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什么水平呢？我个人认为应当是可以与艾跃进艾公当年的学位论文相比的，如果相关编辑没有与艾公类似的自信、与艾公类似的认知，那么应该不会说日本“大陆打通作战”的目的有重庆，说重庆是“侥幸保全”。
当然，我们可能也可以说，该文的水平是超越了艾跃进艾老师的，毕竟艾老师引用百度百科就足够权威了，而我们的郭老师在创作这篇文章时却是近乎神游太虚，成功超越了百度百科，不查百度百科、越过各种中日文献，就自行确认了日军当年的作战目标之一是重庆。
而如此突出文章认识水平、表现文章历史水平可以与艾跃进老师比肩的一点，《历史评论》的编辑没有看出来——不过，考虑到该平台此前就发表过“从此直立起来了”的雄文，我们可以说《历史评论》这一刊物是讲政治、有自信，大胆爱国的优秀刊物。
不过知友们可能有点奇怪，为什么我前面一直是说“文章水平”而不是“作者水平”呢？是为尊者讳，不愿让艾跃进艾公被后来人超越吗？
当然不是，因为郭洋老师作为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出来的博士，他的研究方向是国民党军的政治工作以及以新四军五师为主的新四军研究，曾在《中共党史研究》、《民国研究》等正牌核心期刊发表研究论文（作为c扩的《历史评论》是他第一次发）
从过往郭老师的研究来看，郭的水平是不至于会比艾老师还厉害、讲出“一号作战目的在重庆”这类惊世之语的——一个为了研究国军政治工作而专门去翻二档馆资料，看各种“反动头子”的书信集讲话集，查阅各种国民党军刊物的人，不至于说连百度百科都不会看。
例如说郭洋在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时期作为博士生创作的《国民党退据台湾初期对军队政治工作的反思与重建》，内中就大量引用文献，参考了伪国防部总政治部《国军政工史稿》、国民党党史馆馆藏《军队党务改造暂行实施方案》、《陈诚先生日记》、《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蒋经国先生讲词集》等等文献……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曾经写文章会引用如此多“敌伪材料”、有明确的文献意识的郭洋老师，会在离开南大民国史研究中心后，一下子水平陡增，到了比肩艾公、超越艾公的境界呢？背后的助力可能就是他现在所在的单位：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作为南大博士生的郭洋需要有文献意识，不能乱放空言，但到南理工马院做了副教授的郭洋情况又不相同，我们当然不是说马院的问题，毕竟郭洋到南理工马院后仍然在做相关研究，如《全国抗战时期国民党军基层连队的政治工作》等等。
问题在哪呢？在于他是位副教授、教职工，对于“高校教职工”来说，有些时候写此类文章是很正常的事，而许多人，包括不少的历史名家，都会写一些看起来和他们的水平很不符的东西。
典型如现正在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工作的齐小林教授，其在2023年时就写过一篇《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的精神品格》，发表到《党史博采》当年第6期，按照齐小林的风格，作文章不说长篇大论、博引一手文献，也该是“辩证看待”。例如他在《当兵》中就曾认为“不能证明土地改革对农民参军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第275页）
然而他的这篇《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的精神品格》却是和《不能夸大国民党的抗战作用》一样，是个彻头彻尾的复读文章：开头“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中间大讲“为公弃私”，结尾干脆近乎小学生作文，以一句“值得我们学习！”感叹句收尾。全文洋溢着一股应付了事之感，堪比今日常见的百家号垃圾文章……
但我们也都知道齐小林老师的研究水平与作文风格，否则他也到不了中央党校工作，这篇《第一个农村支部的精神品格》的背后故事怕不用猜也知道，是“下指标”要应付着写的“命题作文”。
而如果从“命题作文”的角度来看，那么郭洋老师作为一名国民党军政工研究者、新四军研究者，写出《不能夸大国民党的抗战作用》这类在网上几乎已经被讲烂了、讲烦了的“水文”，展现出“一号作战时重庆侥幸得保”的“艾跃进高度”，也就很好理解了——要作抗战八十周年的“命题作文”，尽管题目很大，但认真去读去看的人是不多的，不那么用心的写写、不那么用心的去表达两句立场就好了。编辑自己都看不出明显的史实“突出”，又有谁会去拿这当什么权威论文？
当然，可能确实有那么一些网友真当回事了，可能也就是意外之下的炒作结果，认为这好像是什么“官方发声”、“官方下场”，甚至还搞出什么“这是拨乱反正”来。
这么说，就未免也有些夸大了《历史评论》的地位，未免有些“健忘症”，不知道多年来官媒都在“旗帜鲜明反对国粉”的同时“承认国民党抗战贡献”。如果用“吹捧国民党抗战贡献”做评判标准，岂不是各类官媒都成了“土殖文人”掌控的媒体了？
当然，按部分人的说法，《人民日报》和人民网确实也可以是充斥着叛徒内奸的“反华媒体”[1]
就拿十年前的抗战七十周年来说，当时新华社、人民网等官媒都发布了一系列有关“抗战贡献问题”的讨论，如果我们将2015年与2025年的这类“官方文章”对比起来，就能看到一种“无形的转变”。
以中央党校教授卢毅的两篇文章为例，在2015年抗战胜利七十周年之际，卢毅在《光明日报》发表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2]一文，之后该文被央视网转载。内中就直接把国民党的抗战贡献放在最前面，完全不谈“战略相持阶段消极抗战”，反而大书特书国民党如何在相持阶段时继续组织大型会战，乃至于将抗战后期国民政府派遣远征军入缅也视作“展示了积极抗日的态度”。
“客观来看，这一阶段国民党的抗战整体上仍比较努力”，卢毅教授这个说法，等同于讲即使是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以后，国民党仍在“积极抗日”，而不是“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最后的结论，则是“国共团结”的“皆大欢喜式”：
抗日战争的硝烟早已逝去，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不难得出共识：抗日战争是一场全民族的战争，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都表现出了强烈的爱国激情。毛泽东曾说：“这个战争促进中国人民的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的一切伟大的斗争没有一次比得上的。”正是因为国共两党同仇敌忾，共赴国难，才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无疑是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全体中华儿女的荣光！
十年以后，在今年，卢毅老师作为中央党校教授再发有关抗战问题的文章《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3]，当中是怎么说的？
当然是见不到国民党了，甚至可以说对国民党接近一字不提，全篇均强调我们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强调党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再“古为今用”，由“党领导取得过去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进入“党领导今天中国人民实现伟大复兴”的主题。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共产党不仅是抗战中挽救民族危亡的中流砥柱，而且是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领导核心。新时代新征程，我们仍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挑战，会面临各种各样的严峻斗争。我们必须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古为今用，以古为今，这也是历史研究从来颠扑不破的主题，卢毅教授十年时间两篇文章的反差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更也是对我们认识历史的启示：许多时候，对历史如何评价，关键不是在于现实如何，而在于评价者的主观性。
历史评价，常常是需要为评价者的主观需要服务的。这就造成了它的灵活性，我们只有认识到这一灵活性，才能更好、更客观、更心平气和的去看待各种“历史评价”。像郭洋老师的这篇《不能夸大国民党的抗战作用》也是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