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人民史观是由一个特殊的人提出来的。

他告诉人民要相信人民史观，但他本人的经历却证明灵魂人物的绝对性。

毕竟，把他去了，真能有个张三李二来顶上去吗？

但是，你要说你穿越到70年前，把还在婴儿襁褓中的特朗普捂死了，那确实大概率会出现“把A杀了，历史会出现BCD”这种现象，因为美国的孤立主义、保守主义、反全球主义民粹这确实是在上升的，统领这股力量的，未必一定是特朗普。

所以还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像很多历史的关键时刻临门一脚，你要是把当事人杀了，那相关的党派、团体很有可能会因为这一个领袖，导致自己一蹶不振。短期内不会再有变革。

但长远来看，变革必然会发生，这是人民史观；变革是否在当下发生，那得看各路英雄豪杰的本事。

举个治理淮河的例子，就能知道人民的力量有多强。

1950年7月，淮河流域连降暴雨，为数十年来所未见，受灾面积高达4687万亩，受灾群众1300多万，房屋倒塌89万间。

灾情最严重的皖北地区，3161万亩耕地被洪水淹没，受灾人口998万，死亡489人，581万人断粮，109万人既无粮也失去了住所。

换成封建王朝，最多也就是中央地方调粮救灾，让灾民度荒了事，淮河该泛滥还是泛滥。

但中国共产党并不满足于此。

毛主席看到报告中“不少是全村沉没”、“被毒蛇咬死者”、“多抱着大哭”、“今后水灾威胁仍极严重”等文字时，热泪夺眶而出，他用笔在下面重重地画上横线，说：

“解放了，老百姓还受这么大罪！”“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

主席立即向总理转发报告：

“周：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做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8月25日，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主持召开治淮工作会议，安徽、河南、江苏三省答应坚决按照中央部署，对工程、经费和粮食作出统一安排，绝不推诿卸责。

9月12日，周总理在会议结束时说：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对这样一条河流提出根治。如何达到根治？……我的体会是应该坚持蓄泄兼筹……既不是单纯地蓄，也不是一味地泄，要蓄泄兼筹，不但要送走淮水，而且还要根治淮河，全面达到除害兴利的目的。”

10月14日，政务院颁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成立治淮委员会，统一领导治淮工作。

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委员会办公地址设在了淮河沿岸重镇蚌埠。

毛主席亲笔书写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题词，让人制成锦旗送到治淮指挥部。

皖北行署发出《治淮动员令》，号召皖北人民拿出支援淮海、渡江战役的精神参加治淮工程。

经过广泛动员，治淮指挥部总共动员83万民工、征调8314只大小船只、7349辆各类车辆奔赴治淮工地，中央又拨给4亿斤粮食予以支援。

治淮工地上，一面面印着主席手书的红旗迎风招展，所有人都干劲冲天。

到1951年春，淮河安徽段干支流复堤工程基本完成，共修复堤防903公里。

1950年至1957年，国家为治淮投资13.3亿元，共完成工程土方15.1亿立方米、石方700万立方米、混凝土166万立方米。

光救灾肯定是不够的，想要长期解决淮河泛滥问题，必须修建水坝。

修水坝就不能光靠人民热情了，必须依赖科学。

1951年，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水利专家张光斗、黄万里、钱令希、黄文熙等都被邀请到佛子岭工地作实地考察。

几位专家经过3个昼夜的讨论，最终一致同意修建具有好、快、省等优点的连拱坝。

从来都是话好说，事难做，

连拱坝是当时的先进技术，全世界也只有美国，和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各有一个成例。

苏联老大哥也没有建过连拱坝，中国的技术人员更是连见都没有见过，连拱坝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压力最终来到淮委工程部部长、著名水利专家、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水力发电专业毕业归国的汪胡桢身上。

当时的中国，已经没有比汪胡桢更优秀的水利人才了，

建，还是不建，就等汪胡桢一句话。

民族的期望、人民的期望、党的期望、领袖的期望，这可是比泰山还重的责任啊。

大坝要是没建好，塌了，即便党和人民不追责，汪胡桢也会自己跳进淮河里去。

经过无数次没有日夜的反复计算，汪胡桢最终决策：建。

专家下决心了，中共听专家的。

1952年1月动工，新中国第一座大型连拱坝水库开工，中央统筹协调，安徽、河南、江苏三省鼎力支持，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物给物。

历经2年又10个月的艰苦建设，1954年11月，佛子岭水库胜利建成。

佛子岭水库有什么用呢？

直到今天，他依然承担着淮河防洪蓄洪的任务，每年发电超过一亿度，还成为灌溉下游千万亩农田的重要水源。

同时，佛子岭水库还是新中国水利的初始摇篮。

参与建设的干部、工人，不仅白天要干活，晚上还要认真学习水利建设知识，汪胡桢亲自授课。

等到水库建成了，这些人也成了大大小小的专家，再将自己的经验带到祖国各地。

中国水利工程领先全世界，就是从佛子岭水库简陋的教室里开始的。

与治理淮河同时进行的，是抗美援朝、剿灭土匪、镇压反革命、镇压反动会道门、肃清鸦片、解放妓女，等等等等。

以上的每一项，难度都不比治理淮河小。

无数个伟大事迹充分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中国人才能爆发出自己最强的能量。

无数个伟大事迹充分证明，没有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就是无垠之水，做不成任何大事。

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自夸过自己是什么精英，他们永远只说一句话：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

民主党的叙事核心是彩虹联盟，强调每一个边缘族群在历史上都受到了压迫，以及他们如何通过抗争，最终汇入美国这个大熔炉。

民主党以受害者叙事作为粘合剂，把历史上的奴隶制、种族隔离，重构为都是不断完善民主制度（团结）的试金石，但却有意无意的把压迫的源头指向了美国的基本盘。

在民主党的叙事里，身份政治就是叠buff的政治资本，意味着差异本身就是价值，这个国家虽然有原罪，但我现在的参与是在修正它，我是国家进步的一部分。

然而，代价是什么呢？

1. 大家都在比谁更惨，谁更应该被照顾，谁应该拿到更多的利益。

2. 放弃了基本盘，让白人蓝领阶层觉得自己被“逆向歧视”了，从而导致了特朗普式的反弹，占据人口多数的、普通的、没什么特色的工薪阶层正在呐喊：“我在这个团结的叙事里算什么？难道我是反派吗？”

记住，要摸着西大过河。

以前我是信英雄史观的，但是现在不得不信，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唯一动力。

就拿这次反清大潮来说，青妖混入体制内，兴风作浪。并没有英雄出来扫荡害人虫。但是人民掀起了巨大的风潮，先是洪清说，再是故宫漢服，一波比一波大。他们没有组织，完全凭借一腔热血。这就是人民的力量。

我发现左友们就喜欢这种搞“合作社”致富的名场面，但是仔细一分析各个都是回旋镖，比如高赞提到的衣家村，被称为通过农村合作经济致富典范，主要事迹有：

徒手修路，在左壬的宣传中，这是个道路不通的小山村，货物完全卖不出去，于是三十多人七个月的时间，徒手修建了一条5.5米宽、5.5公里长的环山路，砌起3公里的路边墙，实际上呢？

这个地在山东烟台栖霞市，妥妥的东部发达地区，村子离栖霞市直线距离9.5公里，离烟台市区直线距离不过30公里，村口离栖霞市重点修建的臧博线，更是只有240米远。这事稍微有点常识就能知道，三十多个劳动力，还包括了不少七八十岁的老人，别说徒手开山了，就是平路也修不了5.5公里。

当然，这条路也是存在的，是为了木耳养殖基地做配套而兴建的，光炸药就用了三四吨，跟徒手修建压根就不沾边。

宣传中所谓的自力更生其实就是纯扯淡，这是时任栖霞市委书记陈兆宽亲自抓的门面工程，宣传材料里靠集体力量修建的进村公路、木耳大棚、花卉基地、电力改造等等，都是栖霞市投钱搞的，衣家村总共有55户，126名村民，电力改造项目投资了360万，种植基地项目投资了1000万，再算上高位蓄水池，河道整治，入村公路改造、深水井等水利设施建设等等项目，栖霞市在衣家村身上花的钱，都不用投资，拿出来给大家分一分，每人最少能分十几万，早就脱贫了。

这也是为什么看起来这么好的项目，压根就没有推广，甚至搞出这个项目的时任栖霞市委书记陈兆宽，明明没到退休年龄也没到换届时间，在2020年直接就消失不见了，市委书记丢了不稀奇，甚至连山东省人大代表资格都被终止了，这背后有啥猫腻，明眼人很容易就能看出来：

左壬在改革开放后搞出来的“合作社”，几乎无一例外都是靠行政力量搞起来的，江苏省无锡市的华西村，河南省漯河市的南街村都是如此，这些村子拥有大量的政治特权和排他性的资源，根本不是自力更生形成的。

比如2003年的时候，南街村无力偿还巨额贷款，河南省政府出面协调银行，要求抹除南街村所欠的贷款；另一方面又通过临颍县财政局，向南街村注资3000万，这才把南街村集团救了回来。

好景不长，五年后的2008年，南街村的欠款累计到了十六亿，按南街村书记王宏斌的话说，还本金和利息得几百年，然后河南省委召集漯河市和各大银行的领导开会，要求银行不得向南街村索要贷款本金和利息，漯河市政府负责筹集资金，向南街村集团大量注资，这才把南街村救了回来。

要是借贷不用还，缺钱直接从财政局拿，我想象任何一个村子都能干起来，毕竟南街村只有两千人口，1994年的时候给他们批了5000万贷款，人均80两万多元，2008年的时候又免除了16亿的贷款，人均80多万，都不用干什么，全买成房子放到现在都发大财了。

某位右→大神啊，这是只有谈到集体经济成绩时才会愤愤地喊:他们有特权，有优惠，有银行贷款……南街村三千多人（九十年代中期，南街村3119人，大神说是两千人，楞给削减了三分之一)居然被免了十六亿贷款，那咋能不富呢?

这我倒要嘿嘿了，中国的贷款坏账可绝不止一个南街村哦，私人企业照样坏账无数，就拿某著名企业家的坏账来说，其欠款高达两万亿，是南街村坏账的一千多倍，我倒要问，南街村十六亿贷款至少让三千多村民过上了长期幸福有保障高福利的生活。那资本家两万亿坏账让可曾让几百万人，哪怕是几十万人过上和南街村民类似的长期高保障高福利生活不？这时怎么不嚷嚷那些私企民企是"靠贷款，有特权，不算本事"了?

2013年 ，原央行副行长都说出名言:" 没有那么多坏账 中国哪来那么多富人 "。我倒要问了，那么多坏账制造出来的富人，有几个想着把从坏账里捞的钱分给自己的集体员工，企业员工了?对南街村破口大骂"成功都是因为借贷不用还"的右→们，怎么对着真正的资本家，立马换一套标准呢?怎么不研究研究他们的"成功"里有多少是靠着赖账不还捞的黑心钱呢。

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没有那么多坏账 中国哪来那么多富人
来源：腾讯财经
2013-12-15 14:26
12月14日，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张国宝在“三亚-财经国际论坛”上透露，原央行副行长吴晓灵曾在私下被朋友揶揄，央行政策造成了大量银行坏账，吴晓灵情急之下回击，“没有那么多坏账，中国哪来那么多富人。”
在刚刚结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造成银行坏账的原因之———地方债被反复提及，而正在《预算法》的修改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方债务问题。吴晓灵在此次会议间隙，对腾讯财经表示，停滞多时的《预算法》修改在2014年或有进展，有望通过三审。鉴于过去靠文件和政策落实的严重滞后性，她更期望改革的落地方式和时间表能够像……

我们再举一个典型对比例子，煤老板之前的骄奢淫逸天下闻名，哪个煤老板是靠挖煤挖的快挖的好才当上煤老板的?这背后多少说不出来的道道，右→咋就闭口不提呢？

山西这片昔日贫瘠的土地上，随处传诵着“煤老板”们富得流油的神话。特别是“2005胡润能源富豪榜”发布之后，公众的传闻进一步得到了印证。

　　有关煤老板们的暴富神话，最著名的莫过于一次集体购买了20辆“悍马”的新闻。一位山西记者向我证实了这一传说的“真实性”：“在太原市某大酒店门口经常可以看到悍马的身影。那真叫一个霸气，轮胎和坦克的一样宽。”

　　除了购买豪车，据说煤老板们还喜欢购买豪宅。他们的目光多投在北京、上海，当然广州、深圳、海南等南方城市的豪宅区也能发现他们的身影。据说，在北京建国门外的SOHO现代城等高档楼盘，经常可以看到山西煤老板们开着豪车出入。去年煤老板们组织的上海购房团，其团员身家的门槛是5000万元。

　　一位山东记者绘声绘色讲了这样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几个山西来的煤老板到山东办事，顺便买了一些土特产准备带回家，可因为东西太多乘飞机麻烦，老板们大手一挥：“那就顺便买几辆商务车一起带回去！”

与煤老板骄奢淫逸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由于私企无视最基本的职工人身安全，尘肺病为代表的职业病爆发，在2000年代，每年都是直接间接数以千亿计的经济损失，右→对着一个集体南街村跳脚时，对着无数私人小煤矿，对着私企造成的庞大的经济损失，生命损失视若罔闻，真是好玩至极啊

现在我国劳动者享有的职业卫生服务的覆盖水平非常低，很多企业劳动者的体检率低，报告不全，有专家估计职业病报告的资料对真实职业病发病情况反映程度尚不足7%，有超过90%的病例未能出现在职业病报告的数据库中（王丹、张敏、郑迎东，2013）。根据大爱清尘基金会估计，尘肺病实际发生的病例数不少于600万人（屈一平，2013）。据国家疾病控制中心职业病与中毒控制所首席专家李德鸿研究员测算，全国每年尘肺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80亿元，间接损失达300亿至400亿元。另有学者估算，尘肺病一年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250亿元人民币，间接经济损失为1595亿元人民币，总损失是1845亿元人民币，占2009年GDP的0.55%（赵庚，2011）。

卫生部部长陈竺在2009年保护农民工健康高层论坛上指出，农民工群发性职业病危害事件时有发生，其中很多是尘肺病在一定区域内的集中爆发，如福建省仙游县、安徽省无为县、云南省水富县等。在一些地方农民工家庭因职业病致贫、返贫问题十分突出，农民工健康问题已经成为影响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公共卫生问题和严重社会问题。[插图]湖南耒阳、张家界，甘肃古浪，四川乐山，江西修水都有屡见于媒体的“尘肺村”，有一些村子由于尘肺病工人相继死去，已经成为“寡妇村”。

当年蒙古大军为什么没有打下西欧？是因为西欧遍地都是小城堡，光德国就有两万多个，每个城堡里面有几百到几千人，蒙古人可以打下城堡，但打下500人的城堡要付出两三千人的代价，只获得一点粮食太不划算，所以蒙古人打了几个城堡以后，就不打了。当年五胡乱华，西晋政府逃到了南方，城市里面被屠的光光，北方千里无人烟，大量汉人以宗族为单位，大量建乌堡（就是城堡，大一些），每个乌堡里面有几百到一两万人，整个北方有几千个这样的乌堡，胡人打下几个乌堡后，就不打了，因为成本太高了，最多只能抢一点粮食，不划算，双方最后达成协议，胡人负债安全，汉人每年上交定量粮食，最终汉人获得了喘息之机，白天汉人男子在田地耕作，女人在操劳家务，孩子们在私塾读《春秋》《论语》《孟子》《大学》等儒家经典，一代一代传承我们文化！最后赢得了翻盘的机会。这是在人民自发引导情况下赢得的最后翻盘！

　　因此在１９６６年的滴水洞的信中，他预言：“我断定他们（右派）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那时右派可能利用我的话得势于一时，左派则一定会利用我的另一些话组织起来，将右派打倒。”

　　果然，在主席身后，各式各样的精英跳了出来，按都按不住。前几年有学术超男袁腾飞，今年有方方，还有那些不男不女的季某某之流。他们自然也讲民主，自由，但跟主席的最大区别，在于是否相信人民。在这个“史上最牛历史老师”看来，历史就是精英写的，人民嘛，不过是猪、贼王八，是不算数的。在袁腾飞看来：“今天网络上的那帮愤青们，全是这一类狗穷光蛋，没有一个出过国的、没有一个读过书的。”方方更是集大成者，一副举世皆浊我独清的嘴脸，还自认为唤醒我们这群被蒙住眼的无知屁民。在精英看来，知识精英的任务，是设计出最优的制度蓝图。而政治精英的，就是说服人民接受这个制度蓝图。

　　蓝图，无论是什么蓝图，看上去总是美好的。但请记住，主席生前反对任何由精英事先设计的蓝图--无论是共产主义蓝图还是美式民主的蓝图。关键在于人民是否参与，“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是主席跟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们最大的区别。

　　所以，不管是前苏联的盖达尔集团，还是今天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不管叫做美式民主，还是称为时下流行的“顶层设计”，只要把人民群众排除出管理之外，就是假民主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负责在纸上完成学术上的理性设计，一个制度是否能正常运作、是否优于其它制度的问题就完全解决了，一旦设计出来一个理论上的最优的制度，剩下的任务就是把它实施于人间，从此完事大吉。真的有这么简单吗？盖达尔可为前车之鉴。我读得书少，没有能力对精英说三道四，我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再打着主席的旗号。

　　精英们认为学术、知识等等是理性的、价值中立的、和权力无关的，但是马列主义的矛盾论和实践论者的看法完全相反。最可笑的是，精英们以精英之腹度马列之心，总是很可笑地批判共产主义是马克思等几个人在实验室里捣弄出来的，他们说，世界上最可怕的书是马克思的书，几千万人读死了！这种轻佻的论调，不是视群众为群氓又是什么呢？

　　顶层设计论反映了一种轻视群众、把社会过程视同物的管理的精英心态。实际上，马克思和这种精英式的设计论完全没有共同点，马克思奉行实践论，它认为：建设新社会的努力，不是在纸上完成的，而是在实际做的过程中实现的，体现在与天斗、与地斗特别是与人斗的实践中。维新变法是不是实验？辛亥革命是不是实验？哪一次不是人头落地？再说了，那一次革命是几个专家教授在实验室里搞出来的？为什么能够吸引千百万人参与？

　　倒是资本主义的历史演化进程中，充满了为了贪婪追求狭隘的私人利益，将整个社会乃至全世界作为试验场的残酷事实，这种试验有的是由众多私人分散地进行的，有的则是由垄断资本操纵国家机器进行的，尽管有些试验确实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有很多试验造成了巨大的社会灾难，包括野蛮的殖民掠夺甚至世界战争等等。

　　西方学者声称资本主义进行分散的私人试验，能够遏制风险相对来说社会代价较小，但事实上，资本主义将试验方向服从于狭隘的私利，充分释放出私人竞争谋利的贪婪欲望，累加起来往往会造成巨大的社会破坏，亲身体会过殖民掠夺的中国和第三世界，不会忘记群狼争夺造成的社会痛苦。

　　正是因为资本主义造成了社会灾难，却堵塞为了争取社会利益的试验机会，才迫使人民选择了社会革命的道路。人民无法忍受剥削压迫的社会痛苦，进行革命和反抗斗争乃是正义事业，是为了阻止不道德掠夺必须付出的代价。

　　假如说，制度论、设计论对社会过程的最精练比喻，就是按照蓝图盖房子、设计和建造出一种结构，是对自然的机械性的改造，那么，矛盾论和实践论对社会过程的最精练比喻是博弈，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与人之间的战略交手，其指导思想是唯物辩证法。主席是靠革命战争和广泛发动群众而执政的。制度安排是斗争力量对比和博弈较量的结果，而不是能够随心所欲地设计、从上至下地布置出来的。眼下还是精英们的表演时间，只管师母已呆就好了。有一天台下的观众看厌了，自然会你方唱罢我登台的。

　　在实践论看来，无论是社会的总体布局，还是微观管理的安排，都不是仅仅靠在纸上预先解决智力问题，然后机械地付诸实施的。任何一种理想、一种价值观念，只能在具体实践的历史过程中实现；在智力上一次性地、预先设计出“最佳”的社会制度是不可能的：人类的实践总会创造出新的可能性，因而也不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出新的具体的、个别的智力问题，因而制度安排也必须不断地革命。是否承认人民才是历史的主体，是群众路线和精英主义的重大区别之一。

　　谁制订的方案，只会对谁有利。无论顶层设计出多么美妙的方案，例如精英提出的“建立廉洁年金制度，公职人员未犯重大错误或未发现腐败行为的退休后方可领取”，就算用屁股想一想都知道这只会成为滥发奖金、公款私存的借口。只要在实践中排除了民众的参与，什么方案都是虚伪的。毛在批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精辟地道破了这种分歧：“把群众斗争只看作经济计划重要条件之一的说法，违反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个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者创造的、而不是群众创造的。”

　　的确，民众的阶级意识和组织程度，尚未成熟到可以取代官僚制度的程度。但是，无视人民的参与，精英的民主难免沦落成是由选举选出民主“暴君”或专政贪腐的权力寡头。知识精英们往往以为可以按照他们设计好的蓝图去改造这个社会，结果却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仅仅制宪并不意味着历史的终结，并不意味着一劳永逸，因为宪法的实践还需要人民力量的不断成长，因为统治者并不会自动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统治者为了他们的利益往往会将法律和制度弃之如敝履。而人民力量的成长是一个极为艰难和漫长的过程。所谓民主归根到底是人民力量的壮大，是人民和统治力量对比的平衡，是人民可以和统治者进行讨论和谈判。民主并不是一纸宪法和法律，民主是一个具体的斗争和实践过程。从根本上来说，是人民力量不断成长壮大的过程。没有人民大众的普及教育，没有人民政治、经济力量上的发展，就没有民主。民主也不是一种制度，而是漫长的历史进程，人民是这一进程的主体。世上没有救世主，人民会自己走出一条路来。建设新民主的努力，不是在纸上完成的，不是选择何种制度的问题，而是人民在实际斗争的过程中实现的。所以主席从没有指望毕其功于一役。他相信七八年来一次，不断激发民众的政治意识，形成新的政治平衡力量，不断冲击官僚体制，促进社会进步，最后实现质变。除此之外，是没有捷径可走的。

　　（百韬网刘琅）

如果你在热情积极地思考拉谁来更好、会对现实造成怎样的改变，那你是英雄史观。

如果你认为谁来都没用，那你是人民史观。

我觉得这个角度能很好地让某些人的观念自相矛盾。你不是真正的人民史观，你只是觉得“人民史观”很正确、很高大上、很有深度。你只是在用一个很酷的词而已。

因为人民史观有个大前提。

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

只有完整走完从人民中来，到人民中去这个全过程，人民史观才闭环。

如果只从人民中来，不回人民中去，赚一笔钱就跑，获得点权利就高高在上，当事人的确可能会过一段时间的好日子，可是只要有任何风吹草动，立马就会被清算，如同丧家之犬，属实也算不得英雄。

到底谁才可以称得上英雄？

从始至终与人民站在一起，人民将英雄高高托起，英雄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关于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说到人民公社那个年代。

我的外公不是党员，但在村里德高望重，因为他当过兵，还是通讯兵这类技术兵种。

他没有当过村长，也没当过村支书，但是做的一手好菜，是村里有名的大厨。

同样的料，别人能做8桌菜，他可以做出10桌。但是啊，不是熟人上门请他一般不出手，而是会让乡亲们去请乡镇上其他的大师傅。

他指导过村里搞副业，把稻草编成草绳，以三分钱一斤的价格卖给瓷器厂。

也带领同村人，采掘合格的瓷土卖给瓷器厂。

甚至上面来要查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不允许农村人搞副业，他还能拿着报纸跟调查员理论。

用报纸上的最高指示，把对方驳得无话可说。

因此我外公他所在的那个大队，日子总比别的大队更红火。

甚至劳动中的休息时间，还能派人到镇上买油饼，油条瓜子花生给大家解馋。

有一年会计算账之后，乐呵呵告诉大家，今年咱们队上光是吃零食，就吃掉了100多块钱呢。

因为经常吃零食，所以外公所在的大队村民，有一个别处农民没学过的技能，嗑红瓜子。

有个其他队嫁过来的姑娘，干活休息时第一次吃红瓜子，生气的抱怨，这东西滑溜溜的，既不好咬又不好吃。

这个话惹来其他人的嘲笑，也包括姑娘丈夫都在笑他，弄得那姑娘转身就走，眼泪弯弯。

我的外公看见了，于是把她丈夫叫到一边，认真的告诫。

人家嫁给你，你身为丈夫就要替她遮风挡雨，别都在嘲笑她的时候，你要替她撑腰撑场面才对，怎么能跟他人一起笑自己的老婆？

赶紧回去道歉，把人哄好。红瓜子带一点回去，你教她慢慢吃。

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外公为人正直，因此很受村民尊敬。

当然，这点做到极致，难免会有些死要面子活受罪。

比如推广杂交水稻这件事情，他没有政府派来的农技师这一边，坚决不相信杂交水稻能够丰产。

然后被出乎意料的杂交水稻产量打脸，在第2年全面推广杂交水稻的时候，让合作社留一片地种自留种。

不是为了吃，而是防止用了几十年的种子就此失传。

虽然不知道这种子留着还有什么用，但他的建议却被大家认同执行，那些种子年年都种，年年留种，直到包产到户，分田单干为止。

至于说当时的集体生产，有没有出现过什么混乱或者错误？

有，当然是有的。

比如有一年选上去的大队支书，虽然勤劳能干，但是对技术方面完全是一窍不通。

那年早稻育种，因为他的错误操作，烧掉了整整500斤的稻种。

我不知道在别的大队出现这样的问题，会是什么结局。

但对于我外公他们所在的大队，500斤的稻种并不会影响春播，这样的损失完全承受得起。

毕竟这是一个在劳动休息时，一年吃零食都能吃掉100多块的富裕集体。

只不过第2年再做育种的时候，就不让那队长插手了，而是请外公出面，做技术指导。

所以有外公当年的亲身经历摆在这里，在看那些人回忆当年人民公社中的种种惨状混乱。

我就感觉无比的荒谬，他们那是天灾吗？

分明就是基层干部无作为带出来的人祸。

外公虽然不是党员，但他比绝大部分的农村基层党员都做得要好，知道如何让乡亲们过好日子，知道如何发挥田间地头的一切优势。

那些搞不好的公社、那些各种各样的抱怨，其问题根结，就出在像我外公这样的人实在太少了。

你问说这跟题主问的人民史观有什么关联？

我所能想到的关联就是，外公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劳动者，他来自人民，他在改变周围的一切。

他把一群包产到户后只会喝酒打牌的农民，变成了集体大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团结只有人民史观，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现在很多爱国派讲史观，说有1644史观，说有1840史观，甚至还有1949史观，吵的不可开交！这颇让我震惊，而且你得支持一个，否则说轻一点，你是理中客；再进一步，你就是墙头草，再往上得扣帽子了，你是中华民族的罪人了。难道我们的大中国缩水了吗？怎么越活越退回去了呢？我想我们的中华文明，并不是从具体的哪个数字开始吧？应该是从盘古开天地就算起吧。

说到“史观”，其实就是一个立场问题，那你是“炎帝史观”，还是“黄帝史观”，还是“蚩尤史观”，要讲起来，又未免很多人要应激。真的有人干过这事，去投诉一部电视剧，说“炎黄两个人合伙起来打蚩尤，破坏了民族团结”，结果那电视剧停播了，我觉得这甚是荒唐，这三人往上追述同一个祖宗啊，家里的后代打架不是很正常么，怎么又扯到民族了呢？

就像美国、英国、澳洲、以及部分欧洲地区，往上追述也是同一个祖宗，但是也不影响他们之间打的要死要活的！然而有一个现象，就是他们再怎么打的头破血流、家徒四壁的。突然有外人来了，他们又一致对外了，说自己源于同一个祖宗了，连西方蛮夷都能分得清楚家庭内部矛盾和家庭外部矛盾，难道我们的认知还不如他们么？

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讲的史观，不是“黄帝史观”，不是“炎帝史观”，不是“蚩尤史观”，也不是“1644史观”、“1840史观”、“1949史观”什么的！历来讲的都是“人民史观”。

我们接受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时候，应该学过一篇课文，叫“硕鼠”，诗词说，硕鼠硕鼠，无食我黍！ 硕鼠硕鼠，无食我麦！硕鼠硕鼠，无食我苗！这就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去抨击反动派的！假设你炎帝、黄帝压迫人民，也都要给你划到“反动派”行列中去！

如果不遵循“人民史观”，非要站在某个朝代的立场，非要站在某个人物的立场，那岂不是成了江湖上的“帮派文化”了。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就很好理解了，老蒋被很多人称之为“民族主义者”而受大家赞赏，这讲的似乎有点道理。但是在他的文章中，他把历朝历代的农民起义的领袖称之为“匪”，你看他的史观，你要这种“民族主义者”么？

最后他理解的“民族”居然退化到他用人只用自己的亲戚、只用自己的老乡。到了对面海岛上的之后，他们搞斗争，提防“吴石、陈宝仓”等人，因为他们是保定派，这在电视剧《沉默的荣耀》中放过！他搞的民族观最后沦落到派系之争了。

《尚书·五子之歌》中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说，人民群众是国家的根基，民众过上了稳定的生活，国家才能安宁！而且中国古代的政权认为，“只要我能看的见的人，都是我的！”这里面分为“化内之民”和“化外之民”，就是接受过中华文明教育的，和未接受过中华文明教育的，先秦文字有叙述，说“边陲之地，多为化外之民！”也就是说，很遥远的地方，有一群没接受中华文明教育的人，需要“王化”之！然后因此再延伸开来，全天下都是中国的！

在描述上古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多次出现“汉”这个字，这个字明明确确的代表的是“银河”、“宇宙”的意思，也就是说，在刘邦没有出现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就是“银河人”、“宇宙人”。后来刘邦夺得了天下，为何定国号为“汉”，是萧何“引经据典”说的，说银河就是“天汉”，建议帝国的国号叫“汉”，汉高祖说你讲的好，今后无论是天上地下，只要能看见的，都属于中国。

可能有人疑惑，那个“中国”两字，那个时候就有人讲了吗？当然！最早发现“中国”这两个字，是在‌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何尊”上，铭文解释为“天下之中”。有人解释这个中国等于洛阳，实在是大谬也！

古人没有那么狭隘，古人只是古，他不是傻，他也有强烈的好奇心，天地玄黄，宇宙洪荒，这是不是古人讲的，当然是古人写的！他们也知道这个世界是无边无际的，我现在占据的是中心位置，这是我的根据地，这是宇宙办公总部，我要从这里出发，能上九天揽月，能下五洋捉鳖。

萧何和刘邦就已经给中国定了一个调性了，全宇宙都属于中国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因此你看他后代的子孙都明白这个道理，汉武帝的年号就是“天汉”，意思是他是“宇宙大统领”，接着汉宣帝又说了，“凡日月所照，江河所至，皆为汉土”，意思是，好多地方我还没有发现，我也没有涉足，但是只要太阳、月亮能照的到的，都属于我中国。

那有人就疑惑了，你这样的观点是不是“国际主义”呢，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讨厌“国际主义”，觉得张口说“国际主义”的，都是对别人好，对自家人狠。我们老祖宗从来都没有说过要这样干。他们是有步骤的，先养活你个人，再养活你家庭，有余力了，再为国家做贡献，最后才是为人类做贡献。这就是经典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论述。

美国为什么被称之为“人类灯塔”，因为有一段时间，他们确实是按照我们老祖宗讲的这个顺序去做的，只是走着走着，就歪了，以前他们嘴上喊的“人权”，也就是“人民史观”，他不搞了，他搞的东西，不仅仅奴役本国人民，还开始“奴役全世界人民”了，这注定了这灯塔上的光要灭了。美国现在没办法，只能退回北美，开始搞“种族主义”，说他们的困境，是别的国家造成的，是别的宗教造成的，既然他们是这样反省的，那么等待他的必然是战争！

我们的疆域不是哪个朝代定的，自古以来，我们没有边境线的概念，“汉”这个字，不是和具体的某类人捆绑，它是一种文明的延续与宇宙观的体现，，其内涵早已超越政权本身，承载的是礼乐制度、道德理想与天下情怀。今天所谓史观之争，若脱离了这种深厚的文化根基，纠结于时间断点，实则是舍本逐末。

有人说了，那有人不认可怎么办？中华文明自盘古开天地以来，就是“人民史观”，不认可的就是两种人，一种是“摇晃派”，一种是“反动派”。反动派很好理解，死不悔改、无药可救，爱好就是压迫人、奴役人。“摇晃派”是什么呢？就是认错了敌人，搞小圈子，攻击另一个圈子，另一个圈子只要一个人反动，他就默认整体反动，本意是好的，但带来的效果是坏的！难道我们还不如非洲卢旺达么，他们都不存在民族矛盾了！

中华文明中的“人民史观”就是“普世价值”，白求恩、斯诺、马海德、阳早、寒春等等，他们认，他们也可以是中国人！美国曾经也喊过“普世价值”，但是他现在成了反面教材了，那么这个“普世价值”的旗帜，我们应该定义，而且不需要重新定义。

我们的人民史观是一脉相承的，从《礼记》的“天下为公”开始，到现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都是一个意思，我们是在给整个人类找出路，并不是说要消灭这个，消灭那个，你把看不惯的都灭了，剩下的那百分百的绝对是内斗，咋的，其心必异的都灭了，都剩一家人了，怎么还不纯啊，还要内斗啊，你给解释解释，这咋回事？

要解决人类出路，也不是说要先苦自家人，而是一步步来，老祖先说的很清楚了，要“环形外化”，假如地球有九环，我们现在已经修到四环了，四环内都繁华了，那就着手修五环，啊，五环，你比四环多一环！啊，五环，你比六环少一环；终于有一天呐，你会修到七环；修完七环再修八环，修完八环修九环，最后修成一个九连环！

借小说三体来说吧，程心投降后，人类被大规模种族灭绝，其根源在程心吗？不，在罗辑，在以罗辑为代表的英雄史观人类族群。

三体人的优势在于科技极大领先并以智子手段在一定时空维持着这种领先。

我们地球人有优势吗？有，而且还很大。第一、我们的科技潜力大于三体人。我们有基地（地球），他们没有，这就决定了他们在太空迁徙中发展因此受限而我们没有。我们发展能力强、方向对，如果不是智子的有效封锁，三体舰队到达地球时将是一群落后的乞丐。这给了我们与三体文明冲突中进行博弈的可能。二、地利，超长距离给了我们应对的足够时间。三、质量支配力的绝对优势。智子可以干扰微观试验结果，但它不能改变宏观物质运动。这给了我们组织、实施反击措施的相对自由。四、黑暗森林中的地理优势。太阳系生命环境得天独厚，三体失去母星，必须悄悄远征抢夺我们这个未暴露的星球，这为我们的反击提供了一个有效选择，我们有同归於尽的博弈主动权。五、精神文明绝对优势。一个普通三体人，只是单工监听，就同情地球文明，这是因为精神文明有其强大的原生的生命力，而三体人个体也内源的存在着暂时被环境所压制的精神需求。三体族建立的单纯物质文明产生的唯理性论，是对事物的片面理解，所以面对危机时解决方法单一、原始。作为种族，三体仅依赖外在的生存恐惧来抱团，缺乏发自精神的内生凝聚力。这注定了他们只能打优势局、顺风仗。而我们拥有他们所缺乏的团结一致克服万难的不可思议的种族韧性以及群策群力由弱变强的战略定力和斗争艺术，这是我们这个有机族群能够最终胜利的根源和保证。

由叶文洁的领悟、暗示和罗辑的领悟、实施，人类初步建立起了威慑，形成了有效的战略防御。叶文洁和罗辑凭有限条件各自正确推导出黑暗森林理论，这是人类智力的胜利，是极劣势下人类不屈抗争的结果。叶文洁为什么要暗示？她顶多算一个在极度不公压力下异化的间歇性精神病者。她有精神追求，她幻想高等文明来给地球发放太平盛世，这是幼稚的冒险主义、投降主义。软弱性的另一面就是摇摆性，这促使她最终做出了暗示。这里批判一下以杨冬为代表的自杀系科学家，他们以个人的发展为唯一追求，在人民最需要他们这些大家供养出的精英想破脑壳为人类找寻出路的时候，他们仅仅是物理上打破了脑壳。投降得彻彻底底。这是英雄史观的第一次失败。

威慑的建立可以说是一个成功的阴谋，由单个执剑人维持威慑则是这个阴谋的延续，这种对威慑的单调使用是英雄史观的第二次失败，也是最大的失败。我们本来完全可以把这个威慑变成一个阳谋：改变威慑的控制方式，人手一个控制器，由投票百分比决定是否触发威慑。三体人将很快发现随着舰队离地球越近，触发比率越大，进而得出当接近到一定程度比如近太阳系将导致比率指数级升高并最终必然导致触发。这样，我们成功地把问题回甩到三体人脸上。这是人类群体斗争的初步胜利。三体舰队不得不在50%比率空域徘徊，寻找解决方法。从理性出发，他们开始研究地球个体按红键绿键的动机，不得不寻求接触、分析精神领域。战略相持也就此拉开了帷幕。地球主动发起了广泛的“情话”——情感个人直播，这被三体族评判为不理性、纯蠢。三体人开始执行“一天只睡1/4”新规，一时直播火爆，很快涌现了一批批千粉、万粉主播，两地间量子波洋溢着一片荒诞的气息。海面之下从不平静，地球人都知道。

必然的，三体历史上第一个“精神病”横空出世，他公开宣称自己有感情，开启了历史上第一个三体人直播。他公开征求爱人，直播模仿所崇拜的地球主播，呼唤诚挚美丽的爱情——“没有爱情，存在将没有一丝意义，没有！”他被公开审判、处决，抛射出舱，“精神病、废品。”然而，这样的抛射越来越多。地球开始了战略反攻。他们改变了投票，保留“触发同归於尽”，撤掉了“不触发”而换成了“科技共享促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和“两族融合地球共生”。随着后两种投票率越来越高，三体族矢志于灭绝的统一意志崩溃了，混乱漫延整个舰队。地球毫不犹豫启动了天才的致命一击，议会决议赋予每个三体人平等投票权。随着主播直播替三体个人实时投票的轰轰烈烈，失去母星后早已遗忘在三体远古历史里的内战，在滞留域不可避免地爆发了。融合舰队高举“PSYCHO”大旗，在脱离舰队的沉默旁观下，一举消灭了灭绝舰队。由三体提议的两族三边谈判迅速举行并顺利达成了各方满意的合约且立即生效、执行了。第一次地球危机解除。这不仅是各英雄领袖的胜利，也是每个地球人个体和三体人个体的胜利，是人民长期不懈的斗争中孕育出的杰出英雄们带领人民凝聚成一个强有力的代表正义的有机整体所迸发出的超乎一切想象的最强大的力量取得的必然的伟大胜利。

原著中的悲歌缘于，人民需要一个毛泽东，却只得到了罗辑们。

某些键盘侠既不懂人民也不懂英雄，脱离实际空谈扯淡。在马列主义唯物史观里面，“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人民的反义词不是英雄精英，人民的反义词是敌人反动派；人民是少数英雄伟人杰出人物+多数大众百姓群众，二者构成人民整体。人民史观是包含英雄史观（人民英雄纪念碑），但不止英雄史观。人民史观强调英雄和群众辩证对立统一关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实际上，很多关于人文社科争议节奏，是不同的人就没搞懂一个词汇不同语境范围内意义含义，鸡同鸭讲扯淡风马牛不相及。

【人民】，人民是英雄+群众，人民反义词是敌人反动派。

【封建社会】，五段论里面“封建”不是指政治上分封制（某些键盘侠所谓秦制郡县制以后么没有封建社会，那是望文生义扯淡）。而是指经济上模式。指农业社会，以劳动者私人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小生产（包括自由农或依附农农业和城市手工业）” ，其生产关系中存在大土地所有制和小生产结合所造成的田主和农民的对立，劳动者剩余价值以地租等形式被剥削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秦制），分封制，农奴制；地主，自耕农，佃农，农奴……这些都是封建社会。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在工业革命前古代农业社会，奴隶制以后的各种模式都是封建社会。

【帝国主义】。唯物史观里面，帝国主义指的是垄断资本主义，而不是说非得是皇帝君主制。

【殖民主义】，特指近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殖民扩张，而非古代各时代移民迁徙定居扩张征服。

【生产积极性】，生产积极性是通过心理机制或社会心理组合机制，将个体劳动投入强度与情感体验相结合的行为驱动力。生产积极性反义词是生产消极性（怠工，摆烂，偷懒，磨洋工，阻挠生产，破坏生产资料等等。）生产积极性反义词不是化肥农药，不是机器工业化，不是种子，不是其他农业因素。

等等。

衣家村是山东省烟台市栖霞市亭口镇下辖的行政村，它有着丰富而动人的故事，包括往昔的红色革命故事以及当代的脱贫致富故事。以下是具体介绍：

红色革命故事

- 党员秘密活动与民兵抗敌：1940年，衣民斋成为衣家村第一个共产党员，次年他返回村里发展党员，衣文章是他介绍入党的第一人，随后又发展了6名党员并成立党小组。党员们每晚在村南沟的大石磞下秘密召开会议。当时衣家村处于“三角斗争”中心地带，村里成立了民兵连，衣民斋为村团长，衣振德任民兵连长，民兵们白天在村口埋地雷，晚上站岗放哨。

- 烧木炭支援兵工厂：1941年，衣民斋根据指示在西大天建起炭窑烧制木炭，聘请衣合云等村民帮忙，烧好的木炭都送到大榆庄兵工厂制造炮弹，衣家村的窑一直烧到解放后兵工厂搬迁才停下。

- 藏粮藏药与掩护伤员：1947年9月，国民党进犯胶东，衣家村全民动员挖地洞、打山洞，帮助部队藏粮食、药品、乐器和被装。村里还藏着部队剧团的女团长胡丛芬，她先后被藏在大石头下和老茔盘里才躲过敌人搜查。后来许多伤员被送到衣家村养伤，村民们热情地将正房倒出来给伤员和护理人员住。

当代脱贫致富故事

- 修路开山辟新途：2017年，退役军人衣元良回到家乡担任党支部书记，他带领村民成立党支部领办的“一点园”果蔬专业合作社。面对缺钱、缺劳力等困局，村民们发扬新时代“愚公精神”，自己动手修路。经过7个月的努力，修成了一条长5.5公里、宽5.5米的盘山路，砌起了3.5公里长的路边墙。

- 发展产业促增收：路修通后，衣家村打了2眼深水井，修缮水塘，建设蓄水池和泵房，铺设微喷滴灌管路，解决了用水难题。同时，村里发展起藏香猪生态立体养殖、玉木耳种植等产业，还在村外投资建设了27个玉木耳大棚，并打造党员干部“三同”教育基地，发展集生态养殖、采摘体验、休闲观光、党性教育等为一体的特色旅游业，实现了村集体和群众双增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