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墙为谁而倒：资本主义转型的失败账单
正文长度约为3300余字
作者：布兰科·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
译者：Shouting
校对：吴衢
原论文标题：For Whom the Wall Fell? A Balance Sheet of the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原文写于201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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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柏林墙倒塌时，许多西方经济学家曾对东欧国家的前景充满狂热幻想——他们断言，只要转向资本主义制度，这些国家必将快速实现经济腾飞，建立起稳固的民主政体，通往自由市场的道路将铺满黄金。然而现实给了沉重一击，大多数国家的转型表现令人失望，且看这份惨淡的成绩单。
在柏林墙倒塌二十五周年前夕，我离开这座正沉浸在欢庆气氛中的城市时，决定回顾过去25年转型国家（尽管这个称谓已不尽准确）的转型成果。我本人就来自其中一个国家，再上世纪九十年代对多数转型国家进行过研究，更在1998年出版的《市场经济转型中的收入、不平等与贫困》中详细讨论和记录过该地区的经济大萧条。因此，我这次是回到了一个熟悉的领域。
经济学家本能驱使我首先审视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表现。为便于分析，我们设定如下标准：若某国在2013年仍未恢复至1990年实际人均GDP水平，则判定为彻底失败；若其人均年增长率低于经合组织（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富裕国家平均水平（即1.7%），则视为相对失败——因其未能缩小与富裕国家的收入差距；第三类国家勉强跟上了发达国家步伐，人均年增长率维持在1.7%至2%之间；最后才是成功案例，即二十五年来人均年增长率至少达2%的国家。需要说明的是，四分之一世纪内维持2%的年均增长要求并不苛刻，这样的成就也谈不上激动人心：按此增速，需要三十五年（近乎两代人时间）才能使人均收入翻番。
（所有增长率均基于2011年国际比较项目购买力平价数据的人均GDP计算，可从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数据库下载，网址：http://data.worldbank.org/data-catalog/world-development-indicators）
现实图景究竟如何？处于最底层的"彻底失败组"包含七个国家，总人口近8000万（占所有转型国家人口的20%）。按失败程度排序依次是：塔吉克斯坦、摩尔多瓦、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格鲁吉亚、波黑和塞尔维亚。除乌克兰外（需注意数据截至2013年），这些国家都曾陷入内战或国际冲突。它们短期内都难以恢复到1990年的收入水平——本质上，这些国家已经浪费了至少三四代人的发展机遇。按照当前增速，它们可能需要五六十年（比整个共产主义时期还漫长！）才能重回转型前的经济水平。
"相对失败组"涵盖四个国家：北马其顿、克罗地亚、俄罗斯和匈牙利。由于俄罗斯体量庞大，这组人口达1.6亿，成为四组中最具分量的一类，约占转型国家总人口的40%。其人均年增长率不足或勉强接近1%。
勉强跟上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步伐的"维持组"有五个成员：捷克、斯洛文尼亚、土库曼斯坦、立陶宛和罗马尼亚，合计4000万人口（占转型国家10%）。它们的人均年增长率维持在1.7%至1.9%之间。
最后是正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成功组"。该组12个国家按成功程度递增排序为：乌兹别克斯坦与拉脱维亚（人均增速2%）、保加利亚（2.2%）、斯洛伐克与哈萨克斯坦（2.4%）、阿塞拜疆/爱沙尼亚/蒙古/亚美尼亚（约3%）、白俄罗斯（3.5%）、波兰（3.7%）及阿尔巴尼亚（3.9%），总人口1.2亿（近转型国家三分之一）。
聚焦成功案例会发现，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等资源型经济体，其成就完全依赖油气、黄金等矿产资源开发。真正靠资本主义制度成功的仅五国：阿尔巴尼亚、波兰、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和爱沙尼亚——这些国家在缺乏明显自然资源优势的情况下，实现了年均至少3%的人均增速，近乎发达国家两倍。其中亚美尼亚尤为难得，因与阿塞拜疆的战争导致其转型初期举步维艰。
若将目光从经济增长拓展至收入不平等领域，我们会发现俄罗斯（其整体增长相当疲软，贫困率下降微乎其微）、波罗的海三国及格鲁吉亚等国的不平等程度急剧攀升。这些国家的基尼系数增幅均超过10个百分点——相当于美国自1980年代中期至今增幅的两倍。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欧国家基尼系数增幅较小，目前保持着稳定且中低程度的不平等水平，与经合组织其他国家基本持平。中亚国家的数据虽不可靠，但很可能也经历了不平等程度的大幅上升。
倘若我们进一步要求成功的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转型必须同时满足三个条件：追赶发达国家、维持适度不平等增幅以及巩固民主制度，那么回顾此前五个成功案例，就必须因民主制度未巩固或缺失而剔除白俄罗斯和亚美尼亚（2012年白俄罗斯的政体民主评分为-7，亚美尼亚为+5，评分范围从-10到+10）。如此一来，仅剩三个成功国家：阿尔巴尼亚、波兰和爱沙尼亚。阿尔巴尼亚的民主转型过程并不完全典范，或许仍算不上完全巩固的民主国家（尽管其当前政体评分与爱沙尼亚同为较高的+9）。由于缺乏阿尔巴尼亚转型前的不平等数据，我们无从得知其不平等程度的具体变化。
1989年11月9日，绝大多数人曾满怀期待：新引入的资本主义将带来与欧洲其他国家的经济趋同、适度的不平等上升以及稳固的民主制度。如今看来，这些期望很可能仅在一个国家（波兰）得到实现，最多再加一个相当小的国家。这两个国家的总人口为4200万，约占前共产主义国家总人口的10%。换言之，生活在"转型"国家的人口中，只有十分之一可以说真正"转型"到了那些意识形态家们所许诺的资本主义——那些曾慷慨陈词自由民主与自由市场胜利的理论家们所描绘的图景。
当然，在这篇短文中，我无法详述同样远逊预期的政治发展进程，也无法探讨那些持续至今、已造成保守估计25万人丧生的战争（数据来自尼古拉斯·桑巴尼斯关于民族冲突的数据库，通过私人通信提供给作者），更无法深入分析俄罗斯与乌克兰预期寿命的大幅下降、大多数前社会主义欧洲国家缓慢甚至负增长的人口趋势，以及普遍存在的腐败和盗贼统治现象。
请容我聚焦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这个事实在俄罗斯身上体现得最为触目惊心。这个国家可能自19世纪初以来，首次经历了在艺术、文学、哲学或科学领域未给世界留下任何印记的四分之一世纪。我们无需追溯20世纪初俄罗斯的"白银时代"，也不必列举那些常与体制对抗却缔造了20世纪文学巅峰的作家们（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格罗斯曼、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季诺维耶夫），甚至不必详述苏联时期局限于军事领域的科技进步——就足以意识到，过去二十五年间俄罗斯再未诞生过同等量级的成就，而这段岁月已足够漫长到让我们作出判断：资本主义并未善待俄罗斯的文化与科学。
同样的衰落也发生在波兰、匈牙利、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等较小国家身上。1945至1990年间，这些国家曾孕育过重要的诗人、作家、哲学家和艺术家。或许我对当下思想潮流追踪未尽全面，但除个别例外（我承认自身偏见），实在想不起过去二十五年东欧地区有谁在世界思想艺术领域留下过深刻印记。在我看来，这些例外几乎都来自前南斯拉夫地区（此处暴露我的偏见）：电影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音乐家戈兰·布雷戈维奇和政治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耐人寻味的是，他们都根植于不结盟的铁托时代南斯拉夫，并持续从中汲取灵感——譬如布雷戈维奇的音乐若局限于某个新生国家（即前加盟共和国）的框架就根本不可能存在。在这份极主观的名单上，或许还可加上保加利亚政治学家伊万·克拉斯捷夫。（显然，我不包括那些仅在本国研究领域表现卓越的学者，关注的是具有跨国影响力的人物。）
另一个刺眼的缺失是富有魅力的重要政治领袖。这里不包括弗拉基米尔·普京——他固然举足轻重，但其影响力（在我看来执政前五六年尚属积极）此后日趋负面。新生国家的政治领袖连本国民众都鲜有认知，更遑论国际知名度。可以公允地推测：除普京外，转型国家90%的民众都说不出其他任何转型国家总统或总理的姓名。侏儒般的国家孕育了思想侏儒化的领导人：他们或铁腕统治（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尔巴耶夫、乌兹别克斯坦的卡里莫夫），或建立家族王朝（阿塞拜疆的阿利耶夫家族），或掌权近三十载（如中亚各国及黑山的久卡诺维奇），或只会机械复述来自布鲁塞尔和华盛顿的政治咒语。
那么转型的最终结算单如何？仅有三至多五六个国家可算踏上了通往富裕（相对）稳定资本主义世界的道路。更多国家正在掉队，有些落后得如此之远，未来数十年都无望恢复至柏林墙倒塌时的水平。尽管有弗朗西斯·福山、蒂莫西·加顿·阿什、瓦茨拉夫·哈维尔、伯纳德-亨利·列维等"普世和谐"哲学家，以及叶利钦麾下众多国际"经济顾问"们对民主繁荣的幻想，但对大多数东欧和前苏联地区民众而言，这两者都未曾真正降临。柏林墙，只为少数人而倒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