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要记住一句话，污名化民主，首先要污名化人民。

我们以高赞的答案挨个分析。

1.

我们先不谈把全民都矮化成“贪玩的初中生”合理不合理，我们就谈一件事——初中生真的会选网吧老板和台球厅老板来做班主任吗？

大家都上过初中。一个正常的初中里，是在乎成绩和中考的学生多，还是全天混迹于网吧和台球厅的学生多？混迹于网吧和台球厅的学生，有多少人意识不到好好学习是对的？就算有一小部分初中非常非常差，那能否用它们来剥夺所有初中生的投票权利？

初中生只是贪玩，不是没有是非观。甚至那些你们口中的小比例的坏学生，他们的失败更多来源于“没有人在乎也无法自控，自律性差”，而并不是好坏不分，觉得“打游戏比学习更重要、更正当”。

这个回答，其实就是把人民全都污名化成了发育不全的初中生，还是最不识好歹的差生，来到达污名民主。

2.

让我们再看这个回答——姐妹们真的能选肖战当省长吗？我们先不谈代议制民主中，省长是不是选出来的，我们先顺从答主。

第一，各位的朋友圈里，肖战的狂热粉丝占多少？讨厌肖战的人又占多少？不知道肖战的路人又占多少？选票可不是买榜来的，是一人一票投出来的，请问肖战的粉丝在一项全民的投票中，真的能掀起任何浪花吗？

第二，肖战的粉丝中狂热粉有多少？难道大家都被尤里心控了吗？一个上过几年班的人，有多大可能放弃自己的一切三观，坚信肖战能够当省长？注意，肖战最狂热的未成年粉丝，是没有投票权的。

第三，肖战真的不能当省长吗？要知道现在的粉圈，任何道德绯闻都能演化成塌房。假如他真的有一套自己的方针来说服中间路人，还能始终保持较高的道德水准，我想，他还确实比很多人更适合当这个省长。

3.

民主真的是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吗？如何在民主的框架下，避免多数人的暴政，是无数社会学家研究百年的问题，这个问题早就有了较完善的答案。

实际上，这个答案其实有一点说对了：“民主是一种妥协”。假如高层要求强装，那么低层的业主势必会通过其他手段的不配合甚至诉诸暴力来解决问题（参考美国征地案）。而在这种对抗中，大家都会发现，这样双方都不会受益，从而回到谈判桌上。

在这个问题下，忽视所有高层的利益不安电梯并不是最优解，忽视低层业主诉求也不是最优解。而最优解恰恰会是在一次次恰谈中达成的“加装电梯时，要给予低层业主充分补偿”。

这才是答案所说的，民主是一种妥协，是全部人的妥协，而并非强迫一小部分人妥协。

4.

我们回到那个问题：为什么在这些回答中，人民一定是短视而愚蠢的呢？按照这个理论，是不是民主国家既没有水利设施，也没有旅游资源呢？

再退一步，我们承认民主所带来的效率问题。但是，“不顾人民意见”所修建的，可不只是大同古城，还有水司楼，还有巨型关羽，还有被废弃的火车站……这种“不民主决策”所带来的损失更大，还是收益更大呢？究竟有多少人在饶过“民主决策”时，是优先考虑集体利益的呢？天下官员如过江之鲫，耿工又有几何呢？

还看到了一些回答，说“只要你给民众一人发1000块钱，民众肯定投你。”我不反驳，但是，其一，实践出真知，大家可能一开始会被1000块钱所引诱。但是，只需要实践几次，大家就会发现选对代表人所带来的利益远超1000元钱，自然就会做出理性的选择。其二，起码这样你可以拿到1000块钱，装一辈子好人就是真的好人，假如一个人真的能持续不断的给全民发钱拉拢民心，我们为什么不可以选他呢？

最后，我只想再次告诉大家：

所有对民主的污名化，本质都是对人民的污名化。你不能只在喊口号的时候说“人民万岁”，在分蛋糕的时候又说“民智未开”。

你和你老婆带3个娃，决定每天吃什么东西。
你是个很开明的父母，决定听听3个娃的意见，形成家庭民主。
3个娃说，我们要天天去四海一家去吃自助餐。
你老婆说要家里煮饭，省钱。
你的想法是可以家里煮，也可以外面吃，但最重要的是一家人齐齐整整。

如果按人头作为投票决策：
3个娃3票，你弃权，你老婆1票反对=接受3个娃的意见天天去四海一家。
这当然是不可行的，
因为真正维持你的家运行的是你和你老婆，天天吃肯定钱包受不了。
哪怕真的执行了，
家里没钱或者老婆不干了当然运行不下去。

这时候你老婆提出了：干什么，家里吃什么你和你老婆决定就行了，是你和你老婆赚钱养家，3个小孩没权决定。
这当然效率是最快的，家里的情况也可以维持。
但长期一言堂，孩子难免有怨言，
积累下去，难免是出现家里面的冲突。
另外，你和你老婆和三个孩子的权力关系其实是互相转化的，
你权力根源是因为你赚钱养家，
将来孩子大了你退休了，他们决定不给你饭吃怎么办？

这时候你灵光一闪：
你还是讲民主，还是投票决定。
但投票变成投票人：
投票人（投票权利）按人群分。
父一票，所以你有一票
母一票：所以你老婆有一票
孩子一票：所以三个孩子共有一票。
这时候你发现：
虽然是投票了，
貌似是5个人共同决定的，
实际关键的那票在你那。
什么时候照顾孩子感受，
那你就投外出，吃一顿。
什么时候要照顾你老婆感受，
那你就投给你老婆。
【家里就有了【民主】的氛围了，又能维持下去了】。
但你看
【家里面的民主都那么难维持了，何况国家呢】？
【讲民主，其实不简单，是个技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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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赞啦，发表下感想。
首先，这只是我编的一个小故事，回答“民主是不是神学”这个观点的。
因为如果民主是“神学”，是虚无缥缈，只存在人脑永远无法实现的。
为什么信自由的西方会提倡讲民主，信社会主义的东方也会提倡讲民主呢？
而且很搞笑，就是东西方都认为自己很民主，而谴责对方不民主。（当然也会有东方/西方的人认为自己所处地方不民主）。
所以有了这个头脑风暴：如果你要讲民主，你要怎么做？
原本我要阐述的其实是最后那句：家里面的民主都那么难维持了，何况国家呢。
刚开始还有个人和我争辩说那个方案如何如何，我实在受不了折叠了。
因为我的初衷只是说明现实民主实现有可行性同时有他适用范围，但具体说明哪个方案好就超出我能力了。
而且我觉得，你批评一个制度，最好就充分了解他，毕竟你认为他那么坏还是有很多人支持他对吧。
所以，处于不得罪人的态度，这条贴下，我不参与关于具体民主方案的讨论了，各位畅所欲言，除非人身攻击我不再管理评论。
而且我发现，P社玩家的评论普遍比别人回复质量高。
所以我建议，讨论《民主实现形式的人》先开一盘P社游戏试试：比如《维多利亚3》什么的。

以前看B站有个考公视频，说农村要装基站，然后村民说基站影响鸡下蛋，问你怎么解决。

那个讲师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基站影不影响鸡下蛋，问题在于鸡下蛋被影响了，而我们的工作重心应该在解决村民鸡下蛋的问题。

那个时候弹幕都是在刷幽默的，还有各种戏谑讽刺的话，觉得这是形式主义糟粕。

看到这个视频我觉得很吃惊，因为我觉得这个老师讲的话确实让我茅舍顿开，但是为什么他们这样去嘲笑呢？

还有一个视频，谈党大还是法律大，结论是一样大，这个视频更加完蛋，嘲笑的言论从视频的第一秒到评论区的最后一条都是满满当当。

但是在评论区的一个角落我发现一条评论，模仿着讲师的句式说：美国总统大还是议会大，还是法院大？答案是一样大。结果这个评论无人问津。

我说这么多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在没有接触相关的事情的时候，他往往是不加思考，凭直觉去做判断的。如果你没当过医生，你就不知道患者会如何去违反你的医嘱；如果你没当过基层干部，你就不知道居民会提出怎样的离谱问题。我教我的朋友装电脑，因为不方便去他家，所以只能开视频指导他，你能想象我光是告诉他把机箱的pcie挡板掰下来，我光是告诉他什么叫pcie挡板这件事，就进行了20分钟吗？

民众当然可以要求民主，我很多时候也不希望一些问题的讨论把我排除在外。但是民众在要求政府的同时能不能稍微对自己有点要求，你起码得对事情有基础的了解，而不是随便听别人说，或者自己瞎想，然后就觉得自己的声音应该被听到了。

还是最开始基站的事。很多老人听别人说辐射影响人、影响动物、影响植物，然后就说基站怎么怎么不好，你装了之后我怎么怎么不舒服，家禽家畜农作物怎么怎么出问题。等把基站拆了，又说信号不好又要你装回去，要是按b友所谓的“务实主义”，你们这个电信局这个月别的事情就不用干了，天天往返来回拆装基站就得了。

民主制在很长的时间里都是一种优秀的制度，一方面它足够理想化，少数服从多数，几乎是不需要解释就能理解并认可的原理，并且在长久的历史中都没有频繁出现重大错误，足够可靠。

但是随着时代不断发展，我们身边很多人觉得理所当然，随处可见的东西，事实上背后已经蕴含了太多的科学原理和工业技术了。在古代一个四十岁的人几乎能理解这个社会的80%的东西，但是在现代，一个四十岁的人都不一定能理解他所处的行业80%的东西，人类所解锁科技多了，个人的知识面就窄了，你对社会的认知就不全面，这时候让你去民主，去投票，你投的明白吗？

又是基本盘，又是护城河，又是糖，又是我剥夺别人选举权利的。

哎呦，这一顶顶帽子扣的给我整不会了。

污名化民主，首先要污名化人民。

这个观点在我们这个国家长久以来是大行其道，以至于被一些有官方背景的人大肆引用。

具体表现在哪里呢？

在我们国内的互联网上，你肯定看过不止一次类似这样的观点：

人民是愚昧的，不可能引领国家前进，他们必须由政治精英来引导。

一人一票不能决定国家大政方针政策。

一人一票选举，最后肯定选上蔡徐坤和周杰伦这种流量明星。

一个农民和文盲的选票，不能等同于一个有着专业素养的学者。

他们就是用这样的话术欺诈，用种种威逼利诱的方式，诱导和胁迫人民放弃自己的正当权利。

这其中第一个观点甚至被我们的官方叙事所承认——群众(他们不称人民)是愚昧无知的，他们必须由理论素养高超、战斗意志坚定的先锋队来领导。

那么这个先锋队是谁呢？必须是我们。

由什么样的正确理论去引导呢？是我们的理论，只有我们的理论才是正确的。这一点是不可以证伪的，也没有什么逻辑关系和实证来进行佐证——也既因为我正确，所以我正确。

可是我们忘记了一个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逻辑:

人民，才是这个国家本身。

这个国家本不需要国土，因为其上的人民的生存，才赋予这片辽阔的大地以“国土”的意义。

这个国家本不需要军队，因为其人民需要免受外国侵略，才给予了军队存在的意义。

这个国家本不需要政府，正是因为生存在其上的人民需要用组织去构建和理清他们的生存方式，这才赋予了政府存在的意义。

没有人民这个根基，其他所有的一切全部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人民不需要被谁去治理，也不需要为谁去奉献，他们就是这个国家本身，是国家存在的唯一意义。

投票本身并不是在决定大政方针，那是人大代表或者国会议员的事情。他们也不是要搞出什么重大政策，那是选举出来的政治精英的义务。人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用他们的选票，来发出他们的声音，表达他们自身的利益诉求。

那么自然而然的，我们就会衍生出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专家学者的一票，其权重必须高于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民？

难不成是因为，在这个国家，学者的利益的重要性，要高于农民？还是大学教授这个群体的利益，要高于农民群体？

又或者是大学教授为提升政府对高校的拨款而发声是合乎情理的，而农民要求谷物价格稳定这个利益诉求就是无理取闹？

农民不应该主动去保卫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是必须把权力交给另一群他们压根儿就不认识的、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外行人去代表他们，去保卫他们的利益，还要无条件相信他们会一心一意为了农民好。

这个结论不荒唐吗？

哪怕是一个目不识丁的乞丐，只要他还是这个国家的公民，只要他还是我们人民中的一分子，那么他就有应当属于他自己的合法利益，任何人都无权声称他比乞丐自己更能代表他的利益，任何人都不得因为乞丐的贫穷而剥夺他合法的政治权利。

我们可以通过经济帮扶消灭乞丐的贫穷，我们可以通过发展教育事业消灭乞丐的愚昧，但没有任何人可以消灭乞丐自身。

因为他就是这个国家本身。

这是一种典型的“范畴谬误”：用寻求纯数学唯一解的逻辑，去审判一个本质上是规范和建构的社会科学问题的同时，还忽视自己的理论和现实的差异

初始设定的“原罪”：

作者整个论证的起点——“设 F 为所有可实施制度的集合”以及“设一个违背指标 v : F → [0,1]ⁿ”——本身就是其论证中最不切实际的部分。他将社会科学中最困难、具争议的核心问题，当成了一个不言自明的事情

• 制度集合 F 的生造： 在现实中，不存在一个良定义的、包含所有“可实施制度”的集合，如果存在这个东西也不一定是metric space的。制度是复杂的、路径依赖的、嵌入在特定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动态系统，而不是一个可以随意抽取的数学点集。如何定义制度空间的拓扑结构，使得“连续性”和“邻域”等概念有意义？这本身就是制度经济学中的前沿难题（North, 1990）。作者直接假设这个集合存在，回避了最关键的建模问题。
• 映射 v 的主观性： 最致命的缺陷在于映射 v 的设定。作者假设存在一个客观函数，能将任何制度精确地量化为其在n个公理上的“违背程度”。这在认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这个映射 v 本身，就是所有价值判断、意识形态和规范性权衡的集合体，个人观点如果按照经济学的标准序公理化，那就可以加总吗？（要知道经济学的可加总问题可是争论了多少年）
  按他说的如何量化对“言论自由”的违背？不同的人、信奉不同的理论会给出完全不同的 v 函数。作者将所有主观性都打包塞进了这个初始假设的黑箱中，然后假装在后续推导中追求所谓的“无外生变量”的客观性。这是一种逻辑上的丐题谬误。

对社会选择理论的误读：

作者在第1和第2部分中，本质上是“重新发现”了社会选择理论的基本困境，即阿罗不可能定理的精神，但是也是在曲解的基础上。阿罗证明，它证明的是，当有三个或以上的选项时，不存在任何一种投票或偏好聚合机制，能够将所有个体的序数偏好（即仅含排序，不含强度信息的偏好）转化为一个唯一的、满足一组最低限度“公平”公理（如非独裁、全体一致性等）的社会偏好排序。在满足一些看似合理的公理（如全体一致性、非独裁性等）时，不存在一个能将所有个体偏好完美地汇总为单一社会偏好的通用方法（Arrow, 1963）。

那然后呢？世界上的大多数民主制度都设置了两个候选人的竞选标准。到了不学无术的他嘴里，就变成了

他的错误在于，他将这个“不可能性”定理视为理论的终结，并由此滑向虚无主义。而整个学术界，包括阿罗本人以及后续的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都将此视为研究的起点。他们的工作恰恰是探讨：当我们放宽某些公理时，会发生什么？当我们引入更多的信息（如基数效用或人际可比性）时，我们能走多远？（Sen, 1999）。阿玛蒂亚·森的工作就是对阿罗困境的最好回应。森指出，阿罗的框架信息量太少（只用序数偏好）。通过引入更多的信息，比如基数效用（偏好的强度）和人际可比，或者发展出“可行能力”（Capability Approach），我们就能够在很多重要的情境下做出有意义的社会评价和比较。

他的论证停留在指出“完美聚合不存在”，而忽略了整个学科数十年的发展。

对度量（Metric）的误解：

作者在第3部分中关于p-norm的例子，是他整个论证中最具误导的地方。他展示了当参数p从小于1.16变为大于1.16时，制度M和N的优劣排序会发生逆转，并以此证明度量选择的任意和“独裁”。

这恰恰是对数学工具社会科学应用的根本误解。这个结果不仅不是一个缺陷，而且核心的意义完全相反。它清晰地揭示了不同规范伦理原则之间的冲突：

• 当 p 趋近于1时（曼哈顿范数），我们关心的是“违背度的总和”。这在伦理学上类似于功利主义，即追求总体福利（或总体损害最小化）。在此标准下，制度N（总违背度0.8）优于M（总违背度1.0）。但是功利主义的一大问题就是Derek Parfit提出的令人恶心的问题（The Repugnant Conclusion）
  该悖论指出了四个关于人口相对价值的直观、令人信服的断言之间的相互矛盾。帕菲特最初对这个令人反感的结论的表述是：“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对于任何完全平等且福利极高的人口，都存在一个福利极低、且福利更好的人口。”
  在社会选择理论发展到今天的情况，理论经济学对于这个悖论的反驳起码能找出三大支文献。
  
• 当 p 趋近于∞时（切比雪夫范数），我们只关心“最严重的那个违背项”。这在伦理学上类似于罗尔斯的“差异原则”或底线思维（Rawlsian Maximin Principle），即优先关注最差的情况（Rawls, 1971）。在此标准下，制度M（最大违背度0.2）远优于N（最大违背度0.8）。

作者的数学推导，实际上是将模糊的哲学辩论（“我们应该优先考虑总体，还是保护底线？”）精确化为一个数学参数 p 的选择。这使得价值辩论可以被清晰地阐明和分析，是科学进步的体现。作者却将其视为比较失败的证据，这无异于因为锤子和螺丝刀不一样，就宣称整个工具箱都毫无用处。

误解Majorization和可笑的的树靶子

致命的稻草人：

作者的论证目标是寻找一个“被选出的唯一内生metric ρ' ... 没有任何外生变量”。这再一次暴露了他整个论证的核心谬误。在规范分析中，根本不存在这样一个“无外生变量”的神之标尺。选择一个评价标准（即选择一个norm）本身就是一种必要的、理性的“外生”价值输入。他用复杂的数学去攻击一个从哲学上就不成立的虚假目标。

对Majorization理论的颠倒解读：

Majorization理论在经济学（特别是福利经济学和不平等研究）和决策科学中，是一个极其深刻和有用的工具。它的作用恰恰与作者的结论相反。

HLP理论和相关研究（如舒尔（Schur）的开创工作）告诉我们一个事实：
如果一个向量y能够弱主序化（weakly majorizes）另一个向量x（在经济学中，这常被称为y的洛伦兹曲线在x之上），那么对于所有属于对称规范范数这一大类的评价函数，都会一致地认为y“更好”（即范数值更小，代表更少的“违背度”、更低的不平等或更小的风险）。

这意味着Majorization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其强大的、达成共识的工具。
当主序关系成立时，无论你是一个纯粹功利主义者（关心总和，类似L1范数），还是一个罗尔斯主义者（关心最差情况，类似L∞范数），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任何一种“不平等厌恶”的评价者，你们的最终排序结论是一样的！

这并非比较的失败，而是精确地提出价值冲突。不可比意味着x和y之间存在的权衡（trade-off）。例如，x可能在“平均违背度”上表现更好，而y在“最大违背度”上表现更好。其用来证明其观点的Ky Fan范数（即最大的k个分量之和）就是最好的例子。

他的证明无非是表明：一个更关心“极端情况”（比如只看最大的1个违背项，k=1）的评价者，和一个更关心“普遍情况”（比如看最大的5个违背项，k=5）的评价者，可能会对x和y得出相反的结论。

这难道不是一个常识吗？ 一个关注社会最底层福祉的政策制定者，和一个关注社会总体GDP的政策制定者，对同一个政策的评价当然可能不同。Majorization理论的优越之处，就是将这种模糊的哲学和政治分歧，转化为了一个清晰的、可分析的数学范式。它告诉我们，分歧的根源在于我们对分布不同部分的重视程度不同（在上述数学的表达里即范数的选择）。

对最优化的无知：混淆帕累托最优与单目标最优

在第5部分，作者对“局部最优”的论证是完全错误的。其根基建立在一个根本的数学错误之上：即对最优化理论，尤其是在多目标情境下的“局部最优”概念的严重曲解。他的论证始于一个错误的假设，即定义局部最优必须引入一个将多维向量压缩为单一实数的函数U(·)，从而依赖一个“全序”（total preorder）进行比较。这个前提强行将一个单目标优化的定义套用在了多维度的复杂问题上（为什么不是多目标优化，因为是的话他就圆不上了），从而人为地制造了一个他可以轻易击败的稻草人，并陷入一个“因为U函数是独裁的，所以局部最优也无法客观成立”的循环论证。

然而，处理此类问题的标准数学框架——帕累托最优理论，完全绕过了这个伪问题。一个点是否为“帕累托局部最优”，其定义完全且仅依赖于偏序的支配关系，即判断其邻域内是否存在一个能在所有维度上都不差、且至少在一个维度上更优的解。这个定义根本不需要任何人为设定的函数U或全序关系。因此，作者声称“坚持使用partial order...局部最优仍然无法成立”的推论，在数学上是直接错误的。
他将邻域内存在大量“不可比”的点视为理论的缺陷，但这恰恰是对现实的深刻洞察：一个点达到帕累托最优，正意味着任何进一步的移动都必然涉及权衡与取舍，而非纯粹的改进。这是最基本的MWG的理论经济学的基础内容，一个经济学本科生都该起码有基本认知的福利经济学常识。

关于阿罗不可能定理，我在前面已经讲过了详述。 着重聊聊后三者：

• 吉巴德-萨特斯维特定理 (Gibbard-Satterthwaite, 1973/1975)

混淆“策略性投票”与“操纵”和“压迫”：该定理证明的是，在超过两个候选人的选举中，任何非独裁的投票制度都无法避免策略性投票。即选民有时通过不投给自己最喜欢的人，反而能得到一个更好的结果。这是一种理性的激励反应，而非“被操纵”。将选民根据规则进行理性博弈的行为称为“被压迫”，是一种极具误导性的情感化描述。
真正含义：这个定理揭示了信息与激励的复杂性。它告诉我们，制度设计必须考虑到参与者的自利行为。整个机制设计领域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其目标是设计出“激励相容”的机制，即让参与者说真话、做实事成为其最优策略。虽然完美的激励相容很难，但我们可以设计出能抵抗大多数策略行为的制度。

• 格林-拉丰定理 (Green-Lafont, 1979)

这是一个关于公共品供给的精确权衡：这个领域的定理（如克拉克-格罗夫斯机制）实际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它们设计出了能激励人们诚实报告其真实需求的机制。但其代价是，为了维持激励相容，机制通常无法实现预算平衡，即可能会产生盈余（政府额外收入）或需要补贴。

真正含义：它再次精确地刻画了一个权衡：在公共品供给中，信息效率（让人们说真话）和配置效率（预算平衡）之间存在冲突。这使得我们可以清晰地讨论政策选项：我们是愿意为了让人们说真话而容忍一点财政上的不平衡，还是为了严格的预算平衡而接受人们隐藏偏好导致的资源错配？这为公共政策设计提供了清晰的分析工具，而非宣告其破产。

• 迈尔森-萨特斯维特定理 (Myerson-Satterthwaite, 1983）

定理证明，在买卖双方对自己估值拥有私人信息时，不存在任何机制能够同时保证：1）交易总是有效率地发生（只要买方估值高于卖方就成交）；2）双方都有参与的激励（个体理性）；3）机制本身不需要外部补贴（预算平衡）。

真正含义：它为信息不对称环境下的市场效率设定了一个理论上限。它解释了为什么现实中很多潜在互利的交易没能发生。但更重要的是，它催生了对“次优”的研究，比如设计最优拍卖机制，在无法实现100%效率的情况下，最大化卖方收益或社会福利。我们每天都在使用的各种拍卖和交易平台（如果你觉得离你很遥远，可以去看看互联网广告拍卖，它在你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其背后的理论基础正是对这个“不可能性”定理的深刻理解和应用。

这一切都告诉我们，

数学没学明白就别在那边曲解别人的理论，然后自己虚空树立稻草人都打不明白。

耿彦波，2008年上任大同市长，拓宽御河，修建古城，人民不理解，被大同人民骂了好几年。

如今，御河上游洪水泄洪，大同固若金汤，古城带来旅游经济，人民又无比怀念耿彦波。

如果当年大同人民一人一票，御河和古城一个也完成不了。

我上大学时有事儿没事儿的天天跟我爸辩经，说自由民主多好多好，终于有一天把我爸弄烦了，给我塞小区业委会里，我就坐那儿看他们吵了一天。

然后我就发现，所谓的一人一票不过是看谁最会忽悠，一个小区业委会的民主都这么虫豸，那14亿人的民主应该会更虫豸。

给猪改善伙食搭建更大更好的猪棚，建立问责制度和五年一个改进计划书，对执行不到位的家庭成员进行问责和处分？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选票给猪，每个月就一猪一票决定由你还是你老婆来喂养它们，这样它们觉得自己有决策权当家做主了，自然就没那么多意见了

你跟这些人讨论民主，就跟和朝鲜人谈肉汤一样，当然是神学概念了

忘记说了，还有特有的丧事喜办

你就说，对这种无脑媚上的东西，你谈民主有用么，永远找角度替权贵去赢，民主可不是成神学概念了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提出的时候不会全民投票判断他理论的正确与否。

诺贝尔奖的获得也不是靠老百姓投票的。

甚至于连娱乐圈的各种奖项（奥斯卡，戛纳，格莱美等等）也都不是老百姓投票选出的的。

为什么你们就觉得一个完全没有政治理论和政治学习的人就可以有资格决定谁能更好的带领国家呢？

我并不反对民主，只是反对现在的一人一票的这种可笑的民主。

几个候选人在竞选时提出的各种政见和执政纲领，底下投票的人都能看懂吗？

如果看不懂的话，你靠什么选呢？要么就是媒体疲劳轰炸，要么就是靠各种作秀，或者靠各种博出位的言论。最后不还是沦为选秀一样的活动吗？

川普不是吗？尹锡悦不是吗？米莱不是吗？芬兰的那个女总理不是吗？德国的那个女外长不是吗？蒙古那个一天到晚发展第三邻国的总理不是吗？哦，还有小泽，不是吗？

喊着响亮却不切实际的口号，举着噱头十足却不可能执行的纲领，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了。

对岸更可笑了，先是民主选举，选完之后结果不满意，再搞罢免再选，估计如果不满意还得再来。

这种民主不是很可笑吗？

票选制是世上最高效的军事动员制度，当其无法向外进攻吞噬敌人的时候，它就向内进攻吞噬自己。

1.票选制首先产生于军事M主，每一个战士都是选民，每一个选民都是战士。这是最原初而自然的状态，这种军事集团每一个都是强悍而高效的杀戮机器，无论是散装的维京海盗、加勒比海盗、哥萨克马匪，还是有一定建制的斯巴达、瑞士佣兵，皆是如此。

2.随着军事组织形态的进化，特别是部分国家对海军和佣兵的需求，高纳税能力的商人和匠人获得了选票，金税替代血税，成为了票权的另一个来源。此类国家大多滨海，如希腊、罗马和威尼斯、热那亚、比萨，少数居于内陆则非常依赖雇佣军，比如佛罗伦萨和米兰。

3.在火枪普及之后，军队规模被迫大规模扩张，在民族国家与总体战出现之后，国家被迫进行彻底的社会动员，每一个男人都有兵役义务，而每一个女人也必须承担军工义务，大陆军加大工业的模式将每个人都变成了战争机器的一份子，故而每个人都获得了政治权利。

毋庸置疑之一：票选制就是为战争而生的。

但是，为战争而生，并不意味着永远与战争绑定。这个世界上的事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发展得面目全非乃至于彻底走到对立面的情况比比皆是。正如行政部门建立的初衷是为人民服务……；正如西地那非最初是作为心脏病药物而开发的，最后却成了W哥；正如社与资在名实之间的神奇转换。

毋庸置疑之二：票选制在过去的近一个世纪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种成功主要是在经济、科技、文化领域，反倒是在军事领域显得不再那么强势。

毋庸置疑之三：票选制在新世纪面临衰退的迹象，议会制国家的程序性扯皮永无休止，导致政治行动力低下，而总统制国家普遍出现了社会严重撕裂的状况，已经无法再忽视和否认。

要理解这一系列变化，都得详细了解票选制的方方面面，特别是票选制的几个良性副作用，和票选制在历史过程中的全方位退化。

良性副作用之一：票的初始来源是武力，而且你不是独自一人，你是有战友的，而且大陆军时代的战友们大多比邻而居，这对人身安全与财产安全是极大的保障。相比于古代的臣民而言，持票者作为参政者具有天然的优势，上位者也不敢轻易忽视和践踏他们。人身与财产安全是与市场经济天然兼容的，甚至可以说是市场经济的基石，自然人总是倾向于迁往安全无忧的地方，而商人总是更敢于在保障产权的地方投资。在其他政体下，你的事业和财富就是建立在流沙之上的楼阁，君王一怒，上官一念，一切成灰，而在票选制地区，至少地基是大体坚实的。

良性副作用之二：强者与弱者相争，弱者只能屈服，强者与强者相争，大概率两败俱伤，正因为如此，强强之争反而不会太赤裸或轻易诉诸武力，无需贤者引导，规则会自动建立起来，并且得到充分的尊重。什么是强者？（此处省略200字）如果说严刑峻法是上层强加的外生秩序，米式的票选社会依靠的就是互相威慑和长期博弈产生的内生秩序。

良性副作用之三：票不是闷头投就完了，投之前是要议事的，这种周期性常规性的讨论，就构成了表达自由的基础，而表达自由，是一切思想和文化的沃土。虽然说今天西方的表达自由也已经大幅度衰退了，但衰退主要体现在互联网上，如果你肉身开口，基本上还是可以畅所欲言，不会面临任何直接的后果。换一个角度讲，即便他们的表达自由已经出现如此大规模的衰退，但横向对比的话，仍然是首屈一指的，这也足见曾经的差距有多大。

正面因素讲完了，下面我们讲点负面的，也就是早期票选制与晚期票选制的区别。

区别之一：早期票选制，选民对于作战方向是基本没有争议的，他们只是需要选出一个最英明神武的统帅来带领兄弟们往前冲；现代票选制，选的就是不同的方向，比如往左还是往右，而在判断方向这种事情上，群氓总是无知的。

区别之二：早期，选民都是对国家和社会有贡献的人，要么参军，要么纳税，他们全部是守卫者与生产者，在自身能力与社会责任感两方面都是天然在线的；现代，选民中有很多不创造价值的社会寄生虫，他们不仅无能而且无德，一切以眼前利益和情绪价值为出发点。

区别之三：早期，都是微型社会，就算有的社会稍大一些，也存在一个选民集中的微型精英社会，所以选民对候选人的德行才干都是充分了解的；现代，超大型社会，99%的选民与候选人没有任何交集，好坏完全无从分辨，只能看谁的宣传力度大，更直接一点，谁的竞选经费多。

区别之四：早期，不存在职业政客，候选人都是有自己的本业的，要么是成功的商人，要么是优秀的将领，哪怕选不上，他们仍然有自己的事业和价值，所以对于权位没有那么渴求；现代，基本都是职业政客，当官就是他们人生唯一的指望，所以为了权力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因此也非常容易成为傀儡。

区别之五：早期，传媒的力量是比较弱的，事情是靠做出来，不是靠吹出来的；现代，传媒已经高度发达，掌握叙事才是生死攸关的大事，而具体事情的成败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反正只要脸皮足够厚，任何局面都可以自行宣胜，赢学已经成为一门高度实用的热门显学。

区别之六：早期，金融市场是不存在或者比较弱的，想要搞腐败，就得贪污受贿，真金白银送来送去，比较容易出事，这也极大限制了政客与商人之间的私下勾连与利益输送；现代，金融市场高度发达，政策面一点风吹草动，就能转化为巨大的投资收益，如果制造猴市倒几个来回，简直爽到白日飞升，这不仅导致政坛股神频出，也极大提升了ZS勾连的收益。

区别之七：早期，社会总体寿命偏低，老年选民的比例很低，再加上得在家带孙子，再加上现场投票的各种不便，老人投票凤毛麟角；现代，人均寿命大大提高，再加上子女不养老老人不带孙，再加上投票的便利化，老人这个严重依赖福利的群体成为了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

区别之八：早期，女性选民是不存在或很稀有的，这就导致候选人长得帅不帅，说话好不好听没什么用，很多人都说嘛，如果林肯这个丑鬼生活在现代，肯定选不上；现代，女性选民远多于男性，而且差距持续稳定增大，原因嘛，第一女人命长，第二女人更闲，第三女人更容易因冲动而行动，想想女星的男粉团和男星的女粉团，规模简直天差地别，结果就是，长得丑的，别说当选，入围都别想，选举在很大程度上成了选美。例如，西大2020大选女性选民8300万，男性只有7500万，女比男多了800万或11%以上，占总体52.5%，摇摆州更夸张，2024大选，宾州女性占55.8%，密歇根女性占56.3%。男人是花心的，虽然也喜欢美女，但主要是想睡她，并不会脑子抽抽想聘她当CEO；但女人是专情的，一旦喜欢上某个帅哥，恨不得全身心都倒贴给他，这就导致外表、声音、演技的因素在现代选举中占到了非常大的权重。

区别之九：早期，世上就不存在政党这个东西，因此也不存在由此而衍生的利益交换和立场捆绑，选民和参选者大体上是就事论事的；现代，政党已经十分强大，交易和分肥的机制也已成熟，客观中立是没有立足之地的，于是就只看立场不论是非了，为了反对而反对成了基操。

区别之十：早期，BOSS分配的主要标的是战利品，政治行为是外向型的，无论是海盗头子马匪头子还是佣兵头子，都没有资格让任何一个小弟掏出哪怕一个铜板给另外一个小弟，敌人的尸骨和血泪才是本集团的蛋糕和养料；现代，BOSS分配的主要标的是税金，政治行为是内卷型的，敌对党的失败及其支持者的痛苦才是本党的最大的战利品，剥夺对手福利并增加己方福利（包括但不限于税率、福利、补贴的增减；行业准入、行政许可的废立；军、公、教等财政供养人员的聘用与开除）已经成了基本的回馈选民的方式，至于做大蛋糕，那太难了，也太慢了，谁做谁傻。

明白了上述十个区别，你就能理解，早期那个看起来还挺不错的票选制，为什么沦落到了今天这种程度。选民在持续劣质化、福利化，候选人在不断浮夸化、傀儡化，腐败越来越系统化、制度化，而面临的问题和困难却越来越复杂化、内卷化，政体的失能、人心的失衡、社会的失序、经济的失败几乎已经无法避免。

有很多浅薄的学者，出于慕强与无知，曾经大力推崇多党制和两党轮替，认为这样的政体有强大的纠错机制。此论大谬不然，党争从来都不能纠错，事实上他们更善于“纠对”，所谓纠对的意思就是，打击对方实施的对国家和人民有利的好政策。

纠对，是一个石破天惊的理论，一定会使读者惊诧，但这才是符合人类本性的做法，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且听我慢慢道来，想明白这一层，才能完全理解当今世界的乱象，让我们先从中国的例子开始吧。

回想同盟会当年推翻满清的运动，当他们选择刺S目标时，他们选择了谁？他们没有选择任何专横守旧的达官显贵，他们选择了留洋五大臣，这五个人，毫无疑问是清廷中最进步最开明的人。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同盟会的宗旨是要推翻满清，该目标依赖于满清的腐朽，如果清廷官员腐朽，同盟会的仁人志士会声讨、会谩骂，但内心深处他们会欣喜若狂，因为敌人越腐朽，就离失败和灭亡越接近，同盟会绝对不会去刺杀任何一个腐朽分子，反而是乐见其做大做强把持朝政。相反，如果清廷出现了改凉的声音，那么这就有可能为清廷续命，从同盟会获得政权的目标出发，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所以哪怕同盟会与改凉派在施政理念上高度接近，但他们却会优先杀S改凉派。

这才是世界的基本逻辑。爱上同一个女人的两个男人，绝对不会因为有相同的爱好而成为至交好友，而是会成为生死情敌。这是同生态位的惨烈竞争，如果你成了事，那就没我什么事了，所以我必须坏你的事，让你出丑，让你失败，让你彻底失去竞争力。

如果对手做错了一件事情，你会谴责他、嘲笑他，但你一定不希望他改正，更不会动手去帮他改正，而是希望用这个错误将其死死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示众；相反，如果对手做对了一件事情，你只有怀着酸葡萄心理保持沉默，但如果你有能力和机会，你一定会去破坏这件事情，在对手还没有取得成果之前让它黄掉。

另一个机制的存在让废除正确的政策很容易，但废除错误的政策很难。一个政策如果正确，那么一定会惠及绝大多数人口，但每个人受惠的程度都不大，如果有人要停止该政策，那么就会出现三个和尚没水喝的局面，既然损失是大家平摊的，就没有任何团体会站出来阻止；一个政策如果错误，那么一定会显著利于一小撮人，如果有人要停止该政策，那么这一小撮人就会有极强的动力站出来反对和阻挠，甚至到以死相拼的程度。一句话，公共利益总是很容易被剥夺，而特殊利益却往往坚如磐石。

这就是党争，在对手正确的时候，绝对没有成人之美，只有造谣抹黑、砸锅拆台，在对手错误的时候，绝对不会查漏补缺，只有幸灾乐祸、落井下石。

在两党制下，人们会本能反对对手的一切举措，但这种反对有真有假：对手如果胡来，你会口头大声反对，但并不会真的采取有效行动去制止他，你满心希望对手把事情搞砸，然后你就可以站出来秀先见之明，“你看我早就说了这么搞不行嘛”；对手如果在做一件很有机会成功的事情，你骂的声音就会小很多，因为你担心一旦成功会显得自己像个傻瓜，但你会积攒力量、寻觅机会、制造借口，以雷霆之势终止对方的行为。

功必须自我成，人性就是如此。对于没有超越世俗功利荣辱的人而言，他努力推进一件事情，其目的一定不是让这件事情成功，而是他本人要获取做成这件事情的荣誉和奖赏。

政党制度把人的利益和立场固化捆绑，一个最简单而诛心的问题就是：如果对手的某项举措有利于国家和人民，但成功之后毫无疑问会导致你败选，甚至下届、下下届都没有机会，那么你是希望他成？还是希望他败？

西大的政治就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两党都做了很多砸对方锅的事情，党争之恶，林林总总，但纠对机制，无疑是诸恶之首。

民主选举的时候，选举人上台了不兑现选举承诺有什么制约机制吗

光刻机好啊，他们不让出口

各代战斗机好啊，他们从新中国就封锁了

原子弹好啊，他们连科学家都要绑架（未遂）

偏偏一个号称终极大杀器的民主，

他们要大力卖给中国，你不要还不行

你猜他有没有好心

帖子很轻易的炸出来一些恨国党：其实回答更想表达的是立场很关键，孙中山说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民族为先就是你要知道你是哪里来的，鬼佬的话讲以终为始，很多人搞不清自己的立场，代入自己为资本家，无国界人士，以为自己挣的钱都是凭本事挣得，而不是历史的进程。这种人啊，赶紧去整容，扔掉黄皮，润出去吧，否则你的生活该有多么可悲和割裂