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左青刚进入工厂，或者考上公后下乡镇农村工作时，就会发现现实和之前听过的某些意识形态宣传话术不一样，什么无产阶级的先进性和觉悟什么的，似乎根本不存在，反而看到具体的一个个充满欲望、野心和互相算计、倾轧的个人，有些人把十足的自私自利发挥到了极致，直接导致了某些学校毕业的左青的幻灭，反而容易产生“远离社会底层”的愿望。

他们会发现，老工人根本不会主动帮助新工人，反而是在算计如何利用新工人给自己捞利益。农民们对于外来者也充满了警惕和算计，双方互相不理解，也不想去理解。

但是这种情况反而是符合马哲的观点的，那就是社会存在决定意识，什么样的社会会塑造什么样的道德，资本主义社会自然是孕育着完全自私自利的资本主义道德，不奇怪，反而一个本来就是唯利是图、充满残酷生存竞争的资本主义社会会出现一堆大爱无疆的道德完人才是一个荒谬的事情。

换句话说，就是大部分的无产阶级没有阶级意识，或者对于阶级意识非常懵懂。这点，其实在苏联和中国的革命时期，也是一样的情况。就拿苏联举例子，在二月革命之前，布尔什维克还只是个只有区区三四万人的地下组织，它很弱小，主要活动区域也局限于大城市工业区和部分军队基层，在俄国的大部分地域并没有什么影响力。换句话说，在1917年之前，布尔什维克也根本没有想到过自己未来居然可以成为时代的操盘者。只不过，二月革命的不可控性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兵变和罢工如野火一般蔓延，持枪的逃兵整团整营的逃离部队，沦为盗匪开始向所有人索取财富，整个人类文明都在下沉。站在时代的浪尖上，共产党人只好站出来试图控制局势。但打一接手，社会主义者就发现这场赌局不像马克思说的。无产阶级的先进性，群众的革命性，根本就没法转化成具体的革命动力。士兵的野心、工人的需求、农民的本能倒是一下子都拥到眼前逼宫了。你不顺应这个趋势，不应付乱世各路人马的欲望，你自己的命都保不住。

就像苏俄内战时，初始阶段，俄国广大的农民阶层，处于小私有制的愿望，对布尔什维克并不理解，农村是安那其、社革党和白卫军的天下，许多原本被压迫的农民，对布尔什维克为了巩固政权的余粮征收充满敌意。但是，当他们发现白卫军还不如红军的时候，就只好投向红军，经过了时间的发展，发现了社会主义者是真心想要解放自己，为了广大的工农阶层好的时候，也就接受了共产党。

当年的法国大革命也是一样的，原本是受波旁王朝封建制度压迫最严重的农民阶级，对本意要解放他们的革命政权不理解，反而在旺代发动了历时三年的反对共和革命政权的叛乱。

“阶级意识是无产阶级的道德”--卢卡奇。

毕竟没有阶级意识，又怎么会有阶级感情呢?

为了解决这种问题，就需要先锋队。

当年为了解决复杂、严峻且又非常危急的情况，第一代革命者们迫于形势，只好先把精美复杂的革命蓝图简化为粗暴野蛮的口号，个人崇拜、军事管制、权术阴谋都成了社会主义者的家常便饭---如果不枪毙资本家地主，不立刻分配土地，不对内部的异见同志搞镇压……取代他们的必定是一群更极端、更粗暴、更擅长权术的人，旧制度释放出来的邪恶实在太多，既然旧制度已经处处糜烂，就不要指望收拾社会动荡局面的会是个圣人。但是，这样只能解一时燃眉之急，革命者不能脱离群众，只要脱离群众，自己就会失败。那么，如何发动广大尚无阶级意识的工农群众，让他们了解自己，相信自己，并加入自己？

这个重要的任务，就需要先锋队。

所谓先锋队，就是劳动阶层中一批有觉悟、有理想、有牺牲精神、有阶级感情，有终极关怀的人，而这种人需要一个前提，那就是阶级意识已经觉醒，这样才能具备这种资质。大革命时期，我党不辞辛苦的下基层，办起来一个个工人夜校，办起来一个个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个行为就是为了打造一支无产阶级先锋队。

这个先锋队的成员，首先必须有清晰的阶级意识，了解自己身为阶级解放者的使命。然后需要具备相关的知识、技能，知道自己的使命是去启发和自己同阶级的劳动者。所以说，先锋队的神圣使命，就是去完成劳动者阶层的阶级意识启蒙，将马列主义的思想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内容传达给所有的人，让人们知道，自己的阶级使命是参加阶级革命，打倒统治阶级，消灭不公和私有制，建立自由民主人人平等公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而不是如同一条黑暗里的蛆虫一样，自私自利，自甘堕落沉沦，为了生存不惜去害同阶级的劳动者，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根本的，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后才能解放自己。

先锋队无非就要起到这个作用。所以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最早的那一批党员的大量工作就是主动深入基层，如同当年一神教的传教士一样，不畏辛苦，不惧危险，只是为了一个坚定的信念，和阶级感情，帮助劳动人民劳动、反抗不公、传授知识、团结和友爱。最终把原本一盘散沙的底层劳动者们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整体，最后这个整体会在革命中爆发巨大的力量。

这也是古今中外为什么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农民运动能跳出封建王朝历史周期律，不再是新地主打倒旧地主，新贵族取代旧贵族的千年不变的阶级轮回的原因，截至目前的具体实践先不说，但是的确让人们看到一条能跳出历史周期律的可能性。

先锋队不是高高在上的领导，而是能够自发沉淀到基层对劳动人民进行启蒙的存在。

比方说，俄国共产党就做到了全世界都做不到的一个历史贡献：对伊斯兰教地区的和平的现代世俗化改革。当年在中亚地区，布尔什维克党员一个村社一个村社的走过去，冒着被少数民族地区上层教权分子的围攻和暗杀的风险，积极的帮助农村穆斯林们劳动，帮助他们的子女上学接受教育，帮助被压迫的女性摘下头巾，接受教育，真实帮助穆斯林群众们改善了生活并且认清了上层乡绅教权分子们压迫自己的本质，最终和共产党站在一起共同革掉了本民族上层反动势力的命，实现了自己的解放。这个遗产遗留到了今天，直到今天，前苏联地区的几个伊斯兰国家在世界上依旧是世俗化程度最高的。而西方树立的伊斯兰世俗化的典型土耳其，那真就是图一乐。真的，除了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没有任何势力能成功和平实现伊斯兰的世俗化改造。

先锋队必须得融入群众，才有可能教育、带动群众。先锋队和执政党是两回事。先锋队不是高高在上的存在，而是必须得到了群众的认可，才会被群众自愿服从跟随的存在。

如果没有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存在，社会主义革命将无法成功，正如革命老区西欧，数百年来左翼运动非常频繁却始终无法成功，而运动也始终被工贼出卖和被布尔乔亚打败，群众思想混乱，这就是因为没有一个先锋队能够对群众进行正确的启蒙和引导，而空耗热情罢了。

而苏东阵营的变修和失败，有左人曾经这么评价：党太大，先锋队太小。意思就是，先锋队是不可能脱离群众而存在的。先锋队只有和群众融为一体，才能知道群众到底想要什么，到底具备什么样的力量，才能知道如何引导群众的力量。否则全是镜花水月，泛泛其谈，就会变成左圈无限可分，互相除籍的小资产阶级饭圈游戏了。

所以简单来说，先锋队理论，就是说，无产阶级群众，需要进行阶级意识的启蒙，才能发展为康米运动的力量。而这个阶级意识启蒙的使命，就是先锋队的任务。而先锋队进行启蒙的方法，就是主动融入群众，帮助群众，了解群众，启发群众，最后只能是在得到群众认可的情况下，才能真正起到领导群众的作用，

果不其然又看到了熟悉的内容。

我求求网线钳天天兜售他那套东西之前先回去学学上网。

首先，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苏联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从来没有过全民公投，他不知道从哪编出来一个“1936年宪法公投”。

其次，苏联不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其法律体系一开始就不是资产阶级代议制所能描述的，苏联的宪法精神是基于1918年后列宁式“党的工作原则”，只是在少部分条文上参考了西方国家，在他这里直接成了用公投来通过宪法，可能他生活的时间线上是这么操作的。

苏联1936年宪法的总过程，是1935年2月七届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中执委表态后、经中央宪法委员会（即科巴直接领导的31人宪草会议）设计、于1936年6月向社会公布，之后在各级党委和地方行政机关统一部署下，动员组织党员和群众以公共集会、闭门研讨会的形式进行讨论，经有关部门组织人员汇总后，从地方各级逐步递交中央宪法委员会，最后经由宪法委员会各讨论组审议通过。

从头到尾采取的都是党组织主导下群众动员模式，

其次差额选举更是终极幻想，1936年宪法通过不到一年后，1937年10月中央委员会全会否决了差额选举，1937年12月最高苏维埃大选直接就是按候选人名单来的。1989年以前苏联没有进行过一场真正的“竞选”。

至于他发明的wczz民主和“二次革命”，我只能说这就是典型的把西方那一套当万金油，如果党组织还需要用代议制选举来取悦群众，那么恰恰证明其在群众路线上的失败与无能。

而他的“二次革命”神论则来自于某些西方亲斯大林学者所谓的“大清洗有效打击了官僚主义和腐败“的食古不化，闭口不谈大清洗的领导与实施自始至终都掌握在情报机关与各级第一书记手里，同时审判与处决权在不经最高苏维埃表决和群众讨论的情况下就下放给地方强力部门。

也就是说，党组织自始至终都是大清洗的实际操作者，根本没有群众参与，根本不配和我国的1967年甚至1957年相比。

当然，他的其他幻想也都是基于对这一结论的发散，而且往往更为扯淡：

“斯达汉诺夫运动”是“夺权夺厂”、大清洗诞生了“工人委员会”…….

那么，工厂自留资金的大头是如何在30年代末跑到厂长和书记手里的呢？各级工会是怎么靠边站的呢？为什么37年之后还是会有大规模罢工和暴动？1938年反怠工特别法令是用来对付谁的呢？

苏联1937年的所谓“工厂风暴”充其量只是我国的1957年水平，从头到尾都是处于总路线的控制下，其“自下而上”连独立更换管理层都做不到，其后产生的领导体系内部比重甚至不如三结合之后的革委会（河南就是最好的例子）。

而“大清洗革新论”的发明者之一，美国人格罗夫·福尔，其实早就承认30年代根本就没有什么民主改革，他的结论是科巴本人在党组织工作中被迫选择实用主义，以达成“第一书记团体—最高领导人平衡”。

我只能说，学谁不好，偏和美国人学，连党组织工作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我的建议是多读《共产党员的修养》，才能明白先锋队路线的内核，而不是跟着捡美国人剩下的。

说句政治不正确的话，和那位老人家相比，科巴在某种程度上只剩下了胆小与反复，从来没有成功过，何谈失败？

一种刷了红油漆的精英主义。

首先，为什么要搞先锋队？

因为在列宁的看法里，没有统一集中领导的工人阶级，只能是一盘散沙，就是一群乌合之众。

“社会民主党的任务就是要反对自发性，就是要使工人运动脱离这种投到资产阶级羽翼下去的工联主义的自发趋势，而把它吸引到革命的社会民主党的羽翼下来。”

这分明是低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

因此，他指出来要组建一支“完全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职业革命家”的队伍来领导无产阶级进行斗争。

“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

但是这个组成这个队伍的成员们具体是什么呢？

“‘十来个’富有天才、受过考验、受过专业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

这不是精英，还是什么？

他还指出来，职业革命家具有如下特点:

“这种职业革命家应该具备这样的品格,不是为了权位,而是能够牺牲个人利益的具有奉献精神的先进分子。”

“一些不仅能够把晚上的空闲时间贡献给革命,而且能够把整个一生贡献给革命的人”

但是又有多少人真的像他想的那样无私而善良吗？

最后一点，为什么他要否认立宪会议上布尔什维克的败选结果呢？

无产阶级在乎的是能不能提升生活水平，改善自身地位，他们需要的是能够有利于他们的实际改变，比如八小时工作制、社会保障体系、最低工资标准，他们对于资本主义是否终结不感兴趣，处处见红不是他们想要的。

如果资本主义制度经过改良，工人阶级的待遇和地位相对合理，自己的诉求能够得到满足，他们当然不会打算推翻资本主义了，这些情况在文明世界已经成为现实，这些了不起的成就反倒是经过某些“自居正统”的人口中“十恶不赦”的“修正主义叛徒”的努力下实现的成果。如今在这些地方，所谓的“资产阶级专政”已经不存在。

劳动群众一直都不在乎资本主义是否会不会被推翻，他们在乎的是自己能不能过上好生活。如果在资本主义社会能实现，那就没必要推翻它，如果资本主义制度满足不了劳动群众对于美好生活的愿望，那它被推翻的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它满没能给劳动群众带来好生活，而不是因为劳动群众想要推翻它。真正在乎资本主义会不会被终结的，是先锋队。

那么，引出一个问题，先锋队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政权，政权，还是政权。

列宁的种种骚操作，都在告诉世人，先锋队是为了获取权力而存在，不过是打着无产阶级的旗号罢了。

在“伟大的探索”的年代，列宁坚决反对工人的自发组织，并且污蔑“这是受到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所以要“先锋队”来领导工人运动。

核心逻辑：无产阶级的觉悟还不够高，没有认识到暴力革命的重要性，所以需要我们这些掌握了历史真理的职业革命家来领导他们夺取政权。

典，太典了，“我要求你听我话，我都是为了你好。”

当立宪会议召开之后，布尔什维克非但否认自己败选的事实，还反手给人家扣一个“反革命”的帽子，然后堂而皇之地解散了立宪会议，把自己送上了权力的宝座。

为了让权力集中在这“十来人”的先锋队手上，先锋队的成员们可谓是用尽其极，先是抛出“民主共和制是资本主义所能采用的最好的政治外壳”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实质”的谬论，好让自己能够为以后的行为自圆其说。后又堂而皇之地解散立宪会议，说是什么“资本主义复辟”，“这不过是定期选出一拨人来愚弄和压迫人民”。最后干脆是和大家摊牌了，选择赖在克里姆林宫不走了：“布尔什维克从来没有走错路，因为布尔什维克掌握了历史真理。”在这些兼有欺骗和强迫的操作下，布尔什维克牢牢地把握住了权力。

所以我才说先锋队理论不过是一种刷了红油漆的精英主义。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的思想是一个多元体，囊括了多种多样的部分——即包括一些依旧处于现代性视域之中的东西，而在另一方面则对于历史的断裂性、发展的非宿命性、社会的对抗性这些观念有所论述，而后面无论是第二国际、还是苏联，都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社会对抗观念（大概的）理解为这样一种东西：（1）历史发展过程之中是一个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的展开，而不同社会社会形态之中的社会对抗由于基本矛盾在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不同展开而不同（2）社会之中存在一种根本性的对抗，而这种对抗拥有一种本体论的优先权，有一种想对于其他的对抗的优先权和「普遍性」（3）在对这种根本的对抗消灭之后，社会的透明性、压迫的解缚……将会逐渐的到来。简单的分析会发现，点（1）为革命提供了一种总体的、连贯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的历史他者的保障，而点（2）（3）为革命的形势观与关于解放的保障提供了一种支持，齐泽克这样描述：

在“正常”的、前革命的状态下，人人各自为战。马克思主义者则运用论辩的技巧与机敏，说服各自为战的人们：解决他们各自问题的真正方案，要在全球革命中寻找。只要社会关系依旧为资本所支配，两性关系中的性别歧视就会继续存在下去，全球战争的威胁就会继续存在下去，这样的危险就会存在下去——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将被废除，自然还会一如既往地被残酷盘剥……全球革命将消灭基本的社会对抗，催生一个透明的、理性管治的社会。

在马克思的经典分析（见《宣言》）之中，社会被分化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而无产阶级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之下——会产生一个「团结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而工人阶级的「最先进、最坚决的部分」组成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党）——「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后「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种分析基于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导致的无产阶级的惊人的贫困，而机器的粗糙与管理技术的欠发达使得工人的去技能化尚未实现——使得工人阶级处于自身的贫困的经济状况与学徒制等凝聚阶级意识的手段，以及工人被工业的发展集中于无数大工业区使得他们有被凝聚的可能，使得「统一的工人的阶级意识」的形成，而当时存在的社会分化为两个阶级的趋势——使得马克思赋予了一种工人阶级的普遍地位和解放的行动者的角色——因为他们是「被社会压迫的大多数」。拉克劳考察了这种普遍阶级的观念与理性解放观念的联系：

也就是说，一个完全理性和世俗的末世论必须展现这种普遍的行动者的可能性，他超越了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矛盾，或者说，其特殊性以直接的方式表达——而不通过中介的系统——纯粹和普遍的人类本质。对马克思来说，这种行动者就是无产阶级，其特殊性以这样一种直接的方式表达普遍性，即他的到来被视作对所有表现过程的需要的终结。

正如我们开篇所说——马克思的思想——作为一个多元体包含着其对于部分现代性观念的批判，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其继承自现代性的解放视领的东西，而日后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则深化了其中的「理性末世论的部分」——工人阶级成为了一种「普遍阶级」、成为了「解放的行动者」，而在普遍阶级领导的解放之后——社会的普遍解放与透明性则将会实现。但是在日后的实践之中，便发生了工人阶级的「普遍」与「特殊」的矛盾以及关于自发性、革命与政治领导权的争论：工人阶级在斗争之中取得的集体谈判权和结社权，而工会领导的自发的斗争为争取工人阶级自身的「特殊利益」，而一直总体的、普遍的革命与普遍解放的诉求则被掩盖了，而这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工人阶级的普遍地位相违背，所以：

• 罗莎-卢森堡在《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一本之中对于其自发性路线、工人的自发经济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目的之间的矛盾进行分析和做出处理的尝试。一方面，工人的自发性斗争（群众罢工）在平日是分散的，但是这是阶级斗争的总体形势的产物，另一方面，卢森堡认为群众罢工包含政治与经济诉求，正是因为如此，群众罢工之中把政治诉求与经济诉求相结合，为革命创造的条件。而在革命之中，原来分散的斗争便会汇合成为争取无产阶级统治的「统一的」斗争，而党在这个过程之中的作用便是为斗争划定方向，使斗争转向为革命。但是这并没有根本的解决问题，而卢森堡的解释也显得如履薄冰，在实践中难以维持。
• 但是，怎么转化以及「革命」本身依然是一个问题，而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就转向了一种彻底的工联主义路线——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目标被否定、社会的解放仅为视为「长远目标」，而运动的中心转化为了工人阶级争取待遇的提升、工人对于企业管理的参与和社民党对于国家管理的参与，通过混合经济、宏观调控、劳动保障立法等受到把工人「整合」进入现有的国家-社会体系之中，制造了一种协调性资本主义的现状——但是，这不是回到了一种朗西埃批判的类-政治吗？也就是对抗的调和。可以看见，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走向了一种重协商而反对抗的方案，而这种方案最后随着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的繁荣与失败、社民党向第三条道路转向而宣告了他的危机「在『现代化』的借口下，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放弃了他们的左派同一性…这意味着，政治不再围绕着社会划分被结构化，而且政治问题已经变成了纯粹技术性的了」（出自《领导权与社会主义战略》），民主被化约为一种协商与对话、社会的对抗则被忽视了。
• 而面对自发的斗争的「特殊利益」和无产阶级的「普遍地位」的矛盾：列宁的先锋主义方案则选择了区分工人的自发性政治诉求（工联主义），对其进行了批判，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与「应该的」政治诉求——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与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无产阶级之中了解此的「先进分子」组成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党则发挥着消灭无产阶级的分散的自发斗争的「前革命状态」——凝聚无产阶级、塑造阶级意识——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根本利益」所在，最终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而在一战中随着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这一第二国际的边缘分子意识到了「正统」路线的问题——然后便是1917革命的胜利——先锋主义方案借此名声大噪，成为了共产主义运动之中新的正统。但是在俄国，这也伴随着许多的问题而广为诟病，例如托洛茨基著名的党、中央委员会和领导人的判断，而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这条道路走向它的危机。

我们不难发现，先锋队模式是一种在20世纪初期作为一种调和马克思的经典预言与无产阶级作为普遍阶级的地位与工人阶级出现的自发的「短期特殊利益」导向的斗争之间的矛盾的方案，这种方案的背后，是在特殊条件下的特殊决断——也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相对于其他斗争的本体论特权（ontological privilege）被教条式的永久化的结果，并且与理性解放观念相融合的结果，所以欧内斯特•拉克劳这样评价到：

在马克思主义这里，一个类似的关于化身的逻辑再次被引入。在工人阶级任务的普遍性特征与任务的具体要求的特殊性之间，一个日益增长的裂缝被打开了，而这个裂缝必须由作为无产阶级历史利益之代表的政党来填充。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之间的裂缝打开了这条通向连续更替的道路：政党取代了阶级，独裁取代了政党，等等。现在，这种众所周知的通过这些连续的身体所具体化的晋遍的迁科，在一个关键点上与基督教的化身有所不同。对于基督教的化身来说，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既对普遍事件的降临负责，又对使基督具体化的身体负责。
由于这个本体论特权被认为是一个完全理性的过程的结果，它被加倍看作一种认识论特权：无产阶级的观点取代了主体/客体的对立。在无阶级社会，社会关系最终将完舍透明。的确，如果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结构已经按照马克思所预言的不断简化，那么这种方法的后果不一定是极权主义的，因为作为社会总体性观点的赞成者，无产阶级的位置和绝大多数人的位置本应该会重叠。但是，如果该过程向相反方向运动——它实际上已经发生了，那么，使普遍阶级的观点具体化的连续性的身体，必须有一个日益受限的社会基础。作为具体的特殊性的先锋政党不得不声称了解任何事件的“客观意义”，并且其他特殊社会力量的观点也不得不作为错误的意识被清除。从这一点来看，独裁的转向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而面对这种问题，我们应该的是反思现代性的解放观念——反思一种关于理想进程与社会的透明性的观念，要意识到一劳永逸的消灭对抗存在着一种不可能性，而我们更应该承认矛盾的多元决定属性——没有一种斗争/对抗天然具有一种本体论的特权，更不能让给他永久的统摄其他的对抗的权力，在这里我们就要看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解放的末世论的承担者、作为一个「代表」人类的普遍解放的普遍阶级的时代早已结束了，而民主、解放则存在于对于社会的对抗性的内核的一种承认之中：

当然，我们认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因为只有后者造成了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但这只说明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一种特殊的主体而出现，并不能说明，无产阶级作为一种解放的主体而出现。为了使后者成立，我们需要说明资本家在工人身上所否认的东西不单单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用我们的话来表达，就是需要说明，有一个对立的二分，它不能归结为一个单一的基础。也就是说，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真正的解放的条件是一种基础的不透明性（opaqueness），没有任何基础可以彻底根除不透明性。这意味着，创立现代性的政治话语的两种封闭的操作必须作废了。

当我们解构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观念与对抗观之后，按照激进民主方案，我们并不是要走向纯粹的特殊主义——因为这会导致一种构成性的否定的困境，使得特殊主义走向了一种特殊群体之间的协商——而并非是一种对于社会对抗的承认与利用。我们要认识到，正是因为社会的不透明性与一次性解放的不可能性，所以普遍只能是一种不在场的完满，一种对于完满观念的能指，而普遍的内容只能由具体的语境决定，不同具体的斗争在具体的语境之中发挥着普遍的作用，这种特殊内容的所指暂时的变成了不在场的完满共同体的的所指，而非是固定一个最终所指。而通过具体的斗争，我们可以实现「部分的二分」——也就是使社会的部分地方与前-解放相断裂——颠倒一部分压迫/闭合的形式重构权力关系，但是无法取得全部的二分，因为完满是不在场的，透明性是无法实现的。这样，我们放弃了对于绝对和透明的渴望，把普遍放在特殊之下而非之上，由此杜绝了极权主义的可能。

特殊性既否认也需要总体性，那是基础，这些相互矛盾的运动，在我们称之为所有具体身份的构成性分裂中表达它们自身。总体性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它又是特殊所需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在特殊中作为一种总体性的不在场而存在，作为一种构成性的缺失而存在，这种缺失不断地促使特殊成为一种超越其自身的存在，并且这种缺失承担了一个普遍的点，这种普遍的角色只能是不确定的和未缝合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能有民主政治：一系列有限的和特殊的身份试图去承担超越它们的普遍任务；但是，其结果是，绝不可能完全消除任务和身份之间的距离，并且它们总是能够被其使备选的组恕所代替。不完全性（incomplention）和临时性（provisionality）属于民主的本质。

当一个特殊内容成为不在场的完满性的能指的时候，这种特殊的斗争与其他斗争就构成了一种领导权关系（hagemonic relationship），这种领导权关系有别于某种伴随着末世论式的承诺的「无产阶级政治领导权」导致的dictatorship，是一种动态的领导权，而在这种动态的领导权之中，激进民主政治发生了。而在这种领导权下，被与现存压迫体系相对的斗争暂时性的成为了不在场的完满的所指，而这种不在场的完满便指向对于现存权力体系的否定，而在因为某种「共同地受现存体系压迫」反对之中，在领导权关系之中，等价链条形成了——不同于传统观念里面封闭的革命主体——等价链条是开放的：

正是这一点让等价链条成为可能：不同的具体斗争涉及许多身体，这些身体可以无差别地成为反对压迫性权力的化身。这包含了一个双重运动。一方面，等价链条越是延伸，具体斗争越是不局限于差异化的自我，即某种身份不会通过其独有的差异，将自己与其他各种差异身份分离开来。恰恰相反，这些等价关系说明了这些差异身份仅仅是一些无差别的身体，它们体现了在所有的身体中都同样出现的东西，而链条越长，“同样出现的东西”就越不具体。在极端情况下，它将是独立于所有具体表现形式的纯粹共同体的存在。另一方面，超越界定了共同体空间之边界的排除的东西—压迫的界限，一将不再被视作特殊差异压迫的工具，而将会表达纯粹的否定，纯粹的恶和否定。因此，这种等价的延伸所创造的共同体将会变成关于不在场的共同体完满的纯粹观念——作为压迫力量的在场的结果。

尽管有人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激进民主所对立，认为激进民主没有把经济政治化，而另一方面，对于资本主义体系导致的社会不平等的斗争，也可以成为等价链条形成的条件——而在目前，这种具体的斗争也可以作为不在场的完满的能指——解放的虚空能指，而运动的形式可以包括我们设想的一样——可以是大众民主与工人自治，而在运动过程之中知识分子并非作为一个外在于的先锋，而是一种直接的参与者——福柯所说的特殊知识分子，与人民并肩作战。与社会民主主义者承认现有秩序的持续性之后走向第三条道路，寻找实用主义的「好的主意」之后选择了向新自由主义投降，支持一种对话协商的治理理性的时候——这无疑是一些类政治学的回归，这种所谓的第二现代性的先进性在哪里呢？而列宁主义者们则面对着工人阶级的普遍与特殊之间的矛盾时，激进民主，抑或是大众的革命，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

同志们，你们要明白要永远站在人民一边，革命一边才能不败之地。

只要消灭了所有的反革命，对一切反革命的要进行全方位高强度时时刻刻不停歇的消灭

革命才真的有希望

真正的乌托邦才会降临

如果没有降临，那就是一小撮坏分子还有敌人特务从中作梗！

同志们要继续战斗下去！

希望各位阅读理解能力到位

ver3.0

马克思说

　可见，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权力：一种是财产权力，也就是所有者的权力，另一种是政治权力，即国家的权力。“权力也统治着财产。”这就是说：财产的手中并没有政治权力，甚至政治权力还通过如任意征税、没收、特权、官僚制度加于工商业的干扰等等办法来捉弄财产。
　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因此，哪里的政权落到资产阶级手里，哪里的无产者就必须将它推翻。无产者本身必须成为权力，而且首先是革命的权力。
　其实，如果资产阶级从政治上即利用国家权力来“维持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它是不会成功的。“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以现代分工、租代交换形式、竞争、积聚等等为前提，决不是来自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统治，相反，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统治倒是来自这些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布为必然规律和永恒规律的现代生产关系。因此，当使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必然消灭、从而也使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必然颠复的物质条件尚未在历史进程中、尚未在历史的“运动”中形成以前，即使无产阶级推翻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它的胜利也只能是暂时的，只能是资产阶级革命本身的辅助因素（如1794年时就是这样）。

这段话非常重要，

首先马克思区分了两种权力，一种是政治权力，也就是政治通过权力和暴力的方式，可以随意地支配他人的财产、生命。也就是说所谓专制统治那一套。

另一种叫做财产权力，并且马克思认为，现代的资产阶级财产关系靠国家权力来“维持”，资产阶级建立国家权力就是为了保卫自己的财产关系。

但是这句话比较难理解在于，所谓资产阶级的维护，是什么意义上的维护？是类似于阴谋论意义上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共济会”那样的维护？存在着一个整全的组织模型，从而在背后操控所谓政治（我们很多人，乃至于很多教马克思的老师就是这么理解）。

但是马克思马上就说，不是这样的，他说

财产关系上的不公平”以现代分工、租代交换形式、竞争、积聚等等为前提，决不是来自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统治，相反，资产阶级的阶级政治统治倒是来自这些被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宣布为必然规律和永恒规律的现代生产关系。

说穿了，马克思理解中的“资产阶级权力”，指的是国家维护私有制的存在，以及维护调节市场经济的存在。

这一点非常重要，重要在两个方面

其一、一些中国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声称，只要国家去调控市场经济，或者说国家进行再分配，就是所谓“社会主义”的行为。但是在马克思看来，恰恰相反，这是典型的资产阶级国家行为，因为目的在于维护市场经济的稳定秩序。

其二、一些阴谋论者，包括列宁，他们会把所谓资产阶级统治，理解为资产阶级在背后操控政治权力，所以他们会声称民主政治是虚假的。但是在马克思看来，这也是错的，资产阶级并非在背后如同蜥蜴人、共济会那样操控政治权利，只不过他认为，这种政治权力由于是用来维护私有制的存在，所以他才是“资产阶级权力”。

但是由于列宁错误地理解了所谓“资产阶级权力”，所以他会以一种有样学样的方式，缔造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群体，似乎资产阶级国家，也有一群高度组织化的群体在背后操控一样。

第二个原因，就是革命需要。

先锋队组织，其实在各个国家革命历史上，都存在过。譬如说在中国辛亥革命时期，就是会党制。二次革命失败以后，孙中山建立的“中华革命党”，这个党要求完全遵从孙中山的要求，是一个典型的会党制的组织模式。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政党组织，就是因为俄国革命过程中，不能存在合法政党，并不能通过合法选举的方式上台，只能通过这种地下组织秘密地进行活动。

但是1905年革命以后，沙皇其实放开了限制，沙皇声称只要是非恐怖主义的政党（也就是列宁式的政党）就可以参加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但是当时的各个政党都认为，这是和平，渐进地完成转型的方式，但是列宁的布尔什维克依然反对这种做法，并且一直延续到苏联解体。

其三，就是阶级意识论。

列宁把整个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从传统的社会存在、物质条件分析，开始转向了阶级意识的讨论。

其实所谓的“阶级意识”并不稀奇，在历史上反复出现，就是如果一个组织在高度严酷的社会中进行所谓革命，而革命屡屡受挫的情况下。

他们一定会设想，为什么革命失败呢？不是因为物质条件，社会博弈等等客观条件。而是因为被“骗”。

就好像在心理学中，存在一些习得性无助的人，会出现精神分裂，分裂出其他人格来保护自己一样。大众心理也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法国大革命前夕，法国思想家严厉地反对天主教，就是认为天主教是欺骗人的团体。中国五四运动，为什么激烈地批评国民性，批评孔家店，本质上也是如此。

所谓阶级意识与中国的“劣根性”其实是同一层次的思维水平，说白了就是不考虑某种具体的，客观的条件，寄希望人们一下子脑子都清醒起来，然后就开始反对专制。

这种模式，非常容易沦为“圣人论”，也就是说区分出一大批被骗的群氓和少部分的“先知”，这种圣人论，就会沦为精英主义。

原本的马克思主义是平民主义的，但是列宁以后，包括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都弥漫着精英主义氛围，就是你们是被骗的，需要人启迪的。

我们可以把一个政治运动的内部成分看作三种人。

负责组织事务的官僚；意识形态狂热分子；外围群众

一般看来其中只要有两个能保持有效合作，这个运动就能成气候。剩下的一个可能并不重要，它会被边缘化，甚至被镇压。

具体到左派语境 呈现的关系如下:

代入到现实当中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西欧这样基层组织比较丰富的地区就表现为社会民主主义，但在东欧就表现为了先锋队理论。原因就是在帝俄体制下 群众组织并不像西欧那样强大，这种地方的矛盾无法像西欧通过其他较为温和的方式来解决，很长时间内唯一选择是民意党那样的恐怖组织路线，先锋党就是一脉相承自这种传统或者说路径依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