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空气民族主义者唯恐对日本人产生共感，因为空气民族主义是没有实质的，一旦“共感”情绪产生，其将被立刻摧毁甚至反噬——就如日本参政党的支持者，竭尽所能对“在日外国人”进行妖魔化，高喊“我们不是朋友”，否则人们将发现参政党关于“在日外国人”的种种敌对宣传尽是谎言
与《南京照相馆》的故事非常类似的《波斯语课》的结局，雷扎（伪装成波斯人教科赫波斯语的犹太人）看着科赫（纳粹军官、反派）的背影，没有对他高喊“我们不是朋友”，为什么？
因为科赫不是朋友这一点是昭然若揭的，观众都能看懂。把“我们不是朋友”这一点说出来，就好比在中学数学课堂上宣布“三乘三等于九”，就算不是画蛇添足，那也是“正确的废话”，并不能给情绪的渲染增加什么力度
其实《波斯语课》里，科赫到最后可能还真有点把雷扎当朋友了，因为他相信雷扎是波斯人，未来他去了伊朗，雷扎可能还会来餐馆拜访。但观众当然明白，科赫是个纯粹的坏人，雷扎断不可能吧科赫当朋友。而《南京照相馆》里伊藤根本就没把阿昌当朋友，阿昌更不可能把伊藤当朋友。“我们不是朋友”是没有反社会倾向的观众在看完这部电影后油然而生的感觉，阿昌是否在结尾说出这句话都不影响这一点
不过，从商业的角度看，导演显然拿捏住了空气民族主义者的心理。电影公映以后，这句话被中国的空气民族主义者反复炒作（也令日本的空气民族主义者破防），就如这个问题下很多回答高呼“日本就是我们不共戴天的仇敌”“血海深仇，不共戴天”“海的那边，一个不留”。在空气民族主义者看来，这句话意味着“共感”叙事被终结了，《南京！南京！》这样的“洗白”日本人的电影不会再有了——当然，在我们正常人看来，《南京！南京！》和《南京照相馆》的区别在于叙事视角不同，前者是中日双线，后者是中国单线，本回答不旨在分析这一点，而在于揭示空气民族主义者的心理
「空气」作为形容词，原见于日本二次元用语。「空气系」，如前島賢所言，指那些直接描绘日常生活，没有重大事件和强主线的作品[1]，这些作品被称作“空气系”，是因为它们注重作品的氛围。山田尚子在访谈中曾谈到，「空气感」指的是“就连包围着她们(角色)的空气(氛围)我也想拍进去”，在一部「空气感」的作品中，角色、物件、背景等画面要素在构图上处于平等的位置，致力于向观众展示一种美好的氛围。例如，《轻音少女！》就是一部典型的空气系作品
我用「空气」这一词汇来形容这样一种民族主义者：这些民族主义者，他们并没有构建出一种明确的、自圆其说的民族主义理论，他们奉行的民族主义重在营造一种“氛围”，这种“氛围”由两种要素组成，一是对其他民族的仇恨，二是对本民族的自负。因为空气民族主义者旨在营造一种氛围，所以他们其实没有明确的敌意对象，只是空洞地、不停地渲染仇恨，因此他们需要“我们不是朋友”这样没有目的与指向、但是传达的情绪十分明确的口号
那么为什么空气民族主义者会如此抗拒共感（即主张日本人不能有任何人性、不能让观众感同身受）呢？对空气系作品进行分析时，曾有人谈到鲍德里亚的观点，对处于日常生活中的人来说，没有参与世界的不在场证明是难以忍受的，它需要超越性的符号来维系。我们把这一逻辑颠倒一下来说明空气民族主义者的这种狂暴：“浮于空中”的空气民族主义者构建的仇恨叙事由一系列的符号与形象来维系，在其中“满怀恶意的侵略者”形象居于至关重要的位置，通过这种符号暴力，空气民族主义超越了世界的现实，实现了对另一个民族所有个体的极端仇视
作为封闭（Verborgenheit）的日常生活，没有世界的幻影，没有参与世界的不在场证明，是令人难以忍受的。它需要这种超越所产生的一些形象和符号。我们已经发现，它的宁静需要对现实与历史产生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它的宁静需要永久性的被消费暴力来维系。这就是它自身的猥亵之处。
而一旦共感产生，空气民族主义就破碎了。为什么会产生“共感”情绪？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地球上的生物，都是人科、人属、智人种，我们难免会有移情，或叫做“感同身受”的时候。一旦这种情绪产生，我们就会意识到，日本人和所有国家的人一样，有坏人，也有好人，最多的是普通人。一个冠冕堂皇的日本教授，曾经可能犯下滔天大罪——比如和731合作的日帝医学专家；一个充满兽性的日本士兵，在战前可能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少年。“共感”会令空气民族主义破碎，因为它构建起来的、整体上作为无人性的侵略者的他者符号被消解了，空气民族主义者主张的绝对的仇恨也就不存在了
就如《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欧洲》一书所描绘的那样，人发动了战争，战争也在塑造人。战争的参与者中，有伊藤、科赫、科赫的女助理这样绝对意义上不存在正常的善恶观的人，也有许许多多曾经的“好人”“正常人”，但到了战争结束的时候，人已经不存在了，只存在一群野兽。这是“共感”叙事的基础，也是空气民族主义者所不能容忍的
因此毫不奇怪，当布拉格居民在战争最后一周奋起反抗纳粹时，长期积压的怨恨终于演化成暴力。他们抓住德军士兵，群起殴打，淋上汽油，将其焚烧。数十人被吊在城市的路灯杆上，血肉模糊的躯体上被刻上纳粹万字符。游击队员冲进地窖，把躲藏在里面的德裔男人、女人、孩子拖出来，人们被殴打，妇女被强奸，有时甚至被杀害。数以千计的德意志人被赶出家园，被关押在学校、影院、营房，许多人受到残忍审讯，审讯者试图深究其政治立场。
在这几天里，城市里弥漫着浓厚的恐惧气氛。一些布拉格居民后来提到，那种“会传染”的恐慌让他们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战壕里的岁月。一名德裔公务员形容当时的布拉格满大街都是“街垒和受惊的人”。当他试图回家时，他好几次误入人群，到处都是怒气冲冲的男人、骂骂咧咧的暴民、惊声尖叫的女人、屈膝投降的德军，还有许多贩卖捷克国旗和徽章的年轻人。他后来写道：“每间屋子里都传出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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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男人试图保护自己的妻子，他很可能会招来杀身之祸。俄国人以及捷克人，甚至懒得把女人带走，他们就在孩子和营地所有犯人面前强奸女人，所作所为如同禽兽。在夜里，人们能够听见这些可怜女人的呻吟和呜咽。到处都在执行枪决，子弹就在我们头上擦过。人流密集，噪声不断。黑暗的夜空被探照灯和俄国人的枪火划破。我们的神经日夜不宁，我们仿佛坠入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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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诺曼·刘易斯的说法，在解放后的意大利南部，类似行为日趋普遍。他还记得，一位意大利贵族来拜访过他，询问能否允许自己的姐妹到军队妓院工作。刘易斯解释道，英国陆军不设立任何随军妓院，贵族及其姐妹只好悻悻而去。还有一次，刘易斯调查一桩严重的妨害风化案，该案涉及一位年轻的意大利女孩，女孩的父亲极力向刘易斯求情，因为女孩的父亲希望起码能让女儿有顿饱饭吃。
这种绝望的情形，绝不局限于那不勒斯，甚至绝不局限于意大利。整整一代德国年轻妇女都学会了坦然接受与盟军士兵同床共枕，而代价仅仅是一根巧克力棒。在荷兰城镇海尔伦，美国步兵罗斯科·布伦特（Roscoe Blunt）遇到一位主动接近他的年轻女孩，她“开门见山地问我，想不想‘ficken’（fuck），或者想不想‘kuszen’（kiss）。我脑子一片空白，好一会儿才明白她问什么”。布伦特问女孩多大了，女孩说自己12岁。在匈牙利，有年仅13岁的女孩向医院承认自己得了性病。在希腊，性病记录显示，最年轻的患病女孩才10岁。
这种道德堕落的状况深深触动了《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的战地记者艾伦·穆尔黑德（Alan Moorehead），在他看来，这远比他目睹的物质破坏触目惊心得多。当他在那不勒斯刚刚解放时抵达此地，他绝望地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他看见男人、女人、孩子为了争抢士兵抛下的食糖而彼此殴打，他看见黑市商人贩卖假酒，他看见皮条客在兜售年仅10岁的雏妓，他看见6岁的男孩兜售色情明信片，明信片上是姐妹们的裸体，甚至是他们自己的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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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波犯罪浪潮中，生存压力无疑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其他事实同样不可忽视。首先，一旦盗窃禁忌被打破，再次盗窃就会变得更加容易。对于某些人来说，经过长达六年的战争，盗窃行为已经变成谋生手段：那些曾经依靠偷鸡摸狗或者投机倒把求得生存的人们，不会因为战争结束就金盆洗手，何况艰难时世还在不断恶化。
然而，更加让人深思的是，战后普遍存在的盗窃现象，其实满足了许多盗窃者的深层次需要。许多人偷盗成性，甚至会去偷窃那些毫无用处的东西。许多经历过难民生涯的人都提到，他们会去偷餐厅的桌布，或者“某些绝对笨拙的目标，例如大花瓶”。玛丽亚·别利茨卡（Maria Bielicka）是一位在监狱和劳动营里熬过四年的波兰妇女，她说她几乎是出于本能去偷东西。战争结束后，美国人在一处德国别墅里暂时收留她们两姐妹，此处离她们原来从事强迫劳动的瓷器工厂不远。
战后盟国之所以如此急于结束非正常状态，可能就是被这种普遍的无序和暴力吓到了。在太平洋战场，类似的行为也不少见，日军、美军、东南亚人（也包括中国）都有很多暴力行为。普遍的无秩序令“挨个审判，处罚坏人，放过好人”在技术上变得不可行，西方盟国和中国没有对中层以下的战败国官兵进行惩戒（除了罪证确凿且罪大恶极的那些），苏联则漫无目的地把大量战俘关了一段时间，然后也将他们释放。到了50年代，事情已经翻篇了——大家都要做生意的。除了在中文互联网上已经人厌狗嫌的以色列以外，没有国家还在继续追凶。以色列提出引渡艾希曼的时候，阿根廷政府也断然拒绝了以色列的要求——只不过以色列是个非正常国家，它选择了直接绑架
这是空气民族主义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空气民族主义者没法具体地恨天皇，因为明仁天皇夫妇已经踏上过中国的土地了，他们对战争的态度得到了中国官方的最高认可。空气民族主义者也没法具体地恨曾经和军国主义勾结财阀，因为财阀真的在做生意。空气民族主义者也没法具体地恨战犯，因为战犯要么被处决了，要么得到了当时战胜国认为合理的惩罚——美国和民国放过了很多战犯，苏联和中国也判了很多有期，并且苏联在1956年就释放了全部在押战犯，包括731部队的成员。无论空气民族主义者在其他问题上处于哪个立场，都很难继续使用战犯这一符号，因为各国都对战犯做出了违背空气民族主义者诉求的处置
宴会上，（）首先发表讲话：“中华民族和日本民族都是伟大的民族。勤劳和智慧的两国人民在长期的友好往来中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为人类的文明做出了可贵的贡献。令人遗憾的是，在近代史上，中日关系有过一段不幸的时期，使中国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灾难。‘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牢记历史教训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明仁天皇在讲话中首先提到了遣隋使和遣唐使，强调了中国文化对日本的深刻影响，说日本国民长期以来一直对中国的文化怀着深深的敬意，很有亲近感。明仁天皇还谈及自己受中国文化熏陶的情况，说他从小就读过李白的诗，对《三国志》也颇感兴趣。
讲话中，明仁天皇就日本侵华史郑重表示：“在两国关系悠久的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段不幸时期，我国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我对此深感痛心。战争结束后，我国国民基于不再重演这种战争的深刻反省，下定决心，走和平国家的道路，开始国家的复兴。”
第二个因素则在于，空气民族主义者被系统性地排除在了政治之外。惯常的民族主义常常与政治进程紧密结合，例如第三世界反抗殖民的民族解放进程与第三世界的国家与民族建构之间的结合，普鲁士军国主义对外入侵的渴望和德意志民族主义者对英法的仇视之间的结合。而空气民族主义者没有能够与其结合的政治进程。这一点，日本也很相似：自民党一党独优，给了参政党为代表的空气民族主义者崛起的机会，他们不需要思考驱逐在日外国人有没有代价，反正自民党最终会以“日式官僚的智慧”把这件事和稀泥过去，因此为什么不干脆大吵大嚷各种极端的口号呢？中国的空气民族主义者也同样，他们知道他们的主张会对外交决策产生0%的影响，因此他们干脆破罐子破摔
那么，就有了现在能见到的“空气民族主义”的模样：基于空洞的仇恨氛围，与现实政治脱节，通过反共感的、将异族绝对敌化的符号自我维系，狂热地试图打破所有规则，但只会在互联网上污染视线。在知乎上空气民族主义者因为存在反《南京照相馆》的人而狂热地追捧它；在其他平台，连《南京照相馆》都被解读成“美化日本侵略”“弱化中国反抗”了
《南京照相馆》这部电影本身做得很好，它没有成为反向《啊，海军》式的“剥削电影”（指打着“反法西斯”“反暴行”一类名号拍摄消费苦难者的电影，例如用毒气战题材拍恐怖片、用强暴情节拍情色片、用侵略事实拍军国主义），吃空气民族主义者的烂饭
共和国的爱国主义长存，空气民族主义则常如朝露般融化。共和国作为负责任、有担当的大国不会变，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不会变，作为世界和平与繁荣的维护者、建设者不会变，未来共和国主导的全球治理将是真正在乎人权的、致力于碳中和的、奉行平等和民主价值观的，而不是反过来
参考
- ^前島賢『セカイ系とは何か ポスト・エヴァのオタク史』ソフトバンククリエイティブ、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