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如何转载，还是
原作者吧。仅仅提了句不能夸大，一群土殖就破防了：
1.“到1944年，让重庆政府残存而不将其摧毁已成为日本的目标。"一《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五节
2.“立足于四川盆地的重庆政府，对于日本来说已不足为虑，但是共产党的力量却延伸到中国四百余州，一举手一投足都极为深刻地影响到中国的命运……是‘东亚新秩序’的头号敌人。”——日本甲级战犯，前首相阿部信行记于1940年的日记
3.“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却又能够共存的性质。但是，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这是不容许共存的。”——日本战史《华北治安战》下册 P96
4.“对于中共，只有排除任何妥协，必须从三个方面都采取彻底的对抗政策。就中共的信念而言，他们是要一直战斗到日军完全从中国撤退为止的。”——日本战史《华北治安战》下册P47
5.“叛逃的将军1941年有12个，1942年有15个，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50多万军队跟随这些叛逃的将军离去，而日本人则利用这些伪军去保卫其占领的地区，以对抗共产党游击队”。——《剑桥中华民国史》下册第十一章第三节。
6.（抗日战争期间，重庆国民政府叛国投敌的党政要员62人，高级将领67人，军队约50万人，其中国民党副总裁及中委以上者20人。）
7.“我们不是叛国投敌的人，共产党才是中国的叛逆，我们是想和日军一起消灭他们的。我们至今仍在接受重庆的军饷。如果贵军要与中央军作战，我们不能协助。这点望能谅解。”——(【日】稻叶正夫编写，天津市政协编译委员会翻译：《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华书局1981年版，327页)。
8.“孙(殿英)投伪后，除了得到汪政权的给养外，国府仍按时发给养……”——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八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至二十八日召开之“财政与近代历史”研究会论文集》第619-620页《抗战时期关内伪军的财源》(这一文章列该论文集第13篇)
9.1942年2月，日军41师团扫荡沁河地区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决死一纵队，作战记录中提到:“在此次作战中，山西军第六十一军(军长梁培黄)以其主力，作为我方友军参加了战斗，此点值得注意。”——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写的《华北治安战》，下册第一章第一节。
10.1943年6月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接到华北方面军报告：“从今年1月到5月与共产军交战次数为5524次之多……敌大半为中共军。”
11.“与蒋军相反，在本年交战1.5万次中，和中共的作战占七成五。在交战的200万敌军中，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在我方所收容的19.9万具敌遗体中，中共军也占半数。但与此相比较，在我所收容的7.5万俘虏中，中共军所占的比例则只占一成五。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性，同时也说明了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因此，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灭绝性作战，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
12.“中共游击战”是一场“不分昼夜、连续不断、永无休止的战争”，是使日军“深陷泥潭里的浴血战争”。 ——《华北治安战》
13.日本战史刊物《历史群像》2002年第10期回忆录：“我和国民党军打过仗，也和八路军打过仗，论武器装备是国民党军好得多，但八路军极善运动，也就是说对战场的控制力极强，随时随地都会向你发动进攻。和他们作战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紧张中。作为战士我们更不愿和八路军交手。……和国民党军打仗，敌人败了就一跑了之，我们可以放心大胆地追击，和八路军打仗，即使撤退，他们也会设下各种陷阱，我们决不敢掉以轻心。”
14.日本把其在华兵力百分之五十八压在共产党身上，只把百分之四十二监视国民党；近来在浙江、湖北又撤退了许多军队，减少监视兵力，以利诱降（《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参政会》，一九四三年十月五日）。
15.从一九四一年至今这三年多以来，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在华日军是压在我党领导的各个抗日根据地身上……三年多以来，国民党留在敌后的数十万军队经不起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击，约有一半投降了敌人，约有一半被敌人消灭，残存的和撤走的为数极少。这些投降敌人的国民党军队反过来进攻我党，我党又要担负抗击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伪军。国民党只担负抗击不到百分之四十的日军和不到百分之十的伪军（《学习和时局》，一九四四年四月十二日）。
国军总兵力在抗战大部分年份是共军兵力10倍以上，抗战中的国军：
总毙伤俘敌人数仅为共军的0.51倍，
独立击毙日军将领人数是共军的1.28倍，
俘虏日军仅为共军的0.37倍，
牺牲将领为共军的1.1倍，
士兵伤亡总数却是共军的5.5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