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苏俄红军的成立日（尽管这个时间本来就是后来随便定的）一般认为是1918年2月23日，也是现在俄联邦的所谓“国家保卫者日”，因此立宪会议召开时（1918年1月18日）根本就没有什么“苏俄红军”。
其次，在立宪会议问题上，可以说不存在俄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及其盟友“选举选不过”，也不存在“掀桌子开战”的问题。
需要明确的是，立宪会议在被苏维埃政权宣布召开之前，就已经被临时政府一再拖延开会时间。反而是在工农群众掀起的苏维埃运动夺取了俄国中央和一部分地方政权之后，苏维埃政权立即宣布召开立宪会议并进行选举。这一时间点事实上正是在11月9日，彼时甚至克拉斯诺夫的部队还在首都近郊发动武装反革命：
彼得·克拉斯诺夫将军在克伦斯基的跟随下，率领一支据说纪律严明、约700名哥萨克组成的反左翼部队，在加特契纳与皇村之间，扫荡了彼得格勒士兵、水兵和赤卫队的无组织的部队。这里距彼得格勒不到20英里。此时，在整个1917年都不可靠、不稳定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单位无视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动员请求。雪上加霜的是，赤卫队的许多部队没有组织，缺乏领导。列宁和托洛茨基不得不亲自干预，给革命部队的混乱现状带来了一些表面的秩序，并且最重要的是，使一些革命部队进入在普尔科沃高地（这里俯瞰彼得格勒南郊）周边匆匆构筑的防线。与此同时，还动员工厂女工前往彼得格勒的农村地区，动员当地农民支持苏维埃政府。29日（旧俄历，即公历11月11日，下同），克拉斯诺夫和克伦斯基在皇村等待支援，并宣称有意于次日对首都发起总攻。作为接应，全拯委与社革党军事委员会共同谋划，准备于克拉斯诺夫的进攻开始时，在彼得格勒市内发起暴动。这次暴动主要由彼得格勒几所军校的士官生参加。他们将利用军革委专注于克拉斯诺夫之时，夺取关键军事设施和通讯设备。但在28日晚些时候，由于一名携带着计划副本的暴动领导人非常偶然地被捕，军革委破获了暴动计划。于是决定不等克拉斯诺夫的牵制，提前一天起事。但是，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正规军（regular troop）和驻扎于彼得格勒的哥萨克部队无视了全拯委代表要求支持的恳求。这样一来，委员会的部队注定要灭亡。他们的叛乱于29日傍晚遭到毫不留情的镇压。在10月29日彼得格勒的街头战斗中，总共约有200名参战人员死伤。这一伤亡数字远高于二月和十月革命期间首都的伤亡数字。[1]
此时的作为布尔什维克内部，分为认为一旦立宪会议召开，就应当将苏维埃政权移交给立宪会议的温和派，如索克林科夫，梁赞诺夫等；以及坚持认为苏维埃政权是更民主的国家组织形式也即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民主的国家形式，立宪会议必须支持苏维埃政权，否则就应当解散的列宁派。虽然在布党内部，列宁派在列宁极其坚决和出色的领导下击败了温和派，但是人民委员会-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政权还是履行了承诺，于旧俄历11月12-14日（即公历11月25-27日）举行了立宪会议选举。
选举的结果自然是人尽皆知的：布尔什维克——183席，孟什维克——18席，社会革命党——324席，乌克兰社会革命党——110席，立宪民主党——16席，哥萨克代表——17席，其他如少数民族代表等代表——99席。总共有767席。可以看出，事实上任何一个党都没有在立宪会议选举中占据简单多数，只有社会革命党党团占据相对多数。（令人感叹的是，此时我们的体面人士们心爱的资产阶级正道势力如立宪民主党等早已溃不成军）
但是，另一个被人们了解的没那么多的，则是立宪会议的选举规则问题。早在1917年9月，各政党就向立宪会议选举委员会提交了自己的候选人名单，而选民则只能选择自己支持的党团，如立宪民主党人是2号名单，布尔什维克——4号名单，社会革命党党团——9号名单，孟什维克——16号名单——却不能给具体的自己支持的候选人投票。这就造成了一个问题：支持十月革命，事实上也是革命后一段时间内的联合政府重要成员的左派社会革命党，在选举中被中右派社会革命党把持的党团机构排除出了其选举人名单之外：
对左翼社革党人来讲不幸的是，在立宪会议选举中，他们有着重要的结构性缺陷。在选后刚好一周召开的左翼社革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左翼社革党人把自己组织成为一个单独的党。但在目前情况下，他们的立宪会议候选人被夹在9号名单的社革党中派和右派之间。这份按序排列的名单是在社革党内的分歧变得不可调和之前的9月指定的。选民不能具体指出支持哪位参选人（如果他们明白参选人的差异），并且由于操控着全国大部分社革党名单的组成和排序，社革党中派和右派能够确保最大程度增加他们的候选人。[2]
这也使得左派社会革命党在立宪会议问题上变得比他们以往的立场更加强硬：
1月2/3日夜（旧俄历，即公历1月15/16日夜），主要围绕立宪会议问题，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紧急联席会议。之后的左翼社革党中央委员会、该党中执委党团和左翼社革党立宪会议代表的联席会议“几乎一致”同意，面对右翼社革党会议代表对苏维埃政权的攻击，“革命民主派”有必要予以坚决的、有组织的回击，并且“鉴于立宪会议隶属于革命，实现它的胜利，它不应当与苏维埃决裂”。否则，“与立宪会议，或者更准确来讲，与右翼社革党党团的冲突不可避免”。显然，左翼社革党领导层所关注的，是旨在确立苏维埃政权至上地位的政治活动。布尔什维克也是如此。[3]
这就导致，在社会革命党党团324人的席位中，左派社会革命党只分配到了40个席位。请问，通过这样的操作取得的相对多数，难道就是符合民主的吗？这样的选举结果，又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俄国人民的意志呢？
可能有人会说，“如果左派社会革命党和布尔什维克之类革命派在农民中，就是没有什么影响力的呢？”这种说法似乎很符合一般的对于俄国革命的印象。的确，布尔什维克此时在农村中，也并没有足够深的根底，尤其是相比于在乡村教师之类乡村知识分子中影响力颇大的社会革命党（包括左翼和右翼）而言。但是，此时的俄国农民支不支持十月革命，支不支持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和土地和平面包三大政策，可不是靠着现代人的刻板印象说了算的：
泰·瓦·奥西波娃（Таисия Васильевна Осипова）在《革命与内战时期的俄国农民》（Россий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революции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中表明，由于土地法令已经开始实施，许多农民根本不关心立宪会议，并且他们的决议坚称，如果立宪会议不承认苏维埃政府的法令（尤其是土地，和平，面包的法令），就应该被解散。根据415个乡（волость）的农民会议数据，她得出结论，这些地区有53.5%的农民支持苏维埃政权，30%的农民仍然支持政权转归立宪会议，而16.5%的农民在两者之间摇摆。[4]
我们从苏维埃的选举中也可以看出这一点。1917年11月7日夜，正当起义部队攻打冬宫时，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斯莫尔尼宫开幕。到会的有673名代表：其中布尔什维克——390名，社会革命党人——160名（其中大多数是支持革命，与布尔什维克一同发动起义夺权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72人，其余属于各个小党派或无党派；而1917年12月8日召开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大会上，330名代表中，195人是左翼社革党，65人是右翼社革党，37人是布尔什维克，14人无党派，7人是最高纲领派，4人是人民社会党，3人是左翼孟什维克，另有2人是无政府主义者。[5]而左派社会革命党此时是布尔什维克的盟友，且在这一时期，虽然有所摩擦，但是总体保持合作，且在当时看不到任何迹象这两个党派会将这种联合视为权宜之计。也就是说，在立宪会议之前，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的联合政府，获得了工人阶级和农村农民中大多数的支持（尤其是考虑到许多前线士兵事实上就是农民出身）。而工人和农民又占据了当时俄国人口的百分之九十以上。[6]
谈完了所谓“选不过竞争对手”，我们再来说说“掀桌子开战”的问题。首先，任何对于俄国内战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说是立宪会议的解散直接导致爆发了毁灭性的内战，好似立宪会议一结束，代表们各回各家，就立马对苏维埃政权拉起反旗——捷克军团叛乱的影响比立宪会议的解散大的多。事实上，我们从前文也可以看出，俄国的大多数群众毫无疑问是站在苏维埃政权一边的；支持立宪会议的人，除了少部分之外，大多数也限于消极支持。
并且，在立宪会议之前，俄国就已经爆发了不止一次对于彼得格勒的苏维埃政权的叛乱：十月革命第二天，卡列金在顿河哥萨克区就已经举起反旗；基辅军事革命委员会在起义夺权失败后和乌克兰地区支持苏维埃的势力前往哈尔科夫，与基辅的资产阶级政权开战。而中亚的封建势力也主导建立了政权，制定了一系列极端反动的政策——如果说武装叛乱是内战的话，此时内战已经爆发。
其次，在立宪会议开会当天，因为首都空虚而被紧急动员上街维持秩序的工人和参与游行支持立宪会议的队伍发生了流血冲突，21名游行者被杀（来自于斯维尔德洛夫在1月11日全俄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事实上，这一数据高于高尔基的亲立宪会议报纸《新生活报》根据冲突结束后彼得格勒医院的排查估算的15人身亡）。这与彼得格勒苏维埃在立宪会议召开前夜的紧急会议上通过的谴责右翼社革党媒体煽动对苏维埃政权代表的恐怖行径和暗示要对“资产阶级及其奴仆”的进一步暴力报以群众恐怖的决议放在一起，成为了一些人士口中苏维埃政权镇压群众的根据。事实是这样的么？
事实上，在1月18日立宪会议召开当天的游行之前，在原本立宪会议预定召开的12月11日（实则因为代表人数不足未能召开），也发生过一次游行。并且两次游行的参与人数接近，都在1万-10万之间[7]，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反映此时支持立宪会议的势力在彼得格勒的力量。那么，这股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呢？
首都选民的参选率非常高：约94万2333位公民参选，占资格选民的将近80%。立宪民主党在首都市中心的资产阶级区中获得了强劲的支持，结果名列第二，得票24万6506张，占总票数的26.3%。妇女平权同盟得票5231张，占总票数的0.5%。与此前的全市选举相比，温和社会主义者相当数量的右翼选票流失给了立宪民主党，左翼则给了布尔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得票15万2230张，得票率16.2%；孟什维克得票2万9167张，得票率5%）。布尔什维克得票42万4027张，得票率45.2%，是毫无疑问的胜利者。他们赢得了彼得格勒全部18个选区中的12个，他们完全控制了彼得格勒的工人阶级区。此外，他们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士兵（此前是社革党人的保留地）中也表现得同样优秀，得票率75%。布尔什维克党在波罗的海水兵和战略上至关重要的北方战线士兵中表现出的力量，也同样值得注意。在其余6个选区当中，立宪民主党领先。[8]
可以看出，这里体现了彼得格勒的二重性——一方面，彼得格勒是一座工业城市，工人阶级在彼得格勒势力强大；一方面，彼得格勒是沙皇俄国的首都，居住着许多贵族、资本家、公务员这些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的成员。后者就表现在立宪民主党在彼得格勒的强大势力上（仅次于布尔什维克），与其在全国的惨淡选情形成了鲜明对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一些人士眼中，他们却认为布尔什维克才是支持者仅限于彼得堡和莫斯科两都的党派）。因此，在彼得格勒，出现支持立宪会议的势力并不奇怪；事实上，游行者的阶级成分在许多文件和目击者回忆中也可以看出。比如说，目击者和文件描述这些游行者“衣着光鲜”，“很多人在游行前一天晚上参加了感恩节的夜宴”，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游行者中几乎没有工人和士兵。[9]
至此，我们明确了这些游行者的来源。但是即便如此，苏维埃政权对其中的一般参与者也尽量采取了保护的态度：
《真理报》头版开出巨大天窗（那里本来是要登载军革委呼吁支持它的反游行）的当日，《工人与士兵报》的头版却在显眼的地方刊出这样一些未被授权的煽动性游行口号：“打倒立宪民主党、科尔尼洛夫党、卡列金党——人民公敌！”、“打倒社革党和孟什维克妥协派——资产阶级的奴仆！”、“打倒立宪会议中的立宪民主党！”和“打倒资产阶级！人民万岁！”[10]这次游行的计划和取消，以及布尔什维克对待整个立宪会议的态度，使我们得以了解在此关头对重要政策的决策情况，总体上证实了布尔什维克上台后最初几周出现的景象。
苏维埃政权取消工人自发的反对立宪会议的游行证明了，苏维埃政权并不希望在游行中出现流血事件——因为一旦工人真的自发上街游行，两支游行队伍间爆发流血冲突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这正是1月18日所发生的事情。所不同的是，这次工人们带上了枪。
那么这么说，要求警惕资产阶级发动的暴乱又从何说起呢？我们在前面已经说明了，彼得格勒既是工人阶级的大本营，也是旧沙俄的首都。事实上，在十月革命之后一段时间，苏维埃政权并不完全能够控制全市：
与此同时，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当局指挥的武装力量太过分散，以至无力迫使人们服从命令。许多十月革命后立即被查封的反对派报纸稍微改了一下名字，便迅速恢复了发行。它们的版面上充斥着这些骇人听闻的描述：布尔什维克的暴行，随意搜查逮捕，广泛存在的掳掠和街头暴力，持续入夜的长时间枪击。占领冬宫时被俘女兵遭到强奸，军革委的俘虏在街头被处决，以及所有被捕者的处境都非笔墨所能形容，也得到了大肆报道。在市杜马夜以继日的会议上，也流传着类似骇人的报道。甚至到今天，对于布尔什维克早期的“恐怖”，也很难将虚构与事实分辨开来。彼得格勒是这样的一个充斥着焦虑、恐惧和激烈对立的战区。尽管新政府是那样的虚弱、那样的缺乏组织，以至在首都几个特权阶级聚居的中心城区，虽然已正式建立“人民政权”，但仍然无法控制例行辱骂工人和赤卫队员的哥萨克。富裕市民、已被夺权的“剥削者”，从他们的阳台上看着装备步枪和铲子的士兵、水兵和赤卫队员排成纵队向南方涌去。波罗的海舰队的战舰停在涅瓦河上，炮口指向被克萨斯诺夫规模不大的哥萨克部队占领的南郊的目标。匆忙筑起的街垒、挂着倒钩的铁丝团、市内挖掘的壕沟是市内随处可见的景观。[11]
明确了苏维埃政权对于群众，甚至是辅助统治阶级和受蒙蔽的一般群众采取的态度之后，我们再来考察立宪会议本身。而关于立宪会议本身的经过，也为了理解支持立宪会议和支持苏维埃的不同革命者的分歧所在，我们就要从材料入手。
傍晚时分，灯火悉明（这让社革党白拿了蜡烛），切尔诺夫开始了他的主旨讲话。他极为宽泛地简述了一项野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后者听上去和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极为相似——乃至于坚持要求“立刻行动，不要只是言辞”（“杂耍一般地操弄布尔什维克口号，”奥加诺夫斯基这样评价它）。切尔诺夫小心翼翼地避免直接批评布尔什维克或苏维埃（这让许多投票支持他和他的言论的人感到不安）。他说，在世界上，革命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所控制的立宪会议是全世界具有主办国际和平大会的声望和权威的机构，这次大会将在不久后带来普遍、民主和公正的和平。为了照顾疲于战争的俄军部队，他呼吁组织一支全新的革命志愿军，来担负改造过时的机构和生活方式的任务，接替前线士兵，保家卫国。谈及工业领域的混乱和日益恶化的失业问题（复员使之雪上加霜）时，切尔诺夫提出了一项公共工作和对工业生产暂时实施国家监督（直到工人有能力自行监督工业）的宏大计划。在民族政策方面，在以个人名义向各少数民族代表恭顺地致敬之后，切尔诺夫描绘了一幅平等的、半独立的民族和区域自由联合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图景。在这个共和国当中，各区域立宪会议和地方自治机构的网络与全俄立宪会议一道，设计保护少数民族权利且合乎人民意愿的新政治制度。在至关重要的土地问题上，切尔诺夫支持立即系统地、无偿地将所有土地重新分配给“劳动农民”。此外，针对苏维埃政府指控立宪会议缺乏代表性，以及甚至列宁此前强调召回代表以重新选举，切尔诺夫机智地加以反击，提议大方地信赖全民公决，以保证立宪会议的行动合乎人民的意志。他确实向布尔什维克发出挑战，要求他们如果怀疑立宪会议是否有权表达人民的意志，便立即就如何对待立宪会议举行全民公决。尽管在演说中，切尔诺夫恳求民主力量团结一致、退让妥协和结束内战，但他丝毫没有提到跟立宪民主党或其他自由主义团体结盟。他的言下之意是，尽管主导革命俄国的仍将是社会主义势力，但苏维埃的统治时期结束了，将由立宪会议创建的新机构开始统治。[12]
事实上，切尔诺夫的政策不过是对于布尔什维克提出的政策的模仿，以此来迎合热烈支持十月革命和土地、和平、面包三大政策，以及坚决要求在新政府中排斥资产阶级的工农兵群众——除了没有提出一切政权属于苏维埃。而切尔诺夫的声明显然也因此是两边不讨好的：
在左翼社革党的谢尔盖·姆斯季斯拉夫斯基看来，切尔诺夫的讲话是“书生气的引文、诗句和学究化习语的毫无生气的杂烩”。对于切尔诺夫模糊他们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路线，右翼社革党人感到愤怒。研究社革党的西方历史学家奥利弗·拉德基分析这份讲话时，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在他看来，通过帮助早应在案的立法提案付诸记录，切尔诺夫大大地帮助了自己的党。或许如此。关键问题是，如今，随着布尔什维克温和派的衰落和列宁派在布党内取得霸权，已为时太晚。[13]
既然在工农兵需要什么上，双方事实上已经达成共识，此时唯一的区别在于：是要立宪会议代表的“联盟节神话”，还是苏维埃代表的，无产者自己对自己负责的，无产阶级专政？
即便在切尔诺夫结束之前，人民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克成员就溜出白厅，在一间休息室开会，并再次确认，立宪会议应在当日中断。托洛茨基正从布列斯特返回彼得格勒途中，列宁则更愿意待在幕后，策划而不是参与正式会程。由此，30岁的布哈林承担起回应切尔诺夫的责任。在一份时长与切尔诺夫讲话相当的热烈讲话中，他呼吁立即通过《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辩称，尽管很难不同意切尔诺夫所勾勒的崇高目标，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努力实现这些目标的时候，哪个阶级掌权。临时政府的经验明确表明，对于任何由中派社会主义政党控制的政府，大资产阶级都能发挥决定性的影响，由此就切尔诺夫谈及的各关键领域而言，立宪会议的统治只会使工农重新遭受奴役，陷入如同他们在沙皇时代那样的奴役地位。布哈林坚称，革命俄国所要求的不是在立宪会议支持的民族团结政府之下的国内和平（civil peace），而是像斯维尔德洛夫提交的《宣言》所提出的那样的纯粹的苏维埃工农专政。[14]
可惜的很，即使在左派社会革命党和乌克兰社会革命党等党派都支持通过《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的情况下，中右派社会革命党还是凭借着他们通过党团机器内部操作搞来的席位阻止了大会通过这一宣言。
那自然立宪会议就只能迎来它的结局：
在最后几名左翼社革党人离开后，阳台上的杂音震耳欲聋。观众们占据了左边如今空空如也的议席。在上刺刀的铿锵声和开关枪栓的撞击声中，他们叫道：“够了——你们都走吧！”在不断的喧闹声中，切尔诺夫竭尽全力地使人们听到自己的声音，开始疯狂地念起一份有关土地问题的决议草案——这是社革党党团土地委员会（它由许多俄国杰出的农学家组成）数周悉心研究和讨论的成果。宣读时，卫队长、后来被认出是臭名昭著的喀琅施塔得无政府共产主义者阿纳托利·热列兹尼亚科夫轻拍着切尔诺夫的肩膀。“卫兵们累了，”热列兹尼亚科夫宣称，“我们受命清空大厅！”在走廊里哄堂的同意声中，切尔诺夫答道：“立宪会议的代表都累了，但无论多累，都不能打断宣读全俄罗斯翘首以盼的土地法。”“立宪会议，”他补充道，“只能被武力驱散。”可以理解的是，留下来的200余名代表以更大的急迫性继续他们的工作。一位乌克兰社革党人代表被热列兹尼亚科夫的无礼粗野激怒了，宣称由于刚才发生的事情，他所在的80人的党团不再拥护《被剥削劳动人民宣言》有关和平和土地的条款，转而支持社革党的相应决议。切尔诺夫于是把此前所有为第一天准备的法案匆匆付诸表决。其中包括事先准备的附属于社革党和平纲领和土地纲领的声明，以及俄国重组为“联邦共和国”的法案。所有这些措施都不经讨论而被一致通过，烦恼的代表们不顾一切地表明自己的意图，并在某种意义上，想在几分钟之内获得他们与立宪民主党共同掌权的7个月里没有实现的东西。“我们只是必须结束会议，这样结束便会留下某些有形的东西。”右翼社革党和律师马克·维什尼亚克后来评论道。最后在1月6日凌晨接近5点的时候，立宪会议休会，代表们被允许离开。[15]
此时我们便终于可以说，苏维埃政权解散立宪会议，不是所谓对于民主的破坏，而只是无产阶级的政权消灭了一个资产阶级的政权；是罗马毁灭了迦太基。而这里的which side are you on，则是各位自己的问题了。
参考
- ^Alexander Rabinowitch - The Bolsheviks in Power
- ^Alexander Rabinowitch - The Bolsheviks in Power
- ^Alexander Rabinowitch - The Bolsheviks in Power
- ^泰·瓦·奥西波娃，《革命与内战时期的俄国农民》
- ^弗·伊·拉夫罗夫，《俄罗斯的“农民议会”：1917—1918年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
- ^事实上，在工兵代表苏维埃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合并后的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共有1647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其中布尔什维克——860多名，而布尔什维克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占据了94%的席位。
- ^当代俄罗斯首要的立宪会议问题专家列夫·普罗塔索夫的结论是，亲立宪会议的记者所估计的10万人参加游行或许言过其实了，但比苏维埃政权描述中的1万人参加游行，还是更接近实际数字。
- ^Alexander Rabinowitch - The Bolsheviks in Power
- ^兹纳缅斯基：《全俄立宪会议》
- ^《真理报》，1917年11月27日，第1版；《工人和士兵报》，1917年11月27日，第1版。
- ^Alexander Rabinowitch - The Bolsheviks in Power
- ^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立宪会议》
- ^Alexander Rabinowitch - The Bolsheviks in Power
- ^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立宪会议》
- ^维什尼亚克，《全俄立宪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