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马克思的思想是一个多元体，囊括了多种多样的部分——即包括一些依旧处于现代性视域之中的东西，而在另一方面则对于历史的断裂性、发展的非宿命性、社会的对抗性这些观念有所论述，而后面无论是第二国际、还是苏联，都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社会对抗观念（大概的）理解为这样一种东西：（1）历史发展过程之中是一个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的展开，而不同社会社会形态之中的社会对抗由于基本矛盾在不同社会形态下的不同展开而不同（2）社会之中存在一种根本性的对抗，而这种对抗拥有一种本体论的优先权，有一种想对于其他的对抗的优先权和「普遍性」（3）在对这种根本的对抗消灭之后，社会的透明性、压迫的解缚……将会逐渐的到来。简单的分析会发现，点（1）为革命提供了一种总体的、连贯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历史进程的历史他者的保障，而点（2）（3）为革命的形势观与关于解放的保障提供了一种支持，齐泽克这样描述：
在“正常”的、前革命的状态下，人人各自为战。马克思主义者则运用论辩的技巧与机敏，说服各自为战的人们：解决他们各自问题的真正方案，要在全球革命中寻找。只要社会关系依旧为资本所支配，两性关系中的性别歧视就会继续存在下去，全球战争的威胁就会继续存在下去，这样的危险就会存在下去——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将被废除，自然还会一如既往地被残酷盘剥……全球革命将消灭基本的社会对抗，催生一个透明的、理性管治的社会。
在马克思的经典分析（见《宣言》）之中，社会被分化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两大阶级，而无产阶级在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之下——会产生一个「团结的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而工人阶级的「最先进、最坚决的部分」组成工人阶级的政治组织（党）——「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在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后「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这种分析基于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导致的无产阶级的惊人的贫困，而机器的粗糙与管理技术的欠发达使得工人的去技能化尚未实现——使得工人阶级处于自身的贫困的经济状况与学徒制等凝聚阶级意识的手段，以及工人被工业的发展集中于无数大工业区使得他们有被凝聚的可能，使得「统一的工人的阶级意识」的形成，而当时存在的社会分化为两个阶级的趋势——使得马克思赋予了一种工人阶级的普遍地位和解放的行动者的角色——因为他们是「被社会压迫的大多数」。拉克劳考察了这种普遍阶级的观念与理性解放观念的联系：
也就是说，一个完全理性和世俗的末世论必须展现这种普遍的行动者的可能性，他超越了特殊性和普遍性之间的矛盾，或者说，其特殊性以直接的方式表达——而不通过中介的系统——纯粹和普遍的人类本质。对马克思来说，这种行动者就是无产阶级，其特殊性以这样一种直接的方式表达普遍性，即他的到来被视作对所有表现过程的需要的终结。
正如我们开篇所说——马克思的思想——作为一个多元体包含着其对于部分现代性观念的批判，而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其继承自现代性的解放视领的东西，而日后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则深化了其中的「理性末世论的部分」——工人阶级成为了一种「普遍阶级」、成为了「解放的行动者」，而在普遍阶级领导的解放之后——社会的普遍解放与透明性则将会实现。但是在日后的实践之中，便发生了工人阶级的「普遍」与「特殊」的矛盾以及关于自发性、革命与政治领导权的争论：工人阶级在斗争之中取得的集体谈判权和结社权，而工会领导的自发的斗争为争取工人阶级自身的「特殊利益」，而一直总体的、普遍的革命与普遍解放的诉求则被掩盖了，而这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工人阶级的普遍地位相违背，所以：
- 罗莎-卢森堡在《群众、罢工、党和工会》一本之中对于其自发性路线、工人的自发经济斗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目的之间的矛盾进行分析和做出处理的尝试。一方面，工人的自发性斗争（群众罢工）在平日是分散的，但是这是阶级斗争的总体形势的产物，另一方面，卢森堡认为群众罢工包含政治与经济诉求，正是因为如此，群众罢工之中把政治诉求与经济诉求相结合，为革命创造的条件。而在革命之中，原来分散的斗争便会汇合成为争取无产阶级统治的「统一的」斗争，而党在这个过程之中的作用便是为斗争划定方向，使斗争转向为革命。但是这并没有根本的解决问题，而卢森堡的解释也显得如履薄冰，在实践中难以维持。
- 但是，怎么转化以及「革命」本身依然是一个问题，而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就转向了一种彻底的工联主义路线——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目标被否定、社会的解放仅为视为「长远目标」，而运动的中心转化为了工人阶级争取待遇的提升、工人对于企业管理的参与和社民党对于国家管理的参与，通过混合经济、宏观调控、劳动保障立法等受到把工人「整合」进入现有的国家-社会体系之中，制造了一种协调性资本主义的现状——但是，这不是回到了一种朗西埃批判的类-政治吗？也就是对抗的调和。可以看见，社会民主主义的实践走向了一种重协商而反对抗的方案，而这种方案最后随着二战后凯恩斯主义的繁荣与失败、社民党向第三条道路转向而宣告了他的危机「在『现代化』的借口下，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主党已经放弃了他们的左派同一性…这意味着，政治不再围绕着社会划分被结构化，而且政治问题已经变成了纯粹技术性的了」（出自《领导权与社会主义战略》），民主被化约为一种协商与对话、社会的对抗则被忽视了。
- 而面对自发的斗争的「特殊利益」和无产阶级的「普遍地位」的矛盾：列宁的先锋主义方案则选择了区分工人的自发性政治诉求（工联主义），对其进行了批判，和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与「应该的」政治诉求——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与向共产主义过渡，而无产阶级之中了解此的「先进分子」组成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党，党则发挥着消灭无产阶级的分散的自发斗争的「前革命状态」——凝聚无产阶级、塑造阶级意识——让他们意识到自己「根本利益」所在，最终实现无产阶级的革命。而在一战中随着第二国际的破产，列宁这一第二国际的边缘分子意识到了「正统」路线的问题——然后便是1917革命的胜利——先锋主义方案借此名声大噪，成为了共产主义运动之中新的正统。但是在俄国，这也伴随着许多的问题而广为诟病，例如托洛茨基著名的党、中央委员会和领导人的判断，而随着苏联的解体和各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失败，这条道路走向它的危机。
我们不难发现，先锋队模式是一种在20世纪初期作为一种调和马克思的经典预言与无产阶级作为普遍阶级的地位与工人阶级出现的自发的「短期特殊利益」导向的斗争之间的矛盾的方案，这种方案的背后，是在特殊条件下的特殊决断——也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相对于其他斗争的本体论特权（ontological privilege）被教条式的永久化的结果，并且与理性解放观念相融合的结果，所以欧内斯特•拉克劳这样评价到：
在马克思主义这里，一个类似的关于化身的逻辑再次被引入。在工人阶级任务的普遍性特征与任务的具体要求的特殊性之间，一个日益增长的裂缝被打开了，而这个裂缝必须由作为无产阶级历史利益之代表的政党来填充。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之间的裂缝打开了这条通向连续更替的道路：政党取代了阶级，独裁取代了政党，等等。现在，这种众所周知的通过这些连续的身体所具体化的晋遍的迁科，在一个关键点上与基督教的化身有所不同。对于基督教的化身来说，一种超自然的力量既对普遍事件的降临负责，又对使基督具体化的身体负责。
由于这个本体论特权被认为是一个完全理性的过程的结果，它被加倍看作一种认识论特权：无产阶级的观点取代了主体/客体的对立。在无阶级社会，社会关系最终将完舍透明。的确，如果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社会结构已经按照马克思所预言的不断简化，那么这种方法的后果不一定是极权主义的，因为作为社会总体性观点的赞成者，无产阶级的位置和绝大多数人的位置本应该会重叠。但是，如果该过程向相反方向运动——它实际上已经发生了，那么，使普遍阶级的观点具体化的连续性的身体，必须有一个日益受限的社会基础。作为具体的特殊性的先锋政党不得不声称了解任何事件的“客观意义”，并且其他特殊社会力量的观点也不得不作为错误的意识被清除。从这一点来看，独裁的转向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而面对这种问题，我们应该的是反思现代性的解放观念——反思一种关于理想进程与社会的透明性的观念，要意识到一劳永逸的消灭对抗存在着一种不可能性，而我们更应该承认矛盾的多元决定属性——没有一种斗争/对抗天然具有一种本体论的特权，更不能让给他永久的统摄其他的对抗的权力，在这里我们就要看到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解放的末世论的承担者、作为一个「代表」人类的普遍解放的普遍阶级的时代早已结束了，而民主、解放则存在于对于社会的对抗性的内核的一种承认之中：
当然，我们认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因为只有后者造成了直接生产者与生产资料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但这只说明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作为一种特殊的主体而出现，并不能说明，无产阶级作为一种解放的主体而出现。为了使后者成立，我们需要说明资本家在工人身上所否认的东西不单单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用我们的话来表达，就是需要说明，有一个对立的二分，它不能归结为一个单一的基础。也就是说，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真正的解放的条件是一种基础的不透明性（opaqueness），没有任何基础可以彻底根除不透明性。这意味着，创立现代性的政治话语的两种封闭的操作必须作废了。
当我们解构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解放观念与对抗观之后，按照激进民主方案，我们并不是要走向纯粹的特殊主义——因为这会导致一种构成性的否定的困境，使得特殊主义走向了一种特殊群体之间的协商——而并非是一种对于社会对抗的承认与利用。我们要认识到，正是因为社会的不透明性与一次性解放的不可能性，所以普遍只能是一种不在场的完满，一种对于完满观念的能指，而普遍的内容只能由具体的语境决定，不同具体的斗争在具体的语境之中发挥着普遍的作用，这种特殊内容的所指暂时的变成了不在场的完满共同体的的所指，而非是固定一个最终所指。而通过具体的斗争，我们可以实现「部分的二分」——也就是使社会的部分地方与前-解放相断裂——颠倒一部分压迫/闭合的形式重构权力关系，但是无法取得全部的二分，因为完满是不在场的，透明性是无法实现的。这样，我们放弃了对于绝对和透明的渴望，把普遍放在特殊之下而非之上，由此杜绝了极权主义的可能。
特殊性既否认也需要总体性，那是基础，这些相互矛盾的运动，在我们称之为所有具体身份的构成性分裂中表达它们自身。总体性是不可能的，与此同时，它又是特殊所需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它在特殊中作为一种总体性的不在场而存在，作为一种构成性的缺失而存在，这种缺失不断地促使特殊成为一种超越其自身的存在，并且这种缺失承担了一个普遍的点，这种普遍的角色只能是不确定的和未缝合的。正是因为这一点，我们才能有民主政治：一系列有限的和特殊的身份试图去承担超越它们的普遍任务；但是，其结果是，绝不可能完全消除任务和身份之间的距离，并且它们总是能够被其使备选的组恕所代替。不完全性（incomplention）和临时性（provisionality）属于民主的本质。
当一个特殊内容成为不在场的完满性的能指的时候，这种特殊的斗争与其他斗争就构成了一种领导权关系（hagemonic relationship），这种领导权关系有别于某种伴随着末世论式的承诺的「无产阶级政治领导权」导致的dictatorship，是一种动态的领导权，而在这种动态的领导权之中，激进民主政治发生了。而在这种领导权下，被与现存压迫体系相对的斗争暂时性的成为了不在场的完满的所指，而这种不在场的完满便指向对于现存权力体系的否定，而在因为某种「共同地受现存体系压迫」反对之中，在领导权关系之中，等价链条形成了——不同于传统观念里面封闭的革命主体——等价链条是开放的：
正是这一点让等价链条成为可能：不同的具体斗争涉及许多身体，这些身体可以无差别地成为反对压迫性权力的化身。这包含了一个双重运动。一方面，等价链条越是延伸，具体斗争越是不局限于差异化的自我，即某种身份不会通过其独有的差异，将自己与其他各种差异身份分离开来。恰恰相反，这些等价关系说明了这些差异身份仅仅是一些无差别的身体，它们体现了在所有的身体中都同样出现的东西，而链条越长，“同样出现的东西”就越不具体。在极端情况下，它将是独立于所有具体表现形式的纯粹共同体的存在。另一方面，超越界定了共同体空间之边界的排除的东西—压迫的界限，一将不再被视作特殊差异压迫的工具，而将会表达纯粹的否定，纯粹的恶和否定。因此，这种等价的延伸所创造的共同体将会变成关于不在场的共同体完满的纯粹观念——作为压迫力量的在场的结果。
尽管有人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与激进民主所对立，认为激进民主没有把经济政治化，而另一方面，对于资本主义体系导致的社会不平等的斗争，也可以成为等价链条形成的条件——而在目前，这种具体的斗争也可以作为不在场的完满的能指——解放的虚空能指，而运动的形式可以包括我们设想的一样——可以是大众民主与工人自治，而在运动过程之中知识分子并非作为一个外在于的先锋，而是一种直接的参与者——福柯所说的特殊知识分子，与人民并肩作战。与社会民主主义者承认现有秩序的持续性之后走向第三条道路，寻找实用主义的「好的主意」之后选择了向新自由主义投降，支持一种对话协商的治理理性的时候——这无疑是一些类政治学的回归，这种所谓的第二现代性的先进性在哪里呢？而列宁主义者们则面对着工人阶级的普遍与特殊之间的矛盾时，激进民主，抑或是大众的革命，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