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个治理淮河的例子，就能知道人民的力量有多强。
1950年7月，淮河流域连降暴雨，为数十年来所未见，受灾面积高达4687万亩，受灾群众1300多万，房屋倒塌89万间。
灾情最严重的皖北地区，3161万亩耕地被洪水淹没，受灾人口998万，死亡489人，581万人断粮，109万人既无粮也失去了住所。
换成封建王朝，最多也就是中央地方调粮救灾，让灾民度荒了事，淮河该泛滥还是泛滥。
但中国共产党并不满足于此。
毛主席看到报告中“不少是全村沉没”、“被毒蛇咬死者”、“多抱着大哭”、“今后水灾威胁仍极严重”等文字时，热泪夺眶而出，他用笔在下面重重地画上横线，说：
“解放了，老百姓还受这么大罪！”“不解救人民，还叫什么共产党！”
主席立即向总理转发报告：
“周：请令水利部限日作出导淮计划，送我一阅。此计划八月份务须做好，由政务院通过，秋初即开始动工。如何，望酌办。”
8月25日，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主持召开治淮工作会议，安徽、河南、江苏三省答应坚决按照中央部署，对工程、经费和粮食作出统一安排，绝不推诿卸责。
9月12日，周总理在会议结束时说：
“这是新中国第一次对这样一条河流提出根治。如何达到根治？……我的体会是应该坚持蓄泄兼筹……既不是单纯地蓄，也不是一味地泄，要蓄泄兼筹，不但要送走淮水，而且还要根治淮河，全面达到除害兴利的目的。”
10月14日，政务院颁布《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成立治淮委员会，统一领导治淮工作。
在周总理的指示下，委员会办公地址设在了淮河沿岸重镇蚌埠。
毛主席亲笔书写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的题词，让人制成锦旗送到治淮指挥部。
皖北行署发出《治淮动员令》，号召皖北人民拿出支援淮海、渡江战役的精神参加治淮工程。
经过广泛动员，治淮指挥部总共动员83万民工、征调8314只大小船只、7349辆各类车辆奔赴治淮工地，中央又拨给4亿斤粮食予以支援。
治淮工地上，一面面印着主席手书的红旗迎风招展，所有人都干劲冲天。
到1951年春，淮河安徽段干支流复堤工程基本完成，共修复堤防903公里。
1950年至1957年，国家为治淮投资13.3亿元，共完成工程土方15.1亿立方米、石方700万立方米、混凝土166万立方米。
光救灾肯定是不够的，想要长期解决淮河泛滥问题，必须修建水坝。
修水坝就不能光靠人民热情了，必须依赖科学。
1951年，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水利专家张光斗、黄万里、钱令希、黄文熙等都被邀请到佛子岭工地作实地考察。
几位专家经过3个昼夜的讨论，最终一致同意修建具有好、快、省等优点的连拱坝。
从来都是话好说，事难做，
连拱坝是当时的先进技术，全世界也只有美国，和法国在非洲的殖民地阿尔及利亚各有一个成例。
苏联老大哥也没有建过连拱坝，中国的技术人员更是连见都没有见过，连拱坝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压力最终来到淮委工程部部长、著名水利专家、从美国康奈尔大学水力发电专业毕业归国的汪胡桢身上。
当时的中国，已经没有比汪胡桢更优秀的水利人才了，
建，还是不建，就等汪胡桢一句话。
民族的期望、人民的期望、党的期望、领袖的期望，这可是比泰山还重的责任啊。
大坝要是没建好，塌了，即便党和人民不追责，汪胡桢也会自己跳进淮河里去。
经过无数次没有日夜的反复计算，汪胡桢最终决策：建。
专家下决心了，中共听专家的。
1952年1月动工，新中国第一座大型连拱坝水库开工，中央统筹协调，安徽、河南、江苏三省鼎力支持，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物给物。
历经2年又10个月的艰苦建设，1954年11月，佛子岭水库胜利建成。
佛子岭水库有什么用呢？
直到今天，他依然承担着淮河防洪蓄洪的任务，每年发电超过一亿度，还成为灌溉下游千万亩农田的重要水源。
同时，佛子岭水库还是新中国水利的初始摇篮。
参与建设的干部、工人，不仅白天要干活，晚上还要认真学习水利建设知识，汪胡桢亲自授课。
等到水库建成了，这些人也成了大大小小的专家，再将自己的经验带到祖国各地。
中国水利工程领先全世界，就是从佛子岭水库简陋的教室里开始的。
与治理淮河同时进行的，是抗美援朝、剿灭土匪、镇压反革命、镇压反动会道门、肃清鸦片、解放妓女，等等等等。
以上的每一项，难度都不比治理淮河小。
无数个伟大事迹充分证明，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下，中国人才能爆发出自己最强的能量。
无数个伟大事迹充分证明，没有组织起来的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就是无垠之水，做不成任何大事。
中国共产党从来没有自夸过自己是什么精英，他们永远只说一句话：
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