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还真不能反驳。
甚至在我看来，郭洋教授的言辞还是太温和了。
随便举个例子，
在以往的影视剧中，我们应该都听过“穷八路”这三个字，是说由于战场身处敌后，八路军的经济状态比国民政府差很多，所以物资待遇也比国军差很多，很多士兵连饭都吃不饱。
然而在实际的抗日战争中，这一幕却是反过来的。
这里转载一下我之前的写过的一篇短文：
拿破仑曾有一句名言：打仗最重要的事情有三件，第一是钱，第二是钱，第三还是钱。
这里说的钱，实际上就是指军队的后勤保障。所谓人是铁，饭是钢，你不能指望士兵们用着镰刀锄头和敌人的飞机坦克搏斗，同样，你也不能指望士兵们饿着肚子就能赢得战争的胜利。
在抗战爆发之前，国军的伙食还算是比较好的，最起码从纸面上来看就是如此。
1935年，国民政府军政部制定了陆军战时伙食标准：每人每天大米1.5斤，罐头肉4两、干菜2两、咸菜2两、食盐3钱、酱油4钱。
以当时中国的情况来说，国军的这个伙食已经很不错了，毕竟在大多数军阀部队还在靠着盐菜和杂粮过日子的时候，国军却有稳定的大米和罐头肉供给，虽说在实际供给中国军的伙食水平很难达到这一标准，但相比军阀们来说还是更好一点。在江浙、广东等富庶地区的国军部队甚至能经常吃到腊肉和腊鱼。
由于这一时期国军伙食尚可，所以在早期德械师的照片中，经常能看到身体强壮的精勇之士，初期国军战斗力也十分可观，三个德械师在面对日军时经常死至最后一人。
日军史料《步兵第三十四联队史》一书就曾记载道：“苏州河一战，中国军在炮击和被破坏的阵地中一步不退，以舍身的战法死守火力点。薛家墅阵地扫荡时，未被破坏的三个坚固的水泥制碉堡内，数十名士兵宁死不降，以手榴弹对抗，最后全员战死在苏州河。其勇敢战斗不亚于我官兵。联队正面之敌遗弃尸体数量在一千九百五十具，俘虏只有重伤不能动弹的士兵一名。”
然而，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国军的伙食补给情况立刻恶化。
随着正面战场的连续失败，大片国土沦丧，尤其是中国经济最为富裕的江浙和上海等地，国民政府不得不依靠四川、云南等贫瘠的省份来供应前线数百万国家将士，此时国军部队的伙食别说让士兵吃饱、吃好，单纯让士兵不被饿死就已经很勉强了。
抗战开始前，国军士兵一天可以吃三顿饭，然而抗战爆发以后，大部分国军士兵一天便只能吃两顿饭，每顿饭3两米饭、一勺青菜，只有少数精锐部队和后方军校学员一天可以吃三顿饭，这还是在蒋介石亲自过问下的结果。
更可气的是，在当时国军抗战条件已经十分艰难的情况下，还有大量黑心商人和腐败官员趁机发国难财，不断地克扣给前线将士调拨的补给物资，导致很多国军部队的主食只能用杂粮来充数，管他是什么东西，只要能吃就行。
连最主要的主食供给都是这样了，国军的副食供给有多糟糕就可想而知了。
很多时候，国军士兵吃的下饭菜都是找到什么吃什么，大多数时间只有缺油少盐的青菜和盐菜汤，在云南、广西等贫困地区，饥肠辘辘的国军士兵甚至吃起了盐水煮芭蕉，就是把芭蕉树根剁碎，放在水里泡三天，然后切丝炒来吃，其味道可想而知。
1940年12月，监察院监察委员、战区军风纪巡察团成员何基鸿巡视驻河南渑池县军政部第十八补充兵训练处某连后，向上级报告：
“全连只有七十余人。此七十余人中，经委员逐一视察，其不害目疾者，仅二人。余均染目疾，且多已失明，或将失明。行动须由伙伴扶携之。询以每日几餐？答，两餐。问，食何物？答，食小米干饭。问，还食他物否？答，一月来曾食面条两次。问，能否食饱？答，均能食饱。言时态度极不自然，以官长在旁，有苦不敢言耶？
委员于厨房寻得残余之小米，尚未煮至半熟，粗粒难下咽。每一兵每日食此种饭二次，每次且限定两碗，故营养不足，为该处士兵致疾之最大原因。残废死亡率，自亦很大。——《试论抗战时期国民党军队的兵员征补》”
伙食情况差，除了让士兵没力气打仗以外，还带来了很多疾病，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这些疾病使国军士兵付出了比其他国家更多的非战斗减员：
“三餐改为两餐，三菜一汤并为一钵大锅菜，最后只是一钵不见油花的菜叶盐水汤。1944年，一位美国专家曾为国军各部队的1200名士兵进行体格检查，结果发现57%的受检者营养不良。长期的营养不良，加上卫生、医疗设施的缺乏，使得士兵极易罹患眼睛干燥症、砂眼、各种皮肤病、贫血症和寄生虫感染。——张瑞德《山河动》”
唯一例外的便是的驻印军。
驻印军的伙食标准虽然对比的是英美殖民地军队，但相较于中国本土部队来说还是好太多了。以士兵来说，英军提供的伙食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野战口粮，每名士兵每天发一个纸箱，里边有三份饭，罐头、饼干、糖果、维生素片一应俱全，偶尔还会有香烟和火柴。
另一种则是日常饮食，米饭配炖牛肉加洋葱、咖喱，或是米饭配罐头肉加土豆、卷心菜等，而且每餐都有热汤和红茶供应。
最重要的是——管够！想吃多少拿多少，再加上驻印军的军饷普遍要比国内高出很多，所以驻印军官兵不仅可以天天吃到肉，还能经常去下馆子，改善一下伙食。
伙食改善了，军队的战斗力自然也就上去了，再加上美军教官专业的军事训练和英美提供的大量武器装备，使得驻印军的战斗力在当时基本碾压同等规模的日军部队，经常能打出1:3甚至更高的战损比。
而到了八路军这边，情况则又有点不同了。
和国军不同，八路军这边虽然同样粮食产量不多，但胜在官兵平等、不喝兵血，不管你是师长还是士兵，大家吃的都是一样的，要饱大家一起饱，要饿大家一起挨饿，只有伤员、孕妇和一些特殊情况的同志才会有额外待遇。
1937年，当八路军刚刚挺入敌后时，军队的伙食供给基本上是由国民政府和山西军阀阎锡山提供的，不过这俩人给自己士兵吃得都不怎么好，给八路军的自然也好不到哪去，所以我军就打起了自力更生的念头。
1938年1月，延安发布《关于解决部队给养困难的指示》，在这份文件中指出：
“一、前方部队给养处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国民政府方面暂时没有很大希望，也不能存在很大希望，外国捐款正在设法中，一时也不易到手；二、目前不足的给养，主要依靠人民的支援来解决；三、这项捐助仍应在‘有钱出钱，有粮出粮’, ‘拥护抗日军队战胜日寇’的口号下进行。要加强统一战线，从统一战线的展开中去解决。”
根据这一指示，八路军很快就改善了自己的补给情况。
“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为了迅速扭转困难局面，前线各部队除担负作战任务外，均抽出部分人员组成工作团，分散到各地，广泛宣传我党抗日主张，发动群众开展除奸反霸，打击反动会道门，建立基层政权，扩大抗日武装，实行合理负担，征收爱国公粮，这些都得到了群众真心实意地拥护。我军所到之处，群众踊跃捐粮捐款，并积极帮助运送支前物资，护理伤病员。许多妇女也冲破封建世俗的束缚，走出家门为部队缝军衣、做军鞋，动员儿子、丈夫参军、支前等。在民族存亡的紧急关头，开明绅士们也懂得了“国将不保，家何能安，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道理，竞相主动捐粮、捐款。由于我们宣传工作深入，政策正确，很快就征收、筹措了一批批粮款，对克服当时困难，保障部队供给起到了重要作用。——《忆八路军的后勤工作》”
皖南事变后，国民政府彻底和八路军撕破脸皮，一颗粮食也不再向八路军提供，再加上日军此时也对八路军根据地开展了大规模的围剿活动，八路军的伙食补给情况立即恶化，很多士兵也开始没饭吃了。
在这种情况下，八路军决定自己动手、自己养活自己，在根据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号召各部队“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
“晋西北抗日军民，1941年共开垦荒地30余万亩，其中部队开荒7.3万余亩，收细粮9万公斤、蔬菜28.5万公斤，养猪4000头、牛和羊共2000头。
1942年，第115师的部队做到了每人每天5钱油、5钱盐、1斤菜。
晋察冀军区大部分单位，做到了每人3钱盐、2钱油。
1943年，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开荒近20万亩，收细粮465万公斤、蔬菜1650万公斤，织布13000余匹，养猪1万余头。——《八路军战史》”
以上便是抗日战争中国军和八路军的伙食情况对比，单从这个结果来看，国军会在三年内就全面输给解放军简直太正常了。
在抗战后期，八路军的这套伙食标准，别说国军，就连日军都眼红得很。在抗战后期，经常出现饿到受不了的日本士兵拿枪支弹药和八路军换粮食的情况。
时间一久，双方干脆明码标价，多少步枪、子弹换多少斤白面、小米，多少机枪、掷弹筒换多少斤猪肉、菜油，除了大炮以外，几乎什么都可以买卖，日本士兵保证拿来的武器都是完整无损的，而八路军也保证拿来的粮食从不缺斤短两。
1944年，在豫北某地，一名日本中队长为了不让自己的士兵挨饿，居然一口气卖出了4挺机枪，然后在给上级报告里写道，“末年末月末日，我部遭遇八路军袭击，丢失机枪4挺”。
以上便是抗日战争中国军和八路军的伙食情况对比。
是的，你没看错。
明明手里掌握着比八路军更多的资源，可国民政府依旧让自己军队的伙食供给连穷八路们都比不上。
和历史上果党的费拉不堪相比，郭教授的回答还是太客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