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这称作“刑拘同意”。

和一个女性发生关系，代表你同意她把你送进监狱。

一方面男女之间的转移支付越来越难以满足女性群体的需求，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男人不愿意再转移支付了，那之前靠男人供养的女人会面临生存问题。

为了保障这些女人的生活，同时不让社会出钱，就只能再苦一苦男人了，“性同意权”就是一把悬在男人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老爷们预想的是:要让男人有恐惧意识，对于大部分家庭来说，只要男人继续供养，女人是不会诬告的，对于小部分家庭来说，诬告就诬告了，问就是个案。已经入坑的男人们被迫继续供养，一切又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来。

至于不愿意进入婚姻的人，老爷们可以通过其他各种手段先骗他们进入婚姻，估计后面又要开始宣传“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人不结婚就是没本事”之类的了，静观其变。

所以本来就不应该以是否同意作为判断的基准，而应该严格遵守立法本意，以“强”作为判断的基准。

即是否采取暴力、胁迫、恐吓、药物等手段，使妇女处于不能/不敢/不知反抗的状态。

至于你说：

妇女是不愿意的，但是她神志清醒而没有采取任何反抗手段。

那你这虽然对性行为是不同意的，但男方也没有强啊。

然后有些人会说：

她害怕如果反抗，会被伤害。所以说是不敢反抗。

那她为什么存在这种害怕？是男方携带刀具了？枪支了？男方发出生命威胁了？那你证物里至少得有一把枪、一把刀，或者威胁的证据吧？

另一方面，男女双方谈了三年恋爱这种，还有已经给付彩礼这种，共进晚餐共看电影这种，总不能女方也认为如果反抗有被伤害的危险吧？

现在部分侦查和司法人员将“强”的标准擅自篡改为“同意”的标准，流毒万古。

我又要科普一下性别政治马蹄铁学。反性解放、反性自由不是一个单纯的保守主义立场，而是激进女权主义（左翼马克思女权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的共同立场。这种极左和极右在立场上高度一致的现象被总结为政治马蹄铁理论。

激进女权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着共同立场。

一、激烈反对色情：双方都将色情制品视为社会的毒害，认为它物化女性、鼓励暴力、破坏家庭与社会道德。

二、批判商业性性产业：都反对卖淫的合法化/正常化，认为这是对女性的剥削。

三、质疑“性解放”叙事：都对1960年代后的“性革命”持深刻的怀疑态度。

文化保守主义的出发点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传统道德秩序。在他们看来，性不单纯是个人的生理冲动或私事，而是与婚姻、家庭和后代紧代钩的社会基石。他们认为，性解放打破了性与婚姻、责任之间的必然联系，导致了家庭结构的解体和道德底线的崩塌。对于保守主义者来说，随意的性关系会削弱男性的责任感，增加单亲家庭的数量，从而引发一系列社会犯罪和福利负担。他们主张通过严格的道德约束和法律规制，将性限制在婚姻之内，以此来保障社会的长期稳定和文化的延续。

​激进女权主义的视角则完全不同，她们是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的。激进女权主义者认为，我们目前生活在一个男性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即所谓的“父权制”。她们认为在这个大背景下谈论所谓的“性解放”和“性自由”，本质上是一个陷阱。

激进女权主义不认可女性在“性解放”之后能有真正的“性”的主体性。所以她们反对“性解放”，认为它不仅没有让女性获得真正的自主，反而让针对女性的性剥削变得更加隐蔽和普遍。

她们宣称，人类社会所有两性间的性行为都是强奸，性同意其实是女性把所谓的“父权制规训”内化的结果，女性无法给出任何真正的性同意。

当前“性同意权”的定义越来越混乱，其实就是年轻女性因激进女权主义理论灌输而产生的“仇男反性”的思潮，与中老年人的文化保守主义在政治操作上相互勾结所产生的结果。因为这两方的目的都是要拴好年轻男性，所以“性同意”的定义越混乱越方便她们随意解释，越方便行使自由裁量权。

因为目前和婚恋相关的案件数量因为结婚率断崖式下降的缘故而大大下降了，长此以往的话，某些知心姐姐的相关岗位数量和晋升难度将会大大增加。毕竟你工作量少了，肯定岗位需求就少了，而且没啥立功的机会你也就没啥升官的机会。但是你又没法人为制造案件，所以就只能鼓励大家小事也要多多上纲上线，再搞几个莫须有的罪名降低你的定罪难度。最后再把原来不叫事的鸡毛蒜皮小事放上秤，那案件数量蹭~一下就起来了，也就不怕缺岗位和立功的机会了。

如果她没告你，那就处于薛定谔的状态，只要发生关系，那你就一直处于被告和没被告，不可知的状态

你不能只在破坏军婚罪下惩治逼奸军嫂的上司才鼓掌叫好[1]^[2]

参考

1. ^第二百五九条第二款：利用职权、从属关系，以胁迫手段奸淫现役军人的妻子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2. ^第二百三十六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

举个例子，2014年，张三与未满14周岁的女性发生关系并造成严重终生瘫痪，2016年事发被捕。如果按照新法，张三犯强奸罪，因强奸对象未满14周岁并造成严重后果，属于强奸罪的加重情节，可对其判处死刑。但如果按照2014年当时的罪名来判，只能判嫖宿幼女罪，最高只能判15年（原来的刑法连加重情节都没有你敢信？）但是刑法是典型的法不溯及既往原则适用对象，所以，张三只能最高判15年。

这也是为什么“嫖宿幼女罪”在2015年的刑法修正案中，从刑法里删除的原因。虽然这18年，对很多被强奸的未满14岁女性很不公平，但终究我们做出了正确的改变。

这里说法律适用的问题，回到意思表示上，我们参照民法的意思表示的理论。如果在进行民事行为时，有证据表明其采取了某个意思表示，那么行为人就应当对该民事行为负责。也就是说，签合同是你签的，没有表示有无效和可撤销以及效力待定的情况，那么该合同就应当是有效的，你就应当履行合同义务。不存在说事后反悔的情况，毕竟时间不能倒流。

那么强奸罪，应如何认定“违背妇女意愿”呢？

首先，不反对是不是同意？

个人认为，至少在两性关系上，不反对应当认定为同意（除开使用威胁等手段压制其反对的意思表示）。就算是再熟悉的情侣甚至夫妻，总不可能每次XXOO前问一句是否同意且录音或者签署同意书吧？而不反对应当以没有强迫、威胁等手段的情况下顺利进行性行为为最低的标准，因为正常情况下如果反对，肯定会做出明确的意思表示，而不是遮遮掩掩含糊其辞。

其次，同意是不是就不违背妇女意愿了？

当然。如果妇女本人在无强迫、威胁等手段的情况下同意，并发生了性关系，这完全等于是符合妇女意愿而不是违背其意愿。正常人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时候肯定不会同意与对方发生性关系的。

再次，反悔有效吗？

前面法不溯及既往原则可说明，在法律范畴内，无法在做出决定后又反悔。如果反悔能为法律认可，那合同还有什么意义？那人们如何以法律为准绳来界定自己的行为？事后做出决定能溯及既往的，仅有效力不明或者待定，事后进行补充或者追认，但这也是民法上的概念，刑法上，至少在强奸罪的认定上，没有哪一条法律规定可以事后反悔或者事后追认的。

3、何谓性同意权？

人身权利在民法、刑法或者其他法律上，并没有严格的规定，很多权利都根据社会、时代、科技、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应运而生。但是，性行为这个事情是自动物产生两性区别的时候就产生了。在动物时代，一般雄性不承担抚育后代的义务，故雌性有着性同意权。毕竟雄性不承担后果，而且是强加给雌性一个后果了。

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以家庭为主要社会的最底层组织形式，这个形式将雄性的生产成果固定到以家庭为单位的组织之中，相当于雄性也需要承担抚育后代的义务。因此，从古至今，婚后，双方都有默示的性义务，当然这种性义务一般会建立在身体健康的基础上的，例如一方有性传染疾病，便不应要求对方履行性义务。对等的，性同意权也需要建立在这一规则之上，即不影响身体健康的基础上，满足了正当性义务的同时，才能聊性同意权。这种权利并非是一种与生俱来的绝对权利，而是伴生着性义务的对等权利存在的。即，在保证双方身体健康的前提下，如果不履行性义务，则无性同意权（性否决权）。以上论述仅适用于婚后，婚前或者非婚，不存在任何聊性同意权和不同意权的概念，因为不存在性义务，所以性同意权也无存在的基础。

然而非婚性行为又广泛存在。鉴于传统架构下，家庭为社会最小组成单位，基于家庭抚育义务的基础权利义务诞生的性权利不存在（针对非婚性行为），那么可以按照最初非人类社会的动物性原则来适用。

动物性原则是什么？如果你明确拒绝，那么就等于你不同意；如果你没表示拒绝，那就表明你同意（这种事情一般不太可能直接同意，都通过暗示来表示同意），且发生过后，没有后悔原则。

综上，性同意权应该做如下定义：

1、性同意权为配偶之间基于性义务产生的对等权，在不影响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一方享有权取得性行为的权利，另一方在正当理由的情况下，有同意/拒绝的权力。但该权力的使用不影响配偶之间正常性义务的履行。

可以行使性同意/拒绝权的正当理由包含：女性生理期、身患疾病尤其是性传染疾病、身体有肢体严重损伤且伤口未痊愈的、严重心理疾病以及其他相应情况，如一方有以上情况有权拒绝履行性义务，待症状消失后恢复。

2、性同意权为非配偶之间随时可以拒绝对方性需求的权利。

3、性同意权为基础的人身权，行使性同意权为基本的民事行为，需符合民事行为的相关标准和要求。

既然要说的是「性同意权」，那就先确定这是一个法律概念，我们是在法律框架内讨论。

在法律上，性同意并不能如题目描述里所说的在事隔多年后再随意撤回或否定，这是性同意最核心、最基础的部分。

性同意只看性行为发生那时那刻的同意与否。题主所提到的「发生关系时同意，几年后说撤回，男方判强奸罪」的情况，很可能是基于具体案例之上对性同意权的误解。

真实情况是，司法判决依据的是发生性行为时是否存在「违背妇女意志」的事实，而非事后女方单方面的说辞。很多报道出来的是极端性、特殊性的案例，以此发挥出来再讨论性同意权，其实是在胡同里再分叉，很容易走入死胡同。

以山西订婚强奸案为例，法院的判决并不是基于女方事后反悔，而是基于有证据认定在发生关系的那一刻女方曾明确表示拒绝（说等结婚后再发生关系），但男方仍然强行发生了关系，所以被判强奸。所以中国的司法实践对性同意的认定，关键就在于行为发生时是否存在自由、自愿、清晰的同意。

这个案子的典型意义不是确定了性同意权的界限，而是确定了订婚与发生关系的界限、明确泄露依法不公开审理的案件中不应当公开的信息的应承担法律责任。

觉得混乱，我个人认为是两个主要原因导致的：

1. 目前司法实践对强奸罪的认定更加严格细分。以前是强+奸统一认定强奸，现在有的案例是奸本身就可以认定强奸，有的是有强就可以认定强奸，这是因为实务中越来越把「违背妇女意志」作为强奸罪的实质特征来进行入罪把握，而不是单看外部表征，更加需要根据实际的细节来进行综合判断。
2. 目前司法实务正处于从「不就是不」向到「只有是才是是」的转变过程中。传统观念可能认为没有明确拒绝就等于同意，很多影视剧里有类似的体现。但现在更强调肯定性同意（Only Yes Means Yes），即需要性对象对方通过语言或行为清晰、主动地表达同意，沉默、不反抗或半推半就不等于同意。

所以，之所以混乱，是因为对标准的掌握更实质、更核心、更难了。而报道出来的是简化版的，因果之间的路径被刻意拉得平直，于是少了逻辑分析和判断，把材料分析题变成了连线题。

回过头来再看山西订婚强奸案。两个人是媒人介绍认识的，感情基础本来就没多少，无非是村里认为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就认识了。男方想生米煮成熟饭，想着订婚了就可以发生性行为，性行为后就能减少退婚的可能。结果女方反抗激烈，又是点火又是呼救，男方还强行把女方拖回房间，晚上女方就报警了。这种反悔不是简单的事后反悔，而是行为发生后持续的、及时的、坚决的表明态度，这和行为时恩恩爱爱啥都愿意、行为后一言不合说强奸是完全不一样的性质。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抱有「生米煮成熟饭」的一时性起，那必然得不能如所愿，单方面希望通过性行为把生米变成熟饭本身就是一种荒唐的建立简单因果桥梁的偏执。

再补充两点：

同意需要有效。必须在对方意识清醒、知情且未受胁迫的情况下做出同意表示，如果一方因醉酒、用药、熟睡而意识不清或受到权力关系的压制，这样的「同意」在法律上是无效的。

能撤销的「同意」是在性行为过程中的撤销，不是事后的撤销。在性行为中，任何阶段、任何一方都有权随时撤回同意，即使起初同意，中途说「停」，继续进行就违法。极端一点推论，前三下是同意，第四下前说不同意，那就应该停止，否则就可能构成强奸。

综上所述，目前司法实践中对「性同意权」的定义很清晰，三句话概括：说了同意才是同意，没说同意就不是同意，模模糊糊遮遮掩掩的一般不视为同意。

而成年人的世界里，往往很多时候都是这样：答非所问就是回答，敬而远之就是不喜欢，沉默不语就是拒绝。仔细回忆一下，职场里、恋爱里、亲友相处里，不都是这样吗？哪里会有什么特殊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