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下面某些人的文章断章取义的看的实在难受。

11月26日宣布的立宪会议必须是400人以上才能参加的是布党单独宣布的，而且当时设定的立宪会议原定日期是11月28日，也就是说，布党特意在召开前两天颁布这个政策，目的就是为了让会议选举有利于自己。而且在11月28日，立宪民主党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的时候，布党直接下场抓人，什么叫“其他派系先对布党开战？”

另外，附上1917年布党的领导们的原始资料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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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苏俄红军的成立日（尽管这个时间本来就是后来随便定的）一般认为是1918年2月23日，也是现在俄联邦的所谓“国家保卫者日”，因此立宪会议召开时（1918年1月18日）根本就没有什么“苏俄红军”。

其次，在立宪会议问题上，可以说不存在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及其盟友“选举选不过”，也不存在“掀桌子开战”的问题。

需要明确的是，立宪会议在被苏维埃政权宣布召开之前，就已经被临时政府一再拖延开会时间。反而是在工农群众掀起的苏维埃运动夺取了俄国中央和一部分地方政权之后，苏维埃政权立即宣布召开立宪会议并进行选举。这一时间点事实上正是在11月9日，彼时甚至克拉斯诺夫的部队还在首都近郊发动武装反革命：

彼得·克拉斯诺夫将军在克伦斯基的跟随下，率领一支据说纪律严明、约700名哥萨克组成的反左翼部队，在加特契纳与皇村之间，扫荡了彼得格勒士兵、水兵和赤卫队的无组织的部队。这里距彼得格勒不到20英里。此时，在整个1917年都不可靠、不稳定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单位无视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动员请求。雪上加霜的是，赤卫队的许多部队没有组织，缺乏领导。列宁和托洛茨基不得不亲自干预，给革命部队的混乱现状带来了一些表面的秩序，并且最重要的是，使一些革命部队进入在普尔科沃高地（这里俯瞰彼得格勒南郊）周边匆匆构筑的防线。与此同时，还动员工厂女工前往彼得格勒的农村地区，动员当地农民支持苏维埃政府。29日（旧俄历，即公历11月11日，下同），克拉斯诺夫和克伦斯基在皇村等待支援，并宣称有意于次日对首都发起总攻。作为接应，全拯委与社革党军事委员会共同谋划，准备于克拉斯诺夫的进攻开始时，在彼得格勒市内发起暴动。这次暴动主要由彼得格勒几所军校的士官生参加。他们将利用军革委专注于克拉斯诺夫之时，夺取关键军事设施和通讯设备。但在28日晚些时候，由于一名携带着计划副本的暴动领导人非常偶然地被捕，军革委破获了暴动计划。于是决定不等克拉斯诺夫的牵制，提前一天起事。但是，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正规军（regular troop）和驻扎于彼得格勒的哥萨克部队无视了全拯委代表要求支持的恳求。这样一来，委员会的部队注定要灭亡。他们的叛乱于29日傍晚遭到毫不留情的镇压。在10月29日彼得格勒的街头战斗中，总共约有200名参战人员死伤。这一伤亡数字远高于二月和十月革命期间首都的伤亡数字。^[1]

此时的作为布尔什维克内部，分为认为一旦立宪会议召开，就应当将苏维埃政权移交给立宪会议的温和派，如索克林科夫，梁赞诺夫等；以及坚持认为苏维埃政权是更民主的国家组织形式也即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国家形式，立宪会议必须支持苏维埃政权，否则就应当解散的列宁派。虽然在布党内部，列宁派在列宁极其坚决和出色的领导下击败了温和派，但是人民委员会-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权还是履行了承诺，于旧俄历11月12-14日（即公历11月25-27日）举行了立宪会议选举。

选举的结果自然是人尽皆知的：布尔什维克——183席，孟什维克——18席，社会革命党——324席，乌克兰社会革命党——110席，立宪民主党——16席，哥萨克代表——17席，其他如少数民族代表等代表——99席。总共有767席。可以看出，事实上任何一个党都没有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占据简单多数，只有社会革命党党团占据相对多数。（令人感叹的是，此时我们的体面人士们心爱的资产阶级正道势力如立宪民主党等早已溃不成军）

但是，另一个被人们了解的没那么多的，则是立宪会议的选举规则问题。早在1917年9月，各政党就向立宪会议选举委员会提交了自己的候选人名单，而选民则只能选择自己支持的党团，如立宪民主党人是2号名单，布尔什维克——4号名单，社会革命党党团——9号名单，孟什维克——16号名单——却不能给具体的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投票。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支持十月革命，事实上也是革命后一段时间内的联合政府重要成员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在选举中被中右派社会革命党把持的党团机构排除出了其选举人名单之外：

对左翼社革党人来讲不幸的是，在立宪会议选举中，他们有着重要的结构性缺陷。在选后刚好一周召开的左翼社革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左翼社革党人把自己组织成为一个单独的党。但在目前情况下，他们的立宪会议候选人被夹在9号名单的社革党中派和右派之间。这份按序排列的名单是在社革党内的分歧变得不可调和之前的9月指定的。选民不能具体指出支持哪位参选人（如果他们明白参选人的差异），并且由于操控着全国大部分社革党名单的组成和排序，社革党中派和右派能够确保最大程度增加他们的候选人。^[2]

这也使得左派社会革命党在立宪会议问题上变得比他们以往的立场更加强硬：

1月2/3日夜（旧俄历，即公历1月15/16日夜），主要围绕立宪会议问题，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紧急联席会议。之后的左翼社革党中央委员会、该党中执委党团和左翼社革党立宪会议代表的联席会议“几乎一致”同意，面对右翼社革党会议代表对苏维埃政权的攻击，“革命民主派”有必要予以坚决的、有组织的回击，并且“鉴于立宪会议隶属于革命，实现它的胜利，它不应当与苏维埃决裂”。否则，“与立宪会议，或者更准确来讲，与右翼社革党党团的冲突不可避免”。显然，左翼社革党领导层所关注的，是旨在确立苏维埃政权至上地位的政治活动。布尔什维克也是如此。^[3]

这就导致，在社会革命党党团324人的席位中，左派社会革命党只分配到了40个席位。请问，通过这样的操作取得的相对多数，难道就是符合民主的吗？这样的选举结果，又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俄国人民的意志呢？

可能有人会说，“如果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之类革命派在农民中，就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呢？”这种说法似乎很符合一般的对于俄国革命的印象。的确，布尔什维克此时在农村中，也并没有足够深的根底，尤其是相比于在乡村教师之类乡村知识分子中影响力颇大的社会革命党（包括左翼和右翼）而言。但是，此时的俄国农民支不支持十月革命，支不支持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和土地和平面包三大政策，可不是靠着现代人的刻板印象说了算的：

泰·瓦·奥西波娃（Таисия Васильевна Осипова）在《革命与内战时期的俄国农民》（Россий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революции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中表明，由于土地法令已经开始实施，许多农民根本不关心立宪会议，并且他们的决议坚称，如果立宪会议不承认苏维埃政府的法令（尤其是土地，和平，面包的法令），就应该被解散。根据415个乡（волость）的农民会议数据，她得出结论，这些地区有53.5%的农民支持苏维埃政权，30%的农民仍然支持政权转归立宪会议，而16.5%的农民在两者之间摇摆。^[4]

我们从苏维埃的选举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1917年11月7日夜，正当起义部队攻打冬宫时，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开幕。到会的有673名代表：其中布尔什维克——390名，社会革命党人——160名（其中大多数是支持革命，与布尔什维克一同发动起义夺权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72人，其余属于各个小党派或无党派；而1917年12月8日召开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大会上，330名代表中，195人是左翼社革党，65人是右翼社革党，37人是布尔什维克，14人无党派，7人是最高纲领派，4人是人民社会党，3人是左翼孟什维克，另有2人是无政府主义者。^[5]而左派社会革命党此时是布尔什维克的盟友，且在这一时期，虽然有所摩擦，但是总体保持合作，且在当时看不到任何迹象这两个党派会将这种联合视为权宜之计。也就是说，在立宪会议之前，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合政府，获得了工人阶级和农村农民中大多数的支持（尤其是考虑到许多前线士兵事实上就是农民出身）。而工人和农民又占据了当时俄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6]

谈完了所谓“选不过竞争对手”，我们再来说说“掀桌子开战”的问题。首先，任何对于俄国内战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说是立宪会议的解散直接导致爆发了毁灭性的内战，好似立宪会议一结束，代表们各回各家，就立马对苏维埃政权拉起反旗——捷克军团叛乱的影响比立宪会议的解散大的多。事实上，我们从前文也可以看出，俄国的大多数群众毫无疑问是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的；支持立宪会议的人，除了少部分之外，大多数也限于消极支持。

并且，在立宪会议之前，俄国就已经爆发了不止一次对于彼得格勒的苏维埃政权的叛乱：十月革命第二天，卡列金在顿河哥萨克区就已经举起反旗；基辅军事革命委员会在起义夺权失败后和乌克兰地区支持苏维埃的势力前往哈尔科夫，与基辅的资产阶级政权开战。而中亚的封建势力也主导建立了政权，制定了一系列极端反动的政策——如果说武装叛乱是内战的话，此时内战已经爆发。

其次，在立宪会议开会当天，因为首都空虚而被紧急动员上街维持秩序的工人和参与游行支持立宪会议的队伍发生了流血冲突，21名游行者被杀（来自于斯维尔德洛夫在1月11日全俄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事实上，这一数据高于高尔基的亲立宪会议报纸《新生活报》根据冲突结束后彼得格勒医院的排查估算的15人身亡）。这与彼得格勒苏维埃在立宪会议召开前夜的紧急会议上通过的谴责右翼社革党媒体煽动对苏维埃政权代表的恐怖行径和暗示要对“资产阶级及其奴仆”的进一步暴力报以群众恐怖的决议放在一起，成为了一些人士口中苏维埃政权镇压群众的根据。事实是这样的么？

事实上，在1月18日立宪会议召开当天的游行之前，在原本立宪会议预定召开的12月11日（实则因为代表人数不足未能召开），也发生过一次游行。并且两次游行的参与人数接近，都在1万-10万之间^[7]，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反映此时支持立宪会议的势力在彼得格勒的力量。那么，这股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

首都选民的参选率非常高：约94万2333位公民参选，占资格选民的将近80%。立宪民主党在首都市中心的资产阶级区中获得了强劲的支持，结果名列第二，得票24万6506张，占总票数的26.3%。妇女平权同盟得票5231张，占总票数的0.5%。与此前的全市选举相比，温和社会主义者相当数量的右翼选票流失给了立宪民主党，左翼则给了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得票15万2230张，得票率16.2%；孟什维克得票2万9167张，得票率5%）。布尔什维克得票42万4027张，得票率45.2%，是毫无疑问的胜利者。他们赢得了彼得格勒全部18个选区中的12个，他们完全控制了彼得格勒的工人阶级区。此外，他们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士兵（此前是社革党人的保留地）中也表现得同样优秀，得票率75%。布尔什维克党在波罗的海水兵和战略上至关重要的北方战线士兵中表现出的力量，也同样值得注意。在其余6个选区当中，立宪民主党领先。^[8]

可以看出，这里体现了彼得格勒的二重性——一方面，彼得格勒是一座工业城市，工人阶级在彼得格勒势力强大；一方面，彼得格勒是沙皇俄国的首都，居住着许多贵族、资本家、公务员这些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的成员。后者就表现在立宪民主党在彼得格勒的强大势力上（仅次于布尔什维克），与其在全国的惨淡选情形成了鲜明对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些人士眼中，他们却认为布尔什维克才是支持者仅限于彼得堡和莫斯科两都的党派）。因此，在彼得格勒，出现支持立宪会议的势力并不奇怪；事实上，游行者的阶级成分在许多文件和目击者回忆中也可以看出。比如说，目击者和文件描述这些游行者“衣着光鲜”，“很多人在游行前一天晚上参加了感恩节的夜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游行者中几乎没有工人和士兵。^[9]

至此，我们明确了这些游行者的来源。但是即便如此，苏维埃政权对其中的一般参与者也尽量采取了保护的态度：

《真理报》头版开出巨大天窗（那里本来是要登载军革委呼吁支持它的反游行）的当日，《工人与士兵报》的头版却在显眼的地方刊出这样一些未被授权的煽动性游行口号：“打倒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党、卡列金党——人民公敌！”、“打倒社革党和孟什维克妥协派——资产阶级的奴仆！”、“打倒立宪会议中的立宪民主党！”和“打倒资产阶级！人民万岁！”^[10]这次游行的计划和取消，以及布尔什维克对待整个立宪会议的态度，使我们得以了解在此关头对重要政策的决策情况，总体上证实了布尔什维克上台后最初几周出现的景象。

苏维埃政权取消工人自发的反对立宪会议的游行证明了，苏维埃政权并不希望在游行中出现流血事件——因为一旦工人真的自发上街游行，两支游行队伍间爆发流血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这正是1月18日所发生的事情。所不同的是，这次工人们带上了枪。

那么这么说，要求警惕资产阶级发动的暴乱又从何说起呢？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了，彼得格勒既是工人阶级的大本营，也是旧沙俄的首都。事实上，在十月革命之后一段时间，苏维埃政权并不完全能够控制全市：

与此同时，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当局指挥的武装力量太过分散，以至无力迫使人们服从命令。许多十月革命后立即被查封的反对派报纸稍微改了一下名字，便迅速恢复了发行。它们的版面上充斥着这些骇人听闻的描述：布尔什维克的暴行，随意搜查逮捕，广泛存在的掳掠和街头暴力，持续入夜的长时间枪击。占领冬宫时被俘女兵遭到强奸，军革委的俘虏在街头被处决，以及所有被捕者的处境都非笔墨所能形容，也得到了大肆报道。在市杜马夜以继日的会议上，也流传着类似骇人的报道。甚至到今天，对于布尔什维克早期的“恐怖”，也很难将虚构与事实分辨开来。彼得格勒是这样的一个充斥着焦虑、恐惧和激烈对立的战区。尽管新政府是那样的虚弱、那样的缺乏组织，以至在首都几个特权阶级聚居的中心城区，虽然已正式建立“人民政权”，但仍然无法控制例行辱骂工人和赤卫队员的哥萨克。富裕市民、已被夺权的“剥削者”，从他们的阳台上看着装备步枪和铲子的士兵、水兵和赤卫队员排成纵队向南方涌去。波罗的海舰队的战舰停在涅瓦河上，炮口指向被克萨斯诺夫规模不大的哥萨克部队占领的南郊的目标。匆忙筑起的街垒、挂着倒钩的铁丝团、市内挖掘的壕沟是市内随处可见的景观。^[11]

明确了苏维埃政权对于群众，甚至是辅助统治阶级和受蒙蔽的一般群众采取的态度之后，我们再来考察立宪会议本身。而关于立宪会议本身的经过，也为了理解支持立宪会议和支持苏维埃的不同革命者的分歧所在，我们就要从材料入手。

傍晚时分，灯火悉明（这让社革党白拿了蜡烛），切尔诺夫开始了他的主旨讲话。他极为宽泛地简述了一项野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后者听上去和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极为相似——乃至于坚持要求“立刻行动，不要只是言辞”（“杂耍一般地操弄布尔什维克口号，”奥加诺夫斯基这样评价它）。切尔诺夫小心翼翼地避免直接批评布尔什维克或苏维埃（这让许多投票支持他和他的言论的人感到不安）。他说，在世界上，革命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所控制的立宪会议是全世界具有主办国际和平大会的声望和权威的机构，这次大会将在不久后带来普遍、民主和公正的和平。为了照顾疲于战争的俄军部队，他呼吁组织一支全新的革命志愿军，来担负改造过时的机构和生活方式的任务，接替前线士兵，保家卫国。谈及工业领域的混乱和日益恶化的失业问题（复员使之雪上加霜）时，切尔诺夫提出了一项公共工作和对工业生产暂时实施国家监督（直到工人有能力自行监督工业）的宏大计划。在民族政策方面，在以个人名义向各少数民族代表恭顺地致敬之后，切尔诺夫描绘了一幅平等的、半独立的民族和区域自由联合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图景。在这个共和国当中，各区域立宪会议和地方自治机构的网络与全俄立宪会议一道，设计保护少数民族权利且合乎人民意愿的新政治制度。在至关重要的土地问题上，切尔诺夫支持立即系统地、无偿地将所有土地重新分配给“劳动农民”。此外，针对苏维埃政府指控立宪会议缺乏代表性，以及甚至列宁此前强调召回代表以重新选举，切尔诺夫机智地加以反击，提议大方地信赖全民公决，以保证立宪会议的行动合乎人民的意志。他确实向布尔什维克发出挑战，要求他们如果怀疑立宪会议是否有权表达人民的意志，便立即就如何对待立宪会议举行全民公决。尽管在演说中，切尔诺夫恳求民主力量团结一致、退让妥协和结束内战，但他丝毫没有提到跟立宪民主党或其他自由主义团体结盟。他的言下之意是，尽管主导革命俄国的仍将是社会主义势力，但苏维埃的统治时期结束了，将由立宪会议创建的新机构开始统治。^[12]

事实上，切尔诺夫的政策不过是对于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政策的模仿，以此来迎合热烈支持十月革命和土地、和平、面包三大政策，以及坚决要求在新政府中排斥资产阶级的工农兵群众——除了没有提出一切政权属于苏维埃。而切尔诺夫的声明显然也因此是两边不讨好的：

在左翼社革党的谢尔盖·姆斯季斯拉夫斯基看来，切尔诺夫的讲话是“书生气的引文、诗句和学究化习语的毫无生气的杂烩”。对于切尔诺夫模糊他们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路线，右翼社革党人感到愤怒。研究社革党的西方历史学家奥利弗·拉德基分析这份讲话时，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在他看来，通过帮助早应在案的立法提案付诸记录，切尔诺夫大大地帮助了自己的党。或许如此。关键问题是，如今，随着布尔什维克温和派的衰落和列宁派在布党内取得霸权，已为时太晚。^[13]

既然在工农兵需要什么上，双方事实上已经达成共识，此时唯一的区别在于：是要立宪会议代表的“联盟节神话”，还是苏维埃代表的，无产者自己对自己负责的，无产阶级专政？

即便在切尔诺夫结束之前，人民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克成员就溜出白厅，在一间休息室开会，并再次确认，立宪会议应在当日中断。托洛茨基正从布列斯特返回彼得格勒途中，列宁则更愿意待在幕后，策划而不是参与正式会程。由此，30岁的布哈林承担起回应切尔诺夫的责任。在一份时长与切尔诺夫讲话相当的热烈讲话中，他呼吁立即通过《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辩称，尽管很难不同意切尔诺夫所勾勒的崇高目标，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努力实现这些目标的时候，哪个阶级掌权。临时政府的经验明确表明，对于任何由中派社会主义政党控制的政府，大资产阶级都能发挥决定性的影响，由此就切尔诺夫谈及的各关键领域而言，立宪会议的统治只会使工农重新遭受奴役，陷入如同他们在沙皇时代那样的奴役地位。布哈林坚称，革命俄国所要求的不是在立宪会议支持的民族团结政府之下的国内和平（civil peace），而是像斯维尔德洛夫提交的《宣言》所提出的那样的纯粹的苏维埃工农专政。^[14]

可惜的很，即使在左派社会革命党和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等党派都支持通过《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的情况下，中右派社会革命党还是凭借着他们通过党团机器内部操作搞来的席位阻止了大会通过这一宣言。

那自然立宪会议就只能迎来它的结局：

在最后几名左翼社革党人离开后，阳台上的杂音震耳欲聋。观众们占据了左边如今空空如也的议席。在上刺刀的铿锵声和开关枪栓的撞击声中，他们叫道：“够了——你们都走吧！”在不断的喧闹声中，切尔诺夫竭尽全力地使人们听到自己的声音，开始疯狂地念起一份有关土地问题的决议草案——这是社革党党团土地委员会（它由许多俄国杰出的农学家组成）数周悉心研究和讨论的成果。宣读时，卫队长、后来被认出是臭名昭著的喀琅施塔得无政府共产主义者阿纳托利·热列兹尼亚科夫轻拍着切尔诺夫的肩膀。“卫兵们累了，”热列兹尼亚科夫宣称，“我们受命清空大厅！”在走廊里哄堂的同意声中，切尔诺夫答道：“立宪会议的代表都累了，但无论多累，都不能打断宣读全俄罗斯翘首以盼的土地法。”“立宪会议，”他补充道，“只能被武力驱散。”可以理解的是，留下来的200余名代表以更大的急迫性继续他们的工作。一位乌克兰社革党人代表被热列兹尼亚科夫的无礼粗野激怒了，宣称由于刚才发生的事情，他所在的80人的党团不再拥护《被剥削劳动人民宣言》有关和平和土地的条款，转而支持社革党的相应决议。切尔诺夫于是把此前所有为第一天准备的法案匆匆付诸表决。其中包括事先准备的附属于社革党和平纲领和土地纲领的声明，以及俄国重组为“联邦共和国”的法案。所有这些措施都不经讨论而被一致通过，烦恼的代表们不顾一切地表明自己的意图，并在某种意义上，想在几分钟之内获得他们与立宪民主党共同掌权的7个月里没有实现的东西。“我们只是必须结束会议，这样结束便会留下某些有形的东西。”右翼社革党和律师马克·维什尼亚克后来评论道。最后在1月6日凌晨接近5点的时候，立宪会议休会，代表们被允许离开。^[15]

此时我们便终于可以说，苏维埃政权解散立宪会议，不是所谓对于民主的破坏，而只是无产阶级的政权消灭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是罗马毁灭了迦太基。而这里的which side are you on，则是各位自己的问题了。

参考

1. ^Alexander Rabinowitch - The Bolsheviks in Power
2. ^Alexander Rabinowitch - The Bolsheviks in Power
3. ^Alexander Rabinowitch - The Bolsheviks in Power
4. ^泰·瓦·奥西波娃，《革命与内战时期的俄国农民》
5. ^弗·伊·拉夫罗夫，《俄罗斯的“农民议会”：1917—1918年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
6. ^事实上，在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合并后的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共有1647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其中布尔什维克——860多名，而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占据了94%的席位。
7. ^当代俄罗斯首要的立宪会议问题专家列夫·普罗塔索夫的结论是，亲立宪会议的记者所估计的10万人参加游行或许言过其实了，但比苏维埃政权描述中的1万人参加游行，还是更接近实际数字。
8. ^Alexander Rabinowitch - The Bolsheviks in Power
9. ^兹纳缅斯基：《全俄立宪会议》
10. ^《真理报》，1917年11月27日，第1版；《工人和士兵报》，1917年11月27日，第1版。
11. ^Alexander Rabinowitch - The Bolsheviks in Power
12. ^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立宪会议》
13. ^Alexander Rabinowitch - The Bolsheviks in Power
14. ^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立宪会议》
15. ^维什尼亚克，《全俄立宪会议》

诶，每次都看到布党掀桌子的言论，我都看麻了。

1918年1月5日16时，在俄罗斯主要城市一年多来间歇性断粮，在巷战还未结束的情况下，在全苏苏维埃代表大会授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允许下，讨论未来俄国国体事宜的立宪会议召开。
在这场9千万人里4千8百万没参加，因为通讯问题，很多地方不知道或知道的时候已经结束的“伟大”选举中，席位分配如下：

社会革命党370，布尔什维克175，孟什维克16，宪政民主党17，少数民族群体77（并非联合），左派社会革命党40，人社4个（还有一些因为文献保存情况不得而知）。
在短短的13小时里面都讨论了什么呢？

布尔什维克提交此前在全苏大会上讨论已经达成一致的土地法案，未通过，未进入讨论流程；
布尔什维克提交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已经协商通过的被剥削人民宣言，确定国体为俄罗斯是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的苏维埃国家，被否决，未进入讨论流程；

布尔什维克宣布退出会议，要求唱国际歌，被否决；
粉墨登场连轴转的马拉松式演讲，“民主”的占据了多数的社会革命党诸位弹冠相庆喜不自胜，已经开始了讨论将布尔什维克彻底赶出政府，赶出苏维埃，讨论如何建立一个资产阶级俄罗斯共和国联邦。

维持会场秩序，打着黑色骷髅旗，无政府主义的水兵们实在忍无可忍，波罗的海士兵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的水兵们走进去，关了门，请立宪会议的委员们赶紧滚蛋。

布尔什维克可真不要脸啊，立宪会议布党在场，推翻立宪会议布党指挥？

关于立宪议会本身，已经有两位知友论述的很清楚了，在此我就没有必要献丑赘述了，对立宪议会本身感兴趣的朋友完全可以阅读这两篇文章，想必一定会大有裨益：

在这里，我们不妨补充一个更有趣的事实一一尽管白军积极通过宣传布尔什维克解散会议来煽动反对布尔什维克，但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对立宪议会的解散谈不上是多么血腥的政治事件（甚至可以说苏维埃和掌权的布尔什维克-左翼社会革命党联合政府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立宪议会的成员在之后都遭到了白军分子的迫害乃至于屠杀，甚至说其中很多“受害者”本身也是右翼分子，这一事实很值得我们关注。

例如在1918年11月24日，立宪议会的著名成员、社会革命党的杰出代表鲍里斯·莫伊谢延科受害，根据1920年1月初在伊尔库茨克起义中被俘的克拉西尔尼科夫（Ива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部队的军官谢米亚金的指控，这场“谋杀案”的策划者就是克拉西尔尼科夫部队的反间谍组织，其头目是赫绍尔·库德里亚夫采夫与其下级军官格尔茨、马赫诺夫和库兹·明斯基。

根据谢米亚金的说法，克拉西尔尼科夫手下的这些人为了从莫伊谢延科身上掠夺出一笔可观的资金，设计埋伏了他：莫伊谢延科在离开鄂木斯克商业俱乐部时被捕，并被带到克兰西尔尼科夫反间谍机关占据的柳宾斯基大街费采·金克尔的房子里，在那里，他遭到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据谢米亚金说，他“在反间谍机关发现了一个折磨被捕者的架子……”），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打错了如意算盘，莫伊谢延科“他没有钱”，但这并不会影响这些匪徒为了掩盖行踪杀害了莫伊谢延科，并将他的尸体“投入到额尔齐斯河”中一一当然，不能完全排除策划这起“谋杀案”除了是为了获得一笔不义之财外，同时也包括了迫害社会革命党人的政治因素。

而与主要因素一般认为是为了掠夺不义之财的该案形成对比的是，高尔察克上台之后在伏尔加河以东地区对立宪议会成员进行系统化的大肆追捕，可以很明确是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甚至在其上台前就已经进行有预谋的刺杀）一一其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权力的竞争者，而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是曾经立宪议会的许多成员以及不正式属于立宪议会的立宪议会成员委员会的代表们强烈反对拥立一个具有独裁性质的“最高执政”，而高尔察克在1918年11月8日通过政变上台后，火速逮捕了大批立宪议会成员，其中甚至包括了立宪议会主席阿夫克森季耶夫及其副手阿尔贡诺夫等人，这激起了大量的人的愤慨，其中自然也包括了许多尚未被逮捕的立宪议会的成员。他们指责高尔察克是一个“反动分子”，并认为大资产阶级和君主主义者决定通过他来消灭“人民政权”，因此呼吁人们与他进行坚决斗争。

而这，却又引起了高尔察克进一步的反动镇压，他于1918年11月30日发布了第56号命令，要求立刻逮捕敌视他的“立宪议会成员”，并将他们送交军事法庭审判一一在战时条件下，这很可能意味着他们会被枪决。此外，这份文件的第二段着重强调了：“所有俄罗斯军事指挥官应以最坚决的方式镇压上述人员的犯罪活动，要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器”！1918年12月3日至4日，高尔察克的手下又在乌法逮捕了一些立宪议会成员。

1920年1月25日，在接受政治中心特别调查委员会的询问时，科姆乌什卫队队长斯佩兰斯基作证说“1918年12月2日，克鲁格列夫斯基上校的一支联合分遣队抵达乌法”，而他们的“目的是逮捕库姆乌什管理委员会和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他们“担心遭到积极抵抗，因此逮捕行动进行得极为仓促，没有任何程序、没有任何制度、没有任何名单”，这个过程中“有27人被抓获和抢劫”。其中自然包括了许多立宪议会的重要人物，如菲利波夫斯基、涅斯捷罗夫等。

而在路上，往往有很多立宪议会的成员抓住一切机会跑路开溜，而押送被捕者队伍的军官们就公开对立宪议会成员委员会的一些代表，特别是其主席切尔诺夫的逃脱表示深切遗憾，并补充说，要不是切尔诺夫由于采取了一些措施得以逃脱，否则他们“不可能把他活着送到鄂木斯克”（根据一些消息来源，切尔诺夫后来还是被高尔察克抓住，但最终因为某些原因还是得以释放）。当然，大多数人并不是这样的幸运儿，在高尔察克控制的其他地区，逮捕行动同样如火如荼的展开，其中包括叶尼塞省立宪会议的著名权威人士，同时也是著名右翼分子的尼尔·福明，所有这些人都被关进了鄂木斯克州监狱，在那里等待调查和随后作为“反国家政权叛乱分子”的审判。

而这些人在后来都遭到了残酷的处决，据参加行刑的切尔琴科说：“在伊尔蒂什河左岸的行刑地点，所有（13名）被逮捕者被集中在一起，他们首先是被整个车队人员齐射，然后用车队配备的步枪胡乱扫射。车队队长在行刑前没有读过任何判决书，也根本没有带法院的任何文件”，同时，为了避免没死透，被处决者的尸体还遭到了进一步的攻击，包括了射击和刀伤。

索菲娅·德维亚托娃在向政治中心委员会提供的证词中也指出，她“在伊尔蒂什河左岸离公路几英尺远的渡口附近发现了10具尸体……有的还脱去了外套……尼尔·福明的尸体……他身上有13处刺刀、军刀和枪伤”。据尼尔·福明的遗孀纳塔利娅·福明娜称：“医生的检查报告显示，他是被残忍地砍死的”，并强调说“他的胳膊被军刀砍断，每条胳膊上都有两处伤口，他的头被劈开，身上到处有刺刀和步枪造成的伤痕”一一根据医生的检查，其他尸体上也有类似的伤口。

但必须强调，由于白军法律程序中的官僚主义拖延，以及来自盟国的压力，计划对逮捕者进行的更大范围的屠杀被迫稍微推迟了一一而一个极其黑色幽默的现象恰恰就发生在了这一短暂的空隙，1918年12月22日，反倒是布尔什维克在鄂木斯克发动了起义，部分投靠苏俄红军的部队占领了鄂木斯克州监狱，释放了包括大量立宪议会成员在内的囚犯。然而到12月22日，该起义被镇压下去，次日，即12月23日，鄂木斯克的大街小巷就贴出告示，命令镇守在这里的负责人布尔热佐夫斯基少将那些在此次起义期间被释放出来的人紧急送回监狱，然后让他们接受战时军事法庭的“审判”，这意味着他们很有可能会被焦头烂额的白军分子快速处死。

而大多数立宪议会成员委员会代表和立宪议会成员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为了避免被再次搜捕后遭到残酷屠杀，于是在获得高尔察克军事和民事等行政部门的适当证明后，自行返回了监狱，他们试图通过这样来避免披着审判面纱的屠杀，然而，高尔察克显然没有那么讲“武德”，仅在1918年12月23日期间，高尔察克手下的白军分子就残忍杀害了自愿返回的八名立宪议会成员。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此之后，受限于内外压力（尤其是盟国对其态度的迅速恶化）高尔察克在巴黎和会前后被迫释放了一些人（例如在1919年4月，高尔察克为了笼络盟国并改善自己的形象而大赦了一波囚犯，当然，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在逮捕过程和监狱里遭到了残酷的待遇，很多人流亡到法国之后坚持劝说法国人干预高尔察克这个独裁暴君），但据社会革命党的资料显示，在此后屠杀也仍未停止，例如在1918年12月27日，高尔察克又杀害了立宪议会成员、著名的社会革命党人德米特里·苏古切夫，在这里受限于文章篇幅，其他著名的丧生于高尔察克之手的立宪议会成员就不一一列出了。

就这样，甚至就连很多白军分子（主要是平民出身）都看不下去了，试图阻止这种针对立宪议会成员的大屠杀，通过写信等方式请求放过这些人，但往往都是石沉大海。最终还是在盟国对高尔察克的态度迅速恶化，面对盟国的深刻质疑，他被迫不情不愿的展开了所谓的调查，但在该过程中却顾左右而言他、百般狡辩（例如将其强行解释成所谓“私刑”，但其他人、尤其是参与处决者的供词完全推翻了这一可笑说法）。

当然，这丝毫没有影响参与处决的刽子手们都得到了高尔察克的丰厚“奖赏”，高尔察克将军可谓是能杀能赏，作风十分硬汉一一参加枪决的人员的官衔往往被提升了两级甚至更多，例如行刑队队长巴塔谢夫斯基从少尉升为了参谋长，而准尉切尔琴科也很快被提拔成了一名中尉，并被高尔察克纳入到自己的私人卫队中。

因此在这里，我真挚的希望并祝福这个问题下的一些立宪议会亲爱的狂热到甚至不吝于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朋友拥护者们（也包括某位以安人自居，却义愤填膺的反对解散立宪议会，全然不知无政府主义水兵以“我们要回去睡觉”为理由带头解散了立宪会议这一事实的体面朋友），都能够在实现梦寐以求的反苏反布大业的同时，遇到一个属于自己的高尔察克。

你这个问题正好和“历史调研室”与未明子的争执重合。

从“历史调研室”和未明子关于曼纳海姆几期内容的争执来看，我可以确定未明子组织是宗教。

1.宗教对象。

未明子在其视频中明确说明，其并不代表大多数人，而只争取最苦难的一部分人。这些人，用未明子的话说，是受压迫最重的人，就像一艘船漏了洞，有一个人把手伸进去堵住，那么这个人就是对这艘船的去向最有发言权的人。为什么？没有为什么。这就像很多人加入宗教不是从宗教拿到了现实的物质好处，而只是精神上的肯定，你的苦难不是没有意义的，你最终会得到救赎的，这时会引入“历史必然性”来为自己的说辞找一个超越的合法性依靠。

比如苏联，苏共，前身是布尔什维克，自诩代表俄国工人阶级的利益(但是从来没有工人阶级授权程序)，存在某种特殊的意识形态，但是这种特殊的意识形态，则被包装为跨越一切的超意识形态，是一种宇宙真理式的产物。

然后境内没有其他政党组织，没有竞争力量。

于是此时，苏联实际上成为了一种现代化的政教合一组织，他的合法性不来在于选举程序，而是来自于对于历史真理和历史必然性的把握，这也就是“导师”的意义。

而戈尔巴乔夫改革，他实际上要做的事情，就是把这个政教合一的结构，转化为现代政治结构，也就是把政教合一分裂为政教分离，自己不再充当历史的导师。

而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大大伤害了原本的合法性，而新的合法性无法形成，于是一旦苏共丧失了执政合法性的时候，苏联也就完蛋了。因为苏联，不是一个共识性平台，而是由苏共所代表的垄断平台。苏联的产生不是通过契约论的方式，而是通过一种历史真理和历史决定论的把握形成的组织形态。

垄断就意味着，一旦崩溃，就会迅速分崩离析。​

并且，未明子明确说这些人由于其深受苦难，所以其革命性最强烈，最坚决极端。说白了就是杀人放火啥都干得出来。

2.宗教教义

就像很多宗教都宣扬“平等”，“公平”，未明子宣传的也是这个，未教徒深受其感召。而未教不像其他宗教，比如佛教讲究众生平等，基督教神爱世人，未教只要求部分人的平等，因为未教认为除了这部分人以外的人都是压迫剥削这部分人的人，他们凭什么谈平等？他们的平等就是被压迫剥削的不平等，所以为了部分人的平等，必须利用各种手段把他们压迫得来的的财产拿走，为了防止其反复还要踏上一万只脚。这一切的操作都需要宗教狂热来支持，这些宗教徒会表现得格外团结。但也正因为如此，这条路必将失败，热情总有散去的一天，宗教内部的权力纠纷，财产瓜分，权力的来源会找他们算总账。利用宗教热情能快速团结并且利用其无所畏惧的狂热能短时间内干成大事，但是代价是什么呢？

3.宗教结构

未明子身为教主是大审判者，众多未教徒一开始是被审判者，审判模式是给教主写信，请求教主对个人遭遇，社会现象，未来计划做出判决。审判者与被审判者之间是没有平等公平可言的，可以看到未明子在回信时经常谩骂侮辱人身攻击，这些都是未教徒渴望的，因为通过这个仪式，未教徒获得了救赎和正当性。未教徒感受到了自己的苦难有了回应，并且作为大审判者未明子非常熟悉这些操纵技巧，未教徒从大审判者那里拿到了旨意，但还没有资格成为自己人。未明子在其视频中明确说过自己的教徒没有执行力，做奴隶都不够格，而他自己就是要走极端。未教徒们为了获得大审判者的认可，为了自己的苦难继续有意义，开始自觉的维护大审判者，自己也就成了小审判者，开始在大审判者发视频后确定目标，模仿大审判者的话术方式，开始作为小审判者的谩骂侮辱人身攻击。未明子作为教主，要与未教徒拉开一定距离，其方式就是经常辱骂人身攻击未教徒，表现出未教徒的言论不代表未明子的言论并且非常厌恶未教徒的一种假象。这方便给自己撇清关系，树立权威，营造神秘感。

4.宗教活动

就像很多宗教，比如基督教在固定日期免费发放食物，佛教布施穷人一样，未教发盒饭，并且称其为“实践”，从中可以看出其两面性。未明子发视频，说起波波未明子开除了他的←籍，说起斯大林未明子说卡廷惨案斯大林杀的对该杀，而到了他自己就开始送起了盒饭。他在遇到网络反对时，反对者大部分都会被其未教徒接住利用立场和拉康话术进行辱骂与人身攻击，少部分未明子会直接回应“只接受线下反驳”，把对方从理论上的反驳拉回到现实实践中去，也就是说“你理论对，但我有实践；你有实践，但我有理论；你啥都有，未教徒上！”的模式。

5.宗教表现

最明显的宗教表现在最近一段时间的“曼纳海姆事件”中，未明子表示“立场大于事实”，“没有不带立场的历史”。这句话是对的，历史史官记录也不能完全客观公正，更何况这是网络人的视角。但是关键在于其面对其他历史up主，尤其是拿出史料的“历史调研室”，在反驳时不是拿出自己立场下的史料，而是直接用立场扣帽子的方式进行审判。大审判者出了视频进行完审判后，小审判者会立刻通过各种方式，比如直接评论，放未明子切片来进行造势。用他们的立场对其他人进行审判扣帽子，比如“小资”，“反动”，“法西斯”等等，把其他人钉在柱子上，这种行为就类似于宗教遇到了异教徒，遇到了异端，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这种行为是最明显的宗教行为。史料对于他们来说不重要，在宗教徒眼中怎么可能有事实呢？他们要的是消灭所有的异端异教。对于他们来说哪些是异端异教？就是除了他们招揽的最苦难，最极端的所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