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教员是湖南一师的同学少年，而家境殷实的郭沫若留学日本，到九州帝国大学习医，准备回国做一枚治病救人的医生。

但是此后几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宣传科学和民主，成为国内新文化运动的旗手。

那时候的有志青年，都受到《新青年》的影响，聚集在陈独秀的麾下，希望用科学和民主改造中国，给中国人民换换脑子。

经过数年的宣传，中国青年逐渐觉醒，正好又赶上“一战”后巴黎和会的刺激，中国便爆发了“五四运动”，青年做为政治力量，走上历史的舞台。

这是1920年前后的国内大气候，那些能读书的青年学生，都不可能置身事外。

郭沫若也被卷入其中。

1919年8月，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3个月后，未来的哲学家宗白华出任《学灯》编辑，并且建议开办“新文艺”专栏，刊登新体诗。

《学灯》是《时事新报》的副刊，留学日本的郭沫若经常阅读《时事新报》，也知道了刊登新体诗的消息，便把以前写的诗文寄到上海，向《学灯》投稿。

宗白华看到郭沫若的新体诗，觉得非常精彩，极力向主编推荐，建议在《学灯》上刊登出来。

原本郭沫若只是尝试一下，没想到真的发表出来了，那还等什么，接着写呗。

随后数月，郭沫若陆续发表《死的诱惑》、《火葬场》、《黎明》等一系列新体诗，在文艺界的名气越来越大，宗白华也对郭沫若越来越欣赏，甚至用整个版面发表郭沫若的诗。

从此以后，留日素人郭沫若，便成了新文化运动的诗人。同是新文化运动诗人的朱自清，也说郭沫若是“一支异军的突起。”

到了1921年，郭沫若把新体诗整理成集，取名为《女神》。

这本诗集的文学地位不必多说，属于中国新体诗的奠基作品，而郭沫若也因《女神》，成为中国新体诗的奠基人之一。

此时的郭沫若不到30岁，已经进阶为新文化运动的大将，名满中国。

如果就此止步，做一个纯粹的诗人，写写风花雪月的情爱故事，聊聊忧国忧民的文人情怀，也能保证一辈子衣食无忧，比现在大多数人的阶层都要高。

如果郭沫若不甘于做诗人，也能到高校做教授，偶尔和胡适之流吹吹牛逼，也能留下一段佳话，被后人吹捧为民国大师。

某些鸡汤语录，说不定还能编成书，出现在21世纪的机场书店里。

这些光明前途，郭沫若肯定比我们看的清楚。

但他没有选择做诗人大师，而是在日本毕业以后，回国参加革命了......革命要掉脑袋的，郭沫若敢回国参加革命，就说明他不是个简单的诗人。

同样是新文化运动的文人，胡适和朱自清就没有参加革命，选择了文人唱和的道路。

仅此一点，你就不能不佩服青年时代的郭沫若。

二、

郭沫若在革命队伍里，成就也非常人可比。

1926年，郭沫若出任广东大学文科长，同时兼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教员。农民运动讲习所共开办六届，前五届的主持人是彭湃，第六届的主持人是毛泽东。

也就是说，我党武装起义之前，郭沫若就是毛泽东的同事，在工作中有了不错的感情。

郭沫若教书之余，还在黄埔军校做宣传工作，北伐开始，又做到北伐军政治部副主任，和周恩来、叶挺等人发生了良好的关系。

而郭沫若的军衔是中将。

肩扛中将军衔，和毛泽东、周恩来共事，这份地位和资历，国共两党里超出郭沫若的人其实不多。

你说，郭沫若在革命队伍里的成就大不大。

如果郭沫若是没有理想的人，那他随大流就可以了。

蒋介石掌权的时候，在南京国府做个委员，或者在军队里做个不打仗的军人，工作之余和同事们一起捞钱娶小老婆，日子美滋滋。

将来全国要解放了，就和起义将领一起走向光明，就凭郭沫若在大革命时期的地位，混个政协委员是没问题的。

这日子保险且安全，正常人都能想明白，郭沫若肯定也明白。

可能有人要说了，20年代的郭沫若，不知道将来全国解放的历史进程。

那问题就更简单了，大革命时期的蒋介石，力量远比我党强百倍，大部分人都没有选择困难症。

郭沫若随时可以跟着蒋介石走。

而且郭沫若要跟着蒋介石走的话，比其他人更有利，因为随着战争的胜利，他已经升为总司令部行营政治部主任，非常受蒋介石宠信。

但是郭沫若没有选最容易的路。

1927年3月，蒋介石策划九江和安庆的暴力事件，开始破坏国共合作，打击我党的群众力量，给1个月后的“四一二事件”做铺垫。

郭沫若发现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便辞去官职，化名“高浩然”离开蒋介石行营，跑到南昌住在朱德家里，写了一篇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

檄文开篇就说：

“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

“他的总司令部就是反革命的大本营，就是惨杀民众的大屠场。他自己已经变成一个比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张宗昌还要凶顽、还要狠毒、还要狡猾的侩子手了。”

紧接着，郭沫若在檄文里，详细描述了蒋介石制造暴力惨案的过程，最后号召革命同志和民众拥护中央，打倒蒋介石。

这篇檄文发表在4月9日的武汉《中央日报》上，3天后蒋介石发起“四一二事变”，大规模屠杀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

郭沫若的反蒋檄文，比蒋介石正式叛变都要早。

在1927年举国白色恐怖的时候，蒋介石悬赏3万大洋，要郭沫若的脑袋。

郭沫若先去武汉，出任张发奎部队的政治部主任，随后便参加“南昌起义”，和周恩来、朱德、聂荣臻、陈毅等人并肩战斗。

我们都知道，起义部队南下期间，贺龙申请入党。但很多人不知道，另一个在革命低谷申请入党的就是郭沫若，而其中一个入党介绍人是周恩来。

扪心自问，你我能否在生死关头，放下荣华富贵，选择可能牺牲的革命道路？

郭沫若选择了革命理想，放弃了荣华富贵，你能说郭沫若不是铁骨铮铮的汉子？

三、

南昌起义失败以后，郭沫若开始人生的第三阶段。

因为周恩来觉得，郭沫若扛枪打仗是浪费人才，不如去日本储才养望，一来避开蒋介石的通缉令，二来可以在合适的时机回国，做中国的文化领袖，主持文艺战线的工作。

于是郭沫若抛家舍业，东渡日本潜伏待时。

他在日本住了近十年，深度研究了甲骨文和金文，陆续发表《殷周青铜器文字研究》、《金文丛考》等著作，成为文化界的宗师级人物，和王国维、罗振玉、董作宾合称甲骨四堂。

有这样的学术成就，才能做中国的文化领袖。才气逼人的郭沫若遇到慧眼识人的周恩来，便给日后的事情埋下伏笔。

1937年初，抗日战争即将爆发，国共两党经过“西安事变”，也建立再次合作的共识。

既然要举国抗战，那么各行业的政治犯和通缉之人，也应该团结起来，为抗日战争做贡献。

于是“七七事变”后，蒋介石撤销郭沫若的通缉令，当天郭沫若乘船回国，参加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

相比投降日本的汉奸、出国避难的大师，回国抗战的郭沫若是不是高风亮节？

由于要避开日本军警的监控，郭沫若只能悄悄离开日本，便没有通知日本的妻子和孩子。

虽然有些不近人情，但从抗战的角度来说，郭沫若是毁家纾难的战士，不能说是抛妻弃子的渣男。

回国数月，蒋介石成立政治部，任命陈诚做部长，周恩来和黄琪翔做副部长，郭沫若是第三厅的厅长，负责宣传方面的工作。

郭沫若不愿意做国民政府的官，觉得回国是参加抗战，不能替反动派卖命。

周恩来又找他谈话，意思是国共合作抗战，我党在国民政府要有工作的平台，郭沫若要是不做第三厅的厅长，那么副部长周恩来就是空架子，满腹谋略便没有施展空间。

郭沫若想想也对，就出任厅长，配合周恩来做宣传工作。

而这个时候鲁迅已经去世，中国左翼文化界没有领袖，便缺少一杆聚拢人心的大旗，很多事情做不起来。比如鼓舞全国民心、抵抗日本的文化侵略、反击国府抹黑我党等等。

即便召集文人写文章勉强对战，也因为没有领袖人物冲锋，显得力道不足。

于是左翼文人就说，鲁迅先生在的时候，经常有影响世界的作品问世，一呼百应，现在鲁迅先生不在了，但是鲁迅先生需要继承人。

当初周恩来派郭沫若去日本，就是为了储才养望，有朝一日做中国文化界的领袖。

现在时机到了。

周恩来向中央建议，郭沫若是大革命时期的中将，社会地位足够。旅日时期成了文化宗师级人物，学术声望够高，可以做鲁迅的继承人。

中央经过讨论，认可了郭沫若，便在1938年做出党内决定，确认郭沫若为鲁迅的继承者，中国革命文化界的领袖。

这个决定，给日后“鲁郭茅巴老曹”的排名定下基调。

那郭沫若有没有完成任务呢？

完成了，而且成绩还不错。

1940年9月，蒋介石策划“皖南事变”的时候，就在重庆排挤郭沫若等文艺界人士，逼他们离开政治部的关键岗位，另外成立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任命郭沫若为主任委员，周恩来为指导委员，沈雁冰、陶行知等人是委员。

文化工作委员会不能做政治工作，只能研究文化，其实就是个领薪水的养老单位。

但就是在这个养老单位，郭沫若写出《屈原》、《虎符》、《南冠草》等历史剧本，周恩来安排演出，讽刺了时政、激励了民心，在重庆反响很好。

那时候的郭沫若，其实是我党文艺战线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虽然战线不同，但郭沫若的工作性质，和八路军、新四军的将领们是一样的。

四、

说到这里，郭沫若的真实身份也明白了，他不是纯粹的文人，而是做文艺工作的政治家。

从新文化运动到大革命，从避难日本到抗日战争，郭沫若的身份从来没有变过。

郭沫若自己就有个观点，文艺要为革命服务。

他在《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里说了：

“我们的文艺运动，历来就有一种和政治运动相结合的宝贵传统。从五四运动起，在各个历史时期，中国新文艺运动的主流，都是当时的革命政治运动的重要战斗单位。为了取得新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和文艺革命的胜利，曾经有许多文学艺术工作者，和英勇的中国人民一起献出了他们的血和生命。我们应该继承他们奋不顾身的精神，来参加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的斗争，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说的够直白了吧。

对郭沫若来说，革命成功造福中国是目的，文艺只是服从于革命事业的工具。只要革命能成功，文艺可以做委屈的小媳妇。

这个观点，其实很多人是不认可的。

他们认为，文艺必须独立创作，学术必须自由发展，不能有任何政治干涉，否则就有走歪的危险，让文艺和学术变成政治的附庸。

但问题是，世界从来没有真正独立的文艺。

给权贵唱赞歌和为人民说话，你总要选一个。站在中国的立场创作，还是站在美国的立场领50万，也总要选一个。

所谓独立自由的文艺，往往是自欺欺人的幻觉。

如果文艺不服从于革命政治，那就可以在为人民服务和为资本服务之间，做随时摇摆的骑墙派，岂不是更容易走歪？

郭沫若的文艺观点，其实就是站在大部分文艺工作者的对立面，也给别人留下“吹喇叭”的固定印象。

但我们前文说了，郭沫若不是纯粹的文人，而是做文艺工作的政治家。最欣赏他的也不是文人，而是大政治家毛泽东。

因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说了：“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

毛泽东明确表态，文艺要为人民大众服务，要为工农兵服务。

这就是文艺要服从革命政治的观点。

政治是人类一切行动的纲领，指导人们前进方向的源头，只有明白工作是为了什么、以后要向什么地方去，文艺才能有针对性的创作。

也就是说，毛泽东和郭沫若的文艺观点一致。这也是他们在个人关系以外，政治上心心相惜的基础。

所以郭沫若让文艺工作者讨厌，却和毛泽东的关系匪浅。

这背后是利益问题、理想问题，更是屁股坐哪边的问题。

五、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和毛泽东做为心心相惜的同志，又是善写诗词的文人，便有了多次诗文唱和。

1961年，郭沫若在浙江观看《孙悟空三打白骨精》，写了一首七律：

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
咒念紧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
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
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

毛泽东看到郭沫若的诗，感觉不妥，尤其是要千刀万剐唐僧，非常不恰当，便提笔写了《七律·和郭沫若同志》：

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
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
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
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意思是，虽然唐僧不懂事，但可以治病救人，不要对唐僧太苛刻，要把唐僧团结起来，和妖魔鬼怪战斗。

郭沫若服气了。

1962年12月是毛泽东70虚岁生日，郭沫若写了一首《满江红·领袖颂》：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太阳出，冰山滴。真金在，岂销铄。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桀犬吠尧堪笑止，泥牛入海无消息。迎东风革命展红旗，乾坤赤。

毛泽东看到这首词，填了一首《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既感谢了郭沫若，又表达了自己的志愿：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最近几年，网友引用最多的两首毛泽东诗词，都是写给郭沫若的。

既然郭沫若和毛泽东的精神层面高度一致，又留下那么多诗文唱和，那么毛泽东去世之后，想黑他的人，最容易找到的靶子就是郭沫若。

他们用各种谣言，把郭沫若说成一个不择手段的小丑，潜台词其实很明显，和这么一个小丑互相欣赏，可见另一个人多么不堪？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黑郭沫若，目的是黑和他互相欣赏的人。

我们看完前面的诗文唱和，应该知道郭沫若的才华，他要是想吹捧，何必用“赛过我的亲爷爷”之类的低级马屁，用诗文唱和的方式，岂不是更高级。

更何况，以毛泽东的胸襟和抱负，又怎么可能喜欢“赛过我的亲爷爷”等低级马屁。

那些黑他们的人，看低了郭沫若，也看低了毛泽东。

郭沫若不是完人，当然有很多缺点，这些我们都不否认。但评价人物，尤其是政治人物，重点不是个人道德，而是政治大节。

郭沫若的政治大节，绝对不亏。

其实说到底，郭沫若就是个工龄长地位高，却没掌大权也没害人的糟老头子，那些黑他的人，我们管不着。

但我们这些喜欢毛泽东的人，真应该叫他一声——郭沫若同志。

1961年10月18日，郭沫若看了浙江绍剧团演出的《三打白骨精》后，有感于当时中苏关系交恶的政治风云，在11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诗：“人妖颠倒是非淆，对敌慈悲对友刁。咒念金箍闻万遍，精逃白骨累三遭。千刀当剐唐僧肉，一拔何亏大圣毛。教育及时堪赞赏，猪犹智慧胜愚曹。”诗中借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的典故，隐喻修正主义的可恶。

毛泽东读后，于11月7日作《七律和郭沫若同志》：“一从大地起风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犹可训，妖为鬼蜮必成灾。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1962年12月，毛泽东70虚岁生日之际，郭沫若写了《满江红领袖颂》：“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人六亿，加强团结，坚持原则。天垮下来擎得起，世披靡矣扶之直。听雄鸡一唱遍寰中，东方白……”

毛泽东读后，又诗兴大发，于1963年1月9日吟成《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郭沫若同志与毛泽东同志）

拜各种地摊文学、街头小报所赐，关于郭沫若的私德都耳熟能详朗朗上口，无非是始乱终弃、抛妻弃子、拍马溜须，其中有真有假有夸大有扭曲。且不说多少是穿凿附会以讹传讹，枉顾当时的历史背景而夸大扭曲的。典型的案例还有林徽因、杨振宁被地摊文学、街头小报抹黑。林徽因主要是因为梁思成第二任妻子林洙不负责任的言论，杨振宁则是新闻媒体的造谣。

关于郭沫若最典型的谣言是被鲁迅骂：远看一条狗，近看郭沫若。这就是子虚乌有的抹黑，关于鲁迅对郭沫若的态度，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原文：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的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然而小报却偏喜欢记些鲁比茅如何，郭对鲁又怎样，好像我们只在争座位，斗法宝。

但是没办法，大家只会乐于传播谣言，信《晓说》这类故事会，而不去务实求真。关于郭沫若在那段特殊岁月的种种谣言就更多了，太敏感不能写，写了也会被删除。

就只说名人私德这事，只能作为对他们评价的补充，不然就是喧宾夺主。要论起名人的私德，大部分名人，绝大部分名人，只要深挖都是一地鸡毛。这里不能不说一个长久的思维误区，大部分人潜意识会把名人和圣人划等号，喜欢以私德论高低，其实这是两码事，一个人的成就和私德没有必然关系。

但不管怎么说郭沫若在对待情感和家庭方面私德有亏，苛责也罢、无聊也罢，这点没得洗。

大节不亏

看一个人如何，关键看他在风口浪尖上的选择的选择，这一点郭沫若比大部分人强太多了。

1927年，白色恐怖最高潮的时期，时任国民党政治部中将副主任的郭沫若，放弃高官厚禄，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发表文章《请看今日之蒋介石》，痛批蒋介石“背叛国家，背叛人民，背叛革命”，随后被通缉。同年，郭沫若前往江西，参与了著名的南昌起义，被蒋介石悬赏五万银元。1937年7月，抗战爆发，郭沫若立即回国，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武汉抗战文化运动，发动一切力量宣传抗战，创作了大量鼓舞士气民心的作品， 1945年飞机在东京撒下的劝降材料也是郭沫若写的。建国之前的郭沫若，算得上爱国人士楷模，货真价实的革命家。建国后，郭沫若牵头组织创办了中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建国后的人文社科发展和高等教育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个人成就逆天

郭沫若是我国20世纪极其重要的文学家（诗人、剧作家）、史学家、考古学家、诗人、评论家、翻译家、革命家、政治家各类桂冠于一身，被认为是名至所归。如果论人文社科领域，就拿大师辈出的民国来讲，敢自信地说学问高过郭沫若的也寥若晨星，建国后就不用说了，郭沫若几乎是人文社科领域的泰山北斗了。

但注意没有，无论是吹民国大师还是建国后文化名人，都没有郭沫若，为什么？主要是因为他是身份太多了，稀释了文化的成就，大家都关注他的私德了，他的作品不流行，对普通人门槛很高，比如甲骨文三大家（郭鼎堂）这种事情就没人感兴趣。比如郭沫若著作多达几十种，但绝大部分人只知道《李白和杜甫》中一句。

令人深思的不是郭沫若而是我们

关于评价郭沫若，对大部分人来说根本不是什么客观评价和是非曲直，这事最大的意义就是吹牛逼的资料，和冉闵是民族英雄，以色列喜欢中国人一样，被茶余饭后酒桌上澡堂里津津乐道一样，没人在乎别的。所以重点在于这种问题反应的一些深层次的现象：

为什么越是不学无术的人越热衷于传播历史和人物段子?

为什么媒体自媒体和某些人喜欢断章取义歪曲夸大甚至凭空捏造历史和人物段子?

为什么喜欢以私德、流言蜚语、历史段子来否定伟人、英雄、名人？反而对罪大恶极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人还要“客观看待”？

无它，没见识没知识不可怕，可怕的是心思歪了。

当然郭沫若肯定存这样那样的缺点和缺陷，令人诟病也在所难免，但这绝不是抹黑和歪曲的理由。关于郭沫若可以说的太多，这里只是提供一个角度、一种启发，连窥豹一斑也算不上，目的，只是提醒大家，对事物保持一种小心翼翼的态度，不轻易被段子和自媒体带了节奏，虽然怎么评价郭沫若这事没那么重要，甚至可有可无，但有求真务实的态度，起码可以避免在和厉害的人聊天时，会因为偶然一句话被对方认为“这人脑子太简单”。

首先，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郭沫若在《沫若近著》中总结近代中国落后的原因时，就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归结为满清的入侵：

最卓越的中国社会史学家之一郭沫若在一部近著中曾经触及到中日两国所取路线不同这个有趣的问题，他列举清代中国何以未能现代化的理由如下：（一）中国虽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然而人口并不稠密。自古以来，人民靠旧的生产方式就足以维持生计，因此对新生产方式没有迫切的要求。所以适于新生产方式的科学和文化便不易渗入这个自给自足的文明。这说明了以往对西方知识及科学所表现的漠不关心的原因所在。（二）和中国接壤的马来半岛、越南、缅甸、朝鲜和蒙古各地的民族，生活水平极低，需求很有限，所以不能作为中国生产力的刺激因素。（三）丰富而古老的文化始终是中国的一个沉重的负担。前资本主义文化历经许多代，持续了至少三千年之 久，致中国人反为他们的文化传统的富藏所拖累——变成了除了他们自己的优美文化而外，对周围一切概不关心的自我陶醉者。（四）中国文化在明代就和欧洲文化发生了密切接触。倘使得有机会成长结实，则就现代化和国防的意义来说，未始不能演变成为某种有价值的事物。但是就在这个时期，中国遭到了满人侵犯的挫折。清朝专用中国传统文化来统治中国，维持科举制度凡达二百六十年之久，其间中国的优秀人才都埋没到八股文中。反抗这种消磨志气的考试制度的人们（并且郭先生举了一些实例） 也只不过是掉头去钻研往古，穷究音韵，甲骨、小学之类的学问而已，此风迄今仍为中国文字学之累。一代的博学硕儒至多不过对中国古代文化生活的解释和分类有所贡献，殊不能迈过古代学术一步。由于清代的愚民政策，中国就这样蹉跎了三百年。
在另一方面，日本现代化的成功则是由于下述类似的原因。（一）它的幅员较小，又缺少耕地，这种地狭人稠之感早已使日本人志在海外，使他们不耐烦在旧生产方式达 到的阶段上生活。（二）中国人对日本货物的需求就成为日本机器生产和工业化的一个强有力的刺激。（三）日本人固有他们自己的文明，可是吮吸于中国文化的甚多，毕竟他们的文化包袱不若中国的那样不胜其负荷，所以他们得不受古代文化的牵累而前进。（四）在革新时期，日本适有一位最不寻常的统治者明治天皇，并有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之类的精明强干的大臣以为辅佐。当时日本的领袖人物竭诚欢迎欧洲文化，而唾弃他们本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它的儒家色彩。参阅郭沫若，《沫若近著》，上海，1937年版所收《中日文化的交流》一文，第141—161页，特别是149—153页。

到了四十年代，郭沫若在那篇至今仍为广大中国人所熟知的《甲申三百年祭》中，对满清的批判就更加毫不留情了：

甲申轮到它的第五个周期，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明朝的灭亡认真说并不好就规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三月十九日崇祯死难之后，还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永历帝为清吏所杀，还经历了一十八年。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不算在里面。但在一般史家的习惯上是把甲申年认为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为要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仅存形式的了。
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满清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然而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异族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

这无论怎么说都是一场大悲剧。李自成自然是一位悲剧的主人，而从李岩方面来看，悲剧的意义尤其深刻。假使初进北京时，自成听了李岩的话，使士卒不要懈怠而败了军纪，对于吴三桂等及早采取了牢笼政策，清人断不至于那样快的便入了关。又假使李岩收复河南之议得到实现，以李岩的深得人心，必能独当一面，把农民解放的战斗转化而为对异族侵略的战争。假使形成了那样的局势，清兵在第二年决不敢轻易冒险去攻潼关，而在潼关失守之后也决不敢那样劳师穷追，使自成陷于绝地。假使免掉了这些错误，在民族方面岂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间为异族所宰治的命运了吗？就这样，个人的悲剧扩大而成为了民族的悲剧，这意义不能说是不够深刻的。

即使到了六十年代，郭沫若仍在坚持批判满清。比如在1962年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的活动中，他为厦门郑成功纪念馆亲笔题写了一首七律，其中竟然用“腥膻”来形容我大清：

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周年纪念
——书为厦门郑成功纪念馆
郭沫若
台湾自古属中华，汉族高山是一家。
岂许腥膻蒙社稷，不容蟊贼毁桑麻。
千秋大业驱荷虏，一代英雄赐姓爷。
三百年来民气盛，教他纸虎认前车！

有人提到了郭和主席的和诗，并引了60年代的二人交往片段，我的评价是，咱们引全啊？主席与郭沫若同志的交往可不止这么一段津津乐道的“三打白骨精与孙大圣”，还有许多有意思的片段。

举个例子，73年春，主席写了一首批评他的顺口溜：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在抗战时期，郭沫若写成了《十批判书》，书的最后三章主要批判了法家，韩非子，秦王等人，是特殊时代的写作，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与时代特点，也是郭本人的一贯看法，同时郭本人也比较认同儒家观念。

但主席当今的态度则是“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都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

于是，主席就开了时空门，便把郭沫若的史学名著《十批判书》翻了出来。在同王、张谈话时，毛泽东说：“郭老不仅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也不能大骂秦始皇。”

8月5日，《读封建论•赠郭老》出世：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件要商量。祖龙魂死业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多行秦政制，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74年1月25日，郭沫若被指定参加北京“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主席妻子毫不留情地点了郭沫若的名，说他的《十批判书》不对，说他对待孔子的态度和林一样。在公开场合被点名指责，这在郭沫若的历史上可说是空前绝后。

于是郭沫若不得不抱病捉笔，写两首诗回应主席，以为回答：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知有神方医俗骨，难排蛊毒困穷隅。岂甘樗栎悲绳墨，愿竭驽骀效策驱。最幸春雷惊大地，寸心初觉识归途。

注意这一句“读书卅载探龙穴，云水茫茫未得珠”你会不会觉得这句话是不是用了夸张手法，郭沫若怎么可能三十年读书写作然后说自己毫无成就呢？

其实不是的，不管郭沫若是否这么认为，但他确实这么明确表示了。

早在66年4月14日，身为人大副委员长的郭沫若，在听了文化部副部长石西民所作的《关于socialism cultural revolution》的报告后，即席做了自我检讨，把自己的作品整个儿否定了———“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同年6月下旬，在北京召开的亚非作家会议上，郭沫若以中国代表团团长的身份，作了题为《亚非作家团结反帝的历史使命》的长篇发言。在发言的最后部分谈到自己4月14日的检讨，特别就“要把自己写的东西全部烧掉”作了解释：“我说用今天的标准看来，我以前所写东西没有什么价值，严格地说应该烧掉。这是我责任感的升华，完全出自我内心深处的声音。但我把这话传播出去，出乎意外地惊动了全世界。有不少真挚的朋友对我表示了深切的关怀，我向他们致以谢意。但在资本主义国家和现代修正主义国家的报纸和刊物上，却卷起了一阵相当规模的反华浪潮。他们有意歪曲我的发言，借以反对我国的cultural revolution。有趣的是日本有一位批评家，说我是被迫检讨，要烧自己的书，比二千多年前焚书坑儒的秦始皇还要残暴和傲慢。”

　　郭沫若声明：这种指责是没有道理的———“作为对人民负责的作家要不断进行自我改造，不断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在我们这里是极其平常的事情。”

为什么郭沫若这么急着切割呢？不妨看看郭沫若在否定自己的那一天，也就是4月14日的四天前，有一个著名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在横空出世，里面着重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的结合。”而这时郭沫若作为文艺界的头号人物，也做为“黑线”时代的主要人物，又是现在离中间最近的人物，早早的就嗅到了某种气息。

尽管郭沫若一再否定自己，但被否定的自己也是自己，该被拿出来用一下还是得用一下，于是就有了开头那一幕。郭虽然保全了自己，但67年4月，郭沫若的小儿子郭民英在音乐学院被人揭发“特殊化”，愤而自杀。第二年4月，大儿子郭世英又在中国农业大学遭绑架关押，含冤去世。

回到这个问题，为什么郭被人唾骂？我觉得还是不了解特殊时代背景造就的，当然，如果你认为一个文人，就应该无时无刻像一个战士一样，凭借一己之力在绝对的“势”面前英勇冲锋，那么你的确有理由骂郭沫若。

76年底，郭沫若已经是处于弥留之际了，给鲁智深画题了一首“神佛都是假，谁能相信他？…见佛我就打，见神我就骂…”两年后，去世，骨灰撒在大寨田里，结束了跌宕起伏的一生。

因为他该骂，昨天还在夸四人帮好，今天4人帮在打倒了，他马上就批4人帮坏，文人的风骨在哪里？

不求你有文人的风骨，你他妈舔什么舔？还舔的露馅了。

放到现在，这不就是那个说爱国IP属地美国的张某某教授吗？

聊一聊郭沫若所谓的“低潮时期参加革命”。

首先来说，周恩来就不同意郭沫若是在“革命低潮时期参加革命”这个说法。

周恩来的原话是郭沫若在革命高潮时当排头兵，当革命退潮时“保存活力，埋头研究”。

郭沫若是在南昌警察局长朱德家里写的《试看今日之蒋介石》。

而且在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刊发的《朱德在南昌起义前后巧妙运作统战关系》一文里，明确提到朱德一再催促郭沫若尽快发表，换言之，郭沫若当时虽然写了战斗檄文，但他本人并不想立刻署名发表：

“四·一二”后，国民党出现了“宁汉分裂”的局面，蒋介石占据南京，汪精卫占据武汉。

苏联以及中共支持和拥护的是是武汉国民政府。

而当时江西在国民党中立派朱培德的控制下，即使后来朱培德准备倒向蒋介石，也并没有举起屠刀，而是把中共党员和左倾的国民党员“礼送出境”，送去了武汉。

可见，郭沫若先生发表《试看今日之蒋介石》时并没有什么危险。

而写完文章的郭沫若就从南昌回到了武昌，一直到1927年7月。

汪精卫宣布“宁汉合流”后，郭沫若以武汉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的身份随同二方面军总司令张发奎来到了九江。

当时，郭沫若想去南昌，但是被组织上劝阻了。

一直到南昌起义的第三天，张发奎解散了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郭沫若与张发奎分道扬镳，和李一氓等人乘汽车赶往南昌。

这一段史料大家可以看龚济民写的《郭沫若传》。

这里必须解释一下，为什么周恩来认为郭沫若参加南昌起义是“在革命高潮时当排头兵”。

这里推荐大家读两本书，一本是王奇省教授的《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一本是杨奎松教授的《“中间地带”的革命》。

看完后就能理解为什么周恩来在1941年还认为南昌起义是革命高潮。

简单来说，蒋介石与苏联决裂之初，多数人都不看好蒋介石与国民党；原因很简单，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外国发生纠纷，中国还没有赢过。

舆论普遍不相信蒋介石能够例外，包括许多中下层革命者都认为只要苏联援助的武器运到，打败蒋介石易如反掌。

就像是蒋介石用苏联援助的武器打败北洋军阀一样。

而真正“革命退潮”要到广州起义失败之后，这个时候人们惊讶的发现哪怕苏联外交人员（苏联驻广州副领事）被公开枪决，苏联都无动于衷。

这个时候，舆论才发现“洋大人不可战胜”的神话似乎被打破了。

根据王奇生教授的《革命与反革命》一书披露，广州起义失败后才算是真正的“低潮期”，这一时期有大量中下层革命者退出。

而此时郭沫若则已经和起义队伍分道扬镳，经香港回到了上海。

之后又拒绝前往苏联的安排，选择去到日本10年。

而且他这十年是完全没有和组织上联系，这就是“脱党”啊。

后来，郭沫若也是通过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关系回到了国内。

回国后，郭沫若还写了一篇《蒋委员长会见记》，文章里有许多对蒋介石正面的描写。

总而言之，郭沫若并不是什么革命低潮期参加革命的，至少周总理是不同意这个说法的。

铁骨铮铮郭沫若，冰清玉洁苍老师。抗日英雄张学良，一心为国汪精卫。不事二主吴三桂，两袖清风和中堂。

郭沫若是四川人，那时四川是最惨的之一，可是他那时居然———

1958年，郭沫若写信给某报纸，称：阅报见麻城早稻产量已超过繁昌，前寄上的“跨上火箭篇”中有一节须要全改。

原文为：“早稻才闻三万六，中稻又传四万三。　繁昌不愧号繁昌，紧紧追赶麻城县。”

请改为“麻城中稻五万二，超过繁昌四万三。长江后浪推前浪，惊人产量次第传。”

郭沫若大师还说：我的笔是赶不上生产的速度。

他知不知道这样写意味着什么。

一个连家乡父老乡亲都不爱的人，怎么可能被其他人尊重。

1958年，大诗人郭沫若曾在十天内，他一口气写出了一百多首诗，比大诗人张宗昌写得都快。

赞石林奇观/郭沫若

远看大石头，近看石头大。

石头果然大，果然大石头。

长春好/郭沫若

长春好， 长春好 ，

长春汽车满街跑。

迎春序曲/郭沫若

赶上英国只需要十五年，

农业纲要七年就可实现；

英雄气概可以覆地翻天。

看吧，要把珠穆朗玛铲平！

看吧，要把大戈壁变成良田！

劳动人民历来就是创世主，

在今天更表示了他的尊严。

咒麻雀/郭沫若

麻雀麻雀气太官，天垮下来你不管。

麻雀麻雀气太阔，吃起米来如风刮。

麻雀麻雀气太暮，光是偷懒没事做。

麻雀麻雀气太傲，既怕红来又怕闹。

麻雀麻雀气太娇，虽有翅膀气太高。

你真是些混蛋鸟，五气俱全到处跳。

犯下罪恶几千年，今天和你总清算。

轰打毒掏齐进攻，最后放把烈火烘。

连同五气齐烧空，四害俱无天下同。

鸡冠花/郭沫若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

谁还没听见吗？聋得太不像样！

郭沫若还有《四害余生四海逃》的组诗。在诗中，郭沫若想了个妙主意：让余生的苍蝇逃向英国，麻雀逃向美国，蚊子逃向日本，老鼠逃向西德：

西德如果不收，美帝一定欢迎。

英雄能识英雄，惺惺惯惜惺惺。

声声快 /郭沫若

　　轰轰烈烈，喜喜欢欢，亲亲热热密密，六亿人民跃进，天崩地裂。一穷二白面貌，要使它几年消失!多益善，看今朝，遍地英雄豪杰。八大煌煌决议，十九字，已将路线总结。鼓足干劲，争赴上游须力!多快更兼好省，更增添，亿吨钢铁。加紧地将□□□□建设。

《红透专深（调寄十六字令）》

　　红！双反之火正熊熊，烧五气，努力学工农。

　　透！锻炼须从劳动受，新八路，今日又从头。

　　专！技术革新在眼前，学科学，战向地球宣！

学科学/郭沫若

　　大家齐努力，

　　一切动手干

　　光辉的目标在眼前，

　　加紧往前赶！

1958年，郭沫若写信给某报纸，称：阅报见麻城早稻产量已超过繁昌，前寄上的“跨上火箭篇”中有一节须要全改。

原文为：“早稻才闻三万六，中稻又传四万三。　繁昌不愧号繁昌，紧紧追赶麻城县。”

请改为“麻城中稻五万二，超过繁昌四万三。长江后浪推前浪，惊人产量次第传。”

郭沫若大师还说：我的笔是赶不上生产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