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立宪议会本身，已经有两位知友论述的很清楚了，在此我就没有必要献丑赘述了，对立宪议会本身感兴趣的朋友完全可以阅读这两篇文章，想必一定会大有裨益：
在这里，我们不妨补充一个更有趣的事实一一尽管白军积极通过宣传布尔什维克解散会议来煽动反对布尔什维克，但事实上。布尔什维克对立宪议会的解散谈不上是多么血腥的政治事件（甚至可以说苏维埃和掌权的布尔什维克-左翼社会革命党联合政府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很多立宪议会的成员在之后都遭到了白军分子的迫害乃至于屠杀，甚至说其中很多“受害者”本身也是右翼分子，这一事实很值得我们关注。
例如在1918年11月24日，立宪议会的著名成员、社会革命党的杰出代表鲍里斯·莫伊谢延科受害，根据1920年1月初在伊尔库茨克起义中被俘的克拉西尔尼科夫（Ива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асильников）部队的军官谢米亚金的指控，这场“谋杀案”的策划者就是克拉西尔尼科夫部队的反间谍组织，其头目是赫绍尔·库德里亚夫采夫与其下级军官格尔茨、马赫诺夫和库兹·明斯基。
根据谢米亚金的说法，克拉西尔尼科夫手下的这些人为了从莫伊谢延科身上掠夺出一笔可观的资金，设计埋伏了他：莫伊谢延科在离开鄂木斯克商业俱乐部时被捕，并被带到克兰西尔尼科夫反间谍机关占据的柳宾斯基大街费采·金克尔的房子里，在那里，他遭到了惨无人道的酷刑折磨（据谢米亚金说，他“在反间谍机关发现了一个折磨被捕者的架子……”），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他们打错了如意算盘，莫伊谢延科“他没有钱”，但这并不会影响这些匪徒为了掩盖行踪杀害了莫伊谢延科，并将他的尸体“投入到额尔齐斯河”中一一当然，不能完全排除策划这起“谋杀案”除了是为了获得一笔不义之财外，同时也包括了迫害社会革命党人的政治因素。
而与主要因素一般认为是为了掠夺不义之财的该案形成对比的是，高尔察克上台之后在伏尔加河以东地区对立宪议会成员进行系统化的大肆追捕，可以很明确是带有鲜明的政治倾向（甚至在其上台前就已经进行有预谋的刺杀）一一其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消灭权力的竞争者，而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是曾经立宪议会的许多成员以及不正式属于立宪议会的立宪议会成员委员会的代表们强烈反对拥立一个具有独裁性质的“最高执政”，而高尔察克在1918年11月8日通过政变上台后，火速逮捕了大批立宪议会成员，其中甚至包括了立宪议会主席阿夫克森季耶夫及其副手阿尔贡诺夫等人，这激起了大量的人的愤慨，其中自然也包括了许多尚未被逮捕的立宪议会的成员。他们指责高尔察克是一个“反动分子”，并认为大资产阶级和君主主义者决定通过他来消灭“人民政权”，因此呼吁人们与他进行坚决斗争。
而这，却又引起了高尔察克进一步的反动镇压，他于1918年11月30日发布了第56号命令，要求立刻逮捕敌视他的“立宪议会成员”，并将他们送交军事法庭审判一一在战时条件下，这很可能意味着他们会被枪决。此外，这份文件的第二段着重强调了：“所有俄罗斯军事指挥官应以最坚决的方式镇压上述人员的犯罪活动，要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器”！1918年12月3日至4日，高尔察克的手下又在乌法逮捕了一些立宪议会成员。
1920年1月25日，在接受政治中心特别调查委员会的询问时，科姆乌什卫队队长斯佩兰斯基作证说“1918年12月2日，克鲁格列夫斯基上校的一支联合分遣队抵达乌法”，而他们的“目的是逮捕库姆乌什管理委员会和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他们“担心遭到积极抵抗，因此逮捕行动进行得极为仓促，没有任何程序、没有任何制度、没有任何名单”，这个过程中“有27人被抓获和抢劫”。其中自然包括了许多立宪议会的重要人物，如菲利波夫斯基、涅斯捷罗夫等。
而在路上，往往有很多立宪议会的成员抓住一切机会跑路开溜，而押送被捕者队伍的军官们就公开对立宪议会成员委员会的一些代表，特别是其主席切尔诺夫的逃脱表示深切遗憾，并补充说，要不是切尔诺夫由于采取了一些措施得以逃脱，否则他们“不可能把他活着送到鄂木斯克”（根据一些消息来源，切尔诺夫后来还是被高尔察克抓住，但最终因为某些原因还是得以释放）。当然，大多数人并不是这样的幸运儿，在高尔察克控制的其他地区，逮捕行动同样如火如荼的展开，其中包括叶尼塞省立宪会议的著名权威人士，同时也是著名右翼分子的尼尔·福明，所有这些人都被关进了鄂木斯克州监狱，在那里等待调查和随后作为“反国家政权叛乱分子”的审判。
而这些人在后来都遭到了残酷的处决，据参加行刑的切尔琴科说：“在伊尔蒂什河左岸的行刑地点，所有（13名）被逮捕者被集中在一起，他们首先是被整个车队人员齐射，然后用车队配备的步枪胡乱扫射。车队队长在行刑前没有读过任何判决书，也根本没有带法院的任何文件”，同时，为了避免没死透，被处决者的尸体还遭到了进一步的攻击，包括了射击和刀伤。
索菲娅·德维亚托娃在向政治中心委员会提供的证词中也指出，她“在伊尔蒂什河左岸离公路几英尺远的渡口附近发现了10具尸体……有的还脱去了外套……尼尔·福明的尸体……他身上有13处刺刀、军刀和枪伤”。据尼尔·福明的遗孀纳塔利娅·福明娜称：“医生的检查报告显示，他是被残忍地砍死的”，并强调说“他的胳膊被军刀砍断，每条胳膊上都有两处伤口，他的头被劈开，身上到处有刺刀和步枪造成的伤痕”一一根据医生的检查，其他尸体上也有类似的伤口。
但必须强调，由于白军法律程序中的官僚主义拖延，以及来自盟国的压力，计划对逮捕者进行的更大范围的屠杀被迫稍微推迟了一一而一个极其黑色幽默的现象恰恰就发生在了这一短暂的空隙，1918年12月22日，反倒是布尔什维克在鄂木斯克发动了起义，部分投靠苏俄红军的部队占领了鄂木斯克州监狱，释放了包括大量立宪议会成员在内的囚犯。然而到12月22日，该起义被镇压下去，次日，即12月23日，鄂木斯克的大街小巷就贴出告示，命令镇守在这里的负责人布尔热佐夫斯基少将那些在此次起义期间被释放出来的人紧急送回监狱，然后让他们接受战时军事法庭的“审判”，这意味着他们很有可能会被焦头烂额的白军分子快速处死。
而大多数立宪议会成员委员会代表和立宪议会成员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为了避免被再次搜捕后遭到残酷屠杀，于是在获得高尔察克军事和民事等行政部门的适当证明后，自行返回了监狱，他们试图通过这样来避免披着审判面纱的屠杀，然而，高尔察克显然没有那么讲“武德”，仅在1918年12月23日期间，高尔察克手下的白军分子就残忍杀害了自愿返回的八名立宪议会成员。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此之后，受限于内外压力（尤其是盟国对其态度的迅速恶化）高尔察克在巴黎和会前后被迫释放了一些人（例如在1919年4月，高尔察克为了笼络盟国并改善自己的形象而大赦了一波囚犯，当然，这并没有影响他们在逮捕过程和监狱里遭到了残酷的待遇，很多人流亡到法国之后坚持劝说法国人干预高尔察克这个独裁暴君），但据社会革命党的资料显示，在此后屠杀也仍未停止，例如在1918年12月27日，高尔察克又杀害了立宪议会成员、著名的社会革命党人德米特里·苏古切夫，在这里受限于文章篇幅，其他著名的丧生于高尔察克之手的立宪议会成员就不一一列出了。
就这样，甚至就连很多白军分子（主要是平民出身）都看不下去了，试图阻止这种针对立宪议会成员的大屠杀，通过写信等方式请求放过这些人，但往往都是石沉大海。最终还是在盟国对高尔察克的态度迅速恶化，面对盟国的深刻质疑，他被迫不情不愿的展开了所谓的调查，但在该过程中却顾左右而言他、百般狡辩（例如将其强行解释成所谓“私刑”，但其他人、尤其是参与处决者的供词完全推翻了这一可笑说法）。
当然，这丝毫没有影响参与处决的刽子手们都得到了高尔察克的丰厚“奖赏”，高尔察克将军可谓是能杀能赏，作风十分硬汉一一参加枪决的人员的官衔往往被提升了两级甚至更多，例如行刑队队长巴塔谢夫斯基从少尉升为了参谋长，而准尉切尔琴科也很快被提拔成了一名中尉，并被高尔察克纳入到自己的私人卫队中。
因此在这里，我真挚的希望并祝福这个问题下的一些立宪议会亲爱的狂热到甚至不吝于支持立宪民主党的朋友拥护者们（也包括某位以安人自居，却义愤填膺的反对解散立宪议会，全然不知无政府主义水兵以“我们要回去睡觉”为理由带头解散了立宪会议这一事实的体面朋友），都能够在实现梦寐以求的反苏反布大业的同时，遇到一个属于自己的高尔察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