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国从中央到地方官场一片漆黑，朝野滔滔，相习成风，全民丧失信仰，社会风气江河日下，人心腐败已达不可救药的地步。——清末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对大清国的评价

这三个词的要求是逐渐放松的，公平要求最高，公正要求次之，公开要求最低。也就是说如果你做不到社会公平，那么要尽量争取法制公正，如果法制公正难以维持，至少应当做到信息公开。

但是同样，三者重要性是是逐渐增加的，因为后者总是比前者更加底层，是前者的基础。没有公开就没有公正，没有公正就不会有公平。

任何合法政权最开始建政一定是做到了在公民范围内的尽可能公平，之后随着社会发展和演变，公民会逐渐分化，公平导向逐渐退化成法制的公正导向，再之后一部分人开始能左右法律和制度，公正导向也退化了，只保留一个最基本的共识“公开”，换句话说，不怕你没规则，就怕你潜规则。你只要公开规则，无论这个规则多么的不公平，公民都可以修正自己的决策使之适应现实，而规则也会顺应市场做出相应的改变，最终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

对于一个公民社会的三个阶段讲完了，这个问题的答案也就呼之欲出了，一个社会如果连“公开”这个底线都没有了，那么这个社会就会陷入真正的混乱，这个政权也就失去了群众的信任。

果然两年后庚子国变，就出了东南互保的事情。

再后来慈禧新政半途而废，搞出了皇族内阁，各地跟带清更是离心离德，辛亥革命一声枪响，半年不到就彻底分崩离析。

其实内部殖民王朝往往比外部殖民王朝更加可怕

例如英国，当印度独立浪潮掀起的时候，她只需要考虑统治是否还有收益，可若是内部殖民，则宁愿大开杀戒也绝不能让出权力，因为自己屈服的下一秒机关枪就打到自己脑袋上了，因此造成的内耗更加庞大。

一些独裁政权因为在之前造成的恶果并不大，社会只是存在变革的迹象，而非憋出法国大革命那样的烟花，因此顺应并让位是一件容易做的选择，例如全斗焕和蒋经国。

可若是那些贻害极大，祸害几代人的政权，这个选择则非常艰难。

不管是从统治合法性，还是税收，就业，亦或是服从性，这些都围绕着统治收益转。

合法性越高，则成本越低，社会运转越健康，则税收越容易收上来，服从性越高，支持度越高，则统治成本越低。

而诸如民主，法治，这些都是为社会良好运转服务。

其实独裁与否并不是合法性唯一的来源，绩效合法性与民族叙事等等都可以，但合法性说到底其实是一个社会共识。

独裁王朝的倒台并不需要全部人都人心思变，这个比例达到30%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危如累卵。

而这样的动物国家往往会做出一系列组织这个共识产生的过程。

典型就是罗马尼亚打字机法案，限制社会的信息传播对于独裁国家来说是几乎必然的选择。

另一件事就是独裁国家对于民众来说往往有一种既要又要的期待，也就是既期待他当一个听话的奴才，但又指望他是一个颇具创造力的能人

这本身就是极其矛盾的。

因此独裁国家往往会随着社会发展自然而然有颠覆自己的倾向。

这是因为随着时代发展，你为了配合产业的进步，必然会批量培养高素质高教育率的人才，以及为了让社会充满活力，一定会大量产生有点财富和能力的社会中产。

这些对于独裁统治来说都是隐忧，因为这意味着社会的多极化，例如知名的商业领袖，文化界的领衔者，还有法律新闻业的刺头。

其实对于一个日薄西山的独裁政权来说，最可怕的就是在某一刻，社会公众的不满突然得到交流，得到共鸣。

正如齐奥塞斯库的演讲下，一个角落里传来的打倒齐奥塞斯库声音，就瞬间点燃全场一样。

统治成本会在某一时刻突然指数递增。

但是一个公司要是倒闭，80%都是现金流断了

对内信用尽失，对外四处树敌，财政负债亏空，作假掩饰成性，剥削压迫无解。

任何政权在覆灭前都会出现这些症状的一部分，甚至是全部。

地方上的地痞流氓，灰色势力，黑恶势力成为了基层的掌控者，这些势力最终会成为军阀滋生的基层土壤。

其实，很重要的一点是大部分人理解不了的。如果官僚集团无法掌控基层，其实民间自组织掌控基层也不会乱。

也就是民间的健康力量。

比如德高望重的士绅群体，比如宗族长老，比如各行各业的行会组织，比如自发形成的信仰团体等等。有这些组织存在，即使官僚体系无力掌控基层局面，社会自然不会出现动荡。实质上对政权统治是有利的。

就怕……举个例子，免疫系统无差别的攻击，消灭细菌，病毒与有益细胞，最终反而导致身体的全面性崩溃。这个道理能懂吧？

2.财政。

收入已经无法覆盖支出，连人员工资都要打欠条，自筹。

如果饷银基本不出自政权本身，而是需要自己赚，自己筹集，那这也是军阀滋生和分裂的原因。钱都是我自己凑的，我凭什么听你的？

我的人只认识我，哪里认识什么光绪皇帝。

3.金融体系崩溃。

胡乱操作，丧失政权信誉，从政权本身开始大规模赖账与无度发钞。自己把自己的金融体系搞残搞爆了。

且没有民间金融系统能够填补，修正这个体系。钱成了废纸。

4.无国际援助。

没有任何外在势力能够支援，帮扶，借款，输血了。

大概这几项吧。

其实没什么深奥的。只是再简单的道理都会有人不懂而已。

1908年，行将就木的带清终于颁布了带清的新闻法——《大清报律》。报律明确规定，凡是年满二十岁的大清人，都可以成立开设报馆发行报纸，只要在发行前二十天向衙门申报即可。不过，事实上，这个时候颁布报律已经没多大意义，因为带清根本管不动当时的新闻人，甚至也不敢管。

1908年11月的北京《大同日报》和《北京日报》案，两报因同时报道军机处片交内阁查取要典有关消息，公告清廷将依制办理大赦事宜，结果被军机处认为是“任意捏造， 实属异常胆妄，扰害公安” ，故要民政部“查照定律从严究惩。”

民政部传令外城巡警总厅查办， 外厅声称该两报所载实属任意捏造，但查照报律并无专条可科，无法可依。如以第八条“ 记载失实” 罪查处，编辑人3元以上30元以下之罚金未免轻纵，如以报律第十四条第三款“ 扰害治安” 罪查处发行、编辑、印刷人六月以上二年以下之监禁附加20元以上200元以下之罚金又恐过严。

带清政府内部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已经没胆子跟反清的新闻人正面对着干了。

考虑再三，外城巡警总厅决定以第十三条“任意揭载未经阁抄官报公布之谕旨章奏” 罪科发行、编辑人20日以上六月以下之监禁或20元以上200元以下之罚金，于是上报民政部。民政部批准后，外厅即以违犯报律第十三条各科以50元罚金结案。而报界方面仍予反对，认为不过是记载失实， 只须据实更正。

但是，可以说整部《大清报律》都没起到什么有效管制作用，看上有些条款是限制，但实际上那些限制条款对新闻人来说就是个屁。革命派报刊一天到晚宣扬革命，而立宪派报刊也“无日不与政府宣战”。

根据报律，开报是要向清政府进行注册登记并缴纳保押费的。但实际上，很多报纸根本就没有履行这些义务就直接出版了。即使在公开合法的出版物中，也有部分报刊在登记时，其发行人、编辑人、发行所、印刷所使用了假名，“神出鬼没，使官吏知有其纸出，而不知其发行印刷之所而无从封禁”。

清政府想查封都没法查封。就算查封了，我换个地方、换个假名继续办报不就行了？

你带清能耐我何？

当社会矛盾尖锐化时，如果统治机器活力尚存，会自我调整化解矛盾。但如果统治机器已经腐朽失灵，就会在一连串“不做”和“胡做”之间反复横跳，进一步恶化矛盾。然后就会试图通过堵嘴的方式假装无事发生，但这样又需要消费更多的社会资源，于是矛盾进一步恶化，构成恶性循环。

等榨取达到极限，高压管制无法满足需求时，就会经过一个苏联笑话里所谓的“摇晃身体假装列车前进”的过渡阶段，进入前述的“连反革命力气都没有”状态。也可以理解成由于统治机器腐朽失控，有资源就用力过猛瞎折腾，没资源就躺平摆烂。

例如沙俄末期，就算抓到斯大林之类革命党人也不会像当初对十二月党人那样公开处决杀鸡儆猴（最后一次公开处决是1887年）。总督们往往把这些被捕革命党当成烫手山芋，随便找个地方流放一下，甚至只是简单驱逐一下，和自己辖区没有关系了就算万事大吉。

又比如秦末民变，秦朝中央固然还有余力派章邯去迎击陈胜吴广。但与此同时的六国复辟，大秦帝国的地方基层几乎没做任何有效阻拦——如果不是直接跳船的话。盖因秦朝高度军事化，一切为了动员力服务的管理模式极大透支了社会组织资源，基层人员不堪重负，平时都在敷衍混日子，真遇到大事直接摆烂不管了。

崇祯十三年末，李自成重出河南，之前的他人人得而诛之，而此刻的他很快就将听到众人的欢呼：“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

这真的是正式给牢朱家掘墓。

有的人崇祯十四年就死了，崇祯十七年才埋。

什么细节呢？就说秋瑾之死：

清朝末年，其政权的公信力和合法性已经近乎一纸空文了，纸糊的房子，吹口气真能倒了。

1907年7月13日，秋瑾被捕，7月15日，秋瑾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抓捕秋瑾的是山阴县令李钟岳，审讯秋瑾的是山阴县令李钟岳，监斩秋瑾的也是山阴县令李钟岳。

但是呢，请求上峰宽赦秋瑾的还是山阴县令李钟岳，最终求赦失败羞愧自尽的依然是山阴县令李钟岳！

更不消说，秋瑾被捕后极短的时间内就有人在报刊媒体上呼吁宽赦秋瑾（从被捕到就义总共几天一目了然），秋瑾就义后，更是举国报刊媒体为秋瑾叫屈喊冤。

给秋瑾鸣不平的报刊媒体有《申报》、《中外日报》、《时报》、《文汇报》、《神州日报》……

秋瑾之死当年激起的祭挽歌哭、抗议请愿的雪片：《祭秋瑾》、《挽秋女》、《吊越女》、《哭侠魂》、《轩亭冤》、《轩亭血》、《轩亭秋》、《碧血碑》……不仅均见诸报端，许许多多电文更是直达清廷中枢！

自古以来，对于一个正常的封建王朝来说反罪都是不赦的重罪，可是面对秋瑾这么一个造反意图举国皆知的女子，居然还能举国报刊媒体为其叫屈喊冤。这就足够说明在当时的主流缙绅士子眼里，清政府的政权合法性真的就是一笑话了。

知识分子全都不服你了，泥腿子你更是根本动员不了，你这个政权还能维持得了几天？

摄政王载沣说：有兵在！！！

然后武昌新军造反，前去弹压的北洋新军半路倒戈，回京逼宫……

监国以问公（之洞），公曰：不可，舆情不属。
（载沣）曰：中堂，直隶绅士也，绅士以为可，则无不可者。
（之洞）曰：岂可以一人之见而反舆情，舆情不属，必激变。
（载沣）曰：有兵在！

——《张文襄公年谱》

波波即使有极高的kda，高棉一塌糊涂，被越南打到山区，依然没事，直到把手下司令宋林处决了，军人忍无可忍，才最后崩盘。

所有很多分析都是错的，内忧外患，经济下滑，不得人心都没用，缅甸，乌干达就是例子，军队不倒就天下无事。

军权松动是唯一的迹象。

全国天气连续几年大面积反常。比如夏桀连续几年干旱，东汉末年瘟疫肆虐，明朝末年赶上小冰期……古人称之为"天数已尽"。皇帝祈雨怎么也祈不到，说明老天爷不认你了。混战几年后，新皇登基，这时候极端气候也过去了。祈祷一下雨就来了。大家都信，这个新皇帝就是上天认可的了。

但就是谁也不说，就是静静的看着她折腾。为啥？当官的敢说乌纱不保，平民百姓敢说脑袋不保！

于是大伙一起，嘴上高喊英明伟大万寿无疆，心里暗骂臭不要脸该死不死。

唉，其实一切都是从政治规矩被破坏开始的，早年间摄政王规定，后宫不得干政！但老佛爷牛叉啊，我就干政了，你多尔衮爬起来咬我啊？皇亲国戚誓死反对啊？满朝文武围园杀后啊？

一群不中用的东西，还不是都默认事实做了应声虫？

口子一开，后边的事就好办了，从此后老佛爷就是规矩。她想修园子就修园子，想造军舰就造军舰，想向世界宣战就向世界宣战……一直折腾到自己咽气。

刘大耳朵说过，勿以恶小而为之……身处庙堂之高的人，轻易破坏规矩或任由规矩被破坏，便是种下了祸根。祸根生长到令人人噤若寒蝉的地步，离灭亡也就不远了！

如今日日本，政权的建构基础主要是从 “脱亚入欧” 始，直至今天的 “大西洋主义在东亚的橱窗达领” 实然。而国家的建构基础，则与我国类似，是基于 “神道教/天皇” 叙事的历史文化民族国家共识。

如今的美国，稍微特殊一些。

特殊点首先在于，两大交替政权的建构叙事差异较为明显。此处不具体展开，你可以简单理解为 “MAGA” 和 “白左” 的典型区别。

特殊点其次在于，美国的国家建构较为特殊 -- 其建构基础并非是某种历史文化民族意识，也并非是某种制度性信仰，而是 “垄断公司利润” 对全阶级的持续分配。

以上建构，若是政权建构破产，则政权倒台。而若是国家建构也无法延续共识了，那自然就是国家的分崩离析。

二

根本原因也有很高的普适性。大致总结：

总资源无法有效扩张的情况下，权贵阶层的绩效选拔和淘汰机制逐渐失灵，即逐渐走向世袭门阀，进而自然指向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

进一步体现为，少数上层阶级的资本食利属性提升，和其对政权/国家意识建构的解构；以及，大多数底层阶级围绕有限乃至收缩的总资源的内卷，和其对政权目标乃至国族建构变得彻底虚无。

三

至于征兆，确实也能总结出来一些。

其一即前面所说的，各阶层民众，对政权建构和国家建构，是否还有信心，是否还表示关心。

防夹，此处就以美国为例。

若美国右翼民众，普遍认为国家会无法回头地走向欧洲式 “多元” 屎坑，普遍认为美国的白人文化民族建构彻底无可能，即美国右翼政权的瓦解。

另一面也是类似，若美国 “左翼” 民众，普遍认为美国会无法回头地指向美国建国时的原教旨主义，即 “白人清教徒的自由地”，也即美国 “左翼” 政权的瓦解。

而在美国的国家建构层面，则更为简单直接：

或者，美国在事实层面，无法延续其全球垄断国家公司的属性，即无法再为其全阶级源源不断提供可被分配的海量总财富，那也就不用谈前面说的那些政权建构了，而是国家层面就直接被解构了。

其他更普遍的征兆，典型的还有，

财政体系的崩塌。如长年的入不敷出即高赤字 如长年的高利息比率/高负债率。

货币体系的崩塌。最显著的即高通胀，以及本币的大幅贬值。

行政体系的崩塌。常见特征，如基层的各自为政、自立山头、部落化乃至帮派化、政令无法有效传递和执行。如全体制内的官员普遍腐败，乃至腐败制度的合法化；如全体制内，“吏” 的门阀化和山头化。

组织度的崩塌。国家无法在任何一个层面上，有效组织起理性且必要的公共行为。如防灾救灾，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如工业产业升级，如公共教育和科研活动，如军事工业和军队建设，等等。

军队的崩塌。军官不再有与政权或国家建构统一的意义感，同时，基层军人的意义感和使命感也普遍缺失。军队整体不敢战，不善战，无法组织参与大规模战争并取胜。

全球形象认知的崩塌。直接去了解各国和各国民众的最普遍认识方向就好。即对目标国家的认知，是认为其正在走向经济衰落、军力废弛、不负责、无信用、不可被信赖......还是正好相反。

2

苏联的路没有了，走日本的路走到尽头，走美国的路，美国同样也不允许。

中国终于要走自己的路了。

嗟乎！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秦爱纷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尽锱铢，用之如泥沙？使负栋之柱，多于南亩之农夫；架梁之椽，多于机上之工女；钉头磷磷，多于在庾之粟粒；瓦缝参差，多于周身之帛缕；直栏横槛，多于九土之城郭；管弦呕哑，多于市人之言语。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独夫之心，日益骄固。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