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克女性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不能当站街女，很不自由！

现在可以了！！

有的人拿抗日战争来比俄乌战争，这显然是不恰

当的。俄乌在历史上长期是一个国家（尤其是东乌），最近一次分裂只在三十年前。如果要找个现代中国人在感性上能有切身体会的类比，可能需要稍微架空一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没有抗住，随着苏东一起去了。真的按照海外某些人的想法，碎成了七块……也许还要多些，十五六块吧。

边疆的一圈省份自然是全部丢光，传统的"汉地"也在各怀鬼胎的西方国家手中努力被撕开。因为西方见识过朝鲜战争以来中国空前团结所爆发出的威力，现在有了如此天赐良机，决不能让中国再次凝合起来。因此借着"贷款"、"援助"、"颁奖"等等手段的拿捏，鼓动分裂。各派高华也都想混个总统、议员当当，自然分的越多越有机会。

北方分出了燕、凉、秦、夏、魏、晋等，南方保留了萧梁大小的地方，仍然称为中国。"前中国"各个地方在此后三十年里都动荡不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地方民族主义层出不穷。为了强调各自的合法性，这些政权都对内强化地方性民族主义，产生了凉族、秦族、燕族、晋族等心理认同，抓住历史上的局部事件，大肆强调本地区和"国"不同，并进而认为本国历史上都是被"中国"所欺压和殖民，因此仇视中国，称历史上为"南属"阶段，认为是亡国历史，而现在则是成功复国。另外各国还或多或少修改了各自的文字和语言，为了突出自己的独立性，衍生出了"凉语"、"魏语"、"晋语"等。而剩下的"中国"一开始定都南京，后来也为了强调合法性，与北方分割，改南京为建康，并刻意强化历史上的南北矛盾，构建新的国族认同。

由于九十年代分裂出的这些"前中国"地区都没赶上本位面时间线里后来的工业大发展，自然资源要么有限要么运输不便，所以经济普遍落后，少数地方获得畸形发展。上海涌入大量外国资本，重新成为"冒险家的乐园"，灯红酒绿夜夜笙歌。但由于缺乏工业，人口又多，外国资本长驱直入使得大量农民破产被迫出卖土地，丢失土地的周边农民纷纷涌入上海，使得上海市区内形成大片贫民窟，黑帮统治这片区域，拥有火箭筒、装甲车、轻重机枪不计其数，警察不敢进入贫民窟。贩毒、色情、人口买卖、代孕等产业昌盛。曾有江南地区几位市长竞选时宣称要打击毒品，但随后被黑帮残酷杀害后吊在立交桥上。西方暗网上大量流传"前中国"地区女性各类小众化视频。

少数畸形繁荣的城市无法养活3亿"中国"人（九十年代经历过一次人口锐减），为了取暖和开拓耕地，大片农村地区树木被砍伐干净，年年需要联合国粮食援助才能支撑下去，但却获得了西方"东亚最大的民主国家"的赞誉。匪盗猖獗，且与地方大族、当地官员有千丝万缕关系，长途旅行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要事先写好遗嘱，保险公司嗅到商机，开发出"长途险"、"短途险"、"进城险"、"下乡险"等产品。

为彻底终结"前中国"地区残存的心理认同，更好控制东亚，西方国家和北约从上世纪90年代起，陆续在燕、凉、夏、晋等建立办事处，并多次联合军事演习。引发"中国"不满。

后听闻魏国也要允许北约办事处进入，遂更加激发建康的民族主义情绪。魏与"中国"接壤，更亲西方，两国关系一直不好。边境有狂人集合部众，占据了魏国的凤阳，献于建康，引发国际舆论大哗，西方各国对"中国"实施制裁。"中国"一直亲美，但亲美就换来了这样的下场，而且由于缺乏工业，国内矛盾尖锐。原先为了强化自己合法性而大肆污蔑过去几十年，称之为"人类历史最黑暗"，但面临邻国步步紧逼又没有能凝聚共识的，只能往历史方向去寻找建构合法性和凝聚力，古代南北对峙时期的历史被重新发掘出来，建康市区内陈庆之的雕像就有八座，韦睿的雕像有六座，课本上大量东晋、南朝、明初等抗击"北人"的英雄事迹被发掘出来。

魏人视南方为仇寇，建康视北魏为索虏。这个过程中，西方媒体，包括各"前中国"地方的媒体、教育都纷纷互相灌输现实和历史中的仇恨，原本一件普通的犯罪、一件治安案件、甚至一场口角，在网络媒体的煽风点火下都被无限放大，被解读为燕人欺负晋人、"中国"欺负魏人、夏人欺负凉人。原本是一个国家的人民，如今互相恨不得食肉寝皮。

火药桶之下，终于，建康的萧总统指责魏国长期迫害中国裔，发起了"特别军事行动"，魏国刚刚选举上来的元总统到了西方国家的全力支持，并宣布对"中国"实施进一步制裁。建康方面抢占了魏国盱眙、蚌埠、淮南、寿县几地，并在这些地方举办公投，自此纳入"中国"版图。魏国则表示一天不收复失地，决不收兵。两边都大量征召年轻人送到前线，在本位面网络上互相讨论电影、新闻、娱乐、科技产品的90后00后们，在那个位面上，则互相杀戮和被杀着。西方国家大量军事武器被源源不断运往前线，西方明星在舞台上声泪俱下"今夜我们都是魏国人"，魏国元总统声名鹊起，获得出席G7峰会机会。元总统本来姓袁，曾经是个有名的网红，因为在网络妙语连珠讲段子而声名鹊起，竞选魏国总统成功，但根本不怎么会说魏语，为了表示自己是纯粹的魏人遂改姓元。

但魏国国内则是人口逃散，大量流失到晋、秦、燕、日本、韩国等邻国。如今战争进入第二个年头，谁胜谁负尚不可知，但另一个位面上的繁荣，在这个位面上则是完全不可想象。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振兴成了短暂三十年的一瞬亮点，此后则再次陷入更大的沉寂。"前中国"分裂出的各国内部皆亲西方，对曾经的中国文明和历史大肆嘲笑和贬低，被认为是人类的垃圾-﹣除了能挑选用来为本国塑造历史合法性的那些之外。甚至凉、夏两国直接废除了汉字，改用字母书写文字。而西方国家也不会再失手第二次了，一定要牢牢维持分裂局面，强化彼此仇恨，决不能让东亚地区出现一个十几亿人的有凝聚力动员力的国家，那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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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如果真的上世纪末走了苏东故事，那么现实恐怕会比我上面写的，还要残酷很多倍。毕竟中国人口远超俄罗斯，而没有俄罗斯那种能靠卖能源就能支撑的秉性。中国本来就是靠工业化才能支撑巨量的人口，即使现在中国成了世界工厂，席卷了几乎所有工业制造领域，也才能为十四亿人提供人均1万多美元的GDP。如果八九十年代这个进程就中断的话，中国大地上将不可避免地沦为巨型马尔萨斯陷阱的地狱。

TMD，繁荣富裕怎么也不通知我一声，联合起来演我是吧，害我搁这楚门的世界呢，铁路是年久失修不能用的，公交车浑身上下都是德语，堂堂首都连个公共厕所都没有。原来全在做戏，内里繁荣富裕，但是你繁荣就繁荣能不能让我也体验一下，我真的不想在烂路上坐大巴坐到屁股痛了。还有，能不能给机场开通个公交啊，我总不能走过去吧？

1990年，东欧人口约3.1亿，到了2024年，东欧人口约2.8亿。

在所有东欧国家中，只有少数国家的人口增加了，波兰增长最多，增长了约百分之二，其他大多数国家的人口基本都是负增长。

实际情况比统计数据更糟糕，因为大量的东欧人口，去西欧打工了，而且，东欧还是全世界色情产业最泛滥，人体器官买卖最严重的地区。

东欧在欧洲的地位，就如泰国在亚洲的情况，都是色情和人体器官买卖最严重的地方，但泰国的人口从1990年的约5500万，增长到2024年的7188万，比东欧强多了，而且，也没有大量泰国人背井离乡，去国外打工。

实际上，不仅仅东欧，即使西欧的好日子也已经到头了。

西欧的繁荣，主要有三大外部原因，一是俄罗斯提供廉价能源，二是美国提供军事保护，三是中国提供市场。

现在，欧洲与俄罗斯闹翻了，美国要求欧洲大幅增加军费，中国的市场也逐渐被中国企业夺回，欧洲繁荣的三大外部原因同时消失，等待欧洲的，只能是欧盟的解体，和欧元的消亡。

没了打工的地方，没了西欧的补贴和贷款，东欧国家连饮鸩止渴的繁荣富裕，也难以维持下去了。

记得有人说过这样的话——社会主义可能让你的孩子挨饿，资本主义却会让你断子绝孙。

请记住——生存繁衍才是文明的第一需要，任何导致更多人不结婚，不生孩子的文化制度，都是邪恶的。

你说得对，但以下是一位生长在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对千禧年的”拉脱维亚奇迹“的描述：[1]

奇迹昙花一现——不到十年，奇迹就以拉脱维亚人特有的方式悄无声息地消亡了。拉脱维亚人固执地称之为欧洲投资的资金，最终变成了利率高昂的普通贷款。众所周知，汇票迟早要偿还，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一个不工作、只靠借钱生活的人，如何能够偿还债务，也是众所周知的。这样的国家将成本转嫁给了穷人。
如今，只有病态的人才敢说，资本主义欧洲的拉脱维亚（2014年引入欧元作为国家货币）是一个繁荣的国家。如果把一个国家看作距离首都旅游中心几百米的地方，那么在这些米里确实能看出一些动静。
让我们告别游客们最常去的老里加。乘电车几站地，就能看到“欧洲”的辉煌壮丽。在这里，我将尽量客观地描述我在2013年夏天看到的里加。
这里的一切都散发着浓浓的乡土气息。在苏联时期，街道上熙熙攘攘，挤满了各大院校和科研机构的员工，如今却缓缓地走着，行人垂头丧气，面无笑容，大多衣衫褴褛。里加的街道空无一人，几乎人迹罕至，尤其是年轻人——免签证制度实施后，大规模的移民潮开始了。咖啡馆里大多坐着四十多岁的女士——她们从国外赶来，追忆“美好的旧时光”。大多数餐馆要么关门歇业，要么奄奄一息。曾经修复的建筑如今摇摇欲坠，住宅区显得荒芜，随处可见杂草丛生的小块空地。许多房屋上都涂满了涂鸦，酗酒者和乞丐的数量惊人。“巴黎有什么新鲜事？”一栋摇摇欲坠的房屋墙上贴着一张巨幅广告。答案是：“闪闪发光的指甲油！”外国时尚杂志在为数不多的几家报摊的货架上熠熠生辉。当地知识分子致富后，购买了《官方报》（Le Officiel）之类的刊物，并在其中充斥着拉脱维亚资产阶级生活的故事：上流社会、衣着、食谱……这些内容看起来就像是对那些节约用水和药品的人的嘲讽。但对于如今拉脱维亚腐败媒体引以为豪的百名拉脱维亚百万富翁来说，花费数千万拉特来享乐却不成问题。[1]
我们又开了几个站，看到巨大的帆布，上面画着窗户——它们覆盖着多层工厂的废墟，锈迹斑斑、杂草丛生的铁轨在桥下蜿蜒而行，一列孤独的货运火车沿着桥缓慢地嘎吱作响。国家背叛的规模令人震惊。我们经过废弃的厂房，它们曾经是电子厂、马车厂、珠宝厂、瓷器厂……曾经，成千上万的工人下班后从这些检查站匆匆回家。我们走进一家建在其中一家工厂旧址上的大型百货商店，看着里面的商品。商品种类繁多，但所有东西都是从国外进口的，即使在夏天也是如此。白面包没有味道，蛋糕不再用黄油，而是用人造黄油，莱玛工厂曾经著名的糖果里的卵磷脂比巧克力还多。糖果部的一位老售货员告诉我，随着欧洲标准的实施，产品质量下降了。她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她自己就在一家糖果厂工作过，当时技术标准正向欧洲标准转变。
任何来到里加并想看到更多东西而不仅仅是商店橱窗的人都可以看到这一点。
现在来谈谈拉脱维亚奇迹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它为何未能实现。我想，答案甚至对拉脱维亚人来说都已不再是秘密，不仅仅是对居住在拉脱维亚的俄罗斯人来说。答案很简单——拉脱维亚已经恢复了其自然状态，恢复了欧洲后院的面貌。那么，在当今全球化的资本世界里，即使是像俄罗斯这样的大国也找不到自己的立足之地，拉脱维亚还能是什么样呢？拉脱维亚的民族梦想终于实现了——大规模生产让位于小型手工作坊。二战前，资产阶级拉脱维亚就是这样的。
90年代末，拉脱维亚对欧洲的经济进程毫无影响力。与俄罗斯的产业联系被摧毁，经济和社会陷入崩溃。人们的生活开始变得无比糟糕。在这种情况下，任何秩序都被视为救赎，被视为防止民众起义的保护伞。欧洲开放边境，接纳劳工移民，并主动提出成为债权人。这些条件被接受了。当然，这些条件是秘密且“不民主地”接受的，也就是说，拉脱维亚的工农业将面临怎样的命运，拉脱维亚人民对此一无所知。这些条件包括：削减不必要的生产；开放进口关税；削减政府支出和补贴；修改立法和宪法。我认为无需赘述这些条件对普通民众意味着什么。您亲自到拉脱维亚一游，就能亲眼见证其结果。
写到这里，很难平静下来。“2013年前七个月，死亡率已超过出生率5740人。2012年全年，死亡率超过出生率9000多人。几年后，居民数量将再次减少四分之一。人口减少仍在继续，到2030年，拉脱维亚人口很可能只剩下150万！”拉脱维亚总统安德里斯·贝尔津什最近表示：“如果十年后我们的生活水平达不到欧盟平均水平，那么拉脱维亚的存亡就将面临问题。”[2]
在欧洲待了这么多年，很明显，这片土地的人口减少是故意为之。“那些真正掌控地缘政治的人不会允许拉脱维亚人成为一个强大的民族，一个能够维护其居民利益的、能够生存下去的国家。波罗的海地区是一个战略据点，无论谁占领了它，都会影响整个大陆的局势。我认为俄罗斯不太可能做到这一点，但我们很可能很快就会在这里看到北约基地。”
为了净化这片土地，拉脱维亚启动了一套逐步“榨干”和“耗尽”人民活力的机制。……体格健全的人已经离开，而且还在继续离开；商人（我们这里为数不多）也不愿在这里工作，创造就业机会。我认为，压制我们人民的生存能力，也是我们吞并拉脱维亚的总体战略的目标。……拉脱维亚正在通过信贷这种工具被吞并。借助信贷，国际债权人可以控制借款人。[3]
医院和学校缺钱，道路状况堪忧。然而，2014年公务员人数将增加1000人。每名新公务员的工资将达到863拉特。拉脱维亚的官方平均工资为481拉特[4]，养老金为160拉特。我的朋友退休后在一家超市做兼职收银员。在临时合同期内，她工作了200个小时，拿到了第一份工资——170拉特。每小时不到1拉特！为了更好地理解拉脱维亚的物价，我来解释一下，冬天一套三居室公寓的账单要130拉特甚至更多。以欧洲的食品价格，你每月靠40拉特的生活费能维持下去吗？

如果这就是所谓分繁荣，那么其持续的事件未免太短了：

21世纪初，拉脱维亚的精品店鳞次栉比。银行为企业家提供贷款，餐馆和酒店纷纷开业；城市的旅游区得到修复；道路铺设完毕，许多小公司应运而生——每一步都竖立着招牌。欧洲不愿投资翻修的工厂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大型购物中心，墙上挂满了西方知名公司的名称横幅。苏联时期简陋的贸易模式逐渐成为过去，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难以言喻的幸福感，人们盛装打扮，一家人穿着轻便的衣服，手里拿着冰淇淋，欣赏着闪闪发光的商店橱窗，漫步在里加的各个街区。他们的脸上写着：“未来属于我们！”盛大的国家庆典和节日旨在向所有人展示拉脱维亚的改变，现在他们将首先满足社会的物质需求；而民众游行则象征着民族意识的觉醒。消息传到了前苏联加盟共和国和乌克兰，说拉脱维亚正经历着令人难以置信的经济繁荣。我坦白说，当时我访问里加时，也曾对拉脱维亚在黯淡的九十年代之后会经历变革充满希望。即使在苏联时期，拉脱维亚人也试图让人们相信，拉脱维亚不需要工厂和集体农庄，就像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短暂时期一样，这个国家完全可以依靠小规模生产和小型私人农场生存下去。当时人们认为，即使关闭“几家”工厂，拉脱维亚也能变成一个小瑞士——拉脱维亚报纸就是这样称呼拉脱维亚的，并鼓励游客前来亲眼见证这一奇迹。
奇迹昙花一现——不到十年，奇迹就以拉脱维亚人特有的方式悄无声息地消亡了。拉脱维亚人固执地称之为欧洲投资的资金，最终变成了利率高昂的普通贷款。众所周知，汇票迟早要偿还，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一个不工作、只靠借钱生活的人，如何能够偿还债务，也是众所周知的。这样的国家将成本转嫁给了穷人。

以上

参考

1. ^https://work-way.com/blog/2013/08/30/latvijskoe-chudo/

哈耶克大宪章这群蠢货老子已经不想说了！

昨天全球债市哀鸿遍野！

美国三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突破5/100。

法国三十年国债收益率达到4.51/100。

英国三十年国债收益率达到5.72/100。

而刚到国债警戒线的德国也有3.41/100。

家家没钱，到处发债，国民福祉难以维系，还要被美国敲诈，就这吊样还要花钱去买美国武器支持纳粹化的乌克兰。欧洲这些烂坛国家是准备不过了吗？贱人国家立陶宛人均欠债过万美元，200多万的人口负债500亿美元。我国哈耶克大宪章吹捧东欧小国离开苏联发达了，却不知是欠一屁股债的发达。当年格林纳达人均收入比美国还高，人五人六的拒绝美国要求入伙，殊不知这种负债过日子的神经病就没个靠谱的。短短三十年格格林纳达人均负债6万美元，要求加入美国美国拒绝了。欧洲这些无耻的政客借钱满足国民福利维持当下不垮台还情有可原。但是特么的借钱去支持纳粹化的乌克兰打仗这尼玛算什么？

怪不得川普的助手说马克龙一周与那个老女人干几次，用什么姿势干都知道。欧洲这群无耻的政客都是美国的傀儡。为了美元货币殖民续命算是拼上老命了！德国威德尔说的没错，欧盟里的政客都是欧奸，都是出卖欧洲给美国与美元谋利的垃圾！当然这也不能怪他们，始终马歇尔计划的时候已经埋下伏笔，最低关系法就是欧洲的枷锁，媒体软件都是美国的。欧洲哪有什么政治家呢？全特么美国美元提线的木偶。或许也就默大妈品质过硬没有被美国拿捏。小白脸马克龙一边做梦比肩戴高乐，一边各种软肋被美国拿捏，整个就一精神分裂。

老子以前认为欧洲30年内逐一破产，看来老子低估这群无耻的政客了。没准他们挨不过20年。。。

美国开国几任总统都说过民主制度暂时性的东西，不能用的太久。

1：民主制度的本质是福利贿选经不起时间的检查，寅吃卯粮时间越长越是难以持续。

2：民主制度是马斯洛层次需求理论底层需要的天敌，满足福利那叫上街游行，满足不了就打砸抢。

3：民主制度是一种无责任甩锅的最好制度，国家破产完蛋但是找不到负责人，追责更没可能。

今天民主灯塔美国国债很快接近40万亿，其实也就是超过国债警戒线的一倍而已，问题是英国法国意大利日本等所谓的西方发达国家全部超过这个警戒线了！靠着无限发债给当下的人满足福利诉求，请问到时候是打死债权人还是被债权人打死呢？福利贿选时间越长，子孙后代越是悲惨。相信最多三十年美西方一个接着一个的破产，而且破产之前要么是引发战争矛盾转移，要么是国内动荡分崩离析。不管是哪一种结果对于普通人都是灾难。美国有着货币殖民排他性优势都进行不下去，试问没有货币殖民的国家何以自处？

约翰·亚当斯认为，民主会导致无政府状态

在1807年的一篇文章中，约翰·亚当斯对人们的民主愿望提出了警告。根据亚当斯的说法，民主允许人们以牺牲大众为代价，来满足他们卑鄙和不公正的欲望。他不相信政府能控制那些已经堕落的人，因此这表明：

“民主，很快就会退化成无政府状态，这样的无政府状态，每个人都会做自己眼中正确的事情，最终没有人的生命、财产、名誉或自由会得到保障，每一个人都会很快将自己塑造成一个系统，让所有的道德、财富、美貌、智慧和科学的力量，都服从于一个或极少数人恣意的快乐、任性的意志和残忍。”

埃尔布里奇·格里认为，民主使国家充满了邪恶

“我们所经历的罪恶，来自于过度的民主。人民不需要美德，却被虚伪的爱国者所欺骗。”

约翰·亚当斯认为民主，会摧毁国家

尽管约翰·亚当斯在1801年结束了第二任美国总统的任期，但他对民主总是有很多话要说。在1814年写给约翰·泰勒的一封信中，亚当斯抨击了他认为存在缺陷的结构。他写道：

“记住，民主永远不会长久。它很快就会耗尽并谋杀了自己。而且没有哪个民主国家最后不会不自杀。”

本杰明·拉什认为，民主是魔鬼

就在开国元勋们就民主展开激烈辩论时，作家兼医生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认为，民主实际上是邪恶的。他相信民主的人会做任何事情，来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并被腐败和贪婪所吞噬。拉什说：

“民主是魔鬼的政府。”

乔治·华盛顿认为，民主会导致人们做出糟糕、情绪化的决定

在1786年写给拉斐特侯爵的一封信中，乔治·华盛顿谈到了民主的风险，他不认为大多数人还不能做出正确的决定。不过华盛顿也承认，新制定的宪法仍需改进，并建议：

“民主政府的弊病之一，人民往往看不到，而且常常被误导，他们必须经常感觉到这些弊病，才能做出正确的事。但是，这种性质的弊端很少能自己治愈。”

约翰·杰伊认为，宗教可以使民主变得更好

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认为，只要民主受到监管，它就没有问题。然而，他也认为民主会给贪婪的人带来不必要的机会。因此他认为，道德和宗教信仰，可以抑制民主主义。杰伊提到：

“太多的人都热爱纯粹的民主。不过他们似乎没有想到，纯粹的民主，就像纯朗姆酒一样，很容易使人陶醉，并随之产生无数疯狂的恶作剧和愚蠢行为。”

费希尔·艾姆斯将民主比作一座燃烧的火山

费希尔·艾姆斯不是民主的拥护者。他认为这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政府形式，可能会让位于不稳定的派系。几个世纪前尝试过民主的古代文明都崩溃了，因此艾姆斯想要避免这种情况。他说：

“民主是一座火山，隐藏着能让自身毁灭的烈焰。而这些必然会引发火山爆发，导致沿途荒凉。”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警告说，民主可能会导致另一个君主制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知道，建立民主制度是困难的，特别是如果职位只对有一定财富或地位的人开放。在1787年的一次辩论中，汉密尔顿警告说，宪政阶级将导致回到贵族和皇室统治，而殖民者已经对此进行过反抗。汉密尔顿也承认了他的担忧，他说：

“如果我们过于倾向民主，那么我们很快就会走向君主政体。”

詹姆斯·麦迪逊对大多数人没有任何信心

第四任美国总统詹姆斯·麦迪逊，对多数人的力量非常谨慎。麦迪逊以希腊和罗马为例，说这些国家让穷人和未受教育的人，遭受了不体面的待遇。他接着说：

“当多数人因共同的情绪而团结在一起，并产生机会时，小党派的权力就会变得不安全。”

詹姆斯·麦迪逊认为民主是短暂的，而且过于暴力

在1787年的《联邦党人文集》（Federalist Paper #10）中，詹姆斯·麦迪逊写道，真正的民主容易受到派系的影响，大众会以任何少数群体为代价，追随自己的想法。麦迪逊希望美国更像一个共和国，以便更多的阶级能够得到代表。并且认为这种多元化将抑制腐败，并指出：

“民主历来是动荡和争论的景象，也曾被发现与人身安全或财产权利不相容。总的来说，民主的生命是短暂的。”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想要一个更温和的政府

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一直完全相信适度的克制。如果政府不重视自我控制，那么汉密尔顿确信这个国家将会垮台。他提到：“真正的自由既不存在于专制制度中，也不存在于极端的民主制度中，而存在于温和的政府中。”

如果东欧的小女孩被变态德国老板买下来当成一次性拍摄工具，女人用完就锯开算经济繁荣的话，那东欧确实经济很繁荣。

荒无时代的互联网中有多少东欧女孩被核吧玩法整？

前几年去泰国旅游，让我感到很震撼的一点——我看到了国外的选举海报，每个政客都在自己的竞选广告里表示要全民发钱，有人说发一千，有人说两千。。。。。这是真的承诺要发金条，但我看到晚上睡觉的时候，很多泰国流浪汉就睡在曼谷大街上，甚至是大皇宫不远的地方。我在想，他们发的的金条呢？我每看到一个流浪的老太太就给他一点泰铢，怕她今晚就冻死在路边，没多久我的外汇就花光了。

泰国的红灯区玩的也很花，但我没心情去瞧一瞧，感觉很恶心。

东欧也好，美国也好，大皇宫里，白宫里，华尔街里确实是繁荣富裕。但繁荣富裕的东欧人，为什么要去搞那些吃屎喝尿甚至自残相关的色情表演呢？

难道人有钱以后就会变得变态？

我只想要烧了那些大皇宫，或者把那些大皇宫里的人赶出去睡牛棚，让这些穷人的孩子们再也不用继续做妓女罢了，如果有钱人继续把自己的私人财富看作是全社会的财富，并声称那些无家可归，沦为妓女的人，实际上是生活在富裕国家的幸运儿。。。。。那么，他们还不如生活在一个不那么强“富裕”，但不用继续做妓女的国家。

因为繁荣的代价是对接近1700万人口的间接屠杀，那么自然的，剩下的人在统计表上就是光鲜亮丽了

新自由主义大屠杀

Paweł Wargan 著

一

2009 年 5 月 1 日，数十名无家可归者聚集在波兰卡托维兹，纪念国际劳动节。他们举起了社会主义波兰人民共和国的旗帜——那是一个他们口中“食物负担得起、工作充足”的社会。“我们要让五一重新成为捍卫最贫困者利益的节日。”游行的组织者这样说。在那几个小时里，波兰第十一大城市中最被忽视的居民，哀悼着一个他们的处境不仅不存在、而且不可能存在的时代。“你们的冷漠就是我们的判决，”他们高喊。

为什么这场游行——当时无人理会、如今被遗忘——如此重要？它呼唤波兰社会主义过去的意义何在？那个遗产在资本主义复辟后的数十年间被玷污、被掏空。而这场游行，又为何与 20 世纪 90 年代席卷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死亡危机相关？那场危机是和平时期前所未有的灾难，夺去了近 1700 万条生命。

在挖掘历史的过程中，我们常常忽视那些塑造我们经验与记忆的社会关系——尤其是生产关系。正如马克思所写：“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他们的存在，而是他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在一个被资本支配的世界里，人们竭力掩盖工人和被压迫者的姓名、面孔与生活。他们在经济生产与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核心地位被遮蔽。他们所面临的匮乏被丰裕的幻象所掩盖。当他们失去家园、变得衰弱或死去——当他们倒在疾病、饥饿或绝望中，或死于警察的膝下——他们的死亡被归结为“自然秩序”。弱者注定灭亡。犯罪无益。劳动使你自由。诸如此类。卡托维兹的无家可归者游行之所以重要，正在于此：在那一刻，波兰社会中最被边缘化的成员，对一个将他们逐出历史的时代作出了自己的判决。

他们的判决，其意义远远超出卡托维兹——甚至超越波兰本身。它适用于我们反思东欧社会主义崩溃的整个框架。那些以劳动人民形象建立的国家的瓦解，不仅改变了支撑社会的经济关系——那些曾因其社会用途而被珍视的事物与人，如今只因其能否创造利润而被评估；同时，叙事权的平衡也被彻底颠覆。国有工厂被出售，辩证法学者被逐出学术界，工人被从历史记录中抹去。于是，当我们谈论“历史的终结”，谈论自由主义世界秩序的胜利是“进步”的象征时，我们不仅忽视了社会主义社会为劳动者取得的巨大成果，也忽视了资本主义复辟所带来的深重暴力。

当代关于东欧社会主义崩溃的规范性论述，也忽视了这一崩溃对全球积累结构与抵抗力量的影响。它无视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支持第三世界民族解放、建立政治主权以及遏制帝国暴力最极端形式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自苏联解体以来，全球工资下降，粮食获取减少，全球劳动力储备激增。帝国主义与新殖民主义的支配工具——从制裁到美元化，从债务到金融化——使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地区臣服其下。

东欧所谓“解放”的故事，其实是新殖民征服闸门被打开的故事——一场剥削的洪流被释放出来，带来可能致命的后果。积累过程内在的暴力与毁灭，如今威胁着地球上大多数生命的存在，无论是通过气候与环境崩溃，还是通过核战争。

必须将东欧社会主义崩溃的历史从资产阶级的叙事框架中扯出。东欧社会主义项目的毁灭，是美国长期以来的战略目标。它的胜利不仅摧毁了一张庞大的社会安全网——那张安全网曾维系数以亿计的生命——也切断了为那些挣扎于帝国依附与殖民统治下的国家和人民提供支援的生命线。那一代人曾打败德国法西斯，正如苏联诗人尼古拉·马约洛夫所写，他们“让‘人性’一词化为血肉”。然而，他们自身的人性，却被从他们亲手建造并捍卫的社会肌体中撕裂出来。数以百万计的人因此陷入贫困，数以十亿计的工人被迫接受新的全球性剥夺秩序。对于目睹这一切的人来说，这无异于一场灾难——是一场历史性的倒退，是数百年来解放斗争中的一次巨大挫折。

这些被夺去的生命不仅仅是悲剧的象征，更直接否定了西方对二十世纪政治经济的传统理解。从非西方的角度看，东欧的崩溃并非“转型危机”，而是人类生命的可怕中断——土地、劳动与资源被征召去满足民族寡头、最终又满足帝国中心贪婪的胃口。这一时期重演了殖民种族灭绝的熟悉逻辑，只不过其手段换成了当代积累的技术。它不是那种掠夺土地、任命傀儡、屠杀抵抗者的殖民政治——那种政治的终点是集中营或屠杀场。相反，它是一台新自由主义的统治机器，其活塞包括结构调整、私有化、金融依附与意识形态工程。尽管披着经济理性的外衣，这些进攻的结果丝毫不亚于炸弹的杀伤。

从 1991 年至 2019 年，近 1700 万人死于东欧资本主义复辟的后果——这些死亡既非偶然，也非附带，而是为了将这些地区重新嵌入全球资本积累体系所必需的结构性暴力。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一场新自由主义的大屠杀——而这段历史的篇章，已被从我们的史书中撕去。

资本主义的双重暴力

我们该如何理解笼罩社会的系统性暴力——那种常被归因于“人性”的暴力？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研究了早期英国工业化社会的生活条件。大规模制造业的兴起撕裂了封建社会的结构，把财产集中在新兴资产阶级手中。为支撑这种生产热潮而建立的大型工厂同时也集中人口，将农民与小生产者迫入愈发拥挤的城市以求生计。工人越多，资本家支付的工资越低。随着人口膨胀，英国城市成为财富与贫困并存的场所。恩格斯写道：“伦敦东区是一片不断扩大的污浊悲惨之池，当人们失业时是饥饿的炼狱，而在工作时则是肉体与道德的堕落。”

恩格斯试图揭示这种由贫困所生产出的可憎死亡——不是由子弹、炸弹或割喉所造成，而是由社会条件本身造成的。英国的工人把这种死亡称作“社会谋杀”。那是当个人因社会环境而早逝、且这种早逝被制度性地再生产时发生的谋杀。

英国统治阶级对工人发动了一场“社会战争”。父母们天不亮就出门，直到深夜才归，留下孩子与婴儿自生自灭。缺乏医疗，他们成了“神奇疗法”公司的猎物。工人为了孩子购买昂贵的药丸，药丸掺杂着鸦片，却在不知不觉中毒害他们。肺病、食物中毒、伤寒、猩红热、结核病与其他疾病在这些拥挤的社区中蔓延。阴暗、密集的居所意味着许多工人死于自家炉火旁的窒息。酗酒、自杀以及其他“死亡”无处不在。在 19 世纪中期的利物浦，每千人中平均有 3.344 人死于非命，这个比率远高于当时其他城市。对于当时的英国工人来说，生活是一场不断被延续的悲剧，每一次呼吸都伴随着死亡的威胁。

这段文字揭示了一个双重的危险。它一方面描述了富人和统治阶级如何利用社会史来为自身辩护——他们“必然”地取得成功；另一方面也警示我们：这种状况不仅意味着死亡，更意味着死亡的结构性再生产。它并不只是关于死亡本身，而是关于一种延展至社会最底层的压迫链条——从城市贫民窟的地板到高楼之巅——一种持续不断的压迫体制，它让工人们为雇主的繁荣付出生命的代价。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暴力：一种不通过枪弹、而通过剥夺、饥饿与疾病实施的谋杀。恩格斯写道，统治阶级“不会承认——甚至不会对自己承认——工人阶级的困苦、贫困与苦难，是其自身的道德责任所在。”换言之，那种冷酷而系统的资本主义暴力，被排除在历史记录之外。

当我们研究历史时，我们往往只研究某个特定阶级的历史。封建社会的主流史学记录了国王更替与王权争斗，却未曾记下那些织布、种粮、供养君主与地主的平民的名字。早期资本主义的历史同样如此——那是一部关于“勇敢企业家”的英雄叙事，而非关于生产他们财富的工人的历史。由于犯罪与贫困的叙述主导了社会想象，这段历史并不承认被支配者的痛苦与反抗。统治阶级控制着出版、教育、新闻及知识生产的领域，他们的物质权力转化为对意识形态的统治。由此，社会不平等的意识化被压制：通过限制被压迫者的教育与生产，记忆被削弱。社会谋杀带来的是双重的死亡：生命被终结，记忆也随之被抹去。

这种动态——在各国以阶级压迫的形式体现——同时也在全球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地理中运行。帝国主义的风暴席卷全球，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榨取资源、摧毁生命。在这个过程中，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被内化为全球体系内的不平等，造就了某些国家的特权与他国的贫困。正如恩格斯笔下的曼彻斯特，全球范围内的劳动储备为灾难性工资与工人过剩所支配。马克思早已预言，这种积累的逻辑终将导致“社会财富的源泉——工人自身——枯竭”。

如今，持续增长的利润冲动让资本将人类生命与自然降格为其系统破坏的原料。这种过程在积累链的每一个环节为资本家带来回报：一个工人过早的死亡，可以减少工资与医疗开支，从而让可榨取的剩余价值得以延长。

资本主义造成的贫困与剥夺是惊人的：超过二十亿人遭受粮食不安全，三十亿人无法吃饱或没有炉灶，近四十亿人无法使用安全的卫生设施，十五亿人缺乏最基本的医疗服务。正因如此，资本主义的结构性暴力并非仅仅表现为一种“自然现象”，它同时构成一种系统的消灭过程——一种无法与种族灭绝区分开的积累逻辑。每年有五百万人因得不到基础医疗而死；每年有九百万人死于饥饿与营养不良；每年有一百万人死于因饮水与卫生条件恶劣引起的腹泻病。每年有十万人死于无家可归与不适居的住宅条件。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估计，未来到 2030 年，全球仍将有 6900 万儿童死于贫困、疾病与饥饿。而全球约有 5000 万人生活在强迫劳动的奴役状态之下。正如加里·勒奇所言：“资本主义导致的死亡，构成一种种族灭绝式的社会秩序，它以阶级为界，将最贫困的南方人列为受害目标。”

在帝国主义体系中，这种结构性暴力并非天生的或“无意识”的——它不仅仅是积累结构的被动产物。相反，这种暴力有其目的：消灭那些缺乏生产力、无法为积累做出贡献的人。结构性暴力以武力为后盾，从炸弹与子弹中获得助力。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帝国主义的暴力持续扩张。它在冷战与新自由主义秩序下发动了一系列战争与干预——从加沙的屠杀，到在南方国家施行的政权更迭、经济破坏与金融掠夺。这些暴行不是偶然，而是帝国主义未竟“冷战”的延续，是它对苏联、对中国、对一切革命尝试的报复。当帝国主义无法在战场上击败社会主义国家时，它便将战争扩展至全球的基础：通过制裁、债务与美元霸权，向第三世界国家发动结构性的经济进攻。这种体系的执行者——由数以百万计的生命组成——构成了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难以言说的代价。

帝国体系的学术与文化机构复制着这种暴力：它们重新界定研究范式，使帝国的罪行与受害者的历史同时被抹去。自由主义自诩为文明的继承者，却将这种继承建立在征服与毁灭的叙事上。学术机构划定了“合法研究”的边界，压制一切超越资本主义逻辑的知识。非政府组织与慈善网络则通过“人道主义”的面具掩盖资本主义造成的结构性不平等：它们延续了对妇女、劳工与第三世界的剥削。社会主义国家在这一体系中被边缘化，它们的贡献被遗忘——而它们所提供的解放愿景，正是对资本主义及其记忆结构的最强有力反驳。

社会主义作为解药

若我们将注意力与思想重新集中，就足以反驳那些声称，社会主义造成饥荒、战争与灾难的陈词滥调。相反，社会主义的真正目标是终结这些苦难，使人民得以自由、和平地生活——不仅因为他们被满足的需求得到了实现，更因为这种实现从根本上推翻了资本主义为少数人积累财富的逻辑。

从苏联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建设几乎消除了困扰人类数个世纪的屈辱：饥饿、失业、无家可归与贫困。在国家层面上，这正是因为社会主义进程实现了我们与经济关系方式的根本革命。资本主义的特征，是交换价值对使用价值的统治。生产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创造利润。利润动机要求不断追求更高利润，不仅要将公共财富转移给私营部门，还要通过私有化和紧缩政策压榨工人。工人的工作成果被提取，而他们得到的报酬却不足以维持体面的生活。通过消除利润动机、将使用价值置于交换价值之上，社会主义革命者能够从经济方程中移除资本积累逻辑，把收入的增长引向扩大生产能力、资助公共福利、维持与保卫国家。

这一体制的成果——尽管几乎每个社会主义项目都遭受了极端例外状态的压制——仍是显而易见的。在苏联，平均寿命从 1917 年革命前的约 27 岁上升至 1955 年斯大林逝世后的 68 岁。到 1983 年，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显示，苏联的平均热量摄入已与美国持平，而东欧集团的无家可归与失业几乎被消灭。从 1949 年中国革命开始的数十年间，超过 8.5 亿人摆脱了极端贫困，占全球贫困减少的绝大多数。尽管受到严重的封锁与制裁，古巴依然拥有全球最高的社会发展指标之一，其人口受教育程度、医疗普及率与生态可持续性均名列世界前茅。那些美国和西方的反共宣传中常被展示的廉价超市货架，与社会主义国家中普通人民的购买力之间几乎没有可比性。如今，美国境内的饥饿现象依然普遍，而社会主义国家早已实现了物质丰裕。

向社会主义经济的转变，意味着分配问题不再受制于私人资本积累的要求，而是由社会需要决定。这种模式使更广泛的社会阶层成为经济生活的主体。尽管苏联努力强调公民自由，并在意识形态上反对个人崇拜，它仍是社会主义阵营中最早明确将人权定义为集体人权的国家。从 1936 年起，苏联宪法便规定了包括工作权、休息权、休闲权、妇女平等、教育与政治自由在内的社会保障。新法律的根本理念是：解放不是个体提升的问题，而是阶级提升的问题。

正如波兰裔美籍社会学家阿尔伯特·希曼斯基（Albert Szymanski）在《苏联的人权》中指出的那样，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中存在一个根本性的矛盾——生产资料所有权的权利与按劳动获取报酬的权利之间的关系。前者的实践必然意味着生产资料由社会占有、生产的社会化，以及物质分配的平等化。在这种体系下，社会的阶级基础决定了国家与公民之间的权利主张：国家被视为劳动阶级集体意志的体现。资本主义即使在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论述中，也被普遍承认为与集体权利不相容。任何国家所能保障的权利，必然由生产关系与阶级权力的分配决定。

当《世界人权宣言》（UDHR）草拟时，苏联积极推动将社会与经济权利纳入其中。通过社会主义国家的努力，宣言最终确立了包括劳动权（第 23 条）、享有适当生活水平的权利（第 25 条）以及受教育权（第 26 条）在内的集体性社会权利，并确认人类有权“参与社会的文化生活，分享科学进步及其利益”（第 27 条）。苏联代表团主张：这些权利必须得到国家的积极保障——“不再饿死”应当被视为与“新闻自由”同等的重要；医疗、教育与社会福祉的保障，不仅是生存权的前提，更是自由的基础。

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Friedrich Hayek）曾批评这些条款“带有极权主义色彩”，因为它们赋予国家重新分配权力，挑战了资本主义赖以存在的核心逻辑——即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但正如列宁所言，社会主义的目标不是让少数人获得自由，而是让人类整体获得解放。

如果社会主义的发展确保了一个更公平的分配体系，它同时也推动了全球性国际主义政策的落实——即阶级斗争向国际领域的延伸。这种国际主义的延伸，赋予了社会主义世界新的道德与政治高度：它挑战了帝国主义依附结构，并建立起普世健康、教育与社会保障体系。从波兰人民共和国到古巴共和国，社会主义国家的大学向全球南方的学生开放，尤其是来自被压迫国家的青年。例如，东德的医学院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培养医生——在 1951 至 1989 年间，共有超过 64,000 名医生与 78,000 名教育者在东德免费受训，然后回国参与本国的卫生与教育建设。如此一来，社会主义不仅对抗了帝国主义的“人才掠夺”，也直接削弱了资本主义国家在医疗领域的结构性统治。古巴的“拉丁美洲医学院”培养了来自 122 个国家的 30,878 名医生，这一教育体系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医学院完全不同——后者的目标是盈利，而非公共卫生。通过其“国际卫生合作计划”，古巴向 165 个国家派遣了超过 6 万名卫生专业人员与技术员，为全球贫困国家提供医疗支持；而美国却通过制裁阻碍这些项目的实施。同时，古巴的扫盲运动至今仍在帮助那些被帝国主义摧毁的国家实现历史性的教育转变。

社会主义阵营不仅培养了医生，还培养了建设者、建筑师与城市规划师，以协助新独立国家摆脱殖民依赖。他们设计并建造了工业厂房、基础设施、土地复垦项目、住房、学校、大学与公共建筑。在加纳，恩克鲁玛政府邀请来自东欧的专家与技术人员，他们与加纳建筑师、工程师并肩工作，帮助这一欠发达国家迈向现代化，留下了建筑史上的奇迹。波兰的“马斯托普罗伊特”和“布达佩斯工业规划院”等设计机构，为非洲与亚洲国家制定城市规划方案。南斯拉夫的建筑师与工程师则在中东和非洲推动社会住房与基础设施建设。到 2000 年，社会主义的设计学院培养了数以千计的建筑师，他们在全球南方传播现代主义建筑理念。

帝国主义的代表——正如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所指出的那样——“沿着两条腿行走”：经济全球化的新自由主义与政治干预主义的军国化，后者包括“先发制人的战争”。面对这两条战线，社会主义阵营的最根本贡献是支撑了国际反帝斗争的基础力量。正是在苏联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援下，反殖民斗争得以展开，反帝力量得以组织。从苏联援助的武器与古巴军队开始，非洲的解放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安哥拉与莫桑比克赢得独立，南非种族隔离制度被推翻；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的胜利，帮助朝鲜保卫了主权；越南军队的胜利终结了殖民与美国的干涉；阿拉伯地区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抵抗了不断扩张的犹太复国主义。

然而，当苏联解体后，西方帝国主义重新掌握了霸权。面对革命浪潮，帝国主义阵营发动了意识形态攻势，试图削弱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冷战后期，社会主义阵营支撑的防御性与进攻性反帝联盟瓦解，全球南方在资本主义积累逻辑的压迫下被迫退回——他们失去了行使主权的空间，而这一空间正是社会主义曾经帮助他们赢得的。

事实上，即便是帝国主义者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些成果。社会民主主义的共识无法在真空中诞生；它是由共产党运动的崛起推动的——由以苏联为指导中心的力量，促成了“新政”至战后共识的形成。正是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在全球的威胁，迫使西方统治阶级做出前所未有的让步：限制垄断权力、扩大公共工程项目、承诺社会保障与就业。

这种社会民主主义的妥协同时也伴随着史无前例的反共浪潮：在美国，麦卡锡主义的恐怖统治、政治迫害与反动势力的崛起；在欧洲，法西斯主义的遗产被重新塑形，用以镇压南欧与东欧的社会主义运动——尤其在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与希腊，美国的军事与核力量帮助资本主义阵营稳定大陆局势，防止替代性政治项目的萌芽。北约不仅削弱了欧洲社会主义政党的影响，也压制了非洲与亚洲的反殖斗争。马歇尔计划、杜鲁门主义与欧洲资本的整合，催生出最终将成为欧盟的脆弱而高度监管的“社会民主主义”共识，其内部矛盾依然存在——这种妥协维系在社会主义威胁的阴影之下。一旦苏联解体，这个共识立刻崩塌，战后时期的社会成果被西方资本重新夺回。在这种反转中，社会进步的道德基石——那些本可为工人带来希望的进步成果——被资本主义的消费秩序重新定义。新自由主义通过剥夺社会主义契约的遗产，确立了以消费为导向的意识形态：以汉堡、广告与信贷取代工作、住房与尊严。

东欧的陷落

社会主义在东欧的崩溃不仅意味着国内政治经济体系的转型，更代表着帝国主义积累模式的癌性扩张——侵入此前被社会主义封闭的领土。当社会主义崩溃时，其生产能力、自然资源、劳动力与市场皆被西方资本所吞噬。这种转变贯穿社会的整个织体：结构调整、私有化、人才与劳动力的外流，以及东欧经济被迫在不平等的条件下融入全球价值链，这一切都掏空了原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能力。消费主义宣传、教育课程的更改以及媒体机构的资金重塑，共同构建起了意识形态的支架，使得这场“进攻”得以成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意识形态与物质层面的战争交织在一起，旨在确立资本主义作为唯一可能的政治现实。

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所称的“新殖民主义（neocolonialism）”的特征——这是一种控制形式，不必以枪炮为手段（尽管枪炮始终在背后充当支撑），而是通过一个复杂的经济渗透、政治操纵与文化霸权的矩阵实现的。

在这种体制下，一个国家可能在国际法框架内名义上保持独立，但其实质性的经济主权却被帝国主义利益与跨国制度框架所支配。这些框架被建立出来，正是为了服务帝国主义的目标。
在东欧转型的过程中，还有更深层的东西在起作用。如果说新殖民主义是“革命的反面”，即一整套旨在阻止政治解放向经济主权转化的反革命技术的集合，那么对苏联的袭击便是这种技术的典型体现——它在旧制度的灰烬上迅速建立起新的经济与政治制度。这正是帝国主义“征服”的一个过程。

这种经济转型是在诸如哈佛国际发展研究所等机构的推动下完成的，该机构获得了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数千万美元的资金支持，并通过更多的赠款管理数亿美元，用以“指导”东欧国家的过渡。这一过程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与国际贸易协定所施加的附加条件而得以实现。这些条件要求各国开放经济、引入外国投资、削减贸易壁垒，并将国有资产出售给（主要是外国）私人投资者。那些在数十年社会主义建设中积累的生产资产被切割、分解并吸收进资本体系之中——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财富转移之一。结果，出现了一种新的依附型发展形态，与第三世界国家在新殖民主义之下所经历的境况极为相似。先前依托稳固供应链与工业体系而存在的经济，如今被改造成向上层——国家资产阶级——榨取资源的结构，并最终将财富外流到华尔街。

曾经的社会主义经济被重组为原材料、廉价劳动力与西方商品市场的供应地，而不再是自主发展的场所。例如，在波兰，至2000年代初，外国资本已控制了70%的银行业、60%的工业与30%的土地。在俄罗斯，1992年至1994年间约有14,000家国有企业被私有化——约占全国工业的70%，资产价值达数十亿卢布；1992年通货膨胀率高达2520%，几乎抹去了普通公民的金融储蓄；1989至1996年间，政府医疗支出实际下降了57%。这一模式在整个地区重复上演。公共预算被削减，外资攫取了经济中最具利润的部门，而那些无利可图的产业则被留在国有体系中，以便进一步证明“公共所有制的低效”。在俄罗斯，计划经济体系被摧毁，国家经济转向依赖石油、天然气与其他资源租金的体系，不再容纳庞大的劳动力，而是制造了失业人口的爆炸性增长。

对东欧的攻击在政治层面上也体现为改革缺乏民众授权。人们清楚这些改革将带来何种苦难，因此所谓“休克疗法”只能以行政命令形式强行推行。在波兰，财政部长莱谢克·巴尔采罗维奇（Leszek Balcerowicz）于1990年1月推出“巴尔采罗维奇计划”，比首次议会选举早了近两年。在俄罗斯，经济改革如此不得人心，以至于第一副总理阿纳托利·丘拜斯（Anatoly Chubais）——被称为“国家首席休克治疗师”——不得不通过总统法令而非议会授权来推行。这些过程被多重控制技术所推动：在格鲁吉亚与乌克兰，是“政权更迭”；在南斯拉夫，是战争；在波罗的海与东欧，是加入欧盟与北约的进程。这些国家被纳入帝国主义体系后，依靠补贴得以稳定，却反过来与任何采取不同政治经济路径的国家为敌。国家原本所拥有的关键职能——如经济治理、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被逐步从政治领域中剥离，在东欧的大部分地区让位于跨国控制。

这种经济与政治控制伴随着一种“认识论的帝国主义”——即西方经济学理论与模式的强加，使得任何替代性的发展道路被视为“非科学”与“落后”。来自哈佛、麻省理工等著名院校的经济学家作为顾问进入东欧国家，将新古典主义的经济范式作为“科学真理”输出，而非一种意识形态选择。
这些“资本主义的传教士”表现出惊人的傲慢——他们无视当地知识与社会现实，用抽象模型强行推行政策，却对社会后果漠不关心。这种意识形态攻势扩展至教育领域。德国统一后，最早的“过渡措施”之一便是解散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机构与大学系所，驱逐或重新分配其教师，并将此举描述为“自由化”与“科学去意识形态化”的过程。整个东欧的大学体系在索罗斯开放社会基金会等机构资助下，系统性地将人文与社会科学重定向于西方自由主义，实质上实现了思想生产的殖民化。美国机构如USAID与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也逐步掌控媒体。到乌克兰时，10家媒体中有9家获得美国资金支持——这一事实在2025年特朗普政府撤资时才被公开揭露。

这种帝国主义重组催生出一种“不均衡且复合的发展”形式：西方式的繁荣（通常集中于首都）与广大地区的去工业化和贫困并存。社会学家戈兰·瑟伯恩（Göran Therborn）将其称为“新的欧洲边缘地带（a new European periphery）”——那些被经济依附、人口衰退与政治边缘化所困的区域，成为反动政治的温床。这一进程的人类代价——以数百万过量死亡为计——并非附带损害，而是帝国主义工程的必然结果：一种旨在将人口与资源从属于资本积累逻辑的体系性暴力。

大崩溃

2007 年初，在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工业区的一处废墟中，人们发现了 2002 年至 2005 年间被性贩卖、年龄最小仅 13 岁的 300 多名年轻女性与女孩的尸骨。这一发现帮助揭开了该地区 400 多宗失踪案件的真相，也暴露出一种新型经济秩序的显性表现——在这种秩序中，劳动不再是社会再生产的手段，而是资本最残酷的积累与浪费策略的场域。社会保障体系瓦解，犯罪不再受控，弱者成为商品化与暴力的对象，规模之大前所未见，即便与帝国主义与世界大战时期的社会贫困相比亦不逊色。

这场骇人的故事揭示了一个常被数据与统计掩盖的现实。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使东欧人民在和平时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难。在俄罗斯， GDP 下降 40%，工业产量减半，工资水平腰斩。贫困率从 1987 年的 2% 暴涨至 50%。在那些年里，俄罗斯男性平均寿命减少 7 年，女性减少 3 年。在波罗的海国家，寿命缩短 4 年；在匈牙利，出生率降至“自大萧条以来未曾见过的水平”。生育率骤降，生命的延续似乎再无希望。与此同时，性暴力猖獗。联合国报告指出，超过 50 万 名俄罗斯女性被迫卖淫，其中许多人陷入性奴役。最新研究显示，从 1991 年至 2019 年，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因贫困与绝望所导致的过量死亡人数达 1690 万——这是除战争与饥荒之外，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人口灾难之一。

正如恩格斯所言，恶习渗入了这些国家的社会机体。酗酒现象蔓延，人们甚至试图将其归结为某种“东欧特性”——某种原始的、东方的、需要“文明化”的东西。西方人来到乌克兰和俄罗斯，寻找所谓“斯拉夫灵魂”，而这类追寻往往掩盖着更具掠夺性的动机。但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一样，酗酒的根源其实是绝望与疏离。“酗酒不再是一种可以归罪于个人的恶习，而是由社会条件所必然产生的现象，” 恩格斯写道：

“它成为一种现象，是特定条件下不可避免的结果，作用于一个对自身处境无能为力的个体。他孱弱的身躯，被污浊的空气与恶劣的食物所削弱，迫切需要某种外部刺激；而他的社会需求若只能在酒馆中获得满足，他又如何能抵御诱惑呢？”

正如恩格斯时代一样，当国家医疗体系崩溃时，各种伪科学与巫术开始充斥市场，利用资本的欺骗性天赋大肆牟利。凡经历过1990年代东欧生活的人——从波兰的格但斯克到俄罗斯的符拉迪沃斯托克——都会记得那些“算命女巫”，她们收取少量兹罗提或卢布，为人占卜长寿之术。街头小贩兜售具有“疗愈力”的石头、水晶，或自出版的“探测辐射”指南——声称能感知物体的灵能。在俄罗斯，神秘主义席卷社会，电视节目兜售“灵性疗法”，承诺治愈病痛、带来繁荣。这种神秘主义的蔓延，也带有明确的政治维度。在波兰，天主教会获得巨大政治影响力，违背民意开始游说废除社会主义时期的堕胎法。1993年，波兰推行了新法律，取代原先那条允许在经济困难情况下堕胎的社会主义时代法案——那是当时世界上最进步的堕胎立法。到2021年，堕胎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被全面禁止。

正如恩格斯所言，那时死亡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实。1990年代的俄罗斯饥荒程度，堪比1947年战后饥荒；其死亡率甚至超过了战后营养不良与斯大林晚年集中营囚犯死亡率的总和。“资本主义复辟时期的死亡人数，比帝国主义者所称的‘社会主义最黑暗时刻’——苏联大饥荒——还要多。”在社会主义崩溃后的十五年间，俄罗斯的死亡人数超过了一战全程，几乎与二战的平民死亡相当。资本主义复辟所导致的死亡人数，是1930–33年苏联饥荒的两倍。值得重复的是：这场长期的死亡危机一直持续到2000年代，前社会主义国家中约有1700万人死于非命。

对该地区死亡原因的综合研究表明，死亡率与私有化程度呈直接正相关关系。激进的私有化导致死亡率上升13%至21%，这一模式在1989年至1994年间的22个东欧国家中普遍出现。那些较为缓慢推进私有化的国家——如白俄罗斯与斯洛文尼亚——死亡率的上升幅度显著较低。《柳叶刀》发表的研究结论明确指出：“迅速的大规模私有化作为经济转型策略，是后社会主义国家成年死亡率差异的关键决定因素。”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议程至今仍未改变。即便社会主义早已崩溃，资本主义复辟所带来的暴力与死亡证据依然清晰可见。在2021年白俄罗斯未遂的“政权更迭”事件中，欧洲议会通过决议表示“遗憾”，称白俄罗斯政府“未能遵循世界银行与IMF的建议进行私有化与紧缩政策，未能促进‘创业精神’”。决议还表示“关切”，认为该国“国家法规对私营部门不友好，尤其是最低工资不应低于十家最成功国企的平均水平”。这正是政权更迭的“马尔萨斯式小字条款”：针对一个“尚未被彻底压服”的国家，要求其进一步下跪。

拆解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或其残余——并非偶然副作用，而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与帝国主义依附体系得以重建的必要前提。马克思早在对“原始积累”的分析中指出，“无产阶级的形成，必然以暴力剥夺人民的生存手段为条件。”在后社会主义的东欧，这种剥夺不再体现为圈地运动，而是公共服务的拆解——那些曾支撑庞大工业劳动力的“社会公地”（social commons）：住房、医疗、托育、食堂与带薪休假等，为工人阶级所保障的集体权利，一夜之间被抹去。

社会主义法律所确立的集体权利被私人积累的权利所取代。失业激增，随之而来的是酗酒、自杀、心脏病与谋杀的雪崩。匈牙利的研究发现：工人失去工作控制权、周末劳动时间增加、失业威胁上升，这些因素显著提高了心血管死亡率。另一研究指出：“年龄分布与压力累积的作用，使东欧的绝望死亡率与北美的‘绝望流行病’相当。”随着社会主义国家体系的崩塌，美国资本主义社会的疾病——此前从未出现在发达社会主义世界——在东欧全面爆发。

随经济崩溃而来的，是“民族团结共同体”的瓦解。社会主义国家融入全球资本体系，扩大了劳动者与能接触国际资本的自由精英之间的鸿沟。这不仅是经济差距：在匈牙利，1980至2001年间，无大学学历男性的死亡率上升57%，而受教育男性仅上升3–7%。这种差距揭示了资本主义复辟暴力的本质：它最严重地打击了工人阶级与农村人口——恰恰是那些在社会主义下受益最多的群体。

这场灾难还有地理维度：资本与投资集中于城市中心，造成区域差距的出现与扩大。匈牙利的研究表明，私有化及其带来的艰难与控制权丧失，违反了长期存在的社会契约，成为政治反动兴起的导火索——在社会主义被摧毁的空白中，为工人阶级提供了新的社会与经济叙事。从高加索到乌克兰，这些反动势力成为帝国主义扩张的工具，通过制造民族冲突来分裂该地区，将其纳入跨国体系，并最终攫取其矿产财富——这些政策的后果，如今正以数十万人的生命为代价，在战场上被兑现。

关于两种暴力的后记

团结工会领导人、后来的波兰总统莱赫·瓦文萨（Lech Wałęsa）曾说，他的运动“推翻了社会主义，却连一块砖都没扔，也没有打碎一扇窗户”。对此，美国历史学家迈克尔·帕伦提（Michael Parenti）讽刺地回应：“或许这说明的不是瓦文萨的力量，而是社会主义者的温和。”回顾当时的世界历史格局，我们不得不承认，社会主义体系在崩溃前所展现出的非暴力程度令人震惊。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瓦解，与那些试图克服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革命运动所遭受的暴力相比——后者往往以数千万条生命的代价换来短暂的胜利——便更能看出这种讽刺的悲剧意味。殖民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终结，往往伴随着压迫者的暴力与被压迫者的反抗烈火；而社会主义，却似乎只是“自行坍塌”。

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暴力的辩证法？谁在制造暴力的场域？谁在入侵、掠夺与奴役？是谁强加并继续强加那种让数百万人每年在沉默中死去的社会条件？是谁操纵着无人机与 bunker 炸弹，以维持这种致命的现状？左翼阵营中，许多人依然深受多梅尼科·洛苏尔多（Domenico Losurdo）所称的“被征服者的自我鞭笞”之害——他们不断为过去的社会主义与反殖斗争道歉，却忽视了暴力的本质始终由帝国主义界定。正如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所言：“自由斗士会痛苦地明白，是压迫者决定了斗争的性质，而被压迫者往往别无选择，只能采用与压迫者相似的手段。”

事实上，社会主义并非“和平倒塌”。资本主义复辟的暴力是系统性的、全面的。这种暴力不仅摧毁了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也摧毁了社会结构本身。东欧近一千七百万死者，并非暴力政变的受害者，而是被系统性剥夺政治权力的劳动者。他们的死亡源于一场灾难性的积累崩溃——这场崩溃拖垮了所有原本维系社会生活的制度。资本主义复辟的设计者非常清楚：快速私有化必然导致大规模社会崩解；但他们仍然推进，认为这些死亡只是“市场改革”的可接受代价。加诸在苏联与东欧人民身上的暴力是结构性的——被制度化、被常态化，并被意识形态机器掩盖，用以抹除社会主义的记忆。

我使用“大屠杀（holocaust）”一词，就是有意而为之——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比“记忆”更强烈的词语，去指称那种依旧存在于我们社会中的暴力。这些死亡营地仅仅代表了资本主义堕入野蛮的最后阶段之一。奥斯维辛（Auschwitz）是一个延续体的终点，每一次资本主义危机中，国家对暴力的垄断都被动员起来维持现状。那些被剥夺尊严、死于绝望的人们，其死亡早于屠杀场的建立。这种道德审判之所以严厉，正是因为我们可以对比：并非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在 1990 年代崩溃，那些保持社会主义模式的国家（如古巴），比堕入资本主义剥削的国家表现得好得多。俄罗斯男性预期寿命从 1990 年的 63.8 岁降至 1994 年的 57.7 岁；而古巴在苏联解体后依然将男性预期寿命从 72.2 岁提高到 2000 年的 74.2 岁。这种巨大差异无法归因于文化或历史因素，而源于两种经济组织方式的根本分野——一种将生产力用于改善人类生活，另一种则将其用于填满少数人的口袋。

从华盛顿及其在东欧的代理人角度看，这场死亡危机并非“转型失败”，而是其成功。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公共财富与权力向跨国资本和本地买办阶层的集中；粉碎了抵抗力量；截断了那些削弱利润的生命；并以意识形态机器稳固新秩序。近一千七百万人的死亡几乎未在当代史书中留下只言片语，他们的记忆必须被重新召回。东欧新自由主义大屠杀的受害者，应当与历史上无数殖民灭绝的受害者并列铭记。他们的牺牲提醒我们：为了人类的需要而非利润组织社会，不仅是可能的，更是必要的。捍卫那种新秩序——不惜一切代价——正是政治良知的起点。纪念他们，不是哀悼，而是一种行动：这是拒绝现状、建设一个摆脱剥削世界的第一步。

瓦文萨执政时期（1990-1995年）虽然推行了经济转型，但并未完全放弃经济民族主义，私有化进程相对谨慎。然而，休克疗法的实施仍导致国企大规模裁员，失业率从1990年的0%飙升至1992年的11%，1993年更达到16.4%。与此同时，原有的福利被快速拆除，而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却未能及时建立，弱势群体缺乏缓冲。

私有化过程中的腐败问题（如1995年国民银行低价出售丑闻）加剧了民众不满，许多人认为改革成果被少数权贵窃取，形成了“寡头政权”。

此外，区域发展严重失衡，华沙、波兹南等西部城市因外资投入（如德国制造业转移）而繁荣，而东部“锈带”地区（如卢布林）则因传统工业崩溃陷入长期衰退，进一步加深社会分裂。

由于经济动荡，民众对政府信任度下降。1991年10月的议会大选投票率不足50%，20个政党中没有一个得票率超过13%。1993年选举中，瓦文萨黯然下台，左翼联盟（SLD）获胜，但经济仍未见明显好转。1995年初政府改组后，经济依旧低迷，政治动荡甚至导致左派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和右派总理（奥莱克西）共存的局面，反映出转型期的深刻社会矛盾。

波兰经济转型后虽然取得了GDP增长和私营化比例提升等宏观发展，但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使其仍处于"进行中工程"状态。

2003年，波兰某些东部地区失业率高达40%，远超全国18-19%的平均水平，约10-15%的劳动力因长期失业彻底退出就业市场；同时，前政权精英通过"自发私有化"侵占国有资产，形成新的权贵阶层，几乎要成为欧盟中最不透明的国家。

波兰财政与社会保障体系濒临危机，养老金改革屡遭延迟，2004年基建投资仅占预算5%；私有化进程严重受阻，2004年上半年收入仅为预算的12%，能源等敏感行业改革停滞。基础设施短板明显，全国高速公路仅483公里，铁路老化严重，R&D投入远低于欧盟标准。80%出口依赖欧盟市场（其中德国占31%），兹罗提升值17.3%削弱出口竞争力；FDI从峰值回落，外资结构向"绿地投资"转变。社会分化加剧，东部波兰40%民众认为生活水平恶化，青年失业引发移民潮，政治动荡导致政府更迭频繁。

因此在各种因素的推动下，波兰于2004年加入欧盟经济，得到进一步改善。

在波兰经济转型过程中，西部地区（如华沙、波兹南等）通过积极融入欧盟市场、吸引外资投入和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实现了较为显著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得益于毗邻德国的地理优势和欧盟结构基金的扶持，该地区制造业和服务业有所发展，这种相对良性的经济发展态势使得当地民众对支持欧洲一体化的中右翼政权普遍持较高满意度。

这是到2004年波兰经济的现状，更不要说到了2008年经济发展的情况了。

在这种经济转型带来的区域发展失衡和社会分化的背景下，波兰国内形成了明显的政治地理分野：经济相对发达的西部地区（如华沙、波兹南）长期支持主张经济自由化和融入欧盟的中右翼政党公民纲领党（PO），而经济滞后的东部"锈带"地区（如卢布林）则倾向于支持社会保守、主张经济民族主义和国家干预的法律与公正党（PiS）。

因此你说东欧剧变之后，经济有发展是可以理解的，但你要说迅速繁荣那是不太对的。

日本打了美国，曾经的世界第二经济体

德国打了美国，现在的欧洲经济发动机

中国打了美国，现在的世界第二经济体

苏联不打美国，现在解体了

充分说明，要繁荣富裕就要打美国。

东欧有些国家女性卖yin比例超过了86%，欧洲子宫的名头可不是白叫的！男人也没得跑，东欧现在也是欧洲的生产基地。

想富裕并不难。一是要肯出卖尊严和肉体。二是肯接受奴役和不平等交换。三是放弃发展和独立自主的机会。

例如东方某大国。甘心做血汗工厂时，国际关系好得很。女孩子是全世界出名的easy girl。最优秀的年轻人去国外打高级工，其他的年轻人在国内打低级工。积累几十年的财富，就让欧美列强用金融或医药疫苗来收割一波。

如果你愿意这样坐吃等死慢慢在种族国家竞争中死去和消亡，那就一直接受这样的富裕也未尝不可。

但绝大多数中国人不愿意接受永远被奴役被压榨以及失去独立发展机会而逐渐消亡的命运。就象现在常说的，你打工再风光最后也是一场空，因为地盘是别人的。所以打工到一定阶段，就要独立自主，自己创业，打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

中国自毛主席周总理制定好改革开放向先进国家学习的大方向以后，就是1976-1983年出现过一段时间的逆流，随后1983年底，总设计师就任jw主席，再次拨乱反正并推动改革开放至今，中国已经取得了极大的发展。但中国在开放的同时，一直保持高度警惕，牢牢掌握枪杆子钱袋子和思想文化领域主动权，始终保持中国独立发展的大方向。

说到底，中国要做一个大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是依附任何人。

我08年在瑞典读书的时候认识一个巴伐利亚的哥们，他私下跟我们说，巴伐利亚人其实对苏联没有什么直观的恶感，反而觉得如果苏联还在，说不定更好。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非常不理解，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家一直没挪过窝，原来社会主义阵营对捷克有很大影响力的时候，巴伐利亚边境地区还是比较安宁的，后来就越来越乱，治安案件特多，一群捷克人半夜越境跑到巴伐利亚砸车抢东西。他给我描述的场景，我到后来美国零元购的时候才算是看到现场画面。虽然说具体原因我也没问，他也没说，但“迅速繁荣富裕”似乎好像大概其不应该是这么个情况吧。

柏林墙倒塌后，东德人民可没有如愿过上好日子，产业工人被虹吸到了西德，东德曾经的优秀的企业像不要钱一样被贱卖，两德的差距被拉大，基础设施建设依然是前苏联模样，他们的时光一直在失去。

共产主义也许骗了东德，但自由主义对于东德来说更是谎言。

东德的人民感受到了被抛弃，他们愤怒了，所以一下从极左转极右，成为了选择党的票仓。

苏联期间我还小，不太清楚，但本世纪我去过几趟东欧，总体印象是不管政治水平，经济发展，社会道德水准，都是不断的在下行轨道，所以，不理解怎么问出为什么迅速繁荣富裕这个问题

原来欧洲子宫和欧洲银窟这种色清产业成为国家经济支柱的国家是繁荣富裕吗，那么拥有大量瑟情产业的敏果和代清一定比现在的大部分国家都要繁荣吧

为什么日本在挨了美国两颗核弹后迅速繁荣富裕起来了？

当初是苏联，

现在轮到美国了。

索菲亚的夜晚，一个女人半夜忽然惊醒，先冲到浴室查看药箱，接着又跑进厨房打开冰箱，然后奔向窗户朝街道望了望，最终放心地回到卧室。丈夫一脸懵逼地问她怎么了，她说：“我刚刚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我梦见我们又能买得起药了！冰箱里的食物竟然是满的！街道也变得干净、整洁了！”丈夫说：“这怎么能是一场噩梦呢？”那女人摇了摇头说：“我以为共产党又重新掌权了”

要不你们先统一一下口径，占比前苏联70%人口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三国，在拜托了邪恶的西伯利亚寒流，拥抱了德莫克拉西体制和资本主义以后，到底是富起来了呢，还是没富起来呢？我记得在10年前，俄罗斯还是茧中资本主义改革的模范标兵啊。可是短短十年以后，俄罗斯就沦为某些人口中的既邪恶又贫困，饭都吃不饱的秦制帝国了。现在“繁荣富裕”的东欧，和十年前“繁荣富裕”的俄罗斯是不是颇有异曲同工之妙？

忘了，最近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在蓝色APP也已经成为经济凋敝的垃圾国家了。只要选择亲中国或者亲俄罗斯，那这个“繁荣富裕”应该是不会太长久的。说到底，东欧的“繁荣富裕”只是一种唯心主义赢学，对德莫克拉西体制和日尔蛮老爷越舔，那就越“繁荣富裕”。远离日尔蛮老爷，那就会和俄罗斯一样变成“愚昧落后”的洼地。说到底，东欧在绩效上繁荣与否对一些人根本不重要，它们只是“按需繁荣”罢了hh

战后还不是分分钟亚洲四小龙？

是因为美国人心善吗？咔咔往日本给好处吗？

错！是因为美军基地需要发泄，也因为美国需要一个干活的，还因为中国在旁边，更加因为世界还有中俄两极，吃人的资本还得继续表演文明！！

在原来苏联主导的经互会体系下，东欧国家长期处于资源依附型经济结构。包括亚洲的朝鲜，越南，都受其影响。

例如波兰、匈牙利等国的石油、天然气几乎全部依赖苏联进口，且被迫以低价向苏联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制成品；这种不平等贸易导致东欧国家工业体系畸形发展，技术创新滞后，无法参与全球产业链竞争，简单来说，其实这些东西就是“破铜烂铁”。

但是这些东西是不是一无是处？不是的。

破船还有三千钉，有些国家现在都没有这些“破铜烂铁”，只是这些工业没办法和西欧和其他发达国家竞争。所以导致后面他们只能从头再来，贱卖资产。

摆脱苏联控制后，东欧国家虽然获得了重新融入全球经济的自主权，但是过程是很惨痛的，比如波兰，在1990年代初期推行“休克疗法”，短期内GDP就下降了18%，1990年代基尼系数从0.25升至0.35；

其他东欧国家也是一样，刚开始过的还不如之前；转型初期，东欧失业率普遍超过10%，匈牙利1993年失业率达12.1%。贫困率上升迫使各国削减福利，大家过的都惨。

最后的结果，其实就是这些国家各自回到了正常的经济位置上，该穷的国家还是穷，所以说其实有些国家实际上是吃到了苏联的红利的；

人家波兰，东德，匈牙利，捷克可以骂苏联，其他的就算了吧，本来就那个水平而已。发展好的那几个国家，在欧洲历史上历来就不是很贫穷。他们各自通过价格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和开放外资，逐步建立起市场经济框架之后，慢慢的才开始回转。

东德，波兰的机械制造、捷克的军工产业，匈牙利的制造业，在转型后仍具竞争力，一样都是“破铜烂铁”人家的就是比其他的要好，你没有我就是有，才能在开放之后发展起来。

比如东德有蔡司（Carl Zeiss），Eckert & Ziegler，VEB Sachsenring，WMW机床联盟

波兰有普瓦维氮化学工厂，波兰国营石油公司，KGHM波兰铜业集团等等。

匈牙利和捷克有斯柯达兵工厂，布祖卢科，科鲁斯，吉瑞制药等等。

他们通过包括“凭证私有化”，推行私有化改革，实行政治转型，积极融入欧盟北约等等举措发展国家，但是即使这样，还是没有所谓的迅速繁荣，其人均GDP堪堪在达到欧盟平均水平的60%，没有说突然就富裕了。

像我说的，他们只是回到了它们本来应该有的水平罢了，每个国家该是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苏联的控制是有利有弊的，不是一无是处，比如朝鲜这种没有苏联影响，马上就打回原形了；东欧历来就不穷，只是gdp的计算，以及苏东体制的僵化，阻碍了他们的发展。

我们不能说盲目的看见好的或者不好的一面就开始评论，我的看法来说，苏联体系的确不行，这是问题的关键，但是拥抱自由以后，也有极大的问题涌现，或许他们真的富裕了，但是世界上没有两全其美的事情。。

你去浏览外网，像是捷克和东欧地区，很多黑帮，毒贩，逼良为娼，人口贩卖的勾当简直是骇人听闻，是看标题都恶心的不敢看的地步。

但是至于他们中间的发展史，真的是一部血泪史。

柏林墙为谁而倒：资本主义转型的失败账单

正文长度约为3300余字
作者：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
译者：Shouting
校对：吴衢
原论文标题：For Whom the Wall Fell? A Balance Sheet of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原文写于2014年。
地址：
https://mp.weixin.qq.com/s/fb8rpcA9rZVMzQug0uTKHQ

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曾对东欧国家的前景充满狂热幻想——他们断言，只要转向资本主义制度，这些国家必将快速实现经济腾飞，建立起稳固的民主政体，通往自由市场的道路将铺满黄金。然而现实给了沉重一击，大多数国家的转型表现令人失望，且看这份惨淡的成绩单。

在柏林墙倒塌二十五周年前夕，我离开这座正沉浸在欢庆气氛中的城市时，决定回顾过去25年转型国家（尽管这个称谓已不尽准确）的转型成果。我本人就来自其中一个国家，再上世纪九十年代对多数转型国家进行过研究，更在1998年出版的《市场经济转型中的收入、不平等与贫困》中详细讨论和记录过该地区的经济大萧条。因此，我这次是回到了一个熟悉的领域。

经济学家本能驱使我首先审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表现。为便于分析，我们设定如下标准：若某国在2013年仍未恢复至1990年实际人均GDP水平，则判定为彻底失败；若其人均年增长率低于经合组织（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富裕国家平均水平（即1.7%），则视为相对失败——因其未能缩小与富裕国家的收入差距；第三类国家勉强跟上了发达国家步伐，人均年增长率维持在1.7%至2%之间；最后才是成功案例，即二十五年来人均年增长率至少达2%的国家。需要说明的是，四分之一世纪内维持2%的年均增长要求并不苛刻，这样的成就也谈不上激动人心：按此增速，需要三十五年（近乎两代人时间）才能使人均收入翻番。

（所有增长率均基于2011年国际比较项目购买力平价数据的人均GDP计算，可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下载，网址：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现实图景究竟如何？处于最底层的"彻底失败组"包含七个国家，总人口近8000万（占所有转型国家人口的20%）。按失败程度排序依次是：塔吉克斯坦、摩尔多瓦、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波黑和塞尔维亚。除乌克兰外（需注意数据截至2013年），这些国家都曾陷入内战或国际冲突。它们短期内都难以恢复到1990年的收入水平——本质上，这些国家已经浪费了至少三四代人的发展机遇。按照当前增速，它们可能需要五六十年（比整个共产主义时期还漫长！）才能重回转型前的经济水平。

"相对失败组"涵盖四个国家：北马其顿、克罗地亚、俄罗斯和匈牙利。由于俄罗斯体量庞大，这组人口达1.6亿，成为四组中最具分量的一类，约占转型国家总人口的40%。其人均年增长率不足或勉强接近1%。

勉强跟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步伐的"维持组"有五个成员：捷克、斯洛文尼亚、土库曼斯坦、立陶宛和罗马尼亚，合计4000万人口（占转型国家10%）。它们的人均年增长率维持在1.7%至1.9%之间。

最后是正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成功组"。该组12个国家按成功程度递增排序为：乌兹别克斯坦与拉脱维亚（人均增速2%）、保加利亚（2.2%）、斯洛伐克与哈萨克斯坦（2.4%）、阿塞拜疆/爱沙尼亚/蒙古/亚美尼亚（约3%）、白俄罗斯（3.5%）、波兰（3.7%）及阿尔巴尼亚（3.9%），总人口1.2亿（近转型国家三分之一）。

聚焦成功案例会发现，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资源型经济体，其成就完全依赖油气、黄金等矿产资源开发。真正靠资本主义制度成功的仅五国：阿尔巴尼亚、波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和爱沙尼亚——这些国家在缺乏明显自然资源优势的情况下，实现了年均至少3%的人均增速，近乎发达国家两倍。其中亚美尼亚尤为难得，因与阿塞拜疆的战争导致其转型初期举步维艰。

若将目光从经济增长拓展至收入不平等领域，我们会发现俄罗斯（其整体增长相当疲软，贫困率下降微乎其微）、波罗的海三国及格鲁吉亚等国的不平等程度急剧攀升。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增幅均超过10个百分点——相当于美国自1980年代中期至今增幅的两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欧国家基尼系数增幅较小，目前保持着稳定且中低程度的不平等水平，与经合组织其他国家基本持平。中亚国家的数据虽不可靠，但很可能也经历了不平等程度的大幅上升。

倘若我们进一步要求成功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转型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追赶发达国家、维持适度不平等增幅以及巩固民主制度，那么回顾此前五个成功案例，就必须因民主制度未巩固或缺失而剔除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2012年白俄罗斯的政体民主评分为-7，亚美尼亚为+5，评分范围从-10到+10）。如此一来，仅剩三个成功国家：阿尔巴尼亚、波兰和爱沙尼亚。阿尔巴尼亚的民主转型过程并不完全典范，或许仍算不上完全巩固的民主国家（尽管其当前政体评分与爱沙尼亚同为较高的+9）。由于缺乏阿尔巴尼亚转型前的不平等数据，我们无从得知其不平等程度的具体变化。

1989年11月9日，绝大多数人曾满怀期待：新引入的资本主义将带来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趋同、适度的不平等上升以及稳固的民主制度。如今看来，这些期望很可能仅在一个国家（波兰）得到实现，最多再加一个相当小的国家。这两个国家的总人口为4200万，约占前共产主义国家总人口的10%。换言之，生活在"转型"国家的人口中，只有十分之一可以说真正"转型"到了那些意识形态家们所许诺的资本主义——那些曾慷慨陈词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胜利的理论家们所描绘的图景。

当然，在这篇短文中，我无法详述同样远逊预期的政治发展进程，也无法探讨那些持续至今、已造成保守估计25万人丧生的战争（数据来自尼古拉斯·桑巴尼斯关于民族冲突的数据库，通过私人通信提供给作者），更无法深入分析俄罗斯与乌克兰预期寿命的大幅下降、大多数前社会主义欧洲国家缓慢甚至负增长的人口趋势，以及普遍存在的腐败和盗贼统治现象。

请容我聚焦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这个事实在俄罗斯身上体现得最为触目惊心。这个国家可能自19世纪初以来，首次经历了在艺术、文学、哲学或科学领域未给世界留下任何印记的四分之一世纪。我们无需追溯20世纪初俄罗斯的"白银时代"，也不必列举那些常与体制对抗却缔造了20世纪文学巅峰的作家们（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格罗斯曼、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季诺维耶夫），甚至不必详述苏联时期局限于军事领域的科技进步——就足以意识到，过去二十五年间俄罗斯再未诞生过同等量级的成就，而这段岁月已足够漫长到让我们作出判断：资本主义并未善待俄罗斯的文化与科学。

同样的衰落也发生在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等较小国家身上。1945至1990年间，这些国家曾孕育过重要的诗人、作家、哲学家和艺术家。或许我对当下思想潮流追踪未尽全面，但除个别例外（我承认自身偏见），实在想不起过去二十五年东欧地区有谁在世界思想艺术领域留下过深刻印记。在我看来，这些例外几乎都来自前南斯拉夫地区（此处暴露我的偏见）：电影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音乐家戈兰·布雷戈维奇和政治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耐人寻味的是，他们都根植于不结盟的铁托时代南斯拉夫，并持续从中汲取灵感——譬如布雷戈维奇的音乐若局限于某个新生国家（即前加盟共和国）的框架就根本不可能存在。在这份极主观的名单上，或许还可加上保加利亚政治学家伊万·克拉斯捷夫。（显然，我不包括那些仅在本国研究领域表现卓越的学者，关注的是具有跨国影响力的人物。）

另一个刺眼的缺失是富有魅力的重要政治领袖。这里不包括弗拉基米尔·普京——他固然举足轻重，但其影响力（在我看来执政前五六年尚属积极）此后日趋负面。新生国家的政治领袖连本国民众都鲜有认知，更遑论国际知名度。可以公允地推测：除普京外，转型国家90%的民众都说不出其他任何转型国家总统或总理的姓名。侏儒般的国家孕育了思想侏儒化的领导人：他们或铁腕统治（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乌兹别克斯坦的卡里莫夫），或建立家族王朝（阿塞拜疆的阿利耶夫家族），或掌权近三十载（如中亚各国及黑山的久卡诺维奇），或只会机械复述来自布鲁塞尔和华盛顿的政治咒语。

那么转型的最终结算单如何？仅有三至多五六个国家可算踏上了通往富裕（相对）稳定资本主义世界的道路。更多国家正在掉队，有些落后得如此之远，未来数十年都无望恢复至柏林墙倒塌时的水平。尽管有弗朗西斯·福山、蒂莫西·加顿·阿什、瓦茨拉夫·哈维尔、伯纳德-亨利·列维等"普世和谐"哲学家，以及叶利钦麾下众多国际"经济顾问"们对民主繁荣的幻想，但对大多数东欧和前苏联地区民众而言，这两者都未曾真正降临。柏林墙，只为少数人而倒塌。

因为从1971年开始，苏联和美国用的是两套价格体系。

比如一辆汽车，1971年在美国是5000美元，到了1992年是3万美元。

而同样一辆汽车，1971年在苏联是5000美元，到了1992年还是5000美元。

所以，导致了没有苏联之后，东欧迅速“富裕”了起来。

问题是他们真的富裕了吗？

甚至于美国人真的富裕了吗？

《乡下人的悲歌》是苏联人写的吗？

美国退出东南亚之后，东南亚也会迅速繁荣富裕起来。

而且中国对东南亚人，肯定比美国对东欧人要好的多。

我只知道苏东剧变以后，美国立即组织了瓦森纳协定，将原本的巴统扩大到前东欧国家，扩大了针对其他国家的技术封锁体系。

那么东欧国家是怎么发展成为具备技术扩散能力的科技核心的呢？

在苏联领导下的社会主义阶段。

那么问题来了：

瓦森纳协定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限制后来者发展？

限制后来者发展是不是意味着阻止后来者繁荣富裕？

阻止后来者繁荣富裕是不是意味着东欧的繁荣发展与欧美资本主义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