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好，早该把这个问题好好说说了。

当年嵩子抛出这么一个论调：国府和国民党是贪天之功，而共产党才是同盟国核心战斗力之一。果粉长期以来的论调是国府和国民党在抗战中收到重创，所以在尔后的解放战争表现不佳，这种论调是非常站不住脚和荒唐的。

为什么在反法西斯战争进入1944年时，盟军在各个战场转入战略反攻，唯独国民党军贡献了豫湘桂溃败。

为什么盟军越打越强，唯独国民党军越打越“弱”，除了驻印军外，战斗力极为低下，甚至是一溃千里。

为什么KMT在德国投降之后，盟军全力转向进攻日本，苏联发动八月风暴，而KMT还在丢城弃地。

为什么反法西斯阵营英美苏越打越强，只有国府和国民党军被削弱了？

长期以来我们处于统战的需要，去美化国府为主的国民党军在近代一系列事件当中的作用，尤其是抗战中所谓的主力地位，反而给我们带来新的思想问题。

对于豫湘桂战役我们始终忽略了一个因素，就是日本不顾八路军和新四军在华北和华中展开大面积反攻的情况下，集中11、12和23三个军，补充了关东军和日本本土兵员，总计四十一万庞大兵力，不去打华北华中山东八路军和新四军，转而打击河南和南方的国民党军队。

嵩县在这个论述中，给我们指出来，国府和国民党军队在面对每一次日军战略进攻时，总是能输掉每一次战略对抗，即便是1944年连汉奸伪军都看出来日本人不行的情况下，国民党军和国府仍然一路溃败。我们要承认确实国民党军队军官士兵的勇敢，但是他们的勇敢和鲜血不能化为胜利。

1944年苏联红军发动战略反攻进行十次打击，盟军在意大利和诺曼底登陆，巴尔干地区铁托的游击队在盟军武器装备支持下开始战略反攻，连刚刚恢复点元气的八路军新四军都在华北华中展开局部到大规模战略反攻，而国民党和国府在这种大背景下，贡献了一场史诗级溃败，把国府的无能和国民党的腐败暴露在世人面前。

实际上八路军在1944年2月，早于豫湘桂战役前两个月在华北和山东发起局部反攻。由于敌强我弱的局面未根本改变，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反攻仍然以局部地区集中优势兵力的运动战结合攻坚战和适当的分散游击战为特点。这场从当年2月到7月的战略反攻中，一共进行大小战斗11000余次，攻克日伪据点2580余处，县城20余座，歼灭日伪军20万人。其中晋冀鲁豫军区歼敌72900余人，晋察冀军区歼敌45200余人，新四军（不含第五师李先念部）歼敌53198人，解放人口1700万余人。

在豫湘桂战役前期的豫中会战中，国民党军队一路溃败，而八路军太岳军区派遣一部分兵力从济源和垣曲出发，挺进济源以南的沦陷区作战，在该年八月攻克日军坚固设防的陈岭。国民党丢弃的山西河南渡口，从济源到垣曲一线渡口被太岳军区收复，通过这一线渡口向河南沦陷区提供抗日游击队补给和人员输送。

晋察冀根据地通过春季和夏季攻势，成功逼迫日军退守退守长城和北宁线。1944年8月中旬，冀中军区八路军开始反攻，解放了肃宁县全境，并先后攻入武强、深泽、献县等县城，使根据地恢复到1940年秋季的水平，还开辟了津南、无极、青县、藁城等地区，甚至进入北宁路北的青云店地区。10月20日，日伪60000余人对冀东大扫荡，冀东军区抓住日伪兵力不足的特点，把反扫荡和开辟新区结合起来，向敌占区、游击区、交通要道大举出击，攻克日伪据点58处。此时，冀东军区已经拥有冀热辽三省的28个县，599万人。9月至11月，在反攻胜利中，晋察冀军区建立了冀晋、冀察、冀热辽、冀中四个二级军区。1944年全年，晋察冀军区共毙伤日伪军22988人，俘虏日伪（包括投诚、反正）22273人，攻克日伪据点1677个，解放村庄9917个，人口758万。

1944年春，晋冀鲁豫根据地发动一系列攻势作战。2至4月，太行军区在蟠龙、武乡、榆社、水治、林县之间的公路沿线攻势作战，攻克榆社、林县县城及蟠龙、水治镇；并一度攻入太谷、温县县城。同时，太岳、冀南、冀鲁豫军区也以军分区为单位分别向当面之日伪发起攻击，先后攻克朝城、沁水等县城和其他大小据点200余处。1944年5月上旬，冀鲁豫军区收复昆山、张秋地区，攻克日伪据点50多处。随即攻克了清丰县城。6月下旬，在鱼台、单县、丰县、沛县间发动进攻，恢复了湖西根据地中心区。8月在郓城、菏泽、考城、东明、曹县地区发动攻势，连克日伪据点50多处。6到7月间晋冀豫太行军区在平汉路西侧的邢台、沙河、新乡、辉县地区发动攻势，摧毁日伪据点多处，建立了新辉抗日民主政府。接着出击临城、内丘日伪军，摧毁日伪三道封锁线的大部。6月中旬，太岳军区在济源、垣曲地区发动攻势，至8月底攻克日伪据点数十处，收复国土2600平方公，控制了黄河渡口，扩大了中条山西部根据地，向稷王山发展。

1944年5月上旬，冀鲁豫军区收复昆山、张秋地区，攻克日伪据点50多处。随即攻克了清丰县城。6月下旬，在鱼台、单县、丰县、沛县间发动进攻，恢复了湖西根据地中心区。8月在郓城、菏泽、考城、东明、曹县地区发动攻势，连克日伪据点50多处。6、7月剑，晋冀豫太行军区在平汉路西侧的邢台、沙河、新乡、辉县地区发动攻势，摧毁日伪据点多处，建立了新辉抗日民主政府。接着出击临城、内丘日伪军，摧毁日伪三道封锁线的大部。6月中旬，太岳军区在济源、垣曲地区发动攻势，至8月底，攻克日伪据点数十处，收复国土2600平方公，控制了黄河渡口，扩大了中条山西部根据地，向稷王山发展。

1944年8月20日，日军集中一万余人对山东滨海区根据地进行报复性扫荡，到29日即被粉碎。日军兵力不足，为了这次扫荡，不得不东拼西凑，这就造成了其他地区的空虚。9月上旬，山东八路军军以伏击战全歼沿沂水、博山公路北撤之日伪2000余人，其中包括日军59师团第43大队（草野清大队）。胶东区也展开进攻，到9月下旬，歼灭日伪5000余人，解放包括文登、荣城二县城在内的5000平方公里土地。8月21日，鲁南军区主力开始出击，先后摧毁了滋临路、临枣路、滕城路等封锁线。8至10月，渤海区也广泛出击，攻克乐陵、临邑、南皮三座县城，并解放沾化、青城二县大部分地区，歼灭日伪5000余人。1944年11月下旬，滨海区八路军主力集中一万余人，进行了吕县城战役，攻克日伪屡次对滨海、鲁中扫荡的战略基地吕县。鲁南、鲁中在攻势作战中歼敌4000余人，并迫使1000余伪军反正，肃清了临沂、费县外围据点，把根据地扩展到胶济路附近，未必邳县、滕县、临城、泗水地区。12月14日，胶东八路军收复栖霞县城。渤海军区歼灭日伪2000余人，粉碎日伪军5000人的扫荡。山东军区在全年攻势作战中解放国土10万平方公里，人口500万，县城8座。仅仅在秋冬季攻势中就歼灭日伪军20000余人。

为粉碎日伪“第二期治安肃正”计划，1944年初，新四军苏北部队攻克塘沟、史集等10余个日伪据点。3月上旬，又攻克王集等5个据点，控制沭阳、淮阴公路一段。至此收复了1942年冬季日伪大扫荡时期占领的大部地区，粉碎了日伪的计划。4月19日，又出其不意的于白昼发起攻坚战，攻克高沟、杨口等14个日伪据点，全歼伪军1个旅又1个大队。同时，新四军其他部队连续攻克了灌河口重镇陈家港和陇海路南的高流镇，歼伪军3个大队。

1944年3月下旬，淮北新四军主力在地方部队和民兵的配合下，在东起运河、西至津浦路的广大地区，广泛开展攻势作战。经3个月战斗，攻克大店集、归仁集、小溪等50多处日伪阶段。6月下旬又攻克了泗县以北的张楼，歼灭伪军一个总队，阻援战中又歼灭日伪一部，合计日伪2000余人。控制了睢泗公路全县，解放了泗北地区。

1944年6月下旬，苏中新四军开始进攻。首先于如皋海河滩歼灭日伪500余人，随即攻克日伪重要据点南坎镇，打破了日伪“清乡”封锁线。同时，地方武装和民兵破袭公路700余公里、桥梁50多座，攻占了八总店、北新桥、三余等日伪据点。在苏中部队连续打击下，日伪被迫放弃小据点，全面收缩，苏中1、2、3分区趁势进攻连克樊川、洪家垛、张黄港、石庄、戴家窑等日伪重要据点。9月，新四军发起连续45天的进攻，收复“清乡”中被占据的根据地，彻底粉碎了日伪的“清乡”。

1944年6月下旬，苏北新四军发动攻势，攻占合德、大兴镇、通洋港、青龙港等地区，毙伤日伪3000余人，并缴获大批棉花、食盐，开辟了灌河、射阳河地区，粉碎了日伪的“屯垦”计划。9月上旬，攻克运河上日军重要据点林公渡，全歼日军1个中队。

1944年8月下旬，苏南新四军攻克浙江长兴城外的13个日伪据点（另外迫使日军放弃12个），并一度攻入长兴，歼灭伪军四个营。同时，攻占南京城郊的六郎和金坛以西的薛埠镇，并攻入溧水、溧阳二县城。10月下旬，新四军在溧阳、高淳、郎溪等地展开攻势，攻占南渡、周城、社渚等据点，解放了广大地区。12月中旬，收复宣城至长兴公路上重要市镇泗安。在扬中攻克老郎街等日伪据点。

长期以来果粉和台湾认为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这是游而不击吗？八路军新四军几乎天天都有战斗，从小胜到大胜，零敲碎打积累成大的战斗战役胜利，从一小块根据地发展到大片根据地，这是符合事务的发展规律。

八路军新四军在一切靠自己的情况下，没有任何外援，独自发起战略反攻，收复11万平方公里土地。其中八路军反攻收复8万平方公里，新四军收复3万平方公里。

纵向对比苏联红军和美英盟军，苏联红军1944年收复约110万平方公里，盟军收复40万平方公里，八路军新四军可以排到反法西斯阵营第三。如果考虑到八路军新四军用最低限度武器装备，无空军和重武器加持，这个成绩非常可观。又因为缺乏重武器，八路军和新四军只能逼迫日军放弃农村，困守交通线和大城市，凭借机动性和城坚炮利坐守枯城。

反观国府和国民党军，除了驻印军外，几乎在1944年全面挨打。在反法西斯阵营纷纷发动反攻时刻，只有国府和国民党军队在挨打。当同盟国阵营把常公抬到巨头等级，让其参加开罗宣言，把战后体系其中一极希望寄托在常公身上。谁知道国府和国民党拉了个大的，导致同盟国重新考虑把苏联纳入体系之内，排除国府在至关重要的雅尔塔会议之外。雅尔塔会议是奠定当代世界体系重要会议，而国府被排除在外，只能听从英美和苏联交易结果。

此外，英美盟国非常不满意国府和国民党军在豫湘桂战役中表现，史迪威提出应该拨一部分美援武器装备武装八路军和新四军，遭到美国政府拒绝。尔后美国向延安派遣了工作小组，这些人经过数月详细实地考察，写出了非常详细的报告，提出应该和共产党合作击败日本，美军在山东登陆，八路军负责接应，提供武器给八路军，结果被时任驻华大使赫尔利驳回。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份详细的报告竟然准确预测了解放战争的结果，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在这份报告中敏锐地指出，内战不可避免，而共产党才是赢家。如果美国支持中国共产党，便可将其带离苏联影响，而若美国将中国共产党视为敌人，则他们将与苏联更亲近。

谢伟思晚年认为，如果美国能够和共产党保持好关系，那么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可以避免。

综上国府和国民党军在抗战中的作用不仅是被夸大了，而是严重高估了；共产党武装八路军新四军贡献被弱化了，八路军新四军无愧于反法西斯阵营核心支柱战斗力之一，亚洲战场第二武装力量。

既然说国府和国民党军是抗战主力，为什么在日本人投降前两个月，国府和国民党军仍然在丢城弃地？

1945年7月15日，日寇攻占福建云宵县城。

7月15日，日军洗劫浙江金华县。

7月19日，日军攻陷江西万安县城。

7月20日，日军攻陷福建诏安县城。

7月21日，日军攻陷江西吉水县城。

7月23日，日军攻陷江西泰和县城(江西省国民政府所在地)。

7月24日，日军攻陷广西凭祥县城和镇南关。

7月27日，日军攻陷江西万载县城。

7月29日，日军攻占江西吉安县城。

7月30日，日军攻陷江西上高县城。

8月1日，日军攻陷江西奉新县城、高安县城。

8月2日，日军攻陷江西峡江县城。

8月3日，日军攻陷江西新淦县城。

8月6日，日军攻陷江西清江县樟树镇。

8月7日，日军攻陷江西清江县全境。

8月8日，日军攻陷江西丰城县。

一直到8月12日，国军还丢了一个县城。就这样连败的情况下，到8月15日，日军突然宣布，我战败了，打不过你们，我投降。

那么共产党下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日本投降前两个月在干嘛呢？

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才是抗日战争主力，可以看看最后两个月共产党在干什么。

1945年7月15日，新四军收复扬中县城。

7月23日，八路军山东军区，收复郯城。

7月24日，八路军冀鲁豫军区6分区一部，收复山东武城县城。

7月26日，八路军冀鲁豫军区4分区一部，收复河北广宗县城。

7月26日，冀鲁豫军区第4军分区、7军分区、8军分区主力，收复堂邑、阳谷县城。

7月28日，八路军冀鲁豫军区3分区一部，收复山东馆陶县城。

7月31日，八路军冀鲁豫军区2分区一部，收复河北巨鹿县城。

8月7日，八路军鲁南军区一部，收复费县县城。

8月7日，八路军冀鲁豫军区12分区一部，收复河南扶沟县城。

8月8日，渤海军区第6军分区部队收复山东省高苑县(今属高青县)县城。

8月8日，冀晋军区、冀察军区地方武装各一部，分别收复河北省平山和察哈尔省涿鹿两座县城。

8月8日，晋察冀军区主力一部，收复绥远省兴和县城。

8月14日，冀鲁豫军区部队收复山东省东阿县城。

8月14日，新四军收复定远县城。

最后一个月，国民党丢了18座城；最后一个月，共产党夺取了16座城，无丢失。

被知乎和资电通军吹上天的完人蒋经国，抗战八年间就在江西。然而在1944年到1945年日寇对江西的攻掠中，蒋经国位置越来越靠后，美龄号专机甚至是待在江西赣州等待蒋经国。当赣州陷落前，蒋经国乘坐美龄号专机离开，时间为1945年2月。

在这个时间点上，反法西斯阵营一片胜利曙光。盟军粉碎了纳粹德国阿登反击战，德军丧失西线布防能力；苏联红军已经打到奥德河，距离柏林仅70公里；太平洋战场上，美军付出重大伤亡，却一步步逼近日本本土；八路军新四军不断地扩大根据地，收复国民党军丢失土地，唯独国府和国民党军在所谓的正面战场上一溃千里，还在丢城弃地。

在这种情况下，英美和苏联在雅尔塔达成协议，以库页岛、千岛群岛和中国东北权益以及外蒙古独立为条件，换取苏联红军结束欧洲战事后两到三个月之后对日宣战，而国府只能等到协议达成之后，被英美告知而无权参与讨论。

什么是耻辱，这就是耻辱！

讽刺的是苏联在东北权益被收回，正是解放战争和朝鲜战争胜利的结果，而自由派和台湾长期宣称朝鲜战争打错了，对朝鲜战争有诸多丑化。东北权益的收复标致着全面清除自晚清以来外国在华特权，标致着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重大胜利。最后一次中国丧权辱国条约签订，恰好是1944年种下因，在1945年结的果，始作俑者就是国府和国民党。

所以，国府和国民党军为主在抗战作用被夸大了。确实在抗战初期四场大会战阻止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战略目标，随着进入相持阶段，国府和国民党军把希望寄托在美英身上。在德国进攻苏联和日本偷袭珍珠港，国府和国民党自认为搭上顺风车，逐渐把精力转到消灭共产党和八路军新四军身上，对日作战上面麻痹大意，酿成1944年溃退和大溃败的结果。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从国民党军转到八路军新四军为首的敌后战场，并且接过抗日折冲御辱挽救民族威望的大旗。

当日本人花费巨资打通了所谓陆上交通线，但是只能守住点和线，却守不住广大的面。日本不得不把精锐的野战兵团转为地方守备兵团，并且不断被稀释。日本的陆上交通线运输能力极为低下，从一开始的偶尔停车，到了1944年和1945年成为常态化，每天火车运输都要经历大停车。日本意图通过陆上交通线把东北和华北给养装备输送到南方和东南亚，把东南亚的日军从陆路经中国退回东北或者日本本土，而这个战略被八路军新四军不断的破袭破坏，被日本人称为大停车事件。

日军表面上有一条贯彻南北的大动脉交通线，实际上这条大动脉千疮百孔流血不止，始终处于心肌梗塞的状态。这一切都是国府和国民党军留下的祸，由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来补。

首先，国民党政府是当时中国的合法政府。可以说中国抗战的坚持，离不开作为合法政府的重庆政府没有妥协，在整个战争期间，日本曾多次提出诱降条件，但国民政府（汪精卫集团除外）始终没有在国家主权等根本问题上投降。从1931年到1937年，国民政府在德国顾问的帮助下编练了数十个德械师，修建了多条战略公路和防御工事，以应对日本。

国民党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假，国民党是专制独裁也不假，但是如果说国民党就甘心放弃土地，这就有问题了。哪怕是一个独裁者，也是不愿意把国土奉献给别人的（相反一个革命者，反而更容易选择这条道路，如列宁和孙中山）。

国民党承担了抗日战争时期绝大部分的正面战场作战。从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到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会战等，国民党军队组织了22次大规模会战，付出了数百万官兵伤亡的惨重代价。这些战役极大地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速胜计划，并将百万日军主力长期牵制在中国战场。

其次，文章认为国民党依靠外援。这不是废话吗？就中国当时的国力，甚至就算是美国，也必须与盟友联合起来才能战争。中国的持久抗战，本身就为美、苏等国赢得了宝贵的战略准备时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战场成为同盟国亚太战场的重要一环，获得美援是其作为盟国成员的正当权利和战略需要。

其三，认为国民党没有借助于群众。国民党的战场主要是正面战场，怎么依靠群众。更难听的话，如果一个战争都是依靠群众，那么当年养兵是干啥呢？群众在战争中起到的作用到底是多大，是值得商榷的。

其四、国民党腐败，的确是事实。但是国民党的确出现了大量的抗日的将领。

因此，国民党的抗战作用并没有被夸大，中国能够加入联合国，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抗日的贡献。

说句良心话，从宣传上说，老共对国民党抗战可以说仁至义尽了。教科书上基本上都是对国民党抗战的肯定，拍了无数的电影电视剧宣传国民党抗战，有些影响非常大，很多影视剧甚至把中统军统形象正面化了。甚至还有不少纪录片，我看过关于淞沪会战的，里面全是表现国民党英勇的内容，一点都没提战略失误和蒋介石幼稚的想法。

但是果粉依然不满足，还整天阴阳怪气，那就打脸了，老共都没好意思提国民党占有几乎全部战略资源，连抗战业绩的50%都没有（各地大小军阀和老共占一半），还把仗打的稀烂，只能腆着脸说自己死人多，但就是不说死人多的原因至少一半是国民党自己造成的，整个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破烂玩意儿。

反观国民党则一如既往丑化和抹黑老共。就凭这点气量，国民党不混到现在山穷水尽状态天理不容，连陈诚白崇禧后人都说这方面国民党给老共提鞋都不配，骨子里就是地痞流氓做派。

在以往的影视剧中，我们应该都听过“穷八路”这三个字，是说由于战场身处敌后，八路军的经济状态比国民政府差很多，所以物资待遇也比国军差很多，很多士兵连饭都吃不饱。

然而在实际的抗日战争中，这一幕却是反过来的。

这里转载一下我之前的写过的一篇短文：

拿破仑曾有一句名言：打仗最重要的事情有三件，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

这里说的钱，实际上就是指军队的后勤保障。所谓人是铁，饭是钢，你不能指望士兵们用着镰刀锄头和敌人的飞机坦克搏斗，同样，你也不能指望士兵们饿着肚子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在抗战爆发之前，国军的伙食还算是比较好的，最起码从纸面上来看就是如此。

1935年，国民政府军政部制定了陆军战时伙食标准：每人每天大米1.5斤，罐头肉4两、干菜2两、咸菜2两、食盐3钱、酱油4钱。

以当时中国的情况来说，国军的这个伙食已经很不错了，毕竟在大多数军阀部队还在靠着盐菜和杂粮过日子的时候，国军却有稳定的大米和罐头肉供给，虽说在实际供给中国军的伙食水平很难达到这一标准，但相比军阀们来说还是更好一点。在江浙、广东等富庶地区的国军部队甚至能经常吃到腊肉和腊鱼。

由于这一时期国军伙食尚可，所以在早期德械师的照片中，经常能看到身体强壮的精勇之士，初期国军战斗力也十分可观，三个德械师在面对日军时经常死至最后一人。

日军史料《步兵第三十四联队史》一书就曾记载道：“苏州河一战，中国军在炮击和被破坏的阵地中一步不退，以舍身的战法死守火力点。薛家墅阵地扫荡时，未被破坏的三个坚固的水泥制碉堡内，数十名士兵宁死不降，以手榴弹对抗，最后全员战死在苏州河。其勇敢战斗不亚于我官兵。联队正面之敌遗弃尸体数量在一千九百五十具，俘虏只有重伤不能动弹的士兵一名。”

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军的伙食补给情况立刻恶化。

随着正面战场的连续失败，大片国土沦丧，尤其是中国经济最为富裕的江浙和上海等地，国民政府不得不依靠四川、云南等贫瘠的省份来供应前线数百万国家将士，此时国军部队的伙食别说让士兵吃饱、吃好，单纯让士兵不被饿死就已经很勉强了。

抗战开始前，国军士兵一天可以吃三顿饭，然而抗战爆发以后，大部分国军士兵一天便只能吃两顿饭，每顿饭3两米饭、一勺青菜，只有少数精锐部队和后方军校学员一天可以吃三顿饭，这还是在蒋介石亲自过问下的结果。

更可气的是，在当时国军抗战条件已经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还有大量黑心商人和腐败官员趁机发国难财，不断地克扣给前线将士调拨的补给物资，导致很多国军部队的主食只能用杂粮来充数，管他是什么东西，只要能吃就行。

连最主要的主食供给都是这样了，国军的副食供给有多糟糕就可想而知了。

很多时候，国军士兵吃的下饭菜都是找到什么吃什么，大多数时间只有缺油少盐的青菜和盐菜汤，在云南、广西等贫困地区，饥肠辘辘的国军士兵甚至吃起了盐水煮芭蕉，就是把芭蕉树根剁碎，放在水里泡三天，然后切丝炒来吃，其味道可想而知。

1940年12月，监察院监察委员、战区军风纪巡察团成员何基鸿巡视驻河南渑池县军政部第十八补充兵训练处某连后，向上级报告：

“全连只有七十余人。此七十余人中，经委员逐一视察，其不害目疾者，仅二人。余均染目疾，且多已失明，或将失明。行动须由伙伴扶携之。询以每日几餐？答，两餐。问，食何物？答，食小米干饭。问，还食他物否？答，一月来曾食面条两次。问，能否食饱？答，均能食饱。言时态度极不自然，以官长在旁，有苦不敢言耶？

委员于厨房寻得残余之小米，尚未煮至半熟，粗粒难下咽。每一兵每日食此种饭二次，每次且限定两碗，故营养不足，为该处士兵致疾之最大原因。残废死亡率，自亦很大。——《试论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兵员征补》”

伙食情况差，除了让士兵没力气打仗以外，还带来了很多疾病，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这些疾病使国军士兵付出了比其他国家更多的非战斗减员：

“三餐改为两餐，三菜一汤并为一钵大锅菜，最后只是一钵不见油花的菜叶盐水汤。1944年，一位美国专家曾为国军各部队的1200名士兵进行体格检查，结果发现57%的受检者营养不良。长期的营养不良，加上卫生、医疗设施的缺乏，使得士兵极易罹患眼睛干燥症、砂眼、各种皮肤病、贫血症和寄生虫感染。——张瑞德《山河动》”

唯一例外的便是的驻印军。

驻印军的伙食标准虽然对比的是英美殖民地军队，但相较于中国本土部队来说还是好太多了。以士兵来说，英军提供的伙食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野战口粮，每名士兵每天发一个纸箱，里边有三份饭，罐头、饼干、糖果、维生素片一应俱全，偶尔还会有香烟和火柴。

另一种则是日常饮食，米饭配炖牛肉加洋葱、咖喱，或是米饭配罐头肉加土豆、卷心菜等，而且每餐都有热汤和红茶供应。

最重要的是——管够！想吃多少拿多少，再加上驻印军的军饷普遍要比国内高出很多，所以驻印军官兵不仅可以天天吃到肉，还能经常去下馆子，改善一下伙食。

伙食改善了，军队的战斗力自然也就上去了，再加上美军教官专业的军事训练和英美提供的大量武器装备，使得驻印军的战斗力在当时基本碾压同等规模的日军部队，经常能打出1:3甚至更高的战损比。

而到了八路军这边，情况则又有点不同了。

和国军不同，八路军这边虽然同样粮食产量不多，但胜在官兵平等、不喝兵血，不管你是师长还是士兵，大家吃的都是一样的，要饱大家一起饱，要饿大家一起挨饿，只有伤员、孕妇和一些特殊情况的同志才会有额外待遇。

1937年，当八路军刚刚挺入敌后时，军队的伙食供给基本上是由国民政府和山西军阀阎锡山提供的，不过这俩人给自己士兵吃得都不怎么好，给八路军的自然也好不到哪去，所以我军就打起了自力更生的念头。

1938年1月，延安发布《关于解决部队给养困难的指示》，在这份文件中指出：

“一、前方部队给养处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国民政府方面暂时没有很大希望，也不能存在很大希望，外国捐款正在设法中，一时也不易到手；二、目前不足的给养，主要依靠人民的支援来解决；三、这项捐助仍应在‘有钱出钱，有粮出粮’, ‘拥护抗日军队战胜日寇’的口号下进行。要加强统一战线，从统一战线的展开中去解决。”

根据这一指示，八路军很快就改善了自己的补给情况。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为了迅速扭转困难局面，前线各部队除担负作战任务外，均抽出部分人员组成工作团，分散到各地，广泛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开展除奸反霸，打击反动会道门，建立基层政权，扩大抗日武装，实行合理负担，征收爱国公粮，这些都得到了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我军所到之处，群众踊跃捐粮捐款，并积极帮助运送支前物资，护理伤病员。许多妇女也冲破封建世俗的束缚，走出家门为部队缝军衣、做军鞋，动员儿子、丈夫参军、支前等。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开明绅士们也懂得了“国将不保，家何能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竞相主动捐粮、捐款。由于我们宣传工作深入，政策正确，很快就征收、筹措了一批批粮款，对克服当时困难，保障部队供给起到了重要作用。——《忆八路军的后勤工作》”

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彻底和八路军撕破脸皮，一颗粮食也不再向八路军提供，再加上日军此时也对八路军根据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围剿活动，八路军的伙食补给情况立即恶化，很多士兵也开始没饭吃了。

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决定自己动手、自己养活自己，在根据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号召各部队“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

“晋西北抗日军民，1941年共开垦荒地30余万亩，其中部队开荒7.3万余亩，收细粮9万公斤、蔬菜28.5万公斤，养猪4000头、牛和羊共2000头。

1942年，第115师的部队做到了每人每天5钱油、5钱盐、1斤菜。

晋察冀军区大部分单位，做到了每人3钱盐、2钱油。

1943年，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开荒近20万亩，收细粮465万公斤、蔬菜1650万公斤，织布13000余匹，养猪1万余头。——《八路军战史》”

以上便是抗日战争中国军和八路军的伙食情况对比，单从这个结果来看，国军会在三年内就全面输给解放军简直太正常了。

在抗战后期，八路军的这套伙食标准，别说国军，就连日军都眼红得很。在抗战后期，经常出现饿到受不了的日本士兵拿枪支弹药和八路军换粮食的情况。

时间一久，双方干脆明码标价，多少步枪、子弹换多少斤白面、小米，多少机枪、掷弹筒换多少斤猪肉、菜油，除了大炮以外，几乎什么都可以买卖，日本士兵保证拿来的武器都是完整无损的，而八路军也保证拿来的粮食从不缺斤短两。

1944年，在豫北某地，一名日本中队长为了不让自己的士兵挨饿，居然一口气卖出了4挺机枪，然后在给上级报告里写道，“末年末月末日，我部遭遇八路军袭击，丢失机枪4挺”。

以上便是抗日战争中国军和八路军的伙食情况对比。

是的，你没看错。

明明手里掌握着比八路军更多的资源，可国民政府依旧让自己军队的伙食供给连穷八路们都比不上。

和历史上果党的费拉不堪相比，郭教授的回答还是太客气了。

这篇文章是什么水平呢？我个人认为应当是可以与艾跃进艾公当年的学位论文相比的，如果相关编辑没有与艾公类似的自信、与艾公类似的认知，那么应该不会说日本“大陆打通作战”的目的有重庆，说重庆是“侥幸保全”。

当然，我们可能也可以说，该文的水平是超越了艾跃进艾老师的，毕竟艾老师引用百度百科就足够权威了，而我们的郭老师在创作这篇文章时却是近乎神游太虚，成功超越了百度百科，不查百度百科、越过各种中日文献，就自行确认了日军当年的作战目标之一是重庆。

而如此突出文章认识水平、表现文章历史水平可以与艾跃进老师比肩的一点，《历史评论》的编辑没有看出来——不过，考虑到该平台此前就发表过“从此直立起来了”的雄文，我们可以说《历史评论》这一刊物是讲政治、有自信，大胆爱国的优秀刊物。

不过知友们可能有点奇怪，为什么我前面一直是说“文章水平”而不是“作者水平”呢？是为尊者讳，不愿让艾跃进艾公被后来人超越吗？

当然不是，因为郭洋老师作为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出来的博士，他的研究方向是国民党军的政治工作以及以新四军五师为主的新四军研究，曾在《中共党史研究》、《民国研究》等正牌核心期刊发表研究论文（作为c扩的《历史评论》是他第一次发）

从过往郭老师的研究来看，郭的水平是不至于会比艾老师还厉害、讲出“一号作战目的在重庆”这类惊世之语的——一个为了研究国军政治工作而专门去翻二档馆资料，看各种“反动头子”的书信集讲话集，查阅各种国民党军刊物的人，不至于说连百度百科都不会看。

例如说郭洋在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时期作为博士生创作的《国民党退据台湾初期对军队政治工作的反思与重建》，内中就大量引用文献，参考了伪国防部总政治部《国军政工史稿》、国民党党史馆馆藏《军队党务改造暂行实施方案》、《陈诚先生日记》、《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蒋经国先生讲词集》等等文献……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曾经写文章会引用如此多“敌伪材料”、有明确的文献意识的郭洋老师，会在离开南大民国史研究中心后，一下子水平陡增，到了比肩艾公、超越艾公的境界呢？背后的助力可能就是他现在所在的单位：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为南大博士生的郭洋需要有文献意识，不能乱放空言，但到南理工马院做了副教授的郭洋情况又不相同，我们当然不是说马院的问题，毕竟郭洋到南理工马院后仍然在做相关研究，如《全国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基层连队的政治工作》等等。

问题在哪呢？在于他是位副教授、教职工，对于“高校教职工”来说，有些时候写此类文章是很正常的事，而许多人，包括不少的历史名家，都会写一些看起来和他们的水平很不符的东西。

典型如现正在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工作的齐小林教授，其在2023年时就写过一篇《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的精神品格》，发表到《党史博采》当年第6期，按照齐小林的风格，作文章不说长篇大论、博引一手文献，也该是“辩证看待”。例如他在《当兵》中就曾认为“不能证明土地改革对农民参军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第275页）

然而他的这篇《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的精神品格》却是和《不能夸大国民党的抗战作用》一样，是个彻头彻尾的复读文章：开头“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中间大讲“为公弃私”，结尾干脆近乎小学生作文，以一句“值得我们学习！”感叹句收尾。全文洋溢着一股应付了事之感，堪比今日常见的百家号垃圾文章……

但我们也都知道齐小林老师的研究水平与作文风格，否则他也到不了中央党校工作，这篇《第一个农村支部的精神品格》的背后故事怕不用猜也知道，是“下指标”要应付着写的“命题作文”。

而如果从“命题作文”的角度来看，那么郭洋老师作为一名国民党军政工研究者、新四军研究者，写出《不能夸大国民党的抗战作用》这类在网上几乎已经被讲烂了、讲烦了的“水文”，展现出“一号作战时重庆侥幸得保”的“艾跃进高度”，也就很好理解了——要作抗战八十周年的“命题作文”，尽管题目很大，但认真去读去看的人是不多的，不那么用心的写写、不那么用心的去表达两句立场就好了。编辑自己都看不出明显的史实“突出”，又有谁会去拿这当什么权威论文？

当然，可能确实有那么一些网友真当回事了，可能也就是意外之下的炒作结果，认为这好像是什么“官方发声”、“官方下场”，甚至还搞出什么“这是拨乱反正”来。

这么说，就未免也有些夸大了《历史评论》的地位，未免有些“健忘症”，不知道多年来官媒都在“旗帜鲜明反对国粉”的同时“承认国民党抗战贡献”。如果用“吹捧国民党抗战贡献”做评判标准，岂不是各类官媒都成了“土殖文人”掌控的媒体了？

当然，按部分人的说法，《人民日报》和人民网确实也可以是充斥着叛徒内奸的“反华媒体”^[1]

就拿十年前的抗战七十周年来说，当时新华社、人民网等官媒都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抗战贡献问题”的讨论，如果我们将2015年与2025年的这类“官方文章”对比起来，就能看到一种“无形的转变”。

以中央党校教授卢毅的两篇文章为例，在2015年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卢毅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2]一文，之后该文被央视网转载。内中就直接把国民党的抗战贡献放在最前面，完全不谈“战略相持阶段消极抗战”，反而大书特书国民党如何在相持阶段时继续组织大型会战，乃至于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派遣远征军入缅也视作“展示了积极抗日的态度”。

“客观来看，这一阶段国民党的抗战整体上仍比较努力”，卢毅教授这个说法，等同于讲即使是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仍在“积极抗日”，而不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最后的结论，则是“国共团结”的“皆大欢喜式”：

抗日战争的硝烟早已逝去，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难得出共识：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战争，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激情。毛泽东曾说：“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正是因为国共两党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才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无疑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荣光！

十年以后，在今年，卢毅老师作为中央党校教授再发有关抗战问题的文章《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3]，当中是怎么说的？

当然是见不到国民党了，甚至可以说对国民党接近一字不提，全篇均强调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强调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再“古为今用”，由“党领导取得过去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进入“党领导今天中国人民实现伟大复兴”的主题。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抗战中挽救民族危亡的中流砥柱，而且是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新时代新征程，我们仍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严峻斗争。我们必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古为今用，以古为今，这也是历史研究从来颠扑不破的主题，卢毅教授十年时间两篇文章的反差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更也是对我们认识历史的启示：许多时候，对历史如何评价，关键不是在于现实如何，而在于评价者的主观性。

历史评价，常常是需要为评价者的主观需要服务的。这就造成了它的灵活性，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一灵活性，才能更好、更客观、更心平气和的去看待各种“历史评价”。像郭洋老师的这篇《不能夸大国民党的抗战作用》也是同理。

参考

1. ^https://www.mzfxw.com/m1/show.php?classid=15&id=30142
2. ^https://news.cntv.cn/2015/08/02/ARTI1438488044669598.shtml
3.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841389116287429722&wfr=spider&for=pc

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指出：“敌军抗日势力之中枢，不在于中国4亿民众，亦不在于政府要人之意志，而只在于以蒋介石为中心，以黄埔军官学校系统的青年军官为主体的中央直系军的抗日意志。只要该军存在，迅速和平解决有如缘木求鱼。”

举个例子，1928年五三惨案，共产党但凡在介绍里提一句“蒋介石在五三惨案中首次提出并执行不抵抗政策，纵容日本侵略”，就不会再有人纠结九一八事变张学良不低抗到底是谁安排的事情，也就没人给蒋介石分锅了。

再举个例子，1938年兰封会战，共产党但凡在介绍里提一句“此战蒋介石嫡系主力两次临阵脱逃，在徐州会战次月就葬送了台儿庄大捷艰苦作战取得的全国振奋的抗战形势，并通过制造花园口惨案来掩饰失败”，就不会有人继续给台儿庄大捷里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的表现洗地，也不会有人在那夸夸其谈吹捧蒋介石的抗战领袖地位，或者吹嘘蒋介石的军事能力仅次于教员这种谬论。

《历史评论》最近几期有好几篇文章都很好，我先列举一篇文章的主要内容给大家看看，到底好不好：

《当前中国历史学界存在六大问题》：

第一，重实证而轻理论。

第二，重引介而轻对话。

第三，西方中心主义倾向根深蒂固。

第四，重专题研究而轻通史编撰。

第五，重史料而轻叙述。

第六，重论文而轻著作。

这几个问题就直接针对当前历史学界存在的几项重大问题，可以说是一语中的。我甚至注意到，在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影响下，有些人甚至公开反对中国历史学界从民国时期就坚持提倡的“通史意识”。

我再引用一篇文章的内容，大家一看就知道历史学界是如何看待西方历史造假行为的：

《西方近代考古学难掩殖民色彩》：

西方列强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考古发掘材料为基础，结合破译的古代文字，将西方话语体系应用于各文明古国的历史叙事中，开创了“埃及学”、“亚述学”、“印度学”、“赫梯学”等“东方学”学科。在建构这些学科的过程中，西方人按照“西方 = 文明进步”、“东方 = 野蛮落后”的逻辑框架，解释东方地区的考古发现，并重构相关历史叙事，为殖民统治创造意识形态工具。

大部分人没有接触过这些内容。实际上西方历史造假是世界学术界——这可不是中国学术界独有的人——早就熟悉的内容。只不过一直没有用“西方伪史论”这么富有战斗性的词语进行概括。所以前段时间唐际根教授偶然下场反对西方伪史论以后，网友一看他的观点，发现他本身就是西方伪史论而不自知。最后唐际根也不提了。

这件事实际上反映出一个问题：

西方中心主义者掌握了舆论的定义权，以至于将中国的学者和社会隔离开来。中国的社会不知道全世界的学者主流认识都是反对西方伪史、打击西方历史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坚持西方伪史论的，中国的学者不知道社会上流行的西方伪史论其实就是反对西方伪史、打击西方历史造假等学术不端行为的。很多人以为西方伪史论就只有某些人反复制造和宣传的一些一看就知道是西方中心主义者反串的内容。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早在15世纪，历史学家就戳穿了天主教皇伪造4世纪文献建立教皇国的伪史，指出公元4世纪的君士坦丁大帝不可能用8世纪的拉丁语书写文件将土地献给教皇、建立教皇国。

“君士坦丁献土”作为历史上西方历史造假的著名公案闻名于世，但是你看看，那些反串“西方伪史论”的人是不是从来都不提这个，而只是在喊“永乐大典”？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提及君士坦丁献土真的能打击西方伪史、打击西方中心主义，提及《永乐大典》却只能帮助西方中心主义、打击中国文化。

所以是不是反串一眼就看出来了。

真正对历史有认识的人，都知道西方历史造假不是一件两件，也不是小偷小摸，而是大规模、大范围、持续千年的不间断行为。

西方历史学界为了打击西方伪史做出了艰苦努力，但是西方历史学界仍然充斥着西方伪史。这就迫切需要新的力量加入进去打击伪造历史的学术不端行为。

西方水军是很擅长制造话题污蔑对手的。举个例子，前些年曹操高陵重见天日。然后为了污蔑这个考古发现，充斥水军的三国话题圈子出现了这样一个谣言：“高陵发现了曹操的两块头盖骨，一块是曹操的，一块是曹操小时候的。”这个谣言流行开来以后，很多人都认为这个高陵是假的。但是其实这个就是真的。这种手段在三国圈子里特别常见。之所以这样，就是因为数十年来，早在互联网建立之前，西方水军就一直在中国的知识分子圈子里渗透活跃，三国话题作为热门话题早就是他们深度渗透的领域。《三国演义》在欧美流行，也加大了他们对这一领域的关注度。等到互联网流行起来以后，他们更是将有关力量投入到这一方面。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就是，以台湾国民党为主导的三国观念迅速取代了中国大陆原有的三国观念成为主流。当然了，这里面也有里应外合的原因。

“西方伪史论”最著名的几个代表性观点，比如说《永乐大典》，都是西方水军手段的典型表现。一看到他们搞这些手段混淆是非、以假乱真，那么马上就可以知道，西方伪史论确实有真东西，确实打疼了他们。

比如说，西方历史杂糅西域历史的问题；比如说，西方历史长期造假的问题；西方历史发展多次受中国发展影响的问题（启蒙运动直接导致西方近代革命，而启蒙运动有大量历史资料证明就是受中国明朝社会文化外流影响而产生的）。

他们当然害怕我们发现这些问题，所以他们不但不提明朝中后期中西方交流的事情，反而反复强调时间上错开的、明初修订并收藏在宫廷里的《永乐大典》。为什么这样呢？

就是怕我们注意到明朝中后期发生的事情，想通过强调明初来转移我们的视线。

这是一种街头无赖通过耍赖把人拖下水的吵架方式。比如说前几天有个小仙女撞了人，结果她怎么说的？

“是不是你撞了我？你撞了人，还揍人是吧？”

男方回答说：“我听交警的。”

随后小仙女挖了个坑说：“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活到现在的，我就想不明白了，你撞了我，你没关系是吧？”

当男方上当，回了一句话：“我活到现在跟你没关系，至于撞不撞了你，我听交警的，给交警处理。”

小仙女马上就抓住话头开始喊：“你撞了人和你没关系是吧？”

你看，这不是和西方伪史论那些反串《永乐大典》的人一模一样吗？

在世界历史学界，中外历史学家都知道，欧洲启蒙运动深受中国明朝影响。但是西方水军怎么喊的？“伪史论说西方受《永乐大典》影响！”

这和小仙女的话术不是一模一样吗？

小仙女这个群体是怎么来的？大家也都知道了，是受西方NGO资助赞助来的。就是彻彻底底的西方水军。

你看，这一对比，是不是就清楚了？

历史学者不关注社会论战，所以他们并不知道，世界历史学界打击历史学术不端的行为，就是西方伪史论。

你说启蒙运动受中国影响，那你就是永乐大典，你就是伪史论者。这就是西方水军的舆论滑坡。

实际上历史学界一直在做西方伪史论的工作而不自知。社会群众也不知道世界历史学界一直都在打击西方伪史，都在伪史论的工作。所以西方水军就在中间搅浑水，叫嚷着说学术界从来没有论文针对西方伪史。“君士坦丁献土”这么大的事情，他们就敢当成不存在。

历史评论的好几篇文章都很好。可以说都在打击西方伪史论。我列一下题目就知道了：

比如说《历史评论》2025年第3期：

《西方近代考古学难掩殖民色彩》；

《中原何以成为中华文明核心区》；

《侵华日军对华伪钞战最新罪证》。

再比如说最新的《历史评论》第4期，有几篇是这样的：

《“光荣革命”并不光荣》；

《赖清德歪曲二战历史骗得了谁》；

《不能夸大国民党的抗战作用》。

此外还有几篇：

《“皇民”史观的本质是“去中国化”》

《海关“近代化”的本质是半殖民地化——驳“中国近代海关高效廉洁”论》。

立论多正啊。这些文章都是不看白不看。

看完这些，让人觉得中国的文科还活着，还有很多人在默默无闻的做着事情。

然而因为刊登这些文章，《历史评论》遭到了集中的谩骂攻击。

你看，这是不是又回到了西方伪史论西方水军的那些手段上去了？

40多年来文化宣传领域的极端自由化，以及统战的需要，让土殖自由派知识分子为了一己私欲的“士族梦”，过度的吹捧和粉饰中华民国。

这种“借古讽今”持续四十余年，导致了一个严重的副作用，就是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和政治形象被抬高到了它从来不曾有过，也不配得到的高度。

这就相当于给台湾岛上的伪政权凭空打造了一个道德屏障，让自己落了被动。

这种“没战硬统”的资敌行为发展到极限，就是各位在知乎喜闻乐见的“民国会输是因为民国道德水准高，古神能赢是因为古神道德水准低”神奇言论。

40年来诸多离谱的谣言也都是围绕这个目的而编织的，典型之一就是“特货YP论”。

从根本上来说，国民党作为一个前现代的帮会式政党，它的核心层既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以现代化的方式建设国家。

投射在战场上的表现，就是一边献祭国民进行表演式抗战，以求用牺牲感动列强进行干涉，比如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

另一边则是有家无国，极尽一切时机进行敛财，比如只停留在纸面上，而见不到任何接收、维保记录的“几百架战斗机”。

总体评价的话，国民政府的执政水准大概略逊于慈禧，略高于弘光南明。

而建设成果则远不如清末洋务派汉员。

所以和诈骗犯的优质资产们所想象的相反，40余年来我朝对民国不但没有抹黑过，反而是极力为其涂脂抹粉，以至于将其打扮的过度美观完全，而不类其本来面目。

反而是在那之前的30年里，对中国民国的各方面的描述记载，更为客观和真实。

比如这种后期鞑清都干不出来的事情，我民国就能做的毫无心理负担：

各位请注意时间，这也就是淞沪会战前一年的事情。

国家兴亡哪里有民国老爷们的雅兴重要。

国民党对抗战的作用，应当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进行研究，这篇文章“不能夸大国民党的抗战作用”这个观点是对的。

但是......我们也不能这样——

这是2015年5月1日艾跃进教授的讲座发言。

郭副教授写的这篇文章，我可以理解。他是在驳斥一些他认为的公众讨论和学术研究中的“错误倾向”。

艾教授的这段发言，我仔细回顾了下我这个95后生平看过的那些抗日神剧，脑中反复检索：

那阵子究竟哪些抗日神剧属于“国民党的抗日神剧”或者说剧中的主角是国民党一方，而且达到了“泛滥成灾”的地步？

我没想起来，我至今不能理解艾教授这么说的依据是什么。

，

！

孩子们，刚被还乡团抓住逃出来了，都说国军抗日，我这个ip怎么看不到国军在哪里？

如果有人又想张牙舞爪、狺狺狂吠怒吹国党，那我们只好请他去花园口、长沙、豫湘桂看一看、走一走了。

如果将阵亡人数用以佐证抗战作用之大小是无耻至极。这是不是忽略了国党高官的“对日亲善”作风？是不是忽略了国党军官的克扣与土匪行径？是不是忽略了国党抗战艰难时段对统一战线内部的各种“事变”的背刺？

文章中也提到，这并不是对国民党抗战作用的否定，这也不是对抗战老兵功绩的否定。

我党对历史上的国党还是太留有面子了。

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把精锐部队从中国战区抽走，有生力量大多都在占领区围剿八路和游击队，这实际也让国统区更加安全了。

所以在41年之后老蒋敢抓紧时间反共，破坏统一战线。

至于有人说日军后期打不过国军的，请看1944年豫湘桂会战，国军是怎么在占据兵力优势、物资优势的情况下，被饿着肚子的日本人一路打穿的。当然了，最近知乎国粉不知道为啥多了起来，都快把豫湘桂吹成大捷了，真的是笑死了。

说到底，英美参战之后，老蒋觉得日本人大势已去，从42年开始已经准备躺赢了，那你说KMT能有啥贡献？

这就是为什么咱们的宣传口径一直是讲英勇的国军将士不畏牺牲打击日本侵略者，而不是讲其他的，这是因为KMT治下的国府只有这个能讲了。

不用夸大，实事求是就可以了。我85年的，广东农村长大，我的小时候我母亲跟我说，老蒋1945年之前一直躲在峨眉山，直到1945年的时候才下山摘桃子。那时候的我信以为真，至于我妈为什么相信这种鬼话，然后还告诉年幼的我，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不记得哪个老哥写的，抗清和抗日有什么区别。

答曰，抗清时敌后武装几乎不存在，清军到了某处，地主老财就投了，然后组织民力给前线清军补给甚至搞伪军仆从，以战养战，导致灭明成了滚雪球。

抗日不一样，比如山西沦陷以后，华北并没有完全成为日军根据地和补给地，抗日政权此起彼伏，日军得不到补给还要分兵防守，无法以战养战，滚不了雪球就只能强弩之末。

国民党的最大贡献确实不能否认，就是首当其冲，1937年马可波罗桥就开始了中日冲突（不是战争，是特别军事行动），后面的徐州会战、淞沪会战等都是实打实的，没有过多外援的硬仗，这些是无法否认的，很惨烈

但珍珠港以后，国民党已经丢失了中国大多数工业区、沿海区、人口区，大量军队和官员投敌，完全依靠美援和四川征兵扛着，甚至豫湘桂还被人打穿，也算是盟军之耻，让美国完全没有了从中国大陆反攻日本的信心

这不是否定国军的英勇，而是说战争残酷在于要看结果而不是过程渲染。从结果而言，国军8年抗战，大概：

贡献了击败日本的区区10%而已，最多不会超过15%

美国的作用应该在80%以上，此外英国也有不少贡献。尤其别忘了，日本不是德三，它是海权国家，不在海权上真击败它就没任何意义

我认为国军最伟大的反而是态度，在未宣战的头四年（1937-1941），看不到任何希望，却坚持不投降。这跟今天泽连斯基是有点像的。说得丧气一点，法国都投降了，中国即使投降也不丢人的，毕竟国力差距太大了

我倒觉得川籍老乡们，近些年来，挖掘川军抗战就挺好的。

跑路国府不给枪不给粮，甚至日本人离着成都还老远，但是川军抗战却打的很悲壮。

这种精神应该大力宣传，但是不应该把功劳归给南京那个跑路光头。

他但凡把戡乱的劲儿用在抗战上，日本人不可能那么狂的。

仅仅提了句不能夸大，一群土殖就破防了：

1.“到1944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一《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五节

2.“立足于四川盆地的重庆政府，对于日本来说已不足为虑，但是共产党的力量却延伸到中国四百余州，一举手一投足都极为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命运……是‘东亚新秩序’的头号敌人。”——日本甲级战犯，前首相阿部信行记于1940年的日记

3.“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又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这是不容许共存的。”——日本战史《华北治安战》下册 P96

4.“对于中共，只有排除任何妥协，必须从三个方面都采取彻底的对抗政策。就中共的信念而言，他们是要一直战斗到日军完全从中国撤退为止的。”——日本战史《华北治安战》下册P47

5.“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

6.（抗日战争期间，重庆国民政府叛国投敌的党政要员62人，高级将领67人，军队约50万人，其中国民党副总裁及中委以上者20人。）

7.“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7页)。

8.“孙(殿英)投伪后，除了得到汪政权的给养外，国府仍按时发给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之“财政与近代历史”研究会论文集》第619-620页《抗战时期关内伪军的财源》(这一文章列该论文集第13篇)

9.1942年2月，日军41师团扫荡沁河地区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决死一纵队，作战记录中提到:“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

10.1943年6月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接到华北方面军报告：“从今年1月到5月与共产军交战次数为5524次之多……敌大半为中共军。”

11.“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1.5万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200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19.9万具敌遗体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7.5万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例则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因此，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灭绝性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

12.“中共游击战”是一场“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休止的战争”，是使日军“深陷泥潭里的浴血战争”。 ——《华北治安战》

13.日本战史刊物《历史群像》2002年第10期回忆录：“我和国民党军打过仗，也和八路军打过仗，论武器装备是国民党军好得多，但八路军极善运动，也就是说对战场的控制力极强，随时随地都会向你发动进攻。和他们作战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中。作为战士我们更不愿和八路军交手。……和国民党军打仗，敌人败了就一跑了之，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追击，和八路军打仗，即使撤退，他们也会设下各种陷阱，我们决不敢掉以轻心。”

14.日本把其在华兵力百分之五十八压在共产党身上，只把百分之四十二监视国民党；近来在浙江、湖北又撤退了许多军队，减少监视兵力，以利诱降（《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参政会》，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

15.从一九四一年至今这三年多以来，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在华日军是压在我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身上……三年多以来，国民党留在敌后的数十万军队经不起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约有一半投降了敌人，约有一半被敌人消灭，残存的和撤走的为数极少。这些投降敌人的国民党军队反过来进攻我党，我党又要担负抗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伪军。国民党只担负抗击不到百分之四十的日军和不到百分之十的伪军（《学习和时局》，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

国军总兵力在抗战大部分年份是共军兵力10倍以上，抗战中的国军：

总毙伤俘敌人数仅为共军的0.51倍，

独立击毙日军将领人数是共军的1.28倍，

俘虏日军仅为共军的0.37倍，

牺牲将领为共军的1.1倍，

士兵伤亡总数却是共军的5.5倍。

要是教员主持中国，最多四年，日本人就会被消灭殆尽，不得不滚回日本。我中华无数大好儿女也不用毫无意义地被拙劣地葬送在填线中。

明明是国民党无能，把千万华夏的优秀儿女葬送，结果反过来用战士的鲜血把自己打扮得那么凄美...

啐！

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