和其他国家的外交也不怎么样，经常推诿或是穷横。最后秦灭五国，他自己又能如何？外交搞成燕国这个模样，也是没谁了！

猥琐！

最后咱们来说说赵国，嗯，要说起来，当初有机会和秦分个高下的也就是赵国了。因为赵国的改革着眼点也是军农这两者的有机结合。促生产搞军事，甚至弄出了胡服骑射。赵军战斗力一度变得十分强大。这也从侧面上印证了秦国变法路线的针对点是正确的。

但是呢？赵国的经济政策有点问题，搞得是积财的道路，加大赋税，节源开支。表面上看确实是财力集中，而且勤俭。

但是名声好听，实际弊端却不少。造成了财富集中和社会分配不平衡。法制上，秦国的管理虽然冷血却有效，赵国走的是所谓德治，但成效慢还滋生了腐败。而且赵国对商人并没有太多制约措施，这些也都影响了赵国的发展速度。而长平之战的惨败，又使得赵国失去了强大的军事力量。

可惜！

自此，东方六国再也无力抗秦！

自然禀赋问题。

中国缺少可以支撑种植园经济、可被驯化的两脚农业机器，因此产出/人的比例不高，不像希腊那么多。

所以生产粮食的生产力是宝贵的，不能用在生产其他更好，但养活人数更少的经济活动中。

事实上，哪怕到了近代有如此天赋的国家依然不多，或者说是越来越少，其中甚至包括苏联和美国，所以它们都曾推出过禁酒令。

因为不好征税啊。

谷物是一种每年都会在固定时间固定地点成熟的产品。每到了秋天，把征税官泼洒出去，把粮食收进县城/郡城的仓库，就好了。粮食晒干之后，放个几年都没问题。

如果是牛羊，放起牧来鬼知道你去哪了。

如果是打鱼的，你难道每天去收吗？

推荐读物《反谷》

商鞅设计的重农抑商体制是将人束缚在土地上的自然经济体制，开发山林湖泽破坏了将人束缚在土地上，扩大酒肉产量用于交易破坏了自然经济。

反观地中海区域，葡萄是葡萄酒的原料，橄榄是橄榄油的原料，葡萄酒与橄榄油恰恰是当时重要的贸易商品。除了满足自身需要，古希腊或者罗马通过与周边国家地区出口葡萄酒与橄榄油，换取谷物、莎草纸等等产品。今天我们用经济作物来描述葡萄与橄榄。

商鞅的根本目的，是富国强兵，富国收手段，强兵以征伐才是目的。

想要保证军队的正常运转，足够的粮食供给是最基础、最重要的条件。而开发山林湖泽，会占用大量人力物力，以战国时期的生产力水平，这些地方即使被开发改造，产出也远不及平原，有那个功夫你随便找块地种都要强得多。最主要的是，彼时的人地矛盾还不突出，能够开垦的土地还有一大把。

毕竟，山上能产啥？粮食是肯定不要想，最多就是果树等经济作物，皮草等动物资源，这些东西打起仗来根本没啥大用，哪有粮食来的直接？

商鞅说，“壹山泽，则恶农、慢惰、倍欲之民无所于食。无所于食，则必农。农则草必垦矣”，本意就让把人民全部放到土地上种粮食，尽可能压榨出农民的生产力。

同理还有帛，打仗也不光要吃饭，衣服还得穿，不能总让战士们“与子同袍”吧？

至于酒和肉，也就是酿酒业和畜牧业。

先说酿酒：2021年全国粮食的总产量是13657亿斤，所以酿酒所消耗的粮食占总产量的3.14%-5.23%，也就是大概200多亿公斤。看似占比不高，但这是在现代工艺以及大工业加持下的结果，如果是古代，肯定比这个比例多多了，哪怕按3斤粮食出1斤酒，在粮食珍贵的年代也是不敢想。

至于畜牧业，那更是妥妥的耗粮大户，放到古代大规模养殖牲畜根本不敢想。至于放羊放牛，稳定性太差，看看北方游牧民族为什么动不动南下就知道了。而且那个时候中原也没有大面积草场，根本没有大规模养殖牲畜的条件。

所以，让农民全心全意种粮食就成了性价比最高、最能发展军队的方式了。

因为商鞅模式重农的本质不是发展农业而是为了打造损天下而奉一人的“一元化社会”

《商君书·弱民篇》中指出了这类手段的心理学逻辑

“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

意思是：人民地位卑弱就会崇尚爵位，怯弱就会敬畏官吏，贫穷就重视赏赐。

所以商鞅等人主张由朝廷全面垄断自然资源以及工商业，防止民众通过国家政治等级以外的手段取得富贵地位，这样人们就会狂热地追求国家利益以及体制内待遇

后世也效仿秦制，重农抑商，盐铁公营，无论什么盛世百姓都是普遍的贫困。所以中国虽说有几千年历史，却一点看不到个体意识的觉醒，只有兴亡百姓苦的王朝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