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奥是85后，陆川是70后，张艺谋是50后。从这部作品来看，申奥完完全全从中国人的视角去审视那段历史，而不是为了拿这部电影去国外拿奖。不用搞白左宽恕，人性本善，反战的那一套东西。

所以他在影片结尾敢替那些惨死在日军屠杀的中国人，喊出最真实的想法。

所以，我反而期待那些演艺圈的老登们赶紧移民，去拥抱他们的天堂，给新人导演腾出位置。

汉代它是狗

唐代它是狗

明代它是狗

清末民国它是狼

历史上它从没把它自己摆在人的位置

你怎么和一只畜生当朋友？

1979年至2020年，日本對貴寶地的各類援助如下：

1：有償資金援助：總金額約3.3兆億日圓，還款期30-40年，年利率0.75%-2.2%, 浦東國際機場，白雲國際機場，武漢長江二橋等皆由此資金援助建成；

2：無償資金援助1576億日圓，主要在於醫療保健, 環境保護，如人材培養等方面，大名鼎鼎的中日友好醫院，中日友好環境保護中心等，皆由此援助建成；

3：技術合作支援：約耗費1858億日圓，主要在於醫療，飲用水，計算機，法律建設等。

日本對華的各項資金＆技術援助遠勝別的發達國家，甚至超過了亞洲開發銀行和世界銀行。

親人們，我奉勸你們做人要善良，日本在那14年確實行為舉止較為粗野，但這幾十年，也確確實實，真金白銀的幫助你們了！更加不要提日本還是在內地外資企業最多的國家，是無數家庭的經濟棟梁！

从这个角度来讲申奥并没有在电影里夹带什么私货，他只是借演员的口把观众心里的想法说出来了而已。

在叫好的同时也佩服申奥导演对尺寸的拿捏。

叫好当然是因为其立场够正，作为被侵略者的民族文艺，我们终于没有又没有拍出一部通过一个侵略者日本人的视角来试图探讨日本人残存的人性这样一部脱离群众与历史的抗日片，而是大方地直接宣告“我们不是朋友”。

这部片子受到广泛好评的最大一点就是立场正，他就是在完完整整地展现军国主义的恶行、日本人知小礼而无大义的伪善，侵略者没有高大威猛甚至有肌肉线条的身材，没有真正在意过中国人的生命，他就是在全方位地展现法西斯侵略者在二战时期所造的孽。

但光立场正是不够的，是不足以获得这么高口碑与这么多好评的。

主要还是申奥导演各方面尺寸都拿捏的很好，包括在讲立场这方面，在正的前提下没有拍成狗血的宣教片，这是很难得、很难把握的。

我能理解为什么之前的文艺作品会塑造一些个还对中国人民保有同情心、有良知良善的形象。

因为你要拍战争片，拍侵略者与被侵略者有故事的交集而不是一上来就开枪打死，那确实需要一个能跟中国普通百姓交流的角色，那这种角色保有一点善心与耐心，才能将故事推进下去。

只是他们的策略是塑造一个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花，申奥导演的策略是刻画一个伪善的人物形象。

这个尺寸是非常难拿捏的，刻画重了就回到之前的路子里去，刻画轻了又让部分人觉得你在塑造极端恶魔搞仇恨教育。

最后的呈现效果是非常好的——一个相貌清秀的军三代，从家世背景暗示了其受军国主义教育的熏陶之久，从所言所行揭示了他从来都只在乎拍照片这一能带来家族荣耀的事，而从来不在乎任何人的生命，从上级军官用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合理化它的恶魔行为，直接向我们展示了日本人“知小礼而无大义，拘小节而无大德，重末节而轻廉耻，畏威而不怀德，强必盗寇，弱必卑伏”那虚伪的“仁义礼智信”。

可以说在拍出了很正的主旋律的同时，又塑造了一个很丰满的形象与故事，完全没有落入机械宣教片的窠臼。

包括这句“我们不是朋友”，也是尺寸非常到位的，更是合乎前后叙事逻辑的。

我其实在听到这句话的时候没有那么地激动，因为导演并没有刻意渲染情绪氛围嘛，而且如果要走情绪激发喊“我们是仇人，山川异域，不共戴天”不是更好？

但最终导演选择的是让刘昊然喊“我们不是朋友”而不是“我们是仇人”之类的话。

（插一句，这里是在用日语喊，这个设计是在说明这句话不是对之前那些照片里的同胞讲的，而是直面侵略者，用他们的语言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暴行是不可能让两国人民成为朋友的（因为之前那些汉奸比如王广海等人只会跟他们说两国友谊万岁嘛），就是要用对方的语言才能直击骨髓，当然同时也是申奥导演在路演时半开玩笑地说的“怕他们耍赖说听不懂”）

首先肯定还是考虑了舆论影响，你看现在，就连这句话各大平台评论区都有鬼子应激，更别说言辞更激烈的仇人，那势必被那些人造势抓着仇恨教育不放了，到时候真被部分人死咬着这点追着杀，那对电影与国际舆论都是坏事。

哪怕是现在，《南京照相馆》这样一种表达比较温和的反战电影，票房昨天才刚刚过5亿节点，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就在发布警告警惕日益高涨的反日情绪了。

也是真的有点急。

其次从电影情节上看，这是合乎逻辑的。

阿昌并不会日语，之前只学习了几句王广海等人教给他的诸如“我们是朋友”的保命话，王广海是不会教他“我们是仇人”“敌人”之类的单词的，而按日语的语法，加个否定语法词就是“我们不是朋友”，比较容易自己领悟出来学会，让阿昌在这里说出，更合情节逻辑与人物水平。

同时，你也不能说仅仅否定“我们是朋友”就是大搞仇恨教育了，连这都要破防的话，那实在没啥好说的了。

比如那个日本驻上海领事馆的警告。

只能说

赛德克巴莱，里面，原住民小孩对日本小孩和母亲说了一句话，“可怜的日本人，一起到我们祖灵的天家，做永远的朋友吧”，然后率领众多小朋友，杀死了日本小孩和他们的母亲。

这是种族之恨，原住民小孩不会忘记，这里的一切都是我们日本人的这句侵略者言论，而说这句话的，恰恰是一个日本小孩。

如图：

如果中国人说，我们和美国不是朋友，我理解是我们和美国是竞争对手。

如果中国人说，我们和巴基斯坦不是朋友，我理解是我们和巴基斯坦是作为同盟的战略伙伴。

如果中国人说，我们和俄罗斯不是朋友，我的理解是在需要的时候也可以捏着鼻子合作一下。

还可以面带微笑的说，国家之间嘛，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太正常了。

但如果有人说，我们和日本人不是朋友，有些人先激动的跳了起来，说你这是煽动仇恨！

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做贼心虚。

中日关系在中国外交等级里是最低的一档，简而言之日本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只不过是因为现实原因互相做点生意，“我们不是朋友，绝对不是”不过是把这个事实说出来而已。

为什么阿昌能说出那么决绝的话？

因为哪怕几十年过去后的今天，你仍可以在知乎的这个话题下，看到日本初生们在对中国进行谩骂和抹黑。

评论区里有一群江苏ip的清醒哥，一直在论到底跟日本是不是朋友。

难绷。

无论怎样，我是做不出给日本战俘吃细粮，给自己兄弟吃粗粮这件事情来的。

我特么这点良心还是有的。

我没有看到对战争的反思，对人性的反思，对制度的反思，对历史的反思。我只看到了仇恨，如果只是为了宣扬仇恨，那么和昭和马鹿的宣传机器也没有区别。

很多人很激动，更新一下，很多人以完美受害者自居，但是却忘了这个世界就是自然的世界，你弱鸡就必然被欺负。你弱，就是原罪。

那么，是什么导致当时中国如此弱鸡？仅仅是满清吗？敢不敢深究一下从2000多年前就开始的落后？专制者是否还有合法性？带来的是先进还是落后？专制运转有什么无法解决的先天理论上的自我矛盾？敢不敢聊聊？

当医生面对一个病人，首先要做的就是分析病因。外因因内因而表现。

515敢放开聊吗？226呢？帝国日本是如何一步一步的从内部失衡转为外部侵略的？你们看到的侵略永远只是表象。

帝国日本怎么煽动国民的？敢不敢揭露一下呀？广而告之？人是怎么变成兽的？不敢？是害怕以后自己没有创意用了吗？

张大帅是个人杰，多方关系都处得很好，但为什么小六子就成了这样？一枪不打丢掉东北，委员长要求他在热河配合组织防御他干了什么？为什么教科书还称赞他是抗日英雄？他配吗？这教科书的人屁股怎么座的？为什么这么座？日本侵略是否有利于他？

上天是公平的，让他活了一百多岁，让他可以亲眼看到自己造成的恶果的后续发展。发展是什么？敢聊聊吗？

一代和二代之间可以说毫无传承，所以二代们的合法性？敢聊聊吗？

历史上中华民族是否也有过屠灭他国的记录？是下令屠灭的还是军队自发的？

南京的所有日军都参与了屠杀吗？谁下令的？为什么他的三名师团长死掉了他却稳坐泰山不被审判？谁拒绝了他的手信？他的苟活对我们在职场生活中有什么启发？

留岛不留人？照照镜子吧，镜子里的是昭和马鹿们捆着八纮一宇头巾。

历史，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一环扣一环，如果你读了教科书，发现都是点状的描述，那就是有人向你隐瞒了重要史实。如果只读历史而不反思历史加强自我修养和思维，那读再多也是白读。

看到你们如此愚钝，以至于见怎么反思和启发都要我手把手的示范。真是感觉你们脑袋里除了食就是色。和那帮四国岛穷困地漂洋过海搞抢劫的货有啥区别？

所以南京照相馆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信号。

一种老钟懒得和别人说友好的信号了。

毕竟说好话这群人是真不怎么听的。

所以干脆有什么就说什么。

想到什么说什么。

毕竟好歹建国将近七十年了，实力也够了。

也该随心所欲一把了。

1955年，他说:“对日本战犯，不判处一个死刑，也不要判处一个无期徒刑。对犯一般罪行的不起诉”。他解释道:“杀掉近千人很容易，就是几分钟的事，但是杀掉了他们就足以平民愤吗？冤冤相报的仇恨真的就能够化解吗？这些日本人他们现在是战犯，但是20年后，他们会成为朋友。”

俄罗斯、白俄罗斯、朝鲜、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索马里、贝宁、乍得、冈比亚……

所以我一向反对简单的复仇主义。复仇是非理性的偏执，是为了情感上的满足而忽视自己现实生活的行为。一个人可以为了复仇不惜一切，但是一群人，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民族绝不能被复仇支配自己的行为。这个问题下不少回答都滑坡的很严重，为什么优待战俘，为什么不让提仇恨；还有些反驳也纯纯胡说，拿上世纪70，80年代对日友好来反驳现在的情况。决定对日态度的原因只有一个，利益。

为什么tg优待战俘？今天可以把所有战俘都突突了解气，可下一次还会有人投降吗？这样做不仅仅会加剧敌人的负隅顽抗，对于敌人的套取情报，改造，甚至是策反更是无从谈起。顺溜当然有资格质疑为什么不去杀仇人，可你要是真从政策上不放任何日本人回去，又要派谁去杀了他们？等着他们自裁吗？仅仅为了复仇，在已经取得了胜利后还要白白牺牲战士们的生命，真的值得吗？

另一方面，中国确实在上世纪80年代对日友好。因为什么？真是因为中日友好？因为我们改革开放需要日本的技术，需要日本的资金，需要日本的产业转移。为什么U型锁被批评？因为U型锁毫无意义，即没有破坏日本汽车产业，也对国产汽车产业没有帮助，更做不到让市场抵制日本车。用以前的对日政策来批评现在也是毫无意义的，我们现在不需要日本的产业转移了。甚至正相反，现在中国产业要做的就是把日本产业挤兑出去，就算日本不来投资了，又怎么样？不过是把中国市场拱手让人罢了。

说了这么多，核心还是老生常谈的：没有永恒的敌人，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这不只适用于我们看待国内情绪，也适用于我们看待日本本身。“日本人都是天生的混账”和“日本人民都是被统治阶层欺骗了”都只是宣传口号，是把复杂的现实问题断章取义出一个截面，再去把它无限放大。日本底层人民和统治阶层的矛盾，新兴的资本主义和已经瓜分殆尽的殖民地的矛盾，这些都是存在的。内部矛盾解决不了，就发动战争向外部转移，从来就不是什么特例。既然日本的统治阶级不肯让利给底层，而再不让利底层又要造反，那当然是发动底层出去抢了。但是这不意味着底层和上层的矛盾就不存在了，如果你抢不到足够的利益，枪口就要调转了——所以日本战后左翼思潮涌动，因为事实证明了出去抢是行不通的，那当然就要拿老爷开刀了，矛盾的主次是可以相互转化的。

说回电影，实际上也是因为它抓住了要点：人民需要的不是反战电影，而是反侵略电影。中国近代以来一直是被侵略者，根本没发动过侵略战争，绝大多少的中国人（包括我自己）都没经历过去侵略其他国家，导致本国崩溃的情况（如越战，阿富汗战争）。一众西方或是本国的反战电影在在中国水土不服也是这个原因：我们甚至可以直接暴论，反战就是反战败，你没有理由去反对一场对你有利无害的战争，就像欧洲殖民们做的那样。想要反对战争，只能是事实告诉了你，发动战争的收益和付出不成正比，可能是打输了，也可能是烧钱。中国暂时还不需要这些，更需要的是单纯的反侵略故事。

说到最后，还是要讲回最初的论题：时代变了，中国不再需要日本。但是这也不是永远的。如果现在火山突然喷发，把日本人都埋了，我们上去收岛，那我肯定支持，可问题就是你没法把一亿人图图干净。所以，无论你的观点是什么，你都得接受要和这个恼人的邻居长期共处的事实。那么，我们该以一个什么样的身份和它相处？刚改革开放时是友好，为了资金和技术；现在是敌对，为了抢占市场；未来呢？最好的情况当然是参考现在的美日，可是这又意味着，只是要表面对日友好了——而这些的重点都不在于我们过去曾怎么样，而在于我们未来要怎么样。

明眼人都看得出，这句话不是在引导你仇恨日本军国主义，而是让你仇恨日本人，甚至包括当下的日本人。而经过多年社会主义教育的我，非常清楚罪不在日本人这一族群，而在于军国主义。军国主义从来不是日本限定，它会在任何狂热而狭隘的族群中滋生，包括中国。

“我希望大家不要陷入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如果论。
伊藤他清楚的知道他们是来做什么的，他的父辈就已经踏足了中国这片土地，他本人不愿意拿起枪上战场，是源自于他个人底色，源自他本性里的懦弱。
但是他还是成为了一个战地摄影师，他拍摄得画面的内容，都是日军对于中国土地的占领，以及对中国人民的屠戮。
所以最后这个时候阿昌必须是这样平静的用日语说：“我们不是朋友。”
他是不能愤怒的；因为如果他愤怒，是不是就代表曾经有段时间，这两个人有可能成为朋友？
不是这样的，那个时间段任何踏上中国领土的日本人，都是侵略者，他们没有任何值得我们中国人交往的底色。
所以阿昌必然是平和的，甚至漠然的说出这几个字。
因为从一开始他就确信，两人不会是朋友。“

这语言组织能力和表达能力，好感度增加了。

中国犯罪分子杀了日本小孩，外务省一片骂声，还上升到外交层面。

日本兵杀了上千万的中国人，你们什么态度？

一个合订本就足够中国人看清所谓公知，所谓大V的真面目。进而看清他们背后的日本外务省和台湾一部分人的真面目。

要不这帮子的阵地怎么只剩下知乎的三零小号了呢。

可惜，外务省是被台湾人带偏了，丝毫没有意识到中共起到的是压制作用。

就中国现在的民意，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知道不啦？

中共做事情是有底线留余地的，换上民族主义分子，那就不一定有底线了。

外国渔民跑来中国海域偷鱼，党的政策是丢洗衣粉，要按我们这些人的意思，可不一定能让你囫囵个回去。

当然，我知道他们不信。有本事打过海峡嘛，又不是第一次这么喊了。

兵者国之大事，打台湾不只是打台湾，是整个国家战争与和平的形态转换。

你以为打台湾就是1天22小时，然后发身份证就完了？

万一上岸后对方足够顽强死守台北高楼区，怎么办？是不是要用Fab一栋楼一栋楼地炸。

那是几十万栋的建筑，几十万吨的炸药。

问题来了，这么多的炸药，你要不要平战转换？

经济发展这么多年，国运一路畅通，现在要打断转换成战争形态，就打一个台湾是不是亏了点？

是不是要连美日一起打才合算？

战争嘛，无非政治的延续。政治又是经济的延续。

武器弹药生产出来打不出去是要报废的！

所以打仗这事儿，要么你保持和平状态，工厂不动，攒一波弹药1天22小时打完继续和平过日子。

要么就像俄罗斯现在这样，兵工厂扩产，打三年五年的，利润也能回来。

打台湾明显是需要平战转换的，而一旦转换，就不是1天22小时的事情了。

日本外务省+台湾朋友天天来大陆做动员，是嫌死得不够快。

你跟我说这个我甚至有点想笑，当初伺候日本战犯吃细粮，给最好的饮食和医疗条件的时候咋不提这个呢，现在你跟我说过了几十年“我们不是朋友”，你们自己信吗？

不再把日本当朋友，不再抱有日本或许有一天会是朋友的幻想，对中日关系也就不会有任何期待

对日本主动伤害中日关系的行为，也没有了任何愤怒，痛苦

就算再去主动拜鬼，也觉得心态上毫无波澜

根本不再需要日本道歉，也不再在乎他道不道歉，他就算真道歉了也不在乎，也不接受

日本真诚道歉，中日弥合关系这个窗口已经过去了，给你机会了，你不要

日本的任何行为，都不会再引起一丝丝情绪上的波澜了

中日关系向好？开什么玩笑，中日关系变坏？有什么所谓，谁在乎

在无边的宁静中，静待那一天的到来，清算的到来

「空气」作为形容词，原见于日本二次元用语。「空气系」，如前島賢所言，指那些直接描绘日常生活，没有重大事件和强主线的作品[1]，这些作品被称作“空气系”，是因为它们注重作品的氛围。山田尚子在访谈中曾谈到，「空气感」指的是“就连包围着她们(角色)的空气(氛围)我也想拍进去”，在一部「空气感」的作品中，角色、物件、背景等画面要素在构图上处于平等的位置，致力于向观众展示一种美好的氛围。例如，《轻音少女！》就是一部典型的空气系作品

我用「空气」这一词汇来形容这样一种民族主义者：这些民族主义者，他们并没有构建出一种明确的、自圆其说的民族主义理论，他们奉行的民族主义重在营造一种“氛围”，这种“氛围”由两种要素组成，一是对其他民族的仇恨，二是对本民族的自负。因为空气民族主义者旨在营造一种氛围，所以他们其实没有明确的敌意对象，只是空洞地、不停地渲染仇恨，因此他们需要“我们不是朋友”这样没有目的与指向、但是传达的情绪十分明确的口号

那么为什么空气民族主义者会如此抗拒共感（即主张日本人不能有任何人性、不能让观众感同身受）呢？对空气系作品进行分析时，曾有人谈到鲍德里亚的观点，对处于日常生活中的人来说，没有参与世界的不在场证明是难以忍受的，它需要超越性的符号来维系。我们把这一逻辑颠倒一下来说明空气民族主义者的这种狂暴：“浮于空中”的空气民族主义者构建的仇恨叙事由一系列的符号与形象来维系，在其中“满怀恶意的侵略者”形象居于至关重要的位置，通过这种符号暴力，空气民族主义超越了世界的现实，实现了对另一个民族所有个体的极端仇视

作为封闭（Verborgenheit）的日常生活，没有世界的幻影，没有参与世界的不在场证明，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它需要这种超越所产生的一些形象和符号。我们已经发现，它的宁静需要对现实与历史产生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它的宁静需要永久性的被消费暴力来维系。这就是它自身的猥亵之处。

而一旦共感产生，空气民族主义就破碎了。为什么会产生“共感”情绪？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地球上的生物，都是人科、人属、智人种，我们难免会有移情，或叫做“感同身受”的时候。一旦这种情绪产生，我们就会意识到，日本人和所有国家的人一样，有坏人，也有好人，最多的是普通人。一个冠冕堂皇的日本教授，曾经可能犯下滔天大罪——比如和731合作的日帝医学专家；一个充满兽性的日本士兵，在战前可能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少年。“共感”会令空气民族主义破碎，因为它构建起来的、整体上作为无人性的侵略者的他者符号被消解了，空气民族主义者主张的绝对的仇恨也就不存在了

就如《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一书所描绘的那样，人发动了战争，战争也在塑造人。战争的参与者中，有伊藤、科赫、科赫的女助理这样绝对意义上不存在正常的善恶观的人，也有许许多多曾经的“好人”“正常人”，但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人已经不存在了，只存在一群野兽。这是“共感”叙事的基础，也是空气民族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

因此毫不奇怪，当布拉格居民在战争最后一周奋起反抗纳粹时，长期积压的怨恨终于演化成暴力。他们抓住德军士兵，群起殴打，淋上汽油，将其焚烧。数十人被吊在城市的路灯杆上，血肉模糊的躯体上被刻上纳粹万字符。游击队员冲进地窖，把躲藏在里面的德裔男人、女人、孩子拖出来，人们被殴打，妇女被强奸，有时甚至被杀害。数以千计的德意志人被赶出家园，被关押在学校、影院、营房，许多人受到残忍审讯，审讯者试图深究其政治立场。
在这几天里，城市里弥漫着浓厚的恐惧气氛。一些布拉格居民后来提到，那种“会传染”的恐慌让他们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战壕里的岁月。一名德裔公务员形容当时的布拉格满大街都是“街垒和受惊的人”。当他试图回家时，他好几次误入人群，到处都是怒气冲冲的男人、骂骂咧咧的暴民、惊声尖叫的女人、屈膝投降的德军，还有许多贩卖捷克国旗和徽章的年轻人。他后来写道：“每间屋子里都传出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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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男人试图保护自己的妻子，他很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俄国人以及捷克人，甚至懒得把女人带走，他们就在孩子和营地所有犯人面前强奸女人，所作所为如同禽兽。在夜里，人们能够听见这些可怜女人的呻吟和呜咽。到处都在执行枪决，子弹就在我们头上擦过。人流密集，噪声不断。黑暗的夜空被探照灯和俄国人的枪火划破。我们的神经日夜不宁，我们仿佛坠入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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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诺曼·刘易斯的说法，在解放后的意大利南部，类似行为日趋普遍。他还记得，一位意大利贵族来拜访过他，询问能否允许自己的姐妹到军队妓院工作。刘易斯解释道，英国陆军不设立任何随军妓院，贵族及其姐妹只好悻悻而去。还有一次，刘易斯调查一桩严重的妨害风化案，该案涉及一位年轻的意大利女孩，女孩的父亲极力向刘易斯求情，因为女孩的父亲希望起码能让女儿有顿饱饭吃。
这种绝望的情形，绝不局限于那不勒斯，甚至绝不局限于意大利。整整一代德国年轻妇女都学会了坦然接受与盟军士兵同床共枕，而代价仅仅是一根巧克力棒。在荷兰城镇海尔伦，美国步兵罗斯科·布伦特（Roscoe Blunt）遇到一位主动接近他的年轻女孩，她“开门见山地问我，想不想‘ficken’（fuck），或者想不想‘kuszen’（kiss）。我脑子一片空白，好一会儿才明白她问什么”。布伦特问女孩多大了，女孩说自己12岁。在匈牙利，有年仅13岁的女孩向医院承认自己得了性病。在希腊，性病记录显示，最年轻的患病女孩才10岁。
这种道德堕落的状况深深触动了《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的战地记者艾伦·穆尔黑德（Alan Moorehead），在他看来，这远比他目睹的物质破坏触目惊心得多。当他在那不勒斯刚刚解放时抵达此地，他绝望地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他看见男人、女人、孩子为了争抢士兵抛下的食糖而彼此殴打，他看见黑市商人贩卖假酒，他看见皮条客在兜售年仅10岁的雏妓，他看见6岁的男孩兜售色情明信片，明信片上是姐妹们的裸体，甚至是他们自己的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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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波犯罪浪潮中，生存压力无疑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其他事实同样不可忽视。首先，一旦盗窃禁忌被打破，再次盗窃就会变得更加容易。对于某些人来说，经过长达六年的战争，盗窃行为已经变成谋生手段：那些曾经依靠偷鸡摸狗或者投机倒把求得生存的人们，不会因为战争结束就金盆洗手，何况艰难时世还在不断恶化。
然而，更加让人深思的是，战后普遍存在的盗窃现象，其实满足了许多盗窃者的深层次需要。许多人偷盗成性，甚至会去偷窃那些毫无用处的东西。许多经历过难民生涯的人都提到，他们会去偷餐厅的桌布，或者“某些绝对笨拙的目标，例如大花瓶”。玛丽亚·别利茨卡（Maria Bielicka）是一位在监狱和劳动营里熬过四年的波兰妇女，她说她几乎是出于本能去偷东西。战争结束后，美国人在一处德国别墅里暂时收留她们两姐妹，此处离她们原来从事强迫劳动的瓷器工厂不远。

战后盟国之所以如此急于结束非正常状态，可能就是被这种普遍的无序和暴力吓到了。在太平洋战场，类似的行为也不少见，日军、美军、东南亚人（也包括中国）都有很多暴力行为。普遍的无秩序令“挨个审判，处罚坏人，放过好人”在技术上变得不可行，西方盟国和中国没有对中层以下的战败国官兵进行惩戒（除了罪证确凿且罪大恶极的那些），苏联则漫无目的地把大量战俘关了一段时间，然后也将他们释放。到了50年代，事情已经翻篇了——大家都要做生意的。除了在中文互联网上已经人厌狗嫌的以色列以外，没有国家还在继续追凶。以色列提出引渡艾希曼的时候，阿根廷政府也断然拒绝了以色列的要求——只不过以色列是个非正常国家，它选择了直接绑架

这是空气民族主义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空气民族主义者没法具体地恨天皇，因为明仁天皇夫妇已经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了，他们对战争的态度得到了中国官方的最高认可。空气民族主义者也没法具体地恨曾经和军国主义勾结财阀，因为财阀真的在做生意。空气民族主义者也没法具体地恨战犯，因为战犯要么被处决了，要么得到了当时战胜国认为合理的惩罚——美国和民国放过了很多战犯，苏联和中国也判了很多有期，并且苏联在1956年就释放了全部在押战犯，包括731部队的成员。无论空气民族主义者在其他问题上处于哪个立场，都很难继续使用战犯这一符号，因为各国都对战犯做出了违背空气民族主义者诉求的处置

宴会上，（）首先发表讲话：“中华民族和日本民族都是伟大的民族。勤劳和智慧的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友好往来中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人类的文明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令人遗憾的是，在近代史上，中日关系有过一段不幸的时期，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牢记历史教训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明仁天皇在讲话中首先提到了遣隋使和遣唐使，强调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说日本国民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的文化怀着深深的敬意，很有亲近感。明仁天皇还谈及自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情况，说他从小就读过李白的诗，对《三国志》也颇感兴趣。
讲话中，明仁天皇就日本侵华史郑重表示：“在两国关系悠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不幸时期，我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我对此深感痛心。战争结束后，我国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走和平国家的道路，开始国家的复兴。”

第二个因素则在于，空气民族主义者被系统性地排除在了政治之外。惯常的民族主义常常与政治进程紧密结合，例如第三世界反抗殖民的民族解放进程与第三世界的国家与民族建构之间的结合，普鲁士军国主义对外入侵的渴望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对英法的仇视之间的结合。而空气民族主义者没有能够与其结合的政治进程。这一点，日本也很相似：自民党一党独优，给了参政党为代表的空气民族主义者崛起的机会，他们不需要思考驱逐在日外国人有没有代价，反正自民党最终会以“日式官僚的智慧”把这件事和稀泥过去，因此为什么不干脆大吵大嚷各种极端的口号呢？中国的空气民族主义者也同样，他们知道他们的主张会对外交决策产生0%的影响，因此他们干脆破罐子破摔

那么，就有了现在能见到的“空气民族主义”的模样：基于空洞的仇恨氛围，与现实政治脱节，通过反共感的、将异族绝对敌化的符号自我维系，狂热地试图打破所有规则，但只会在互联网上污染视线。在知乎上空气民族主义者因为存在反《南京照相馆》的人而狂热地追捧它；在其他平台，连《南京照相馆》都被解读成“美化日本侵略”“弱化中国反抗”了

《南京照相馆》这部电影本身做得很好，它没有成为反向《啊，海军》式的“剥削电影”（指打着“反法西斯”“反暴行”一类名号拍摄消费苦难者的电影，例如用毒气战题材拍恐怖片、用强暴情节拍情色片、用侵略事实拍军国主义），吃空气民族主义者的烂饭

共和国的爱国主义长存，空气民族主义则常如朝露般融化。共和国作为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不会变，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不会变，作为世界和平与繁荣的维护者、建设者不会变，未来共和国主导的全球治理将是真正在乎人权的、致力于碳中和的、奉行平等和民主价值观的，而不是反过来

参考

1. ^前島賢『セカイ系とは何か ポスト・エヴァのオタク史』ソフトバンククリエイティブ、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